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 荆轲刺秦王 【摘 要】《荆轲刺秦王》中，司马迁热情讴歌了一种弱者的胜利。荆轲慷慨刺杀秦王，体现了舍生取义的道德和人格魅力，刺秦失败的悲歌，昭示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美学。 【关键词】司马迁 《荆轲刺秦王》 人格魅力 悲剧美学 读《荆轲刺秦王》这篇文章，感觉自始至终弥漫着一种隐忍的压抑，又感觉自始至终被某种东西激荡着。再三品读，终于发现全文从叙写荆轲受人侮辱开始，到田光、樊於期先后为了壮举去死，到太子丹明示、暗示再三催促，荆轲一再无奈地表明心迹，再到荆轲事不成功的笑骂，高渐离眼瞎以后的孤注一掷，司马迁自始至终都在讴歌着一种弱者的胜利。 毋庸置疑，燕太子丹是一个弱者，这是由他所在燕国决定的。初读《荆轲刺秦王》，对丹这个人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一直有一种弱者的姿态，他对田光“却行为异，跪而蔽席”，得知田光死时“膝行流涕”，他对荆轲“顿首、因请毋让”，对樊於期的尸体“伏尸而哭，极哀”，与其说他作秀，倒不如说他太卑微，卑微是弱者的悲哀。身为太子，他怕的东西太多，第一怕强秦，其次也怕田光不愿出山辅佐，怕荆轲后悔不去刺杀秦王，燕国的国力容不得他挺直腰杆。他自己也知道他不值得别人为他死心塌地，所以他战战兢兢，他抵挡不了秦国，连想保护的樊於期也保护不了，所以他只好大哭。 其实，把这一次的刺杀事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观照，何止太 子丹是弱者，纵观全文，《荆轲刺秦王》中的众多人物都是弱者，荆轲、田光、樊於期、高渐离无一不是弱者，因为把一个国家的生存危亡托付于一个刺客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弱者无奈的行为。 弱者失败了，但于司马迁看来，弱者又是胜利的。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司马迁在《刺客列传》的最后说:“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 我是赞同司马迁的观点的，因为荆轲的一刺让我想起了“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评价，荆轲们正是以“慷慨”的高尚情怀和“悲歌”的美学风范永恒地站在了历史长河之上，在众多的演绎与争议中，获得了更多的敬意与缅怀。 一、“慷慨”——“舍生取义”的道德和人格魅力 “太史公曰: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始公孙季功，董生与夏无且游，具知其事，为余道之如是。”荆轲刺秦王，在司马迁写入正史之前，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命题。司马迁为什么要以其如椽巨笔，倾注如此深沉的情感，为这些失败的弱者立传而传之后人呢,因为司马迁看到了事件背后高贵的东西，是他们的义举，是他们“立意较然，不欺其志”，是他们“舍生取义”的道德与人格魅力。 孟子说:“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在“生”和“义”之间，刺客更看重的是义，所以舍 生而取义。当然，儒家的“义”和刺客的“义”内涵并不相同。唐君毅先生曾说过:“豪杰之精神，重在由推宕以显阔大;而侠义之精神，则由宅心公平，欲报不平，以显正直，而归平顺。豪杰之士，涤荡一世之心胸，而使百世以下，闻风兴起;侠义之士，则伸展人间社会之委屈，而使千里之外，闻风慕悦。二者皆以其个人之精神，担当世运，而初无假借群众之意。”刺客的“义”正是这两者的结合体。在荆轲等人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这种“涤荡一世之心胸”的“阔大”，“伸展人间社会之委屈”的“担当”。 准确地讲，荆轲等人身上的“义”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信义与道义。他们对“信义”的坚守，对“道义”的伸张，同时彰显了个人与社会各自期待的人格魅力与道德力量。 “信义”在荆轲等人身上的突出表现就是“酬知遇之恩”，所谓“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田光感太子知遇之恩而推荐荆轲，而自刎;樊於期感太子收留之恩而自献首级;荆轲感田光知遇之恩、太子厚养之恩而以身犯险;高渐离感荆轲之恩而蒙垢隐忍，伺机再刺嬴政，等等，似乎都离不开一个“酬知遇之恩”。知恩图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信义”的重要内涵之一。 但荆轲等人身上的“信义”又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武士精神”的坚守和光大。从表层看，荆轲的壮举是为了报答燕太子丹的厚遇。内心深处，作为游侠的荆轲也是在完成他一辈子都在寻找、都在准备完成的一件惊天动地的伟业，以此来实现和证实他作 为“士”的价值。顾颉刚先生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春秋中期以后，士阶层虽然逐渐分为文士、武士(武士流落民间者则为侠)。田光向太子丹推荐荆轲后自刎而死，此举是为了以死激励荆轲下决心，并表明自己并没有泄露国家机密。荆轲私见樊於期，樊於期遂刎颈自杀，是为了让荆轲为自己雪耻报仇，也是对燕太子丹情义相挺的报答。而荆轲本人抱着视死如归、一去不返的决心行刺秦王，也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愿望。田光、樊於期、荆轲身上表现出来的轻生死、重然诺的风范，正是对武士尊严与荣誉的传承与坚守。 不仅仅如此，荆轲等人的“信义”和“道义”是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把他们的所作所为放到反抗暴秦的历史层面进行剖析，我们看到是弱者对强暴的反抗，是在伸展人间社会之委屈，是在伸张社会的道义。当时秦国相对于诸侯国而言，实为强暴之国。如太子丹言:“今秦有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者，其意不厌。今秦已虏韩王，尽纳其地;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燕小弱，数困于兵，今计举国不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在当时情况下，燕国确实无计可施，荆轲因自己祖国卫国也为秦所灭，出于义愤，挺身而出，为燕国一搏。可以说，他的行为具有非常自觉的反强暴的动机。 正是因为荆轲刺秦王的举动是一种反抗暴虐、扶危济困的表现， 是信义与道义的象征，所以这些失败的弱者才让我们感觉到了一种正气凛然，一种慷慨悲壮，因为他们昭示了“舍生取义”的道德和人格魅力。 二、悲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美学 让我感动并为之唏嘘不已的，还有荆轲身上的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这种精神让每个关注他的人都受到深刻感染，被他所展现出来的巨大力量所征服，从而产生了一种审美体验的满足。 想起李翱的慨叹:“及欲促槛车驾秦王以如燕，童子妇人且明其不能。”想起柳宗元的判语“实谓勇且愚”。他们都把荆轲归为逞匹夫之勇的莽汉。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荆轲的死就显得毫无意义了。然而，我要说，事实上，荆轲是一个有相当智慧、头脑非常清醒的人，他对刺秦的胜算之难认识得非常充分。 文章一开始就说“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其为人沉深好书”，一切表明荆轲是个知书达理、胸藏治国之术的人，这样的人，不可能连童子妇人的见识都没有。太子丹与荆轲初次会面谈及刺秦之事，荆轲就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胜任。”后太子丹催发，荆轲在怒斥太子丹的时候也亲口提到“且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知“秦强”，则说明其“勇”;知事“不测”，则说明其“智”。他知道只身前往一个强大国家的宫廷刺杀国君，必死无疑，即使刺杀成功，也不可能保全性命。但面对强大的秦国和暴 戾的秦王，他毅然决然前往行刺，这是何等悲烈的英雄之举。“知者不惑，勇者无惧”，荆轲是完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所以他才在易水之边歌咏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千古绝唱，给世人留下一个充满美学意味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情英雄背影。 这是一种全人类普遍钟情的悲剧精神，这样的悲情英雄已经成了人们心中的图腾，就像《刑天舞剑》中的刑天，《精卫填海》中的精卫，《夸父逐日》中的夸父，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美狄亚，加缪哲学随笔中《西西弗的神话》的英雄西西弗„„他们追日填海，推石不断，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们的命运或结局苍凉，却审美地存活于历史影像和人们的心中，“以最悲怆的面貌引出了希望”，这是悲剧之所在，也是人类希望之所在。 鸿蒙以来，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消解悲剧的方法。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似乎又唤醒了我们潜藏在身体内部的一种强大的生命意志，鼓舞着我们与命运这个“暴君”去搏斗、去厮杀。许多对个体生命来说“不可为”的事情，如果用人类叠加的生命去抗争，也会具有“可为性”，就像荆轲刺秦一样，虽然没有成功，但仍有高渐离始终在寻到机会延续荆轲的刺秦行动。 强者的胜利是微不足道的，弱者的胜利是令人感动的。因为弱者的一次胜利，将要付出比强者大得多的代价。如果连那些不成功的尝试也一并算上，那这个比例真会悲壮得让人连眼泪也淌不出。荆 轲刺秦王的行动没有成功，却使所有的主角都因此送了命，田光死去了，樊於期死去了，荆轲死去了，燕太子丹也死去了。 是的，那些成功了的英雄让人们热血沸腾了一下子，而那些没成功的英雄也会让人沉默深思，让人感动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