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方言地图集.doc

地理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方言地.doc *地理语言学理论和汉语方言地图集 曹志耘 本文介绍了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及其发展情况，回顾了二十世纪以来中提要 国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情况，并分析目前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目前正在进行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是中国地理语言学建设的基础工程，本文介绍了该项研究的目的、意义、价值、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 关键词 地理语言学;汉语方言;方言地图 1 地理语言学理论 1.1定义 地理语言学(geographical linguistics)，又叫语言地理学(linguistic geography)，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变化的过程和机制。 1.2兴起和发展 地理语言学兴起于19世纪后期。最早进行方言调查并绘制方言地图的是德国语言学家文克尔(Georg Wenker)，他于1876年向莱茵河地区的所有小学教师寄发了一份由约300个词组成的40个句子的调查表，请被调查者用当地方言转写出来，在此基础上画出了6幅方言地图(《德国语言地图》1册，1881年)。地理语言学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法国语言学家吉叶龙(Jules Gilliéron)，他训练艾德蒙(Edmond Edmont)调查了650个法语方言点的约2000个词语，编写出版了《法国语言地图集》12册(1902-1914年和1920年)。在这项研究过程中，他发现几乎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提出了“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的口号，并与青年语法学派的“语音规律无例外”口号相抗衡。(徐通锵1991:223-229) 随着地理语言学的发展，在欧美各国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语言地图集，例如芮德(F. Wrede)的《德国语言地图集》6册(1926)，雅伯尔格(K. Jaberg)、俅德(J. Jud)的《意大利瑞士语言地图集》8册(1928-1940)等。在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先后编写出版了《日本言语地图》6卷(1966-1974)和《方言文法全国地图》4卷(1989-1999。第5、6卷尚未出版)。当代的语言地图集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例如Peter Anderson的A Structural Atlas of the English Dialects(1987)注重反映某项音变现象在词汇系统中扩散的比例，而拉波夫(William Labov)等人的The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2006)则与社会语言学研究相结合，并制成了功能强劲的光盘版(参看里的介绍)，把地理语言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1.3意义 1.3.1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 地理分类是从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各地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异同关系)出发，把地理上相连、语言上具有较高相似性的方言归为一类。地理分类的结果主要就是表现为“方言区”，反过来说，所谓“方言区”主要应该依据地理分类。 早期的地理语言学家由于看到在方言地图上，每一个词都有自己独特的同语线，因而认为各地方言之间只有过渡，没有分界，方言是无法“分区”的，换句话说，事实上并不存在 A方言”、“B方言”等等这样的“方言”。但是，后来的语言学家认识到，如果真正的“ 区分不同同语线的重要性，并且注意利用“同语线丛”的话，那么，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完全可以用于对语言进行地理分类(方言分区)。事实上，地理语言学研究是语言地理分类(方言分区)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在今天已毋庸赘言了。 1.3.2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 由于一种语言在各地的发展演变速度不同等原因，各地方言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差异实际上可能正是该语言不同历史阶段特征的遗存，也就是说，语言的共时差异可以反映语言的历时变化。因而，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是进行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重要基础，在缺乏历史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早期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者反对青年语法学派，反对语音演变规律理论，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弥补了历史比较法存在的缺陷，地理语言学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种极为有效的研究途径。如今，地理语言学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中的作用已经得到大家的公认。 1.3.3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 语言变化是在语言因素和许多非语言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的一种复杂运动。早期地理语言学的口号“每一个词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意在否定语音演变的规律性，这无疑过于偏激。因为一个词的历史(实际上是指一个词的音变)本身就是某种规律作用的结果，而许多词的历史往往可能受制于某种更大的规律，这个规律也许尚未发现，但不等于不存在。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地理语言学派的确揭示了语言现象演变的多样性(非线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多样性迫使语言学家去寻找更多的解释途径。 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是语言变化的结果。语言变化(例如汉语方言中的浊音清化、尖团合流、入声消失等等)通常都发生在一定的区域里面，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方言点。因 此，要观察和解释语言变化，仅仅着眼于单个的地点是不够的，而必须放眼于更加广阔的地理空间。在这方面，地理语言学无疑具有独特的作用。当我们面对一个广阔的地理空间上的语言分布状况时，语言系统之外的因素(族群、行政区划、地形、交通、经济、文化、风俗、宗教等等)与语言变化及其结果之间的关系就会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时候才会显现出来。也只有在这时，我们才有可能正确地解释以下问题:这项变化来自哪里,它是如何发起和形成的,它藉由什么途径进行传播,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种扩散结果(分布状况),把非语言因素引入地理语言学，大大增强了对方言分布、语言变化的解释能力。 1.4方法 1.4.1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是地理语言学研究不可缺少的前期工作。在调查中所用到的方法有读词表(或字表)、提问、填问卷等。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地理语言学要求调查语言系统中部分语言项目在众多地点的说法，在选取调查项目和调查地点的时候实际上存在一个“抽样”的工作程序。调查项目抽样和调查地点抽样是地理语言学调查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往往决定整个调查工作的成败。 1.4.2语言地图 语言地图(总是体现为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特有的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地理语言学的一个区别性特征。方言地图的基本做法是把调查到的方言材料绘制在地图上，以便直观地表示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方言地图包括两大类:方言种类分布和分区图(简称“分区图”)，方言特征分布图(简称“特征图”)。分区图是在特征图的基础上归纳而成的。在西方地理语言学研究中，方言地图主要就是特征图。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现在可以使用数据库技术、地理信息系统和绘图软件来进行电脑绘图工作，在电子版地图里还可以显示有声材料和更多的相关信息，还可以提供读者自行加工处理的功能。研究手段的巨大改进无疑给地理语言学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2 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 2.1历史的回顾 2.1.1贺登崧的研究 1943年3月，在山西大同西册田村传教的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 A. Grootaers)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送进山东潍县集中营。1943年8月至1945年秋，贺登崧被软禁在北京的修道院(德胜院)里。“幸亏西册田的中国神父把我在大同收集的资料全部送到了北京。于是在 这一段‘空闲’时间里，我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两篇论文，发表在辅仁大学的学报《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第8号(1943)和第10号(1945)上。这两篇文章首次把语言地理学应用于汉语研究”(贺登崧2003:作者日译本序:4)。“这两篇文章”是指《中国的语言地理学:汉语的语言学研究采用新方法的必要性。第1部分:语言地理学的方法》和《中国的语言地理学。第2部分:晋东北的一条方言边界线》。这就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滥觞。 贺登崧，1911年出生于比利时，1939年来华，1941年7月赴山西大同市传教，同时开始对大同方言以及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进行详细的调查，直到1943年3月逮捕。1947年7、8月间，贺登崧带领学生赴河北万全县调查民间信仰。1948年7、8月间，带领学生(其中有王辅世)赴河北宣化县调查方言和庙宇。1948年10月回国。1950年，贺登崧申请派遣到日本工作。他在日本积极推行地理语言学研究，并参与编写了著名的《日本言语地图》，对日本方言学和地理语言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日本语言地理学之父”。1999年在日本去世。 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贺登崧发表了多篇汉语方言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论文。(贺登崧1994，2003)他的研究特点是，选取较少的词语(特别是小动物的名称)作为调查项目，在一个较小的区域(例如一个县的部分地区)进行众多地点甚至逐村的实地调查，调查时同时注意收集历史、地理、宗教、风俗等方面的资料，调查结果以方言地图的方式予以描述，然后结合非语言因素来解释语言现象的分布和变化。 很显然，贺登崧的这种研究是西方早期地理语言学在中国的实践。尽管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林语堂、刘复、岑麒祥等前辈语言学家就开始介绍西方地理语言学的思想，提出对汉语方言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的设想(项梦冰、曹晖2005)，但贺登崧无疑是最早把西方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汉语方言研究实践中去，并且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人。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贺登崧所开创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后继乏人。1950年，王辅世把跟随贺登崧调查所得的材料，写成一篇硕士论文《宣化方言地图》，而此一直到1994年才得以在日本出版。在中国语言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几乎听不到地理语言学的声音。 2.1.2汉语方言调查研究 尽管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语言学在中国受到冷落，但以方言为研究对象的汉语方言学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与地理语言学无关的。 现代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始于20世纪初。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于1910-1912年调查了二十多种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即1915-1926年出版的《中国音韵学研究》(1940年 出版中译本)。高本汉的研究以历史比较为目的。1927年，赵元任带领助手杨时逢赴江苏、浙江调查了吴语33个地点的方言，1928年出版《现代吴语的研究》。此后，在赵元任的领导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对两广、陕南、皖南、江西、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地区的方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赵元任以及史语所的研究包括了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两方面的目的，这种研究模式对我国的汉语方言研究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而地理分类和历史比较正是地理语言学的重要任务。 方言地图是地理语言学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在利用方言地图的方法研究汉语方言方面，汉语方言学界也进行了许多探索，取得了不小成绩。中国最早的方言地图是1934年上海申报馆出版的《中华民国新地图》里的1幅“语言区域图”，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提供。最早的汉语方言特征图是史语所在调查两广等地方言的基础上画成的，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首推赵元任等《湖北方言#调查#》里的地图，共66幅(1938年成书，1948年出版)。?此后，在许多方言调查报告、方言志以及方言研究论著里，都有人使用方言地图来说明方言的分区或方言特征的分布情况，例如: 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昌黎方言志》(12幅地图，1960年) 江苏省上海市方言调查指导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43幅地图，1960年) 詹伯慧、张日昇主编《珠江三角洲方言综述》(42幅地图，1990年) 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50幅地图，1992年)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山西方言调查报告》(50幅地图，1993年) 陈章太、李行健主编《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63幅地图，1997年) 刘纶鑫主编《客赣方言比较研究》(36幅地图，1999年) 钱曾怡主编《山东方言研究》(24幅地图，2001年) 同时，还出版了几部专门的方言地图集，例如: 叶祥苓《苏州方言地图集》(51幅地图，1981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中国语言地图集》(35幅地图，1987年) 项梦冰、曹晖(2005:26)认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理解什么是汉语方言地理学: (1)以方言地图为其最终表现形式的地域方言调查研究 (2)以方言地图为基础所进行的各项综合研究 我国的方言研究长期侧重于“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和“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的研究，并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相对而言，方言地图的研究 方法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以地理语言学的眼光视之，则地理语言学的最基本的部分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2.2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机遇和新发展 2.2.1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机遇 地理语言学在语言的地理差异的调查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复杂的语言地理差异，以及与此相关的悠久的民族历史和丰富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地理语言学研究的理想对象。我国地域广阔，语言种类和系属多种多样，汉语方言纷繁复杂、差异巨大，非常适合进行地理语言学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地区的汉语方言迄今仍未进行详细深入的调查，对汉语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更是才处于起步阶段。在本文所指出的地理语言学研究的三个领域(为语言进行地理分类;从语言的地理分布考证语言的历史演变;结合非语言因素解释语言的分布状况，探索语言变化的机制)，中国地理语言学无疑都具有大显身手的用武之地。在一些拥有较丰富的地理语言学研究资源的国家，由于社会现代化和语言一体化的进程，原有的资源已不复存在。相对而言，中国传统的语言和方言生态迄今为止仍保存得比较完好，这是中国地理语言学的独特优势。 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近年来地理语言学的研究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也为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可以说，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和现代化的研究手段构成了当代中国地理语言学的巨大优势。地理语言学研究可望成为中国语言学寻求突破、取得原创新成果、跻身世界语言学强国之林的一条重要途径。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文化、教育和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汉语方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小方言和特殊的方言现象正在急剧萎缩和消亡。及时抢救和保存汉语方言资料，保护民族语言文化遗产，已经成为我国学术界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这无疑是给中国地理语言学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2.2.2中国地理语言学的新发展 近十几年来，在国内外汉语方言学界，人们逐渐意识到地理语言学对汉语方言研究、汉语研究乃至普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开始从地理语言学的角度，运用地理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观察和研究汉语方言现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较早重新开展对汉语方言进行地理语言学研究的是日本的岩田礼。他于1989年出版了《中国江苏、安徽、上海两省一市境内亲属称谓词的地理分布》一书。自1992年起，岩田礼和平田昌司、远藤光晓、太田斋等日本学者一起，相继完成了《汉语方言地图(稿)》(1992)、《汉语方言地图集》(1995)、《汉语方言地图集(稿)》第3集(1999)、《汉语方言地 图集(稿)》第4集(2004)，目前，岩田礼正在主持“中国語方言の言語地理学的研究”课题，编写新版的《汉语方言地图集》。以上地图集均以公开发表的材料为依据，每集所收 研究成果报告书”形式在日本出版。此外，岩田礼先后地图二十多幅至九十多幅不等，以“ 发表了《汉语方言“祖父”“外祖父”称谓的地理分布——方言地理学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的作用》(1995)、Linguistic Geography of Chinese Dialects(1995)、《江苏省连云港地区方言的语言地理学概要》(1999)、The Jianghuai Area as a Core of Lexical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A Case of the Kinship Term “ye爷”(2000)、《方言地理学的调查研究及其思 )、《矫枉过正在语音变化上的作用》(2004)、《语言形式的地理传播及混淆想》(2001 形式的产生:以“膝盖”的构词法地图为例》(2006)等一系列论文，并和桥爪正子、石汝 )和《汉语杰一起把贺登崧的有关论文和资料编译成《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1994方言地理学》(2003)，为该书加上详细的注释，使之成为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一本最重要的参考书。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作为一门学科的地理语言学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陆续发表了一些探讨该学科建设或尝试从地理语言学角度研究汉语方言的论著，例如: 石汝杰《汉语方言地理学的优良教科书——评介贺登崧〈论中国方言地理学〉》(书评，1997) 陈章太、詹伯慧、伍巍《汉语方言地图的绘制》(论文，2001) 曹志耘《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论文，2002) 石汝杰《贺登崧和汉语方言地理学》(论文，2003) 彭泽润《衡山南岳方言的地理研究》(博士论文，2003) 杨恕豪《扬雄〈方言〉与方言地理学研究》(专著，2003) 张维佳《方言研究与方言视图的数字化》(论文，2004) 王文胜《处州方言的地理语言学研究》(博士论文，2004) 曹志耘《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论文，2004) 项梦冰、曹晖《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专著，2005) 张维佳《建立汉语方言地理底图和坐标编号系统的设想》(论文，2006) 其中，彭泽润、王文胜的博士论文是中国目前为数不多的地理语言学实践研究的论文。 在方言地图方面，除了下文介绍的《汉语方言地图集》以外，由张振兴等人主持的《新编中国语言地图集》正在编写当中，该地图集将在1987年版《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基础上，根据近二十年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的新成果，进行修订和增补，预计汉语方言地图将从原来 的16幅增加到35幅，其中还包括3幅方言特征图。此外，广东、福建、山西等省的方言地图集也在或调查、编写当中。方言地图是建设和发展地理语言学学科的不可缺少的基础，可以预料，在今后一段时期，编写各种规模、各种类型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将成为中国地理语言学的主要任务。 3 汉语方言地图集 3.1目的、意义和价值 汉语方言历史悠久，丰富复杂，其差异性甚至远远超出欧洲许多语言之间的差异，是世界上最丰富的方言资料和语言文化资源之一，是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语言地图是描写、展示和保存大面积地区、众多方言现象的面貌和分布状况的最有效的手段。如本文1.2所述，许多国家早已投入巨大力量调查编写了本国方言地图集。现已出版的《中国语言地图集》是中国语言和方言的“分布和分区图”(不是“特征图”);国外如日本一些学者编写的汉语方言地图(未正式出版)，内容均限于依据现已发表的材料。中国迄今为止尚无一部自己编写的全面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可以说，编写《汉语方言地图集》是我国几代学者同时也是国外许多热爱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学者的共同梦想，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工程。 自2001年以来，在教育部、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的支持下，由曹志耘主持，由国内外33家高校和研究单位的45名有关专家参与，开展了“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的研究工作。该课题以地理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指导，借鉴国外方言地图集的编写经验，采用最新的现代化技术手段(数字录音、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绘图软件、网络、光盘等)，拟在全国汉语地区选择约1000个地点，以1931,1945年之间出生的人为调查对象，根据统一的要求，对汉语方言中那些能够反映地域差异和历史演变的重要语言现象(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共约1000个条目)进行实地调查。在调查的基础上，编写出版包括约1000个地点、800幅地图的《汉语方言地图集》及其一系列相关成果。 《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世界上第一部在统一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写的、全面反映20世纪汉语方言传统面貌的语言特征地图集。《汉语方言地图集》将较为全面、科学地保存和展示20世纪汉语方言的传统面貌，并且为汉语语言学、地理语言学、历史语言学、中国地域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份极为重要的基础资料，对于汉语语言教学、汉语方言信息处理以及语言侦破等方面也具有直接的作用，此外还可以有力地推动地理语言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能够确保调查和编写的质量，《汉语方言地图集》可望成为一部传世之作，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其价值和意义将是难以估量的。 3.2主要内容 3.2.1调查点 选取全国(包括港澳台)汉语地区中约1000个地点(除省会城市外均为乡下)作为调查点，其中100个为重要地点(为编写方言语料集和进一步比较研究之用)。选点以地理语言学理论为原则，同时充分考虑汉语方言的具体特点。 3.2.2调查条目 确定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共约1000个条目，其中语音约400条，词汇约500条，语法约100条。设立调查条目的原则是: (1)反映重要的地域差异。 (2)反映重要的历史演变。 3)反映方言接触和影响。 ( 3.2.3方言地图 根据调查结果，从全部调查条目中选取和归纳出最有价值的地图条目，绘制约800幅全国性的汉语方言地图，其中语音约300幅，词汇约400幅，语法约100幅。 3.3主要成果 3.3.1《汉语方言地图集》3卷5册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音卷》2册，约1000个地点，300幅地图 《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2册，约1000个地点，400幅地图 《汉语方言地图集?语法卷》1册，约1000个地点，100幅地图 3.3.2《汉语方言地图集使用手册》1册 3.3.3《汉语方言地图集》(简编本)1册 3.3.4《汉语方言语料集》3卷8册 《汉语方言语料集?语音卷》5册，100个重要地点，约3000个字的单字音 《汉语方言语料集?词汇卷》2册，100个重要地点，约500条词语 《汉语方言语料集?语法卷》1册，100个重要地点，约100个语法条目 3.3.5《汉语方言地图集》光盘和网络版 附注 ? 项梦冰、曹晖(2005:207-209)收录了问世时间更早一点的两幅历史方言地图和一幅日本学者画的入声在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分布图，可以参看。 引用文献 [1]曹志耘2004 地理语言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曹志耘主编《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言学文萃?方言卷》，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又载《中国方言学报》第一期，商务印书馆2005。 [2]贺登崧1994 《中国の方言地理学のために》，岩田礼、桥爪正子译，日本好文出版。 [3]贺登崧2003 《汉语方言地理学》，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 [4]项梦冰、曹晖2005 [5]徐通锵1991 《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 , 此项研究受教育部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奖励计划和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建 设计划(项目编号:xk100320572)资助。为了符合本次会议的总体要求，本文部分内 容在曹志耘(2004)基础上删改而成，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