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等不到了

余秋雨——我等不到了读余秋雨的《我等不到了》其实我们并不需要胜利。只希望有一天，新的“曾远风”又要当街追打新的“徐扶明”时，这里的民众和传媒不再助威呐喊。也许会有这一天，但对我来说，华发已生，暮雾已沉，好像等不到了。„„„„„„„„„„„„„„„„„„„„„„余秋雨——一个最不应该受到诽谤的人，却受到了最多的诽谤。杨长勋(xun)——《守护余秋雨》可悲的是，时至今日，对作家做这种无端的攻击乃至诬陷不但不用负什么责任，却反而可以在媒体的炒作之下，一夜之间名传遐迩。————章培恒教授活下去就是胜利，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们还不老。我是一匹赶路的马，千里风尘之间，哪有时间洗刷自己，也顾不得别人的眼睛怎么看我，只顾睁着眼睛看前面的路。大难一来作故，乱中添乱是儒生。我们中国，只要方向走对了，所有浪费的时间都能追回来。如果方向错了，再让你们回到二十岁，也没用～生命是父母给的，他们的东西丢失在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对他们很不公平。面对大灾难，只能忍受小灾难，呼唤大善良，唤不出还是唤，一生只做一件事。世上没有另外一位文化学者亲身越过那么多曾经无限辉煌却已沦为恐怖的地区，真正穿越的第一人居然是中国学者，我深感快慰。中国文人对血腥的幻想，举世无双。对于假话脏话，倾听就是鼓励，反驳就是对弈。我看市面上你的书九成是盗版，印你的书就像印伪钞，但没有风险。这在别的国家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连报社社长都有可能要进监狱，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都成了嘉年华。你看到了，这儿的经济发展比想象的快，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文化状况却不尽如人意。因此，我不想一走了之。感谢国家文化部和上海市委批准我的辞职请求。但是，刚才几位领导对我的评价实在太高，就像是追悼会提前开了。我本是种地的，如果摔一跤摔成了大官，那才后悔呢～公园那么大，除了树还是树，风一吹，阴森森的，因此更加寂寞。像一切败落一样，最后一关是人格灾难。每一代要回答的问题都有下限。我最痛恨的不是你的观点，而是你的投机，一个搞艺术的人，怎么可以没有人格。过程性的情节越丰富，约会让人产生习惯性迟钝。因此需要阻断，需要间离，让讲者和听者都徒然停步，获得思考。《文化苦旅》与“文史差错”:1.新闻焦点2.求发行量3.无暇核实4.媒体对真实不予理睬年幼时慌张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不再慌张;年长时慌张了。有爸爸妈妈在身边就更加慌张了。那些日子里，马兰只是等，却不问、不求、不争。她的人格等级和艺术等级，是由许多“不”组成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打破。长期遭受诽谤的最重要原因，是比较彻底地离开了一种体制。(余洪文先生)体制是一种力学结构，就像一个城堡。身在其中，即使互相嫉妒，却也互相牵制，获得平衡和安全。不知哪一天，有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城门出去了，城门在他身后关闭，而他骑在马背上的种种行为又经常出现在城里人的视线之内。他的自由，他的独立，他的醒目，无意之中都变成了对城内生态的嘲谑。结果可想而知，他必然成为射箭的目标。由于城门已关，射箭者没有后顾之忧。(余洪文先生)我想他已有预感，就像他强过祖父，我也会强过他。因此，他是死于愤怒，而不是死于害怕。我早就发现，凡是害人的人，目光总是游移的。(徐扶明先生)不好的名声也有好处，那就是让您获得了安静。名声越大越有兴趣，却没有兴趣去对付一个名声不好的人。这就像，一块白布太干净、太晃眼了，大家总要争着投污，即使后来风雨把它冲洗干净了，大家也要接着投;而您从头就是一块黑布，不会有人来关注您。(夜仙——余颐贤先生)歌德说:“人类凭借聪明设定了很多分界，最后又必定凭借爱，把它们全部推倒”。比歌德更高明的是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他们压根儿不承认那些分界，因此也想不到去把它们推到。在他们看来，天下万物不仅交缠，而且涡旋，转眼都走向了对面。因此，连给它们你定位、命名都是徒劳。很多人和很多事，可能在对面和反面更容易找到。(夜仙——余颐贤先生)中国人的心底有一个地窖，平日连自己也不知道，这次一下子震开了，发现至善、兼爱、仁义都还在。我以前的研究，浅了。你们九一一有敌人，有仇恨，因此后来你们发动了两场战争。这次我们中国没有敌人，没有仇恨，只靠着爱，治疗自己的伤痛。对此我哑然失笑，心向政府应该快一点与那么多报纸脱钩了。如果这些报纸仍然被尊为“政府喉舌”，那不就等于政府自己在宣布，五一二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他说昨天去看了我们的老中学。那幢最气派、最古典的教学大楼，现在以我的名字命名，叫“秋雨楼”。这让我吃惊，感叹一群老师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扬一个学生却又怕学生骄傲，连通知也不通知一声。票数雄辩的证明，你这么多年遭受的诽谤，丝毫也没有影响下一代的选择。孩子们为你打分，也就是未来为你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