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回利权运动收回利权运动
收回利权运动,包括收回路权和收回矿权的运动,是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
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要求收回自办的爱国运动。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它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甲午
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修筑铁路和开
采矿山方面来,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蒙
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直接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收回利权运动
收回利权运动,包括收回路权和收回矿权的运动,是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
矿山开采权和铁路修筑权,要求收回自办的爱国运动。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它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甲午
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修筑铁路和开
采矿山方面来,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蒙
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直接
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了,因此,收
回铁路主权和矿产主权的呼声日益高涨,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开始了。
湖南、湖北、 广东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
19世纪末,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同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
》和《粤汉铁路借款续
约》,攫取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但合兴公司违背条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将大量股票私售给法、俄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又按《续约》规定,粤汉路
应在5年内修成,但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秋,铁路仍未动工。这种侵犯与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了湘、鄂、
粤三省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斗争。
光绪三十年(1904年),广东商务局召开会议,决议力争废约;湖南省绅民纷纷上书湖广
总督张之洞,要求立即废除合同;湖北绅民亦群起力争;三省留日学生组成铁路联合会,积极
声援国内的斗争。当年底,美商摩根财团向比方收回被买去的股票,但仍拒绝废约。三省人民
坚持斗争,积极自筹款项,准备自办。美国迫于压力,于1905年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清政府付出675万美元的赎款将粤汉铁路赎回。之后,三省
人民分别成立铁路公司,筹集资金,分段修筑铁路。
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苏杭甬铁路是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准许英商承修中国五条铁路中的一条,它起自
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合同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
六月二十二日,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
(1856—1917)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接着江苏也组成了以官绅王青穆为总理、状元
资本家张謇为协理的铁路公司。两公司不仅要求自办铁路,而且立即着手集股筑路。浙江先修
杭州至嘉兴段,江苏则修上海至嘉兴段。但在英国胁迫下,清政府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议定借款150万英镑,用英国总工程师筑路。消息传来,江浙人民大哗。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相继成立国民拒款会或拒约会,两
省学校也分别聚众集议,一致要求力拒借款,保全权利。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死难,浙
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路事呕血而亡。清政府无视民意,竟然下令将领导争回路权斗争的浙路
公司经理汤寿潜革职。由此浙江全省顿时沸腾起来,茶寮酒肆以及街巷之间,所谈无非路事,
甚至说现在情形实系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等。迫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
的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宣统三年与英国银行公司协议,将沪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
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沪杭甬铁路的胜利。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
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
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遥遥响应,收回矿权的斗争于1905年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斗争首先发
生在山西。1898年5月21日,清政府同英国控制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
色矿产章程》20条,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
转请福公司办理,限期为60年。但因山西对外交通不便,采矿迟迟未动。1905年,山西人民开始斗争,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制定开办章程14条,规定先行推广开采煤炭,次第举办五
金煤油各矿。然而福公司在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1843—1929)的支持下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蛮横地向清政府要求专办权,声言非经福公司同意,无论何人何公司都不准在该处开矿。
这就更加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愤怒。这年底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
懋赏等343人联名公禀山西巡抚,要求废除与福公司所订的办矿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
范、商矿、警务、农林等中等学堂学生1034人也联名具禀,主张筹款赎回矿权。次年二月初七
(3月1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留日学生先后联名致电外务部,请求
主持废约。山西省留日东京法政大学学生李培仁因愤于清政府的卖矿活动,在该年八月二十六
日蹈海自杀。留日学生连续举行追悼会,派代
回国,在太原、平定州等地举行悼念活动,将
争矿运动推向高潮。接着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于当年冬创设保晋矿务公司,着手集股开采煤矿。
经过反复交涉, 1908年福公司被迫同意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山
西绅民以275万两的代价赎回福公司凭一纸合同所攫得的山西矿权。次年,奉天收回锦西煤矿,
安徽人民收回铜官山等处矿权、山东人民收回峰县煤矿。此后,四川人民为收回江北厅矿权、
湖南人民为收回醴陵锑矿,河南人民为抵制福公司掠夺矿权以及辽宁人民为收回都鲁河及吉拉
林沙金矿权,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1910年收回利权运动斗争达到高潮,1911年清政府以“国有”为名 ,企图再将川汉、粤汉铁路主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终于激起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收回路矿利权运动是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
、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
带有明显的反帝保家乡的性质。参加运动的有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和中下层)、
部分爱国官绅等各个阶层,因而声势浩大,使大家看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迫切性。但起领导
作用的是资产阶级上层,即立宪派,所以又使运动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表现在对清
政府的依赖上,还表现在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路矿权利不是采取“夺回”而是“赎回”的方式上。据统计,仅9项主要矿权的“赎款”即达904.8万元。但是收回利权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
力,也得到一部分官吏的赞同,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
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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