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金瓶梅》研究

我的《金瓶梅》研究 我的《金瓶梅》研究 宁宗一 我从事研究《金瓶梅》起步很晚，其时，“金学”已经热闹起来，老树新花，各逞风采，我侧身其间，走了几步，有欢乐、兴奋，也有困惑、烦恼，有时还有一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说真的，对于《金瓶梅》这部小说的研究，我竟然有一种宿命感:《金瓶梅》的命运，竟然和我的命运发生了联系。 建国前不说了，即使在建国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在知识界内还是在知识界外，总有一些人把《金瓶梅》看成淫书、坏书，认为理应禁之。 1958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中，我仅仅因为在给历史系的同学讲文学史时，肯定了《金瓶梅》的社会价值，就被贴了好几张大字报，说我“把毒草当鲜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而在60年代初，我因手头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删节的《金瓶梅词话》，且曾在部分青年教师、研究生中传阅过，结果在当时中文系的所谓“312室裴多菲俱乐部”的“不正常”活动的诸多罪状中，传看和“散布”《金瓶梅》，也算我的一条罪状。上世纪80年代，还有人在窃窃私议，似乎研究《金瓶梅》总不那么高尚，没有研究《红楼梦》那样光彩;而谁对《金瓶梅》的价值给予肯定，谁就似乎是不道德的。所以，恐惧思维一直积淀在我的心理深层，以至于一个很长时期，我几乎讳谈《金瓶梅》。一部名著竟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我就担心会给我招灾惹祸。 我正式从事《金瓶梅》研究，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林辰先生在大连组织了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为了参加这次会议，我相当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 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为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述了我对最后以《< 《金瓶梅》的基本评估。说实话，在论述《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时，我充满了学术激情，我深感《金瓶梅》问世数百年来遭受误解之深，而我的教书生涯又时不时地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文章写开去，在理论思辨中更多溶进了自己的感情因素。我意识到了，我写这篇文章的内驱力实际上是20多年前几张令我心慌和腿发软的大字报，以及那以后围绕着《金瓶梅》的风风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为《金瓶梅》进行辩护，也是在为自己的学术良知辩护。 1989年初，我完成了《说不尽的<金瓶梅>》的书稿，1990年初由天津社科院出版社出版。这只是一本十万字的地地道道的小册子。我深知拿到读者特别是“金学”研究专家前面，会显得万分寒碜，可是我还是送给了许多“金学”研究专家，目的是在征求意见的同时向精神同道告白:这是我多年对《金瓶梅》的探索和我试笔过程中的一个小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我解读《金瓶梅》第一阶段的浅薄的体会和我的深深困惑。 当然，我不是没有怀疑过自己要为《金瓶梅》辩护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和不可解开的“金瓶梅情结”，因为《金瓶梅》的“行情”一直看涨，而且大有压倒其他几部大奇书之势。至于对一部书的评价，那是一个永远不会取得完全一致意见的事。不过我还是看到《金瓶梅》无论在社会上、人的心目中都是最易被人误解、误读的书，而且我发现，我虽然殚精竭虑、声嘶力竭地为之辩护，但我自己也仍然是它的误读者之一。因为我在读我自己那些书稿时，就 看到了自己内心的矛盾和我评估它的价值的矛盾。这其实也折射出了研究界和批评界的一种很值得玩味的现象。我发现一个重大差别，就是研究者比普通读者更虚伪。首先因为读者意见往往是口头的，而研究者的意见大多是书面的，文语本身就比口语多一层伪饰，而口语容易个性化，文语则是模式化;同时，研究者大多有一种“文化代表”和“社会代表”的自我期待，而一个人总想着代表社会公论，他就必然要掩饰自己的某些东西。读者在这方面就少有面具，往往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怎么想就怎么说。研究者对《金瓶梅》其实未必没有普通的阅读感受，但一旦写成文章就冠冕堂皇了。尽管我们分明感到一些文章在作假，一看题目就看出了那种做作出来的“义正辞严”，但这种做作本身就说明了那种观念真实而强大地存在着，它逼得人们必须如此做作，且做久了就有了一种自欺的效果，真假就难说了。 我深知，《金瓶梅》所体现的社会价值与美学价值意义重大，不做整体思考不行，而且一旦经过整体思考，我们就会发现笑笑生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如何思考人生、思考文化。歌德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人靠智慧把许多事情分出很多界限，最后又用爱把它们全部沟通。所以对《金瓶梅》这样的名著的生命力必须以真正的学术智慧加以思考。时隔22年，我还是想努力从宏观思维与微观推敲相结合上入手解读《金瓶梅》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