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当年的“深思”与“多虑”

陶行知当年的“深思”与“多虑” 陶行知当年的“深思”与“多虑”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有幸参加四川教育出版社《陶行知全集》的编辑工作，忝任理论卷主编。当时，对于陶行知两篇涉及马克思、列宁的文章是否收入全集，颇有争议。迄今回想起来，旧事似乎仍有重提的必要。 当时陶研界有这样的观点，颇占上风。他们根据周恩来称陶行知为“党外布尔什维克”的评语，认为应仿效鲁迅的例子，对陶以教育战线上一面共产主义者的旗帜待之。出于共产主义比民主主义崇高的初衷，他们不赞同收入这两篇文章，认为一旦收入，则有损于陶行知作为共产主义者的光辉形象。这个观点，我不能苟同。我认为，主观上为贤者讳，“全集”不“全”的现象已多有发生，屡遭垢病，不应再重复这个错误了。据我所知，《鲁迅全集》就没有发生“削足适履”的现象。况且，评价与资料不是一回事，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评价可以见仁见智，事属弹性;资料则不可以随意更动或增删，事属刚性。 争论的结果，笔者的意见被采纳，这两篇颇有争议的文章还是收入了《陶行知全集》。但主事人大概出于“平衡”与“求稳”的考量，对《读列宁传》的注释进行了“技术性”处理。 陶行知是实证主义创始人杜威的学生，杜威在中国教育界有三位著名的留美学生:陶行知、陈鹤琴和胡适，分别是中等教育、幼儿教育、高等教育的大教育家。他们自20世纪20年代起，在中国导入苏俄式社会主义后的岁月里，虽在社会上有所谓政治立场的“左、中、右”(毛泽东言:“除了沙漠，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此为“阶级斗争”预设的人群划分法)之分，但教育思想上都继承了杜威的实证主义。 引起争议的这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陶行知作于1931年的《读列宁传》，另一篇是1928年关于“改造社会”的一件提案，文章不长，分录如下: (一)读《列宁传》 ……他所定的教育，意在使人不能超过当日政府所许的知识和教育。这样一来，无产阶级国里的百姓们，便不会受太多的知识所激动的反省的危险。列宁一方面攻打不识字，一方面却压制自由科学……列宁对于民众求知的自由是不肯放心。天下唯有空气与知识是不可受人限制。我读了这段话，不能没有抗议。当时随手写了几句不平鸣，现在给它发表出来吧: 民愚不可用， 大声发其聋， 将明惧难制， 忽欲闭其聪。 好比乡下亲家婆， 又要送礼又眼红。 本文注释:“本篇原载1931年10月22日《申报•自由谈》，是著者读了《列宁与甘地》一书中的《列宁传》后写的，引文见该书第二十章。《列宁与甘地》，孚勒普•密勒著，伍光建译，1931年6月上海华通书局再版。书中对列宁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多有歪曲”。(《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二)请大学院呈国民政府，划出地方数处献与人类，俾抱有改造社会理想之学者，得以用科学方法实现极乐世界，俟有结果再行从事推广以收大同之效案 理由 【一】 现今科学昌明，以求真知，一草一木、一虫一菌之微，我们都知道要运用试验，一求真知。独把笼罩渗透人生一切政治经济活动，竟挥之试验范围之外，诚属最大之憾事～ 【二】 柏拉图、马克思、克鲁泡特金一类的人，所提倡的学说，虽各有超群之见解，但其中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假使这些人各能得到一个小的地盘，供他试验，则他们的思想必定可以格外正确，他们的贡献也必定可以格外丰富。马克思虽为科学的社会主义名家，但他所谓之科学，多半是书本的科学，而不是试验的科学。吴稚晖先生说中国行“共产主义”还要二百年，行“无政府主义”还要二千年。中国政治是不是这样演进，他老人家这话是否正确，也非实验不可。 【三】 无论在什么社会，总有几种主张同时要求实现。与其任他秘密进行，防不胜防，不如让他在一定范围之内，公开实验。 【四】 现在政治家，大则以世界为试验品，小则以一国为试验品，不但人民牺牲太大，而且主持的人能发不能收。倒不如先行小试，较有把握。 【五】 我们既可划出东交民巷为各国公使行使他国主权之所，何不可以划出几个小小的试验社会，给社会科学家去实地试验人类进化的现象，增进人类生活的幸福, 【六】 政治社会活动，不是标举几个主张便算了事。理想能否实验，全靠方法。方法是一面实验、一面发现的东西，决不是凭空可以造得出来的。 …… 本文注释:“本案大会决议保留，保留意见为:‘不在教育范围之内，留供内政部推行自治制之参考’。”原载《全国教育会议•丁编【附录】》。(《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主事者在审稿时，在第一篇文章中特别加注了”书中对列宁的伟大理论和实践多有歪曲”一句，大概是出于为陶氏“开脱”所运用的春秋笔法罢。无非是向读者表明，因为原作者孚勒普•密勒的误导，陶氏才会发出这错误的“抗议”之声。 “好比乡下亲家婆，又要送礼又眼红”，这句陶氏的精彩比喻，深中肯綮，为苏俄教育的实质画下极传神的一笔，让人经久难忘。传承苏俄教育的中国教育，1949年后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高喊“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长期实施“但求普及，不求提高”的文化政策等，始终陷于“急功近利”的沼泽地。(时下，则是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潭里难以自拔，甚至出现了令人深长思之的“钱学森之问”。) 苏俄式社会主义是否承传了沙俄时代的教育思想的衣钵,即“培养上帝和沙皇的忠实臣民”，“不应该让平民受太多的教育，因为等到他们懂得跟我们一样多的时候，他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服从我们了”。(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对此似乎无须细考，这里只要指出列宁的好友、大文豪高尔基编辑的《新生活报》，因为坚持不懈地为文化与教育辩护，并为知识分子与人道主义伸张正义，竟遭受布尔什维克的围剿与查禁，迫使高氏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点就可以知道。 苏俄并未给其人民带去理想的生活，相反却制造了无数苦难，这竟是睿智的陶行知曾隐隐料到，却无从知道的――因他既未见其隆盛兴起，也未见其轰天裂地的倒塌。无论哪个国家，只要违背陶行知提出的“天下唯有空气与知识是不可受人限制”的铁律，都会或早或迟地受到应有惩罚。 另外，陶行知这二文还可互证，自有渊源，并非突发奇想。 在第二篇关于“改造社会”的“提案”中，陶行知确实显示了一个民主主义者的“深思”与“多虑”。他认为:“现在政治家，大则以世界为试验品，小则以一国为试验品，不但人民牺牲太大，而且主持的人能发不能收。倒不如先行小试，较有把握。”这一见识无疑是清醒而深刻的。他意识到若不经过“实验室”的检验，而对政治策略贸然大规模广泛实行之，必会导致“人民牺牲太大”的局面。果不其然，20世纪的“苏俄式社会主义”并未“先行小试”，就以莫斯科为策源地，席卷了广袤的欧亚大地，跨国越界，“大试”了起来，所造成的牺牲不幸为陶 氏所言中。倘若“小试成功”，允许自由选择，民意至上，合法认定，不断调适，逐步推开，何至于此呢, 陶氏还说:“政治社会活动，不是标举几个主张便算了事。理想能否实验，全靠方法。方法是一面实验、一面发现的东西，决不是凭空可以造得出来的。”陶氏在80多年前就已指出的这一思想方法，与今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如出一辙。由此看来，陶行知堪称“思想家的思想家”～ 但笔者认为，陶行知亦“难免有书呆子的幻想”之嫌，因为他仅从实证主义出发，而忽视了社会思潮及社会运动有其规律性的一面。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兴起、强盛、衰亡，并非仅是某个或某些圣贤豪杰“奇思异想”的结果，而是它本身适应了某个民族、国家所具有的正面或负面的“历史愿望”和“历史诉求”，并在诸多社会力量各自表达利益追求的碰撞中，由“平行四边形运动”所产生的“对角线合力”的结果――这个由恩格斯提出的“历史合力论”，有助于人们对“历史记忆”进行有积极意义的思考，从而避免流于片面性。 然而陶行知当年的思考，并不因岁月的磨损而稍减分毫。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