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去的城回不去的乡

进不去的城回不去的乡 本报记者黄俊溢摄于平西府村 本报记者 黄俊溢 保温层、彩钢板、油毛毡，村民在自家宅基地上的四层楼上又新加 盖了一层，这十余平方米的简易小屋便是大学刚毕业的吴娇在北京的第一个栖身之处。“这层是加盖的，质量和面积都不如楼下，租金是600元一个月。平均一层有22户，住户多为白庙村的小商贩和在附近上班的白领。”北七家镇白庙村的这种租住方式在北京市昌平区再常见不过。 当工资的涨幅跟不上逐年涨高的房租，月收入3000元左右的近郊白领们生活压力开始增大，人群顺着地铁和快速公交沿线逐渐向外环迁移，“睡城”和早晚高峰的“堵城”不再只局限于天通苑，这种现象已悄然北移至五公里外的北七家镇。 “热闹”的城中村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昌平区的外来人口主要集中在回龙观、沙河、北七家和东小口等地区，形成了一大批人口倒挂村和社区，其中倒挂比例超过5:1的有50多个，超过10:1的有15个。 宅基地违建房、工业小区、地下空间等城乡结合部成为北七家镇的流动人口主要聚居地。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北七家镇白庙村附近走访多位外来商贩，他们大多租住在附近。 “我和老公以卖水果为生，租住在北七家镇东沙各庄的一个旧工厂的院子里，280元一个月，我俩一间房，公婆一间房，卫生间是公共的，环境很差。居住条件不如西安老家，但是在北京打工机会比较多，只要我们勤劳点，就能生活得更好。”这对20出头的年轻夫妻已经来京两年多了。 距白庙村2(3公里的平西府村每到早晚高峰期更是热闹，外来人口的饮食起居需求撑起了这里遍地的小商铺和摊位。记者下午五点钟来到这里，四五米宽的入村主道已经过不去自行车了，远远看去除了摆摊的小商贩和熙攘的人群，还有错落不一的简易楼房。 在北京城中村居住十年的美发店老板孙鑫今年27岁，他向记者介绍了昌平区平西府村的情况，“村里能用的地都被村民贷款盖上了简易楼房，最多的六层楼能住200户人家，最少的也有几十户，以每间300,800元不等的价格被租出去。村民没有耕地，大多靠房租生活。盖一栋四层的楼，每个月租金就有几万元。” “我2008年的时候来到平西府村，正是房价看涨的时候，我很明显地感觉到这里的人越来越多，房子怎么盖都供不应求。房东说，这里的本地村民大约2万人，而现在人口猛增到了15万以上。租户主要有两类人，外地商贩、学历较低的打工者和近郊上班的白领。”孙鑫给记者算了笔账，“天通苑的合租房一间已经涨到了接近2000元，工资在3000元以下的毕业生根本租不起，月薪5000元以下的白领只有降低生活质量以应付房租。所以越来越多的白领选择到离城不太远的城中村来租住。而进城打工养家的农业转移人口自然会尽可能地在租房上省钱。” 严苛的政策 吴娇的住处每个星期至少停一次电，每次大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而长住于此的孙鑫已经习惯了每天用电高峰期的断电，由于房屋结构差，到夏天便感到蒸笼似的闷热，每次打开空调时电灯便会暗下来。背着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去上班更是每天必做的。房租和生活的压力使这些外来打工的年轻人不得不忍受这样的住房条件，而即便这样妥协，对很多人来说，在北京的日子还是越来越不好过了。 188万常住人口，其中常住外来人口超过100万，比例达到53,，昌平区是北京市唯一的“外来人口比例倒挂区”。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昌平区立下人口调控 “军令状”，尽快将外来人口比例降低到50,以下，甩掉“外来人口比例倒挂区”的帽子。 “暂住证越来越难办了，上个月去排队办证，预约到的时间是7月9日。营业执照等证件查得越来越频繁了，联合执法者几乎每天都来清理无照商贩。”孙鑫对记者说，“以前的治理是为了保障安全或是让村容更整洁，而这次外地车限行范围扩大、昌平区清理外来人口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让我们这些来京打拼多年的人感到很无助。” 随着优质资源向大城市的不断倾斜，小城镇的年轻人追逐着资源而来。与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遇到很多精神壁垒不同的是，借助网络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应用，这个时代的他们更快速地融入城市。他们为这座城市奉献了青春和精力，回老家就相当于放弃了已经在此奋斗多年的事业。他们渴望留在这里，然而他们的一只脚迈进了城市，另一只脚却被越来越严苛的政策门槛卡在门外。 孙鑫隔壁商铺的陈老板对记者表示:“我是做杂货生意的，住房限购、孩子上学难、福利待遇难保障已经给我们这些来京打拼的外地人带来很多生存难题，外地车进京范围扩至六环外这个规定使我进出上货的成本推高，直接影响了我的收入。我来京打拼多年，朋友圈在这里建立了，生活习惯也在这里养成了，我不想走，可是这样下去我不得不回老家重新开始。”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姓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