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美国的中文古地图

2.在美国的中文古地图 在美国的中文古地图 出自《中国国家地理》2003年02期 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地图从明、清时代的刻、绘本传统舆图到20世纪百年中不同历史阶段的实测地图，以至最近几十年的航空、航天照片，数目多达几万幅，是目前世界上收藏中文地图最丰富的图书馆。其中最为珍贵的中文舆图特藏，由于各种原因的限制，人们很难窥其庐山真面目。著名古地图研究专家李孝聪教授于2002年6月至10月深入该馆，对中文舆图特藏作了认真的调查、梳理和研究，本刊特独家披露这次难得的调查结果。 《宁郡地舆图》局部: 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彩绘本，未注比例，用艺术性的鸟瞰式形象描绘浙江省宁波府城的街道建筑布局。这是中国古代传统城市地图典型的表现形式，在地图中反映出绘制者的兴趣所在。借助这幅传统城市地图，能够判断出中国古代城市的空间结构。根据地图的色彩与画法，推断其绘制于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宁波向外国商人开放之前。 清摹绘本《海疆洋界形势全图》长卷局部——雷州半岛图及左侧注记。其注记内容为:“如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风，上宜北风也。”目前国内外很多摹绘本海岸图都脱“上”字而致语句不通，该图则提供了准确的表述。 《黄河全图》官本彩绘呈送折: 清光绪二年(1876年)完成，为纸本色绘长卷，红绢背封，贴黄签墨书图，签书“及字第十五号”，加盖关防红印。图卷从右向左展开，以黄河从上游流向下游的右岸为图的上方，方位标于图卷四缘。图中描绘了河南省武陟县至兰阳县间黄河北岸的堤、埽、坝、埝、河防营堡的位置及修筑情况。凡抢修工程处贴红签，总计21处;同时描述该段黄河顺堤补厢或埽工地段工程的长度，押盖满汉文关防红印，以防止贴红脱落后不知工程的位置。 2002年3月，英国退休海军潜艇军官加文?门兹(Gavin Menzies)利用古地图推测中国明朝郑和领导的远洋舰队，比哥伦布早71年实现了环球航海。这一带有轰动效应的“发现”，使得学术界对古地图的价值又有了重新认识。 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地图之丰富是举世共知的，但由于该馆从未公开过一份较为完整的中文地图收藏目录，因此，外界只能够从学者们对该馆所藏中文古旧地图的个案研究中窥知一二。 近几年，随着数字化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图书馆，为馆藏地图与图像研究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美国国会图书馆是最早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图书馆之一，在完成馆藏美国历史文献的数字化之后，又开始对馆藏非英献进行数字化处理。随着图像资料越来越多地被引入汉学研究领域，学界对中国传统舆图的研究热情和需求也越来越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02年6月，笔者应邀对国会图书馆地理与地图部所藏中文地图进行鉴定和描述，用于互联网编目。借此机会，我得以对这座仰慕已久的宝山，进行一次较为全面的探索性发掘。 在进行这次古地图之旅前，要先明确一个概念。由于近千年来以中文作为文字表述的国家或地区不限于今天中国领土范围内的地域，而是涉及了整个东亚文化圈。而且从地图的覆盖范围、内容和作者来说，也很难用“中国”这一概念来指代。因此，我们一般不使用“中国地图”而用“中文地图”来界定。 美国国会图图书馆有个特藏室“Vault Maps Collection”，所藏均为地图珍品，非工作人员一般无法进入其内。截止到2002年6月，这个特藏室珍藏的中文古地图约有200幅册，其中177幅册已被单独编制了目录。在30年前，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章生道教授曾经对154幅 地图做过鉴定，并对每幅地图的内容和形式，从中国历史与地图学的角度做了描述，给后续的研究者以较大的启迪。不过章教授的研究也有一些局限性，如多数地图只鉴定到世纪而不是年代，今天看来显得不够精细，而且还有一些错误有待更正。 《全川营汛增兵图》 清朝中叶(1776,1800)绢底彩绘本，由总图和17幅分图组成。地图方位上北下南，形象化地显示四川全省的山川地貌和城镇，重点描绘四川全省73所清代绿营兵驻防地的分布。图上除地名注记外，贴红或贴黄记录拟增设新营汛地点及官兵名额;以红点线表示道路，用不同颜色区分各镇统辖的营汛地区。该图可能绘制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收复大小金川之后至嘉庆六年(1801年)以前。此图应与官方文书相配合，共同呈送给上级官署审核 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便设在图中的麦迪逊大楼内. 伴随中文书籍流入美国的古代舆图 我这次应邀到国会图书馆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对特藏室的所有中文地图的绘制年代重新鉴定，并根据地图的内容、类型进行分类描述。除了特藏室的珍藏外，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和亚洲部又从非特藏地图中找出一些清朝后期至20世纪初的中文地图，一并进行鉴定和描述，共计230幅册。其中区域图129幅册，包括世界图、全国总图及省、府、州、县单幅图或地图集;专题图101幅册，包括城市图23幅，园林、交通、军事营汛图17幅，河流海岸图61幅。此外，对1900年以前日本人在中国境内的实测图和其它外国人绘制的中国地图，我也顺带做了鉴定研究。 欲了解这些地图的价值，应当首先明了它们的来龙去脉。据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专家居蜜博士介绍，美国国会图书馆中的中文传统舆图收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文书籍入藏的伴随物，而且这些中文图书的获得，又往往与某个具体人物在中国的活动分不开。 该馆收藏的首批中文书籍是1869年来自中国清朝同治皇帝的礼物，计10种共933卷明清刻本书籍。10年后的1879年，国会图书馆又收到了美国特使、中美《望厦条约》的美方签署人顾盛(Caleb Cushing)赠送的237种中文和满文图书2547卷。这两批图书中包括一些传统的中文舆图，成为国会图书馆中文地图珍藏的基础。 1904年国会图书馆获得另一批1965卷以方志为主的图书资料和地图，这批中文书籍也是一位曾经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清朝政府签订条约的人从中国带回来的。此人就是与近代中国和北洋政府有过亲密接触的柔克义(W.W. Rockhill，1854-1914)。 柔克义1854年生于美国费城，在法国受的教育。1884年首次来华，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中任参赞，并兼任驻朝鲜的代办。1888-1889年和1891-1892年，他为史米森协会(Smithsonian Institute)两度到蒙古、青海、西藏进行“科学探险”。1893年回到美国后就职于美国国务院外交部，担任助理国务卿。1901年9月，他代表美国政府与中国满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再度来华，担任公使，1909年转任驻俄国和土耳其的大使。1914年袁世凯执政期间，柔克义被袁世凯聘为私人顾问，就在来华途中病死于檀香山。 柔克义将很多中国政府赠送的罕见中文书籍带回美国，包括他两次进藏所写下的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记》)，以及沿途所绘的地图。1904年，柔克义在路易斯安纳举办的一个博览会上展出了他所收藏的中文图籍。博览会结束后，他的藏品被国会图书馆悉数买下，又进一步奠定了美国国家图书馆东方特藏的基础。 境外中国地方志特藏之首 1912年国会图书馆曾举办过一个中文地图展，当时在中国苏州东吴大学任哲学教授的南斯(Nance)在回国休假时看到了这个展览，遂将他在中国收藏的两幅清代长江水师营汛图赠送给国会图书馆。这两幅地图是一位信仰基督教的士兵送给在中国传教的一位美国牧师的，后来这位牧师又将图转送给南斯教授。 在以后的30年中，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收藏品迅猛增加，但仍与个人的活动有很大关系。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赫伯特?帕特南(Herbert Putnam)、沃尔特?斯温格尔(Walter Swingle)以及恒慕义(Arthur W. Hummel)这几个关键性人物。 斯温格尔是个植物学家，他兴趣广泛，在1913至1937年间数次来华，广泛搜罗中文书籍，而地方志是他的头等收藏。因为他对中国的植物、草药和蔬菜兴致颇浓，而方志恰恰详细记述了各地不同的植物品种。斯温格尔对中文书籍的采购活动得到国会图书馆馆长赫伯特?帕特南的鼎力支持，为他从国会争取到3万美元的特别拨款。这笔款项的最终使用效果也是让人有目共睹，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国地方志，成为中国境外他人难于匹敌的一份特藏。 而在斯温格尔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替他出谋划策的行家——恒慕义(1884—1975年)，他后来成为国会图书馆中文舆图入藏的最大推动者。恒慕义1884年3月6日出生于密苏里州华伦镇(Warrentown)，毕业后入芝加哥大学深造，1905年以优异成绩毕业，1911年取得硕士学位。以后，恒慕义开始在田纳西州查塔努加(Chattanoga)的一所高级中学里教历史，6个月后，他的同学给他传来消息说，日本神户高等商业学校空出1个教席。这个能够访问东方的机会对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恒慕义从叔叔手里借了350美元买船票，于1912年3月来到日本。在日本教英语的两年中，两个暑假他都是在中国度过的。这两次造访激发了恒慕义对中国文化和文明，以及它们对日本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兴趣。为此他作出决定:一定要想方设法去中国。 1914年，恒慕义返回美国在芝加哥大学完成其神学学士学位，并于同年10月8日与布克瓦尔特(Ruth Emily Bookwalter)结婚。11月，新婚燕尔的恒慕义在美国(基督教)海外传教团董事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的赞助下前往中国。在北京花了1年时间学习中文之后，恒慕义夫妇于1915年秋移居山西汾州(今山西省汾阳县)。接下来的10年，恒慕义在汾州基督教会男子中学教英文，同时他继续学习汉语，广泛阅读中国地方志。而中国丰富的地方志给他提供了研究中国历史、地理、风俗和民间信仰的敏锐洞察力。 地图收藏给恒慕义带来丰厚回报 也是在这个时期，恒慕义逐渐养成收集中国旧钱币和古地图的嗜好。2000多枚不同种类的钱币成为他们夫妇熟悉、确认中国朝代演变的最佳实物资料;而那些古地图，更为恒慕义的阅历和以后的生活，带来了丰厚的回报。1930年，国会图书馆为获得这批珍贵地图，一次便付给他12500美元。 1924年恒慕义夫妇移居北京，在燕京学校(Yenching 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教中国历史与文明。直到1927年，由于中国爆发内战而引起的骚乱，他们才返回美国。 回国不久，恒慕义应麻省威廉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邀请，作了一场关于中国的演讲。在那儿，他巧遇后来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主管的劳伦斯?马丁(Lawrence Martin)。马丁了解到恒慕义收藏了一批绘本中国地图，遂请他携带地图到华盛顿作鉴定。当恒慕义温文尔雅地展示他的个人收藏时，也使前文提到的国会图书馆馆长赫伯特?帕特南大开眼界。 恒慕义给帕特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帕特南在给斯温格尔的信中非常兴奋地写道:“我刚刚结识了一个人似乎最适合于这样一个岗位，换句话说，这是图书馆里的一个特殊岗位。这个人就是恒慕义博士，他在北京的美国学院担任讲授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教授长达15年。 10天前，他在这儿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中文绘本地图收藏展，这些地图已经留给我们照管。作为个人，他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我从弗利尔的主教洛奇先生(Lodge，Bishop of the Freer)、国务院的约翰逊先生和佩克先生那儿了解到一些有关恒慕义的情况。所有认识恒慕义的人，对让他来担任那个职位的主意，一致表示赞成。我已经冒险应允给他一个名义临时在这里工作几个月。他打算12月12日到这儿。” 地图展示之后，帕特南请恒慕义将那些地图留下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聘请恒慕义作为国会图书馆的职员，以建立一个与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相关的收藏部。1928年，恒慕义被正式任命为新成立的中文部(即后来的东方部)主任，直至1954年退休。 《大明舆地图》与《罗刹之地图》 《大明舆地图》之“山东舆图”明中叶(1536,1566年)制作的绢本色绘地图册。按明代2直隶13省分幅，各具图题，描绘明朝的疆域、政区、山川形势以及周边国家与地区。首页“舆地总图”画方，每方500里;其余各图不画方。用统一的图例符号分别表示府、州、县和土司所辖县的治所。该图被裱在有墨书题记的官方档案纸上，其中出现“康熙七年五月初上纳”、“南阳县监”等文字，表明此图在清朝初年被修复过。1927年由华纳(Warner)购入。(左) 《罗刹之地图》局部 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绢本彩绘长卷，描绘清军与罗刹(俄罗斯)军队在黑龙江沿岸的战斗场景。恒慕义1930年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购入。(右)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的中国政府赠品入藏标志(中) 日军收藏的中文地图移藏国会图书馆 在恒慕义的指导下，该馆的中文收藏稳定增长，仅中文典籍收藏便从1928年的约10万卷增长到1954年的29.1万余卷。由于恒慕义对中国地方志与珍稀版本有浓厚兴趣，使他能够继续扩大国会图书馆在地方志、丛书与稀见珍本方面的收藏规模，其实这类书籍的收藏已在1928年前由斯温格尔建立起一个较扎实的基础。但到1954年为止，中国地方志在国会图书馆的收藏数目已从1928年的1479种达到3600种;丛书的收藏，从1928年的474部增加到1954年的1500部。在1957年目录中的1777部善本中文书特藏，几乎全部是1954年以前购进的。而这批特藏不仅在西方是卓越的，即使在中国和日本，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图书馆也为数不多。 在恒慕义主持中文(东方)部期间，国会图书馆的中文收藏还有一项发展，就是中文舆图的增多。从目前地理与地图部(Geography & Maps Division)保存的中文古地图入藏记录可以看出，该部在1930年和1934年有两次经恒慕义之手的较大数量的购进，此外则是1962年恒慕义的捐赠品。目前，国会图书馆地图部近200幅1900年以前绘制的中文舆图特藏中，有70%是来自恒慕义的购进或捐赠。由此来看，美国国会图书馆现在之所以拥有丰富的中文古地图收藏，头功当属这位热衷于倡导中国文化收藏的西方人——恒慕义。 另外，地图部还有一批自日本明治时代以来，日本军人来华旅行“考察”时搜集的中国地图和实测地形图。二战结束后，这批当作情报的地图被盟军驻日本总司令麦克阿瑟(MacArthur)将军截获，50年代后期全部移藏国会图书馆地图部。 国会图书馆所藏中文舆图的绘制时代，多数系清嘉庆、道光至光绪年间的作品，前期的地图不多，但有几幅明代后期和清朝康熙、乾隆时代的彩色绘本图，如明代色绘本《大明舆地图》、万历三十年(1602年)的《泉州府图说》、清康熙年间色绘本《台湾舆图》和刻本《广东舆图》、清雍正三年(1725年)摹绘明《万里海防图》、清乾隆年间的彩绘本《四省行盐图》、《全川营汛增兵图》、《热河行宫全图》，以及萨载、高晋等编绘的《黄、运、湖、河全图》、《乾隆黄河下游闸坝图》和刻本《黄河源图》等，都是比较罕见和珍贵的。 《泉州府图说》 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绘制，由29幅绢本色绘舆图附图说册装，不注比例，表现福建省泉州府统辖的陆境与海疆，并按各县、卫、所、巡检司分幅，描绘所属地域内的山岭、河川、海岸、岛屿、城镇和军事守御处所的分布。 描述各县、卫、所或巡司的地理位置、兵要、商贸形势、城池修筑历史，以及倭寇入侵的情况。 河南、山东和湖北省图独占鳌头 以绢本色绘的《大明舆地图》为例，它由18幅地图叠装成册，按明朝2京13省分幅，各具图题，描绘大明王朝的疆域、政区、山川形势以及周边国家与地区。根据此图的画法风格与图内的行政建制，可推断该图表现的是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行政区划。但是，该图被裱在有墨书题记的官方档案纸上，其中出现“康熙七年五月初上纳”、“南阳县监”等文字，说明此图在清朝初年曾被修复过。根据记录可以得知，此图于1927年由华纳(Warner)购入。 《泉州府图说》为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完成的绢本色绘舆图册，锦缎封面，描述福建省泉州府统辖的陆境、海疆，按各县、卫所、巡检司分幅，属于向上级官员呈报的官绘本图集。 国会图书馆所藏明代舆图不多，除上述2件外，另存有4部形式和内容相近的明晚期(1601,1633年)墨绘本《分野舆图》图册，都是摹仿罗洪先《广舆图》的内容而剪裁删定的。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绘制的舆图都是恒慕义所购置或收藏，有些图均以蓝色锦缎镶边裱装，显然是清代官方呈送本的样式。 从中文舆图特藏覆盖的中国地域来看，几乎每个省的地图都有，而以河南、山东和湖北省的数量为多。其中的缘由，一方面是中国清朝政府赠送的地图多是同治年间(1862-1874年)湖北省官书局刻印的《大清一统舆图》的分幅本和湖北、湖南两省与相邻各省的合图，以及武昌、汉口城市街道图，约占30余幅。另一方面则与恒慕义的个人爱好有关。恒慕义对海疆图和山东、河南两省的黄河下游堤工图及运河堤坝工程图很感兴趣，因此搜罗了不少海岸图和山东省、河南省的官绘本黄河、运河堤坝工程图及各府、县境河流图，计40余幅。其中一些黄河、运河工程长卷都加盖清朝负责河防的地方官司关防红印，而且地图的首尾、年代均能够衔接，想必是从河南、山东两省某官署获得的一批官方档案。1930年入藏国会图书馆时，这些地图都属于东方部，后来，东方部改为亚洲部，地图全部移存地图部，而文字档案有可能被拆开而没有移存，给今天的研究带来不便。所以今后有必要再检索与地图入藏相关的文字档案。 舆图特藏公开化所带来的挑战 国会图书馆中文舆图特藏中还混有一些出自朝鲜画师之手的明、清中国全境或地区地图。如华纳于1929年购置入藏的第5号彩绘本《盛京舆地全图》，内容描绘清朝盛京、宁古塔、黑龙江三地将军辖地的山川地貌及城镇、道路、边墙，这是18世纪中叶(1734-1747年)由朝鲜画师绘制的。还有一幅《吉林舆图》，从画技和笔法上考察，也应是朝鲜画师的作品。而朝鲜画师的作品与中国地图一起入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应当与华纳在东亚地区的活动有关，这又是一个新的值得探研的课题。 由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一些明、清时期绘制的舆图国内尚不多见，可以弥补中国地图史研究之缺憾。另外有些地图虽然国内也能见到，但因为摹绘本过多，往往造成地图的内容或文字注记的错讹，对于究竟哪幅图是原本，正确的文字应当怎样表述等，一时还难以解 答。而国会图书馆的中文舆图特藏却给地图史研究者提供了有益的线索。举例来说，恒慕义的收藏中有4幅内容与形式基本一致的《海疆洋界形势全图》。经过对比，发现它们可能都是摹绘品，但是从其中一幅图的“后记”可知该图的母本系浙江省赤城县洪氏家藏的图稿。杨仲甫得其稿，以示江阴金保彝，金保彝摹绘此图与《筹海备要》一书相参看。这段文字为我们追寻这类海疆图的源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 另一幅推断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之前的绘本《海疆图》，其文字注记较常见的《七省沿海图》更为准确。如在雷州半岛左侧注记:“如海安下廉州，船宜南风，上宜北风也”。目前国内外很多摹绘本海岸图都脱“上”字而致语句不通。该图则提供了准确的表述。 当然，流失在海外的中文舆图收藏并非只有美国国会图书馆一家，也并非它的中文舆图特藏才最具价值，但美国国会图书馆公开中文地图特藏这一做法却为中文古地图资料的公开和研究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先例。随着海外图书馆特藏品的公开化及为读者着想的网络数字图像化，又一次向中国人的封闭式收藏观念提出了挑战。中国的图书馆是否也准备迎接这个挑战，以网络化实现人类社会的资源共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