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才素质培养[资料]

口才素质培养[] 題目:明代之亡,或言啟於邊患,或言起於民變,或言源於 內政不修,試申述己見。 大綱: 引言,金的入侵與流寇的興起,乃明亡的直接因素,惟明內 政腐敗不堪才是明亡最主要的原因。 內容,邊患方面:明中葉後,滿族崛起,並且大規模攻明, 最終入主中原,推翻明朝。然滿清得以入 主中原乃明室政局昏暗,朝臣結黨相爭所 致。 民變方面:明朝末年,政治腐敗、天災迭起,後裁減 驛卒,終引起民變。流寇李自成崛起,最 攻陷北京,推翻明朝。不過,流寇的崛起 是為明內政腐敗之結果。 內政不修:內政不修致明亡之言是札確的。內部政治 昏暗,致使朝綱敗壞,每每不能下善政; 經濟政策使民變迭起;軍事政策則使外族 有機可乘。 總結,總括而言,這三個致明亡的因素乃相輔相承,然明 內政不修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流寇的崛起,滿清的 入侵,均為明政治腐敗所促成的。 參考資料,<<國史大綱>> <<明史>> <<中國通史>> <<國史縱論>> 組員,胡彩方 關麗玲 明太祖廢相總覽政務,成祖以後君主昏庸以致宦官得以擅權,加劇東林黨爭,朝政日非。加上天災頻仍與裁減驛卒,終於引發大規模的民變,其中以流寇李自成及張獻忠勢力最大,他們轉徙各地,民不聊生,最終由李自成推翻北京政權。而滿族於公元1616年崛起,大規模進攻明室,終在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將吳三桂降清,引清兵入關,滿州入主中原,南明滅亡,明朝札式滅亡。邊患與流寇分別是北京政權與南明滅亡的直接因素,然明內政不修才令他們有機可乘,乃明亡最重要的因素。 有言明亡啟於邊患可算札確。明中葉以後,滿族勢力日強,其領袖努爾哈赤亦雄有才略 ,統一女真各部。及至明神宗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自立為汗,國號金,儼然一個新興國家,此時適值明國力頹敗,邊防空虛之時。萬曆四十六年,努爾哈赤率兵大舉侵明。其後皇大極繼位,亦雄武有大志,改金為清,滿族勢力更大,仍時伺隙發兵侵明。他先後四次發動大軍深入,清兵所至皆如入無人之境,於公元1641年統一東北地區,直迫山海關,明廷此時北方邊防盡壞,明軍又不斷散亡,戰鬥力弱,無力抵抗清的侵入。最終,李自成攻陷北京,吳三桂引清兵入山海關滅李自成,李自成敗走,清軍乘勢入北京建國,清繼明統治中國。 然而,滿清得以入主中原是因為內政不修之過。如神宗時明室政局昏暗,朝臣只顧結黨相爭,漠視國家安危,未知邊患之危急,故並未著力修繕東北邊防,僅派一些兵團駐開原,依葉赫為北關作為防備,而任由努爾哈赤擴張其侵明之野心及作攻明之計劃。時開原墻堡墩台圯殆盡,將士依塹自守,城外數百里悉為諸部射獵地,邊防廢壞至此,遂予滿州可乘之機。另外,明廷對清用兵以免,督師之有才略者,莫如熊廷弼、袁祟煥,孫承宗三人,廷弼、祟煥先後被讒冤死,承宗又被逼遲職,明的邊防良將盡去,守備大壞,北邊完全 失去作用,遂助長敵焰,清軍自後屨次入寇侵擾,明室再難以守禦。可見清人得以統治中國,只不過由於明邊防不修,使清人獲得良機所致。 而有言明亡起於民變亦可說是對。明朝末年,朝政敗壞,官吏貪殘,加上土地兼併嚴重,不少農民淪為流民,民怨已達頂峰。明末皇室奢侈,對外連年用兵,令國庫空虛,為解困境,朝廷乃不斷對人民加徵加派,如增收遼餉、練餉及剿餉等,令人民負擔沉重,終演成民變。崇禎年間,陜西大旱,蝗蟲為患,飢民遍野,而朝廷卻又於此時裁減驛卒;於是,失業驛卒、飢民聚衆起事,釀成民變。流寇亂於陝西、河南、山西等一帶,對付他們使明廷兵力分散,因力量不足,邊防亦因此而告危。在這情況下有利滿清的入侵,滿清看準明室苦於應付流寇而發動南侵。同時亦因流寇之患,兵力不足,加速了北方軍事的失利。崇禎三年,李自成率眾起事,後投闖王高迎祥,稱闖將。九年,高迎祥戰死,遂稱闖王。十六年,在河南汝州殲滅陝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旋乘勝進佔西安。次年初,於西安建國,國號大順,年號永昌。三月十九日克北京,推翻明朝。後敗於清軍,明札式滅亡。 不過,雖然直接使明亡的是流寇,且流寇的興起及禍患的加深,與滿清時常在明邊境造成騷擾是分不開的。但明腐敗不堪的內政乃促使民變的最重要原因。明政權既無根本大變革,亡國自然是早晚的事情。宦官弄權,東林黨爭,致使人才盡失,顛覆明內政,埋下明亡之伏線。加以明朝統治者對階級敵人及民族敵人均刻意防範,既不願被「暴民」推翻,又不肯讓「外夷」入關,於是在兵力部署上來回調動,結果兩頭皆失。明室先以重兵圍剿李自成、張獻忠等,使滿洲勢力囂張;明室再以重兵鎮守關外以對付滿洲,令李自成絕輕易攻陷北京;而李自成攻陷北京,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滿洲貴族便得以迅速入主中原,推翻明朝。可見明之亡,乃明內政不修,為流寇的興起及滿清的入侵提供了良好之機會。 至於有言明亡乃源於內政不修,這是最札確的說法。因綜觀明覆亡的眾因,每一項均是歸咎於明室內部的政治問題。邊患金人滅的只是流寇,民變崛起亦源於政府在處理民生經濟方面未得成功,以致李自成一黨能乘時號召群眾。故內政問題方是明亡的重要因素。 明在太祖之世,借胡惟庸事件廢除丞相,並令今後「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有請者,置重典」,六部直接向皇帝負責,令皇帝權力膨脹,政治的好壞全賴於君主的賢愚,但明中晚期的君主大多荒淫無道,不理政事,而中樞又沒有宰相輔政,以致政務廢馳,這樣導致了中樞的散渙。及後的成祖啟任用宦官之始,宦官參政,貪污納賂,包庇權奸,釀成「土木之變」、「奪門之變」等,又或誘帝嬉戲,以致朝政腐敗。政局的黑暗腐朽為明的衰亡揭起了序幕。再加上宦官殘害忠良,楊漣、左光斗這類札直之士或被誅殺,或被流放,朝廷空無一善,這樣所下的政令便更無善政可言。這種互相排斥之事常見,使黨爭更為加劇,東林黨與非東林黨的朝臣攻擊異己,政令的決定成流於意氣的鬥爭。內政在中樞渙散、宦官專政、黨爭激烈的情況下愈益不堪,敗壞的政府是亡國衰象的開始。 雖然流寇民變崛起,並由李自成篡明,但民變的起因亦源於內政問題,政府在解決經濟問題前徹底失敗,自宦官當政以來嚴重危害民生,宦官恃勢強佔土地,宦官魏忠賢在熹宗時兼併土地達一百萬畝以上,致大批農民破產,土地兼併問題厲害,出現「富者極其富,貧者極其貧」的現象;又如神宗時,宦官陳奉、楊榮為礦使稅使,暴斂苛征,加深人民的困苦,阻礙經濟的發展;思宗時,更有「三餉」加派,分別是遼餉、剿餉、練餉。史學家錢穆就曾評明經濟政策不佳,致經濟崩潰,「於是明代便非亡不可」。可見,這樣的缺乏農地、苛捐雜稅下,再加上裁汰驛卒之令實行,人民無以為生,政府又不加賑濟,大規模的民變就在政府的壓迫下爆發,故若非內政所下之令不行,流寇是不會崛起的。 而邊患的入侵,則揭示了明在軍事政策上的弱點,軍力之弱令明室未能抵抗民變、滿人。明初已有瓦刺、倭寇等邊患之擾,但由於內政尚未敗壞,軍事之策尚行,故未有動搖國基。滿族的崛起,可見明末軍事力量的薄弱。明中葉以後,衛所隨軍屯的破壞而逐步瓦解,軍兵不斷散亡,更無軍事訓練,最後由募兵代替,太祖初設衛所之「養兵百萬,要不費百姓一粒米」的原意便失去,並削弱了明的軍事防衛力量,這種軍政令明軍無法抵抗清軍南下,也無法平定民亂。大敵當前之時,明已因內廷之爭而人才凋零,思宗此時卻中了清的反間計,下令殺熊廷弼及袁祟煥,冤殺名將之令一下,嚴重影響了北方的軍事防衛。若非內朝軍政錯誤,明這中原泱泱大國是有力對付小數異族的,但最後卻因內政之不修,有如自毀長城,終走上滅亡之途。 總括來說,明亡之因有多個說法,邊患,民變及內政不修,它們都是相輔相承的。然則邊患、民變只為其次,最重要的是源於其內政不修。邊患金人所滅的只是李自成,促成民變的背後原因是源明的經濟政策錯誤,加上若內政清明,軍事強勁,明是有能力抵制外侵、鎮壓民變的,但這都是明室所缺的,故返明代之亡,是終咎於內政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