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闻评论的重要性

第一章 新闻评论的重要性 中国古代有着优秀的议论文传统。尤其是每当封建专制统治出现松动的时候，更是社会 言论纷起之时。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东汉末年的清议之风，言论的大发展等都是很好 的说明。以东汉末年清议之风为例，东汉末年，由于政治极端腐败，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官 僚士大夫中遂出现了一股清议之风，品评人物，激浊扬清，至安帝、顺帝时，太学遂成为清 议的中心。为了笼络儒生，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这些太 学生面对危如累卵的东汉王朝，根究祸乱之源，矛头直指宦官和外戚的专权，而他们最有力 的武器就是清议，用清议言论来反对宦官和外戚的统治。这种清议主要指向两个相反的方面： 第一是抨击腐败的朝政和罪恶的权贵，尤其是对当时腐败的察举抨击尤甚，这种抨击已 经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言论，当时流传的时语就有“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 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慎举》）。第二是对于敢于干犯权贵、品性高洁 者大加赞扬。比如太学生们最尊祟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太学生中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 “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其中李膺的名声 最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是“登龙门”，可以身价十倍。后来李膺被诬告下狱，其中一 大罪状就是“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同时牵连逮捕下狱的达二百余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 的“党锢”事件。此事发生后，士大夫清议之风非但未有收敛，反而更为高涨，他们把那些 不畏宦官势力、行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誉，甚至有 人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这种清议之风，对彻底消灭东汉宦官外戚势力起到了重要 作用。这也可以看出言论在组织和形成社会舆论方面的巨大作用。 中国古代议论文的发达还体现在其它一些方面。以史家志史为例，早在《左传》中就有 “君子曰”，至汉代司马迁做《史记》，亦每每在记事之后缀以“太史公曰”之语，以做总评， “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及所亲见，或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中摘一人以 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唱”（杨成孚《论司马 迁的曲笔》，《南开学报》1986 第3期 ）。例如《李将军列传》文末“太史公曰”：“《传》 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 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虽小，可以谕大也。”类似这样的点评，因事成议，言简意深，深得 评论之精要。后来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也每每于文中插入“臣光曰”之语加以议论， 旧闻新鉴，颇有言论的味道。不仅如此，史家之外，这种议论之风还浸染到中国古代的诗歌 和小说当中，像唐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即主张，诗歌要“首句标 其目，卒章显其志”。以他的《红线毯》为例，在具体生动的描绘之后，白居易这样写道： “宣州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小说方面，像通俗小说作家蒲松龄作《聊斋》，即喜欢在文末作“异史氏曰”，很像现在的“编后语”。 中国是世界上报纸出现最早的国家，据考证，唐代已有了手抄报纸的雏形，但新闻评论 的出现却是中国近代报刊的事。从唐宋的“报状”、“进奏院报状”、“邸报”、“小报”到明清 时期的“邸钞”、“京报”、“朝报”，都是没有言论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因为中国古代报纸一直带有极强的官办性质，发布传播一些朝廷的官方信息，目的 也主要是为了满足地方官员了解朝廷和官场动态的需要，大体上类同于文件汇编，面向一般 民众的新闻几乎是没有的。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还不是一种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不具 有代社会立言、代民众立言的性质，缺乏报刊评论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 二是报刊言论发育的社会必是一个民主的社会，言论发达与否乃是社会民主程度之标 志。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社会体制就是“一言堂”的社会，加上八股取士制度和“文字狱”对 读书人的引诱与打压，从根本上就绝灭了带有“谤议”性质的大众言论，民不敢言，道路以 目，在这种状态下，报纸上是不可能出现报刊评论这一文体的。也就是说，报刊评论这一文 体是与专制政体势难并存的。这也可以从中国古代议论文的兴衰走势上得到证明。 三是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人们过着老死不相往来的生活，封闭的 人际关系和单调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媒介呈现出一种惰性，缺乏砥砺言论的环境与情怀，这也 是中国古代报刊言论未曾发育的原因。言论的发育是以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发育为前提 的，只有发达的商品经济才能产生出发达的人际关系。因此，报刊言论的发展必是在资本主 义经济萌芽出现以后。 19世纪初，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的过渡。随着资本主义 的向外扩张，西方一些传教士也开始来中国办报。像英国传教士米怜于1815年8月在南洋 的马六甲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据余也鲁在《杂志编辑学》第27页说：“‘察世俗’ 可能是Chinese一字的音译，同时又兼顾到这本刊物的出版宗旨‘统计传’当有无所不征， 藉此广播的意思。”）就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境外办的第一张中文报刊，并且在这张月报上出 现了言论文体，当然这些言论多是些宣传宗教的言论，以“阐扬宗教，砥砺道德”为宗旨， 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闻性言论。也有个别言论与宗教无关，写得也很精致。象1815年9 月号（卷一）刊载的《成事之计》，就很有点现代报刊言论的特点： “夫要成事者，其心先该立好计。盖无计，就无方法。虽日日勤工，尽力，亦成不得大 事。成大事之计，乃在于四件之内。一，各人得其事；二，各事得其时；三，各物得其所； 四，各器得其用。如此做，则不至于费力，废时，失事，而多有益也。” 又如1819年5 月号（卷五）刊载的《论不可泥古》一文，借古论今，提出“古未尝全 是，今未尝全非”的论点，颇有点政论性报刊言论的味道。 继《察世俗》之后，1833年8月，在我国境内出版了第一份近代化中文报刊《东西洋 考每月统计传》，它的创办人郭士立也是个传教士。《东西洋考》与《察世俗》相比在言论刊 载方面最明显的进步，就是宗教性的言论已退居次要地位，大量的是关于现实生活的言论， 可谓有感而发，而且篇篇被安排在首页，并在目录和正文前醒目地标出“论”这一栏目和题 头。比如1832年初，郭士立乘船来到上海，被清朝官员称为“夷”，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污辱 性的称呼，因此专门致函苏松太道。1833年8月《东西洋考》创刊，他在第二期上就专门发了一篇言论，声称中国人称他们为“夷”是非常荒谬的，应当为外国人“正名”。他在 文章中写道：“„„蛮狄羌夷之名等，指残虐性情之民”，“夫远客知礼行义，何可称之夷人？ 比较之与禽兽，待之如外夷。呜呼！远其错乎！何其谬论者欤！”“„„怀柔远客是贵国民人 之规距，是以莫若称之远客，或西洋西方，或外国的人，或以各国之名。„„”。抛开这篇 言论所持的观点不论，这篇言论观点之鲜明、行文之有序，都足以说明这是一篇不错的报刊 言论。《东西洋考》上发表的许多言论敢于抓取社会上甚至朝政上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议论， 颇有西方报刊干预生活的自由主义原则，它对于后来报刊评论的发展无疑会产生很大的影 响。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改良风潮顿起，其中一点就是要打破那种处士横议悬为厉禁的封建 主义言论统治，要求给他们以议论政治的权力。中国报刊言论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政论报 刊言论时代来临了。它的到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报刊评论文体的发展。 一、 王韬是我国第一个报刊政论家，是著名的改良派人物。出生于苏州甫里，曾在英国传教 士麦都思办的墨海书馆工作多年，是最早接融西方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曾因为太平天 国献策而遭清廷缉拿而逃避香港，并多次到英、法、俄等国游历，开阔了视野。1864年， 香港出现了一份中文报纸《近事编录》，由英国人罗郎也创办，王韬曾任主笔并开始撰写政 论性言论。1874年2月（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香港创办了第一张由中国人自己办 的报纸《循环日报》。《循环日报》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重视政论，每日于显要位置刊载一篇 政论文章，而且大半由王韬执笔。王韬的政论性言论在当时的报刊言论中是出类拨萃的，其 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见解卓著，品味不凡。这与王韬开阔的眼界和深厚的知识积累以及他敏锐的洞 察力都有很重要的关系。王韬的言论多关乎内政外交等大时事，或分析中外形势，探讨中外 关系，或鼓吹社会改良，据高临下，把握全局，大处落墨，高瞻远瞩。中外关系方面，象论 述欧亚时局的《论亚洲已半属欧人》；就日本武装侵犯台湾省发表的《论与日本交兵情形》、 《论日本之必可胜》、《论日本举事之谬》；就沙俄觊觎我国领土发表的《论俄拟攻中国》、《论 俄人志不仅在得伊犁》；国内改良方面，象《当用泰西新法》、《论肆西学》、《论中国不可自 恃》、《中国振兴说》、《论宜变古以通今》、《论法在因时变通》等，这些政论性言论论见高远、 犀利，颇具大家笔法。王韬虽是改良派，但他在这些政论性言论中所表现的见识有些却很高 远。比如在《论兵强不足恃》一文，他就对洋务派“富国在乎理财开矿而已，强兵在乎练兵 择将、制造战舰、讲求火器而已”的富国强兵理论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他认为“治兵末也， 治国本也，强兵末也，足民本也„„国家之所以能自立者，在乎敬天勤民，政平法公，民人 有乐生之心，官吏无营私之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国也者，合众人而成者也„„一国 协合，君民一心，上下一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而安有不强者？” 二是王韬的言论有的放矢，不作无病之呻。他继承了中国古代文章为时而著、为事而作 的现实主义传统，都是针对当时为社会所关注的一些问题立论，这使王韬的政论性言论持论 有据，论题虽涉大局而内容并不空泛。另外，王韬还有很多就一些具体问题立论的言论，尤 能体现他的报刊言论的这一特点。象他针对拐卖“猪仔”问题撰写的《论查办猪仔》等一系 列文章，针对香港和广州城内火灾频繁所撰写的《论防抢火》等一系列防火救火的文章，针 对广大农村水旱荒灾问题所撰写的《论弭水灾》、《豫储米以备荒说》等等，可见王韬的文章 是极重因事而发的，而不是在敷衍应付读者或强为应付版面的。 三是王韬的报刊评论文章具有独特的风格。他的文章充满激情，富于感染力。论政事则 言辞庄肃，不容责疑；斥邪恶则喜笑怒骂，畅快淋漓。如他的《时文无用》一文（1880，9， 3），痛斥八股“时文”，抨击害人误国的科举制度，骂那些醉心八股的人是“时文鬼也，臭 味相投，形状相肖，迂腐之气逼人，令人欲呕。”科举考试是“以无用之物而取无用之人也， 数场文字，直同梦呓„„费国家帑项数十万而无一实济。”在《论儒者当见其大》一文（1880， 9，14）中讽刺那些儒生“平日矫然自负者，则几篇烂时文耳。”他们那些无病呻吟的文章如 同“犬吠驴鸣，何足言文？” 王韬的政论也有不足之处，行文格式上比较呆板，比如文章开头都是“呜呼！”如何如 何，然后展开议论，而且文白间杂，有碍行文的流畅。在冠题上也是千文一面的以“××× 论”、“论×××”或“×××说”形式命题，缺乏变化，这一是由于人们当时对政论性言论 更看重其内容，不太在乎其形式，二是由于言论写作稿件来源比较单一，甚至过分依赖个别 人，这也是导致那一时期言论写作形式甚至内容上相对单调的原因之一。 长篇大论是这一时期报刊政论的普遍性特点。而《中外纪闻》从一创刊就注意配合新闻进行评论，从而开创了短小精悍、形式活泼的短论，实为一创举。这些短论具体说来分如下 几种形式： 一是文前按语式短论，不拟标题，通常以“按”字开头，类似于现在的“编者按”，象在《各国商船及海上贸易价额考》（十一月初七）这篇新闻前就配发了这样一篇按语：“富国 之道农以出之，工以作之，商以行之，缺一不可。贵农贱商，此汉以后瞀儒之言也。转运不 捷，流通实难，产殖益鲜，非以利农，乃以困农。铁路轮船亟亟哉，一统自治之。天下不讲 商务，仅以病民，列国并争之；天下不霁商务，必至蹙国。昔西班牙、荷兰雄长于胜朝，英 美勃兴于近代，波斯、突厥千年古国，削弱仅存，轻商重商之效，较然矣。万国沟通，以海 为市，善言国者以此觇邦本矣。”第二种是文后加评式短论，亦不另行标题，通常用“论” 字开头，类似于现在的“编后语”，但文字一般比按语式评论稍多些。如该报十一月十五日 刊载一则新闻，讲述英国一工会会长致书兵部大臣，要雇用失业工人修筑伦敦炮台，使这些 失业工人可以“借工钱以资糊口”，兵部大臣复函同意此事，报纸就此配发了一篇短评来阐 述自己的政见：“论曰，利国之举，未有不便民者。昔者用民之利而不给其食，故以徭役为 厉民；若如今之按日雇工，则一切工程皆养民之道也„„中国北省，贫民最众，每届觱粟， 道殍盈望。若能兴铁路矿作及机器各厂，则所需工匠，常能容数十万人。是使数十万贫民有 业以自存也。”《中外纪闻》在报刊评论形式上的这种突破，为后来新闻评论的发展提供了可 资借鉴的模式。 《强学报》和《中外纪闻》都是维新派创办的报纸，但由于《强学报》创刊于上海，远离作为封建政治中心的北京，因此言论要自由很多。《强学报》在该报1号刊载的《本局告 白》中明确宣告：“现当开创之始，专以发明强学会之意为主„„至于时事新闻，因限于篇 幅，不及多载，俟将来乃陆续录之，非敢略也„„”，这种主要传播政论性言论等意见性信 息而完全忽略新闻性信息的作法，可以说是政论报刊发展的极致。这种做法为后来维新派政 论报刊树立了榜样，让政论在报刊上唱主角成为后来维新派报刊的一大特色。 继《强学报》之后，维新派又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撰述，继续宣传变法维新主张。就是在这张报纸上，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长篇政论《变法通议》。这是一组 系列政论，本来按作者初意，准备刊载60篇，但最后只有12篇，但已足见其磅礴之气势。 在《变法通议?自序》中梁启超写道：“法何以必变?凡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 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 鱼飞鼍，袋鱼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碳吸氧，刻刻 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悉矣。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 作者从大时空现象同时也是最普通的现象着手来为变法立论，有不容辩驳之气势。接着梁启 超又写道：“为不变之说者，动曰守古守古，庸讵知自太古、上古、中古以至今日，固已不 知万、百、千变。今日之目为古法而守之者，相去岂可以道里计哉”。嘲笑顽固派的迂腐守 旧。针对顽固派守旧泥古，作者也引古圣贤之言申述变法之合理性：“诗曰：‘周虽旧邦，其 命维新。’言治国必用新法也，其事甚顺，其义至明。有可为之机，有可取之法，有不得不 行之势，有不容少缓之故。”“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伊尹曰：‘用其新，去其 陈，病乃不存。‘夜不炳烛则昧，冬不御裘则寒。渡河而乘陆车者危，易症而尝旧方者死。 今专标斯义，大声疾呼„„知我罪我，其无辞焉。”真是气壮理直，令人不能不气服。难怪 当时有人说“草野为之歆动”，甚至“虽天下至愚之人，亦当为之蹶然奋起，横涕集慨而不 能自禁”。他的著名篇章《少年中国说》就是这样一篇代表作： 第一部分，他先从老人与少年的种种不同来盛赞少年之可歌可用，以引出欲救中国必依 靠少年人的论点。行文排比如海涌，后浪推前浪。类比恰切，以气经文，以理纬文，读之如 饮醇醪：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 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 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 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 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 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 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 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 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无可为者； 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 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白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 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 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此老年人与少年人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接下去作者阐述中国辉煌的历史和今日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局面，国之不国，也正孕育着 生机，正由“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近于完全成立”，这正是充满希望的少年中国。而这样一个 充满希望的少年中国之所以被列强称为“老大帝国”，其实是在指称病入膏盲的朝廷，指称 那些已成老朽的朝廷官吏们： 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老大者，何也?则以 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非当几十年羞，非捱几十年俸， 非递几十年手本，非唱几十年喏，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 内任卿贰以上、外任监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 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 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 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欧罗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 皇命，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 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江山，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 国，诚哉其老大也！ ……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 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 不洁治其庭庑，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棰鞭之残酷，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 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臵之，犹可言也； 我而漠然臵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 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 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 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 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 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 天载其苍，地覆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 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梁启超的政论是以深刻的思想和激进的论调以及气势如虹的修辞笔法深得读者的喜爱 的，尤其是激进的论调使他的文章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然他的这种激进的论 调有时不免偏执一词，像他于1898年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和1902年发表的《论小说 与群治之关系》，极力倡导“小说界革命”，甚至提出欲新一国之政治，必先新一国之小说的 极端之论。再如《论学校六?女学》一文中说：“吾推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 由于妇人不学，难以从业，造成国家劳力缺乏而贫弱；而妇女不读书识字则拖累丈夫并影响 后代。因此他宣称“治天下之大本二，曰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 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妇学的发 达与否确实影响着社会的进步，但把一切都归因于此，就未免失之偏颇。黄遵宪曾就此评论 梁启超说：“公之所倡，未为不善，然往往逞口舌之锋，造极端之论，使一时风靡而不可收 拾，此则公聪明太高，才名太盛之故也。”（《与饮冰主人书》，转引《梁启超年谱长编》）。 偏执一词而造极端之论，这正是作为社会“公论”的报刊言论所应避免的。不过这也怨不得 梁启超，因为那个时代就是一个需要偏执、需要激进的时代，因为戊戌变法前后，正是甲午 中日战争残败、割地赔款、民族危机深重之时，救亡图存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梁启超顺其 时而应其需，以超乎寻常的激情和干劲，奋笔直书，谈时务，言变法，随写随发，人们读之 “如饮狂泉”，“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他的文章对那个人心 思变而又左冲右突苦无出路的社会尤其是知识分子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梁启超对言论的写作方法也做过认真的探讨，其中许多见解对当时的言论界起了重要的 指导作用。他在上海“《时报》发刊例”中曾经论述过言论写作的几大要义，第一条就是“以 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不能“挟党见以论事”。第二是言论的立论“以要为主，凡所 讨论，必一国一群之大问题，”论题要有份量。第三是言论要“以周为主”，只要是重要的事 情，就要论述透彻。第四是“以适为主”，要“适于中国今日社会之程度”，言论要面向现实， “必度可行者乃言之”。梁启超曾在《国闻报》上首先创设“国闻短评”，后又在上海《时报》 上创设“时事批评”，他在“《时报》发刊例”第十条中谈到“批评”的功能时说：“本报特 置批评一门，凡每日出现之事实，以简短隽利之笔评论之。使读者虽无暇遍读新闻，已可略 知梗概，且增事实之趣味，助读者之常识。”在该报第2号《某公复本馆总撰述论报事书》 （1904年6月13日）又对“批评（评论）”这一文体作了详细解释：“日报所注重者在记事与批评。夫胪列满纸干燥无味之事实，读者苟非有相当之常识，则于其事之原因结果，始终 茫然。记者因吾知识之所及，而批其窾奥，以省读者之脑力，此天职所当尽也。”“然批评不 可不精确，不精确则必至与后论相矛盾；不可不公平，不公平则对于当事者劝与戒两无力， 且混淆视听，失读者之信用也；不可不简短，不简短则与论说无异而满纸虚谈，灭蚀记事之 容积，且亦耗读者目力也。”这些论述，即使今天看来也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在横滨创办《清议报》，宣告继续“为国民之耳目， 作维新之喉舌。”并以“饮冰室主人”、“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先后发表政论300多篇。 其中就包括《少年中国说》、《爱国论》等著名篇章。后又创办《新民丛报》，发表著名系列 政论《新民说》，论锋不减当年，而且思想日臻深刻，运用西方的政治民主学说来考察解决 中国的现实问题，探索中国的前途道路。他在《新民义》中阐述自己写这一系列政论的目的 时说：“余为新民说，欲以探求我国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所以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 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励自策进„„”。这时期他对报纸这一舆论工具的认识也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他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认为“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 府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为其响导者。”过去的报纸只是“吾将为政府之顾问焉，吾将 为政府之拾遗补缺焉。”这是不够的，“报馆者非政府之臣属，而与政府立于平等之地位者 也。”强调报纸应为政府之监督。他从维新变法的过程中充分感受到了报纸舆论的作用，在 《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中，他论述舆论与造就伟人的关系说：一个伟大人物“其始也当为 舆论之敌，其继也当为舆论之母，其终也当为舆论之仆。敌舆论者破坏时代之事业也，母舆 论者，过渡时代之事业也，仆舆论者，成立时代之事业也。非大勇不能为敌，非大智不能为 母，非大仁不能为仆。具此三者，斯为完人。”这些论述，都是很能给人启发的。当然，由 于后来梁启超继续坚持他的改良保皇思想，反对资产阶级革命，他的学说连同他办的报纸一 起，都被人们抛弃了。 维新运动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角。报业也开始进入资 产阶级政论报刊时代。1900年1月25日，孙中山在香港领导创办资产阶革命派的第一份机 关报《中国日报》。1905年11月26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创办机关报《民报》，这张报纸 一开始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理论旗帜，一大批著名的政论家象孙中山、章太炎、胡汉民、 汪精卫、陈天华、廖仲凯、刘师培、宋教仁等齐集麾下，围绕着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 掀起了资产阶级政论的高潮。这期间，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之间开展了一场大论战， 主战场就是在东京《民报》与梁启超领导的《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这场论战的主要焦点 就是要不要暴力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问题。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先后发表《开明专制论》、 《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暴动与外国干涉》等文章，继续鼓吹君主立宪，鼓吹温 和的改良。革命派针对这些论调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给予驳斥，象汪精卫的《民族的国 民》、《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命可以生内乱说》；胡 汉民的《民报之六在主义》、《斥新民丛报之谬妄》；章太炎的《革命之道德》、《中华民国解》、 《排满平议》等。论战之初，梁启超胜券在握，言“吾生平最惯与舆论挑战”，但最后却以 革命派大获全胜而结束。这场论战对资革阶级革命派报刊言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论战有助于砥砺论锋，从思想到语言，使言论的写作成熟起来。 2、论战组织和锻炼了言论队伍。通过论战把散兵游勇式的言论写作人员集中起来， 把媒介组织调动起来，在论战队伍上形成规模，并集中火力就一些焦点问题展开 论战，使言论发挥出最大的功效。 3、论战将社会公众的视点吸引、集中到论战的问题上来，获得最佳的社会舆论传播 效果。 4、论战产生了言论巨人。革命派与维新派的论战产生了孙中山、章太炎、胡汉民、 汪精卫、陈天华、廖仲凯、刘师培、宋教仁等言论巨人。 从维新运动伊始，维新派的报刊政论就是面向朝廷、面向当权者的，是意在说服当权者， 实行开明政治，变法图强，而不是面向下层社会的广大受众的。后来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 维新派逐渐认识到了舆论的作用，报刊政论开始注重报刊的宣传作用，注意在思想内容和形 式上适应读者的需要，并在一段时间内赢得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戴。到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 政论时期，无论从内容到形式，报刊言论都更加注意贴近普通民众。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这 一时期出现的大量的白话报刊和白话政论，像秋瑾为上海《中国女报》写的发刊词，就是一 篇很有代表性的言论： “如今中国不是说道有四万万同胞了吗？但是那二万万男子，已渐渐进了文明新世界 了。知识也长了，见闻也广了，学问也高了，身名是一日一日进了。这都是亏了从前书报功 效，使今日到了这个地步。你说可羡不可羡呢！所以人说，书报是最容易开动人的知识的。 唉！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们二万万女同胞，还仍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 一层也不想爬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绸儿缎儿 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搽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 子。身儿是柔柔顺顺媚着，气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滴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 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姐妹，为人一生，可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 曾呢?” “还有那安富尊荣，家资广有的女同胞，一呼百诺，奴仆成群。一出门真个是前呼后拥，荣耀得了不得。在家里颐指气使，威阔得了不得。自己以为我的命好，前生修到；竞靠着好 丈夫，有此尊贵的日子。外人也啧啧称羡，某太大好福气，好荣耀，好尊贵的赞美。却不晓 得她在家里，何尝不是受气受苦的。这些花儿朵儿，好比玉的锁，金的枷。那些绸儿缎儿， 好比锦的绳，绣的带，将你束缚得紧紧的。那些奴仆，直是牢头禁子看守着。那丈夫不必说， 就是问官狱吏了。凡百命令，皆要听他一人喜怒了。试问，这些富贵的太大奶奶们，虽然安 享，也没有一毫自主的权柄罢咧，总是男的占主人的位子，女的处了奴隶的地位……” “但凡一个人只怕自己没有志气。如有志气，何尝不可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治的艺业呢?如今女学堂也多了，女工艺也兴了，而学得科学工艺，做教习，开工厂，何尝不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呢?” 这篇论述女权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是以情纬文，以饱含感情的语言娓娓谈来而不是以 居高临下的姿态教训读者，文章的内容也平易浅显，不是靠大言欺人。这种重视下层民众的 倾向代表了当时言论界的整体价值取向，许多言论直接以“告学生”、“告小工”、“告军人” 等命题，象《中国白话报》的主编林白水在发刊词中更公然宣称：“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 什么可望的了，可望的都在我们几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那十几岁 的小孩子阿哥、姑娘们”，只有让“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 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见识，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 埃德温?埃默里和迈克尔?埃默里在《美国新闻史》中说：“报纸是靠议论纷纷才能兴旺发达起来的——只要它能够自由地参加讨论，哪怕自由的程度不大。”（54页）中国的政论 性报刊及政论性报刊评论出现在维新变法时期，并在改良派与革命派的激烈斗争中达到顶 峰，可以说党派集团之间的斗争是初期推动报刊政论发展的根本动力，正是这种党派之间的 斗争为报刊发展成为政论性报刊即“观点纸”提供了前提，同时也推动了报刊业的发展。同 时，在这样一个思想大变革的时代，思想领域呈现异常活跃的状态，公众对意见性信息集纳 与传播的需要远远超出对新闻性信息的需要，受众的需要是更倾向于咀嚼观点而不是新闻， 这也为政论性报刊的发达提供了一个社会基础。另外，报纸作为最早出现的大众新闻传媒， 一些有远见、有抱负的饱学之士也看到了它传播信息的广泛性和快捷性，看到了它广泛的号 召力和影响力，于是主动参与到办报活动中来，利用报刊这一媒介手段来推广自己的主张和 观点，而他们的加入更进一步提升了这一时期报刊的思想格调，使这一时期的报刊政论体现 出深刻的思想性。 近现代报刊政论主要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1、关注时局，紧跟现实。这是一个需要言论巨人并且产生了言论巨人的时代。紧贴现实，才为受众欢迎。梁启超的政论应时而出，合时而作，宣传变法维新主张，这种良好的势头一 直到变法失败后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还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章太炎就曾 在一封信中称赞说：“《丛报》已出二册，任公宗旨较前大异，学识日进，头头是道。总之， 以适宜当时社会与否为是非之准的„„”，说明在变法失败之后有一段时间，梁启超的思想 和言论还是能够跟上形势的发展的。但是作为变法维新提倡导社会改良的旗手，他最终没有 能力超越自己的局限性，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他的保皇改良思想日益与革命思潮相抵 触，最终走向反动。1904年初，《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他的《新民说?论私德》，公开与革命唱反调，此文一出，顿时引来一片唾弃之声，《新民丛报》也失去了稿源和读者，梁启超 和他主办的报纸一起落了个众叛亲离的境地。当时曾有读者致函《民报》谈到梁启超的窘况 说：“《民报》出现，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 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 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 梁启超和他的学说之所以被人们抛弃，不是因为他的学说已经一钱不值，没有了一点合 理的成份，而是那个狂热的时代需要更激进的理论。那时的中国到处都是一片破坏之声，渲 泻着一股势不可挡的破坏情绪。1907年3月《新民丛报》第92期载改良派人士黄与之的文 章《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便言：“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 论、政治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 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所以梁启超尽管也宣传合理的破坏，但还是由于“跟不上” 形势而被抛弃了。 2、见解深刻，发有灼见。这得益于政论作者中许多人都是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他们 以雄厚的学识支持着这一时期的报刊政论。同时他们所论及的问题视野开阔，有感而发，发 有灼见，这是他们政论的一大特点。维新派的政论不仅立意高，而且见解深刻，许多论点不 仅在当时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仍能给人以启发。如维新派撰写的许多政 论都提出“开民智”、“以新道德易国民”的问题，他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问题，是因为他 们认识到一切改革措施的实行都必须以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前提，尤其是要推行他们所向往的 西政，更是如此，正如《湘报》在一则政论中指出的那样：“学会者，开民智也；议院者， 民智以开之后之事也。界限不可不清也。且其权操之国家，国家即能议行，苟民智不开，议 者何人?”这一点，在今天看来犹有启发意义。 3、以气纬文，气壮辞严。“文以气为主”，这一时期的政论作者关注时局，关注社会， 关注国家的命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其立身之正，持论之高，使这一时期的报刊 政论显得气壮辞严。 4、长短不拘，形式多样。评论的魅力就在于不拘一格。从王韬到梁启超的报刊政论， 整个维新运动过程中，有长篇大论，也有短小精致的按语、编后，有象《时务报》的《时务 报馆文编》这样的发表公共言论的专栏，也有《国闻报》的《本馆论说》这样类似于后来社 论的本报言论专栏。即使是专设的言论专栏，形式也多有变化，像《湘报》开设的“南学会 问答”栏目，专就一些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设问对答，很受读者欢迎。 5、辞藻美丽，骈散相间，排比铺陈，铿锵有力。这也同样得力于他们深厚的国学底子。 梁启超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言论说：文章写作“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 语法，纵笔所至，略不检束„„然其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 （《清代学术概论》）。美丽的修辞加上“笔锋常带感情”的“以情纬文”的写作特点，使他 的文章充满迷人的魅力，雅俗共赏。后世把维新变法时期出现的这些政论文章赞称为“报章 文体”，这种文体的代表就是梁启超的政论文章。 一、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报纸出现很久而报刊言论却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二、 20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之间开展了一场大论战，主战场就是在东京《民 报》与梁启超领导的《新民丛报》之间展开。这场论战的主要焦点就是要不要暴力革命推翻 清政府的问题。请问这场论战对推动报刊政论的发展有哪些好处？ 三、阅读下列两则报刊政论，分析一下写作特点。 梁启超 （1902年11月14日）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 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 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发一问：人类之普通性，何以嗜他书不如其嗜小说？答者必曰：以其浅而易解故， 以其乐而多趣故。是固然。虽然，未足以尽其情也。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 之函札，官样之文牍，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 能读坟典索邱，能注虫鱼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 是第一说有所未尽也。小说之以赏心乐事为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顾不甚为世所重，其最受欢 迎者，则必其可惊可愕可悲可感，读之而生出无量噩梦，抹出无量眼泪者也。夫使以欲乐故 而嗜此也，而何为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说有所未尽也。吾冥思之，穷鞠之， 殆有两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而此蠢蠢躯壳，其所能触能受之境界， 又顽狭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于其直接以触以受之外，而间接有所触有所受，所谓身外之 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识想，不独利根众生有之，即钝根众生亦有焉。而导其根器，使 日趋于钝，日趋于利者，其力量无大于小说。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 受之空气者也。此其一。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像，所翻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 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 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有人焉，和盘托出， 彻底而发露之，则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谓“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此其二。此二者实文章之真谛，笔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导此窍， 则无论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诸文之中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 为文学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说，则理想派小说尚焉；由后之说，则写实派小说尚焉。小说种 目虽多，未有能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 抑小说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 朱处而为其所染，《楞伽经》所谓“迷智为识，转识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读一小说也， 不知不觉之间，而眼识为之迷漾，而脑筋为之摇飏，而神经为之营注，今日变一二焉，明日变一二焉，刹那刹那，相断相续，久之而此小说之境界，遂入其灵台而据之，成为一特别之 原质之种子。有此种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触所受者，旦而熏之，种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 故此种子遂可以曁世界。一切器世间、有情世间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为因缘也。而小说 则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纵众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广狭； 浸以时间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长短。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人之读一小说也， 往往既终卷后，数日或数旬而终不能释然。读《红楼》竟者，必有余恋，有余悲；读《水浒》 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实愈多者， 则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饮，则作百日醉。我佛从菩提树下起，便说偌大一部《华 严》，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义也。熏、浸之力，利用渐；刺之力，利用顿。 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觉；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刺也者，能入于一刹那顷忽起异 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蔼然和也，乃读林冲雪天三限、武松飞云浦厄，何以忽然发指？我 本愉然乐也，乃读晴雯出大观园、黛玉死潇湘馆，何以忽然泪流？我本肃然庄也，乃读实甫 之琴心、酬简，东塘之眠香、访翠，何以忽然情动？若是者，皆所谓刺激也。大抵脑筋愈敏 之人，则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剧。而要之必以其书所含刺激力之大小为比例。禅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为用也，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实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书中，而为其书之主人翁。读《野叟曝言》者，必自拟文素臣；读《石头记》者，必自拟贾宝玉；读《花月痕》者，必自拟韩荷生若韦痴珠；读梁山泊者，必自拟黑旋风若花和尚；虽读者自辩其无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于彼界，所谓华严楼阁，帝网重重，一毛孔中万亿莲花，一弹指顷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然则吾书中主人翁而华盛顿，则读者将化身为华盛顿；主人翁而拿破仑，则读者将化身为拿破仑；主人翁而释迦、孔子，则读者将化身为释迦、孔子，有断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门，岂有过此？此四力者，可以卢牟一世，亭毒群伦，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门，政治家所以能组织政党，莫不赖是。文家能得其一，则为文豪；能兼其四，则为文圣。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而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说。可爱哉小说！可畏哉小说！ 小说之为体，其易人人也既如彼，其为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类之普通性，嗜他文 不如其嗜小说，此殆心理学自然之作用，非人力之所得而易也。此又天下万国凡有血气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县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辫嗜之矣，则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于此其空气而苟含有秽质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则其人之食息于此间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惨死，必堕落，此不待蓍龟而决也。于此而不洁净其空气，不别择其菽粟，则虽日饵以参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终不可得救。知此义，则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原，可以识矣。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江湖盗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若是者，岂尝有人焉，提其耳而诲之，传诸钵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贩卒妪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硕学，凡此诸思想必居一于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盖百数十种小说之力直接间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即有不好读小说者，而此等小说，既已渐溃社会，成为风气；其未出胎也，固已承此遗传焉；其既入世也，又复受此感染焉。虽有贤智，亦不以自拔，故谓之间接。今我国民，惑堪舆，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风水而阻止铁路，阻止开矿，争坟墓而阖族械斗，杀人如草，因迎神赛会而岁耗百万金钱，废时生事，消耗国力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惟思以十年萤雪，暮夜苞苴，易其归骄妻妾、武断乡曲一日之快，遂至名节大防扫地以尽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者，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辫社会，曰惟小说之故。今我国民绿林豪杰，辫地皆是，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所谓“大碗酒，大块肉，分秤称金银，论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于下等社会之脑中，遂成为哥老、大刀等会，卒至有如义和拳者起，沦陷京国，启召外戎，曰惟小说之故。呜呼！小说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圣鸿哲数万言谆诲之而不足者，华士坊贾一二书败坏之而有馀！斯事既愈为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则愈不得不专归于华士坊贾之手。而其性质，其位臵，又如空气然，如菽粟然，为一社会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于是华士坊贾，遂至握一国之主权而操纵之矣。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章太炎 长素足下：读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 呜呼长素，何乐而为是耶？热中于复辟以后之赐环，而先为是龃龉不了之语，以耸东胡群兽之听，冀万一可以解免。非致书商人，致书于满人也！夫以一时之富贵，冒万亿不韪而不辞，舞词弄札，眩惑天下，使贱儒元恶为之则已矣；尊称圣人，自谓教主，而犹为是妄言，在己则脂韦突梯以佞满人已耳，而天下之受其蛊惑者，乃较诸出于贱儒元恶之口为尤甚！吾可无一言以是正之乎？谨案长素大旨，不论种族异同，惟计情伪得失以立说。虽然，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长素亦知种族之必不可破，于是依违迁就以成其说，援引《匈奴列传》，以为上系淳维，出自禹后。夫满洲种族，是曰东胡，西方谓之通古斯种，固与匈奴殊类。虽以匈奴言之，彼既大去华夏，永滞不毛，言语、政教、饮食、居处，一切自异于域内，犹得谓之同种也耶？智果自别为辅氏，管氏变族为阴家，名号不同，谱牒自异。况于戕虐祖国，职为寇仇，而犹傅以兄弟急难之义，示以周亲之恩，巨缪极戾，莫此为甚！近世种族之辨，以历史民族为界，不以天然民族为界。藉言天然，则谛袷海藻，享祧媛帷，六洲之氓，五色之种，谁非出于一本，而何必为是聒聒者耶？长素又曰：“氐、羌、鲜卑等族，以至元魏所改九十六姓，大江以南，骆越、闽、广；今皆与中夏相杂，恐无从检阅姓谱而攘除之。”不知骆越、闽、广，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五胡、代北，始尝宰制中华，逮乎隋、唐统一，汉族自主，则亦著土傅籍，同为编氓，未尝自别一族，以与汉人相抗，是则同于醇化而已。日本定法，夙有蕃别；欧、美近制，亦许归化。此皆以己族为主人，而使彼受吾统治，故一切可无异视。今彼满洲者，其为归化汉人乎？其为陵制汉人乎？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辪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徒以尊事孔子，奉行儒术，崇饰观听，斯乃不得已而为之，而即以便其南面之术，愚民之计。若言同种，则非使满人为汉种，乃适使汉人为满种也。长素固言大同公理，非今日即可全行，然则今日固为民族主义之时代，而可涸骰满、汉以同薰莸于一器哉！时方据乱，而言太平，何自悖其三世之说也？长素二说，自知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已复援引《春秋》，谓其始外吴、楚，终则等视。不悟荆、扬二域，《禹贡》既列于九州，国土种类，素非异实。徒以王化陵夷，自守千里，远方隔阂，沦为要荒。而文化语言，无大殊绝，《世本》谱系，犹在史官，一日自通于上国，则自复其故名，岂满洲之可与共论者乎？至谓衣服辪发，汉人已化而同之，虽复改为宋、明之服，反觉不安。抑不知此辪发胡服者，将强迫以成之耶？将安之若性也？禹人裸国，被发文身；墨子人楚，锦衣吹笙。非乐而为此也，强迫既久，习与性成，斯固不足以定是非者。吾闻洪、杨之世，人皆蓄发，不及十年，而曾、左之师摧陷洪氏，复从髡薤。是时朋侪相对，但觉纤首锐颠，形状噩异。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辪发之久，则以辪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若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不问其是非然否，而惟问其所安，则所谓祖宗成法不可，长素亦何以驳之乎？野蛮人有自去其板齿，而反讥有齿类，长素之说，得无近于是耶？种种缪戾，由其高官厚禄之性，素已养成，由是引犬羊为同种，奉暇尾为鸿宝。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其言曰：“扬州十日之事，与白起坑赵，项羽坑秦无异。”岂不曰秦、赵之裔，未有报白、项之裔者，则满洲亦当同例也！岂知秦、赵、白、项，本非殊种，一旦战胜而击坑之者，出于白、项二人之指麾，非出于士卒全部之合意。若满洲者，固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其非为豫酋一人之志可知也，是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且今之握图籍，操政柄者，岂犹是白、项之胤胄乎？三后之姓，降为舆台，宗支荒忽，莫可究诘，虽欲报复，乌从而报 复之，至于满洲，则不必问其宗支，而全部自在也；不必稽其姓名，而政府自在也。此则枕戈割刃之事，秦、赵已不能施于白、项而，汉族犹可施于满洲，章章明矣。明知其可报复，犹复饰为喑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长素又曰：“所谓奴隶者，若波兰之属于俄，印度之属于英，南洋之属于荷，吕宋之属于西班牙，人民但供租税，绝无政权，是则不能不愤求自立耳。若国朝之制，满、汉平等，汉人有才者，匹夫可以为宰相。自同治年来，沈、李、翁、孙，迭相柄政，曾、左及李，倚为外相，恭、醇二邸，但拱手待成耳。即今除荣禄、庆邱外，何一非汉人为政？若夫政治不善，则全由汉、唐、宋、明之旧，而非满洲特制也。然且举明世廷杖、镇盗，大户加税、开矿之酷政，而尽除之。圣祖立一条鞭法，纳丁于地，永复差徭，此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万国所未有。他日移变，吾四万万人必有政权自由，可不待革命而得之也。”夫所谓奴隶者，岂徒以形式言耶？曾、左诸将，倚畀虽重，位在藩镇，蕞尔弹丸，未参内政。且福康安一破台湾，而遂有贝子、郡王之赏；曾、左反噬洪氏，挈大圭九鼎以付满洲，爵不过通侯，位不过虚名之内阁。曾氏在日，犹必谄事官文，始得保全首领。较其轻重，计其利害，岂可同日而道？近世军机首领，必在宗藩。夫大君无为，而百度自治，为首领者，亦以众员供其策使，彼恭、醇二邸之仰成，而沈、李、翁、孙之有事，乃适见此为奴隶，而彼为主人也。阶位虽高，犹之阉宦仆竖，而赐爵仪同者，彼固仰承风旨云尔，曷能独行其意哉！一条鞭法，名为永不加赋，而耗羡平余，犹在正供之外。徭役既免，民无恶声，而舟车工匠，遇事未尝获免。彼既以南米供给驻防，亦知民志不怡，而不得不藉美名以媚悦之；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汤、文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其酷有甚于加税开矿者。观唐甄之《潜书》与袁枚之《致黄廷桂书》则可知矣。庄生有云：“狙公赋芋，朝三暮四，众狙皆怒，朝四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此正满洲行政之实相也。况于廷杖虽除，诗案、史祸，较诸廷杖，毒螫百倍。康熙以来，名世之狱，嗣庭之狱，景祺之狱，周华之狱，中藻之狱，锡侯之狱，务以摧折汉人，使之噤不发语。虽李绂、孙嘉淦之无过，犹一切被赭贯本，以挫辱之。至于近世，戊戌之变，长素所身受，而犹谓满洲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呜呼！斯诚大地万国所未有矣！李陵有言：“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 夫长素所以不认奴隶， 力主立宪以摧革命之萌芽者，彼固终日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者尔。欲言立宪，不得不以皇帝为圣明，举其诏旨有云：“一夫失职，自以为罪者，而谓亟亟欲开议院，使国民咸操选举之权以公天下，其仁如天，至公如地，视天位如敝屣，然后可以言皇帝复辟，而宪政必无不行之虑。”则吾向者为《正仇满论》既驳之矣。盖自乙未以后，彼圣主所长虑却顾，坐谣者，独太后之废臵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排沮太后之权力。载滞小丑，未辨菽麦，铤而走险，固不为全部计。长素乘之，投间抵隙，其言获用，故戊戌百日之政，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制度未定，太后天殂，南面听治，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非直堕坏，长素所谓拿破仑第三新主，力行利民，已而夜宴伏兵，擒议员百数，及知名士千数，于狱者，又将见诸今日。何也？满、汉两族，固莫能两大也！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弄之，锢塞之耳。使汉人一日开通，则满人固不能晏处于域内，如奥之抚匈牙利，土之御东罗马也。人情谁不爱其种类而怀渌，夫所谓圣明之主者，亦非远于人情者也。果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汉人耶？藉曰其出于至公，非有满、汉畛域，然而新法犹不能行也。何者？满人虽顽钝无计，而其怵惕人，知不可以重器假之，亦人人有是心矣。顽钝愈甚，团体五百万人同德戮力，如生番之有社寮。是故汉人无民权，而满州有民权，且有贵族之者也。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今夫建立一政，登用一人，而肺腑眶近之地，群相灌浇，朋疑众难，杂沓而至，自非雄杰如俄之大彼得者，固弗能胜是也！共、骥四子，于尧皆葭莩姻娅 也，靖言庸回，而尧亦不得不任用之。今其所谓圣明之主者，其聪明文思，果有以愈于尧耶？其雄杰独断，果有以侪于俄之大彼得者耶？往者戊戌变政，去五寺、三巡抚如拉枯，独驻防则不敢撤，彼圣主之力，与满洲全部之力，果孰优孰绌也？由是言之，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长素徒以丛诏旨美谈，视为实事，以此诳耀天下，独不读刘知几《载文》之篇乎？谓魏、晋以后，诏敕皆责成群下，藻饰既工，事无不可。故观其政令，则辛、癸不如；读其诏诰，则勋、华再出。此足以知戊戌行事之虚实矣。且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所谓满、汉平等者，必如奥、匈二国并建政府，而统治于一皇，为双立君主制而后可。使东三省尚在，而满洲大长得以兼统汉人，吾民犹勉自抑制以事之。今者满洲故土，既攘夺于俄人，失地当诛，并不认为满洲君主，而何双立君主之有？夫戴此失地之天囚，以为汉族之元首，是何异取罪人于囹圄，而奉之为大君也？乃曰：“朋友之交，犹贵久要不忘，安有君臣之际，受人之知遇，因人之危难，中道变弃，乃反戈倒攻者！”诚如是，则载恬者，固长素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况满洲全部之蠢如鹿豕者，而可以不革者哉？虽然，如右所言，大抵关于种类，而于情伪得失未暇论也，则将复陈斯旨，为吾汉族筹之可乎？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劲弩，飞丸发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长素亦知其无可幸免，于是迁就其说以自文，谓以君权变法，则欧、美之政术器艺，可数年而尽举之。夫如是，则固君权专制也，非立宪也。阔普通武之请立宪，天下尽笑其愚，岂有立宪而可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长素虽与载恬久处，然丽人心之不相知，犹桎一体而他体不知其痛也。载恬亟言立宪，而长素信其必能立宪，然则今有一人执长素而告之曰：“我当酿四大海水以为酒。”长素亦信其必能酿四大海水以为酒乎？夫事之成否，不独视其志愿，亦视其才略何如。长素之皇帝圣仁英武如彼，而何以刚毅能挟后力以尼新法，荣禄能造谣诼以耸人心，各督抚累经严旨，皆观望而不辨，甚至章京受戮，己亦幽废于瀛台也？君人者，善恶自专，其威大矣。虽以文母之抑制，佞人之谗嗾，而秦始皇之在位，能取太后、缪蚕、不韦而踣覆之，今载恬何以不能也？幽废之时，犹曰爪牙不具。乃至庚子西幸，日在道涂，已脱幽居之轭，尚不能转移俄顷，以一身逃窜于南方，与太后分地而处。其孱弱少用如此，是则仁柔寡断之主，汉献、唐昭之俦耳！太史公曰：“为人君父而不知《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是故志士之任天下者，本无实权，不得以成败论之，而皇帝则不得不以成败论之。何者？有实权而不能用，则不得窃皇帝之虚名也。夫一身之不能保，而欲其与天下共忧，督抚之不能制，而欲其使万姓守法，庸有几乎？事既无可奈何矣，其明效大验已众著于天下矣，长素则为之解曰：“幽居而不失位，西幸而不被弑，是有天命存焉。王者不死，可以为他日必能立宪之征。”呜呼！王莽渐台之语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 今之载，何幸有长素以代为王莽也。必若图有征，符命 可信，则吾亦尝略读纬书矣。纬书尚繁，《中庸》一篇，固为赞圣之颂。往时魏源、宋翔凤辈，皆尝附之三统三世，谓可以前知未来，虽长素亦或竺信者也。然而《中庸》以“天命”始，以“上天之载，无声无臭”终。天命者，满洲建元之始也；上天之载者，载恬为满洲末造之亡君也。此则建夷之运，终于光绪，奴儿哈赤之祚，尽于二百八十八年，语虽无稽，其彰明较著，不犹愈于长素之谈天命者乎？要之，拨乱反正，不在天命之有无，而在人力之难易。今以革命比之立宪，革命犹易，立宪犹难。何者？立宪之举，自上言之，则不独专恃一人之才略，而兼恃万姓之合意；自下言之，则不独专恃万姓之合意，而兼恃一人之才略；人 我相待，所倚赖者为多。而革命则既有其合意矣，所不敢证明者，其才略耳。然则立宪有二难，而革命独有一难，均之难也，难易相较，则无宁取其少难而差易者矣。虽然，载恬一人之才略，则天下信其最绌矣。而谓革命党中必无有才略如华盛顿、拿破仑者必也。虽华盛顿、拿破仑之微时，天下亦岂知有华盛顿、拿破仑者？而长素徒为其九品中正，而一切检察差第之乎？藉曰此魁梧绝特之彦，非中国今日所能有，尧、舜固中国人矣，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华盛顿、拿破仑者乎？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稽，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 且勿举华、拿二圣，而举明末之李白成。李自 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征之今日，义和团初起时，惟言扶清灭洋，而景廷宾之师，则请灭洋矣。今日广西会党，则知不必开衅于西人，而先以扑酬、剿除官吏为能事矣。唐才常初起时，深信英人，密约漏号卒为其所卖。今日广西会党，则知己为主体，而西人为客体亦。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今之广西会党，其成败虽不可知，要之，继此而起者，必视广西会党为尤胜，可豫言也。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泻兼备之良药矣！长素以为今之言革命者，或托外人运械，请外国练军，或与外国立约，或向外国乞师，卒之，堂堂大国，谁肯与乱党结盟，可取则取之耳。吾以为今日革命，不能不与外国委蛇，虽极委蛇，犹不能不使外人干涉，此固革命党所已知，而非革命党所未知也。日本之覆幕也，法人尝通情于大将军，欲为代平内乱。大将军之从之与否，此固非覆幕党所能豫知。然以人情自利言之，则从之为多数，而不从为少数；幸而不从，是亦覆幕党所不料也。而当其歃血举义之时，固未尝以其必从而少沮。今者人知恢复略有萌芽，而长素何忍以逆料未中之言，沮其方新之气乎？乌呼！生二十世纪难，知种界难，新学发见难，直人心奋厉时难。前世圣哲，或不遇时，今我国民，幸睹精色，哀哀汉种，系此刹那，谁无父母，谁无心肝，何其夭阏之不遗余力，幸同种之为奴隶，以必信其言之中也！且运械之事，势不可无，而乞师之举，不必果有。今者西方数省，外稍负海，而内有险阻之形势，可以利用外人而不为外人所干涉者，亦未尝无其地也。略得数道，为之建立政府，百度维新，庶政具举，彼外人者，亦视势利所趋耳。未成则欲取之，小成则未有不认为与国者，而何必沾沾多虑为乎？世有谈革命者，知大事之难举，而言割据自立，此固局于一隅，所谓井底之蛙不知东海者，而长素以印度成事戒之。虽然，吾固不主割据，犹有辩护割据之说在，则以割据犹贤于立宪也。夫印度背蒙古之莫卧尔朝，以成各省分立之势，卒为英人蚕食，此长素所引为成鉴者。然使莫卧尔朝不亡，遂能止英人之蚕食耶？当莫卧尔一统时，印度已归于异种矣，为蒙古所有，与为英人所有，二者何异？使非各省分立，则前者为蒙古时代，后者为英吉利时代，而印度本种，并无此数十年之国权。夫终古不能得国权，与暂得国权而复失之，其利害相越，岂不远哉！语曰：“不自由，无宁死！”然则暂有自由之一日，而明日自刎其喉，犹所愿也，况绵延至于三四十年乎？且以印度情状比之中国，则固有绝异者。长素《论印度亡国书》，谓其文学工艺，远过中国，历举书籍见闻以为证。不知热带之地，不忧冻饿，故人多慵惰，物易坏烂，故薄于所有观念。是故婆罗、释迦之教，必见于印度，而不见于异地。惟其无所有观念，而视万物为无常，不可执著故。此社会学家所 证明，势无可遁者也。夫薄于所有观念，则国土之得丧，种族之盛衰，固未尝概然于胸中。当释迦出世时，印度诸国已为波斯属州，今观内典，徒举比邻诸王而未见波斯皇帝，若并不知己国之属于波斯者。厥有愤发其所能自树立者，独阿育王一家耳。近世各省分立之举，亦其出于偶尔，而非出于本怀，志既不坚，是故迁延数世，国以沦丧。夫欲自强其国种者，不恃文学工艺，而惟视所有之精神。中国之地势人情，少流散而多执著，其贤于印度远矣！ 自甲申沦陷，以至今日，愤愤于腥擅贱种者，何地蔑有！其志坚于印度，其成事亦必胜于印度，此宁待蓍蔡而知乎？若夫今之汉人，判涣无群，人自为私，独甚于汉、唐、宋、明之季，是则然矣。抑谁致之而谁迫之耶？吾以为今人虽不尽以逐满为职志，或有其志而不敢讼言于畴人，然其轻视鞑靼以为异种贱族者，此其种性根于二百年之遗传，是固至今未去者也。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而未尝建白一言，有所补助，如魏徵之于太宗，范质之于艺祖者。旧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存听之，其亡听之，若曰为之驰驱效而有所补助于其一姓之永存者，非吾之志也。理学诸儒，如熊赐履、魏象枢、陆陇其、朱轼辈，时有献替，而其所因革，未有关于至计者。虽曾、扔、左、李之所为，亦曰建殊勋、博高爵功成而后，于其政治之盛衰，宗稷之安危，未尝有所筹画焉。是并拥护一姓而亦非其志也。其他朝士，人则弹劾权贵，搏击豪强，为难能可贵矣。次即束身自好，优游卒岁，以自处于朝隐。而下之贪墨无艺、怯懦忘耻者，所在皆是。三者虽殊科，要其大者不知会计之盈绌，小者不知断狱之多寡，苟得禀禄以全吾室家妻子，是其普通之术矣。无他，本陈名夏、钱歉益之心以为心者，固二百年而不变也。明之末世，五遭倾覆，一命之士，文学之儒，无不建义旗以抗仇敌者，下至贩夫，儿童走卒，执志不屈，而仰药剃刃以死者，不可胜计。今者北京之破，民则愿为外国之顺民，官则愿为外国之总食其俸禄，资其保护，尽顾天城之中，无不牵羊把茅，甘为贰臣者。若其不事异姓，躬自引决，措绅之士，殆无一人焉，无他，亦曰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所为立于其朝者，特曰冠貂蝉、袭青紫而已，其为满洲之主则听之，其为欧、美之主则听之，本陈名夏、钱谦益之心以为心者，亦二百年而不变也。然则满洲弗逐，而欲士之争自濯磨，民之敌忾效死，至乎独立不羁之域，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浸微浸衰，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非种不锄，良种不滋，败群不除，善群不殖，自非躬执大彗，以埽除其故家汗俗，而望禹域之自完岂可得乎？（以上录旧著《正仇满论》）。夫以种族异同明白如此，青伪得失彰较如彼，而长素犹偷言立宪而力排革命者，宁智不足，识不逮耶？吾观长素二十年中，变易多矣。始孙文倡义于广州，长素尝遣陈千秋、林奎往，密与通情。及建设保国会，亦言保中国，不保大清，斯固志在革命者。未几，瞑瞒于富贵利禄，而欲与素志调和，于是戊戌柄政，始有变法之议。事败亡命，作衣带诏，立保皇会，以结人心。然庚子汉口之役，犹以借遵皇权，密约唐才常等，卒为张之洞所发。当是时，素志尚在，未尽澌灭也。唐氏既亡，保皇会亦渐溃散，长素自知革命之不成，则又瞑瞒于富贵利禄，而今之得此，非若畴昔之易，于是宣布是书。其志岂果在保皇立宪耶？亦使满人闻之，而曰长素固忠贞不贰，竭力致死以保我满洲者，而向之所传，借遵皇权、保中国不保大清诸语，是皆人之所以诬长素者，而非长素故有是言也。荣禄既死，那拉亦耄，载恬春秋方壮，他日复辟必有其期，而满洲之新起柄政者，其势力权藉，或不如荣禄诸奸，则工部主事可以起复，虽内阁军机之位，亦可以觊觎矣。长素固云：“穷达一节，不变塞焉。”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抑吾有为长素忧者，舜日革命之议，许传于人间，至今未艾。陈千秋虽死，孙文、林奎尚在；唐才常虽死，张之洞尚在；保国会之微言不著竹帛，而人会诸公尚在；其足以证明长素之有志革命者，不可件举，虽满人之愚蒙，亦未必遽为长素欺也。呜呼，哀哉！南海圣人，多方善疗，而梧鼠之技不过于五，亦有时而穷矣。满人既不可欺，富贵既不可复，而反使炎、黄遗胄，受其蒙蔽，而缓于自立之图。惜乎！己既自迷，又使他人沦陷，岂直二缶钟惑而已乎？此吾所以不得不为之辨也。若长素能跃然祗悔，奋厉朝气，内量资望，外审时势，以长素魁垒耆硕之誉闻于禹域，而弟子亦多 言革命者，少一转移，不失为素王玄圣。后王有作，宣昭国光，则长素之像，屹立于星雾； 长素之书，尊藏于石室；长素之迹，葆覆于金塔；长素之器，配崇于铜柱；抑亦可以尉蔗矣。 藉曰死权之念，过于殉名，少安无躁，以待新皇，虽长素已槁项黄馘，卓茂之尊荣，许靖之 优养，犹可无操左契而获之。以视名实俱丧，为天下笑者，何如哉！书此，敬问起居不具。 章炳麟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