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功能性保健品在医学中的应用

论功能性保健品在医学中的应用 冯模健 (下旬版) 《医药与保健》2009年2月第17卷第2期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4-8650(2009)11-0038-03 人为什么会生病,长期以来，医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自步入20世纪中叶以来，对于疾病的认识基本趋同一致，即疾病是人的身心处于虚弱状态下，由于致病因素的损害作用，使机体功能失调而导致的异常反应。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营养失调与机能失调是医学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否则，要使疾病向健康方向转归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这样，作为基础支持疗法的一项重要措施，向患者补充营养素和功能性生物及血液制品，已在现代西医临床中得到广泛的运用。如:生理盐水、葡萄糖、氨基酸、维生素等各类营养素，乃至维持机体免疫功能的各类白蛋白、球蛋白、血液制品等等。由于东、西方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差异，中、西医二大医学在理论体系与研究方向均有不同，就医学临床应用而言，存在着治疗原则、治疗方法的差异。 数据验证与对抗性疗法是现代西医“对症治疗”的核心。在这种对“症”不对“人”的思维模式下，病患者在医生的眼中仿佛成了待修理的机器，机体被分解成支零破碎的零件，对人体大动干戈地采取吃药、打针、动手术等对抗性疗法，而对“症”施“补”仅是为对“症”歼灭和症状抑制的辅助措施，同时，医学法规将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和生物补充剂划为药物范畴。而对于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原则、研制的同类产品，即现称的“保健品”，则是嗤之以鼻、拒之门外。为什么以西医为主导地位的临床医学成为功能性保健品应用的“禁区”,我们且不从中、西医的医学理念上来进行分析，但有必要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从疾病防治效果的实践来作出客观评价。 西医学所称的营养与能量，中医学所称的精、气、血、津，指的都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本物质。它如同庄稼需要施肥一样，没有，生命就会凋亡;缺乏，生命就会亏虚。纵观当今漫延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无一不是因为营养失调而导致机体功能失调，并互为影响的结果。以糖尿病为例，它是营养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和遗传因素长期共同作用所致的、以血糖升高为共同指征的全身性、代谢性慢性疾病。主要病理基础是体内胰岛素分泌绝对或相对不足，以及靶细胞对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引起糖、蛋白质、脂肪、水和电解质代谢紊乱，并出现血糖升高和尿糖。现代西医从生物学和解剖学的角度上，从遗传、细胞、分子以至量子无穷无尽的探索中，硬是要以实验和数据来考量个究竟，所以，到现在还是“病因不明”，当然也就没有“对症治疗”的有效 措施。现在西医临床所用的磺脲类、双胍类等药物来促进胰岛素分泌和改善胰岛素阻抗，或者采取外源补充胰岛素来强化控制血糖，这些被动的疗法不但效果甚微，反而会引发顾此失彼的系列并发症。故此，许多西医专家提出中、西医结合可能是目前治疗糖尿病的最佳途径。 中医治疗糖尿病大致离不开“补”和“疏”。中医称糖尿病为消渴症，并分为上消、 中消和下消三类。病因既有因营养失衡所致，“肥而多嗜，醇酒厚味，久之食饮酿成内热，津液干涸，愈消愈渴”(《医门法律》);也有“五脏柔弱者，善病消瘅” (《内经?灵枢?五变》)，其病机特征则为因“疡潜”而造成阴虚肾亏肺热所致等。也就是说，人体气血不充沛，胰腺组织在缺乏营养的状态下工作，胰岛素分泌不充足，从而降低细胞对葡萄糖的代谢功能。另一方面，人体内滞积着大量的垃圾、毒素并分布于体液和组织细胞之中，而处在酸碱失衡、自由基泛滥和垃圾毒素环境中的细胞无法适应，一部分细胞逐渐死亡，有些细胞就“换种活法”，变异成无需糖分也能生存的异物，这就是西医所说的细胞膜胰岛素传导受阻，致使血糖不能进入细胞而滞留在血液中。所以，中医在调治消渴症所用之“补”，重在滋阴、温阳、补肾、养血，匡扶正气;中医的“疏”，则在活血化瘀、疏经通络、清热泻火、润燥固涩上下功夫。传统中成药“上品”中的“知柏地黄丸”、“六味地黄丸”、“十全大补丸”、“生津止渴丸”、“清胃消渴丸”、“益肾消渴丸”等，以及中药材中的“上品”如知母、枸杞、地黄、黄芪、茯苓、玄参、丹参、山药、三七、绞股蓝、天花粉等为主体的滋补方剂，还有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的“甲壳质”、“茶多酚”、“竹叶抗氧化剂”、“初乳素”等保健食品，广泛运用于糖尿病的调治之中，具有显著特色与优势。 中医学将人体视为“完整的生命体”，以综合治理的方法来处理疾病问题，将人的机体能量、营养要素、抵抗能力，即精、气、血、津总称为“正气”;将环境气候之风、寒、暑、湿、燥、火“六淫”，疫疠瘟毒等“邪毒”，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以及不良生活习惯所致痰湿、气滞、血瘀、液浊等有害于人体健康 ”。“扶正祛邪”就是解决“体虚”、“失调”矛盾，贯穿于防病保的因素总称为“邪气 健和疾病治疗的两大法则。 “扶正”多用“补其不足”的补虚之法，“祛邪”多用“损其有余”的泻实之法。益气、养血、滋阴、壮阳、藏精、调神等为“扶助正气”;发、攻下、清解、消导、排毒等为“祛邪存正”。通过“损之有馀而补不足”(《道德经》第七十七章)之“内炼”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和自愈能力，从而达到“正足邪自去，邪去正自安”的目的。攻、补结合，补不离剂，中医药的“补品”和“疏药”始终没有离开过君、臣、佐、使的组方配伍。甘温补脾益气之药，滋阴补血养心之药，滋阴潜阳润肺补肝之药;强筋壮骨、益精养血之药，平肝熄风、解郁开窍之药，广泛运用于补益剂、安神剂、祛风剂、温里剂、消导剂、固涩剂等各种方剂之中。从大道从简的角度而言，中医认为“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黄帝内经》)，因此，功能性保健品运用于临床正是中医学“扶正祛邪” 治则的体现。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在生命延续与变化的过程中，人体内的物质、能量也随之损耗。尽管人们能在日常食物中不断地摄取补充，但要达到营养均衡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食物的成 分和品质也是一个变数，而且有些人体必需的营养要素在今天的食物链中已无法获得。向组织细胞提供自我更新、受损修复所需的养料，补充机体代谢过程中所需的能量，加速体内代谢废物和毒素的排除，弥补人体营养素和功能性成分的缺乏，是非常必要的。况且，不同年龄和不同体质类型的人群，其气血运行和机能状态均有所不同。总的来说，老年人生理机能衰退，气血两亏，多患虚证;儿童生机旺盛，但气血尚未充盈，脏腑娇嫩，多患功能性虚证;妇女有着经期、孕期、产后哺乳期和更年期等特殊生理周期，失调性虚证较多;成年男性压力大、 负担重、劳累多，耗伤真阴而损阳，亦多为虚证。均应进行针对性、个性化的“辨证施补”。只可惜，在临床实践中仅局限于基础支持疗法的范畴。 中医学认为，慢性疾病实际上是人体气血消耗和机能衰退、受损互为影响所导致的综合结果。血量不足就会引起心脑组织缺血受损，血脂过高就会加速动脉粥样硬化，微量元素缺乏或过量就会导致内分泌、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紊乱，钙代谢失常就会引起细胞异常钙化而致系列慢性、恶性疾病的发生等等。气血充盈是确保健康之根本，营养均衡、机能协调是保障气血充盈的基础。因此，在运用保健品防治疾病的策略上，与现代西医单纯的支持疗法有着本质区别，中医学强调从人体气血与机能角度去充实和调理，同时修复和激活人体自身的抵抗能力和自愈能力。从治病求本的原则来说，正气是本，邪气是标;病因是本，症状是标。“本”是疾病调理过程中占主导地位和起主要作用的方面，即使是“急则治其标”，那也是暂时的表症救急处置，然后再“缓则治其本”，调补正气虚弱，“是故谨和五味，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素问?生气通天论》)。 东汉时期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在其所著《伤寒杂病论》中，了许多治疗方法，后人将其归纳为“八法”，其中就包括“和法、温法、补法、清法”四大原则。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物学专著，书中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根据药物的性能和运用的功效，分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中品120种，“无毒有毒，斟酌其宜”，下品125种“多毒，不可久服”，这是我国药物学的最早分类，也是对“上品”既保健食品的功能性和无毒性的明确界定及其在临床运用中之地位的最早记载与诠释。 由此可见，“上品”即中国保健食品是传统医学自然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素有宣肺止咳、润肠通便的“蜂蜜丸”最早见于《黄帝内经》;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的阿胶，是滋阴补血的要药;灵芝自上古时期就一直被奉为神药仙草，经临床验证具有多种补益及解毒功能，能濡养脏腑，具益寿延年的显著功效;《金匮要略》中的“肾气丸”，具补肾助阳之功;晋代葛洪所著《肘后方》中有以紫苏叶制成的“和胃茶”，具和胃理气，解毒止渴之功效;流行于江浙一带的“大黄酒”，源于孙思邈《千金方》;紫河车(胎盘)见于唐开元陈藏器所编《本草拾遗》，具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源自宋代钱乙(仲阳)所著的《小儿药证直诀》的“六味地黄丸”是补肾养阴的代表方;明代张介宾所著《岳景全书》中的“右归丸”，对调节肾阳虚证，如肾炎、糖尿病具显著功效;鹿胎见于清陈士铎著《本草新编》，具益肾壮阳，补虚生精之功。枣仁膏、 百合膏、安神丸、补血浆、补骨脂、归脾丸、补脑汁、养心丸等散见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孙思邈的《千金方》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之中。中医学的奠基之作《黄帝内经》分《素问》和《灵枢》二部十八卷一百六十二篇，通篇仅收录了十三个药方，就有十个组方属“上品”，以“尽调不败而救之”(《素问?八正神明论》)。 综上所述，“上品”、“补品”乃至今天的功能性保健食品，从对疾病防治运用的角度上是难以与现称的药品作明确属性界定的，数千年来一直与药品视为同类，任何人为地一刀切的行为都是有悖科学的。至于药性的区别是广泛存在的，从广义的角度讲，具毒副作用的药物是“中品”、“下品”，其适应范围只能是对症进行“治标性急用”，而“上品”的功能作用既适用于临床，又广泛适用于防病保健、疾 病预后康复、养生调理。对“未病”(亚健康)的调治，更是药物和普通营养食品所无法替代的。故自西周伊始，朝廷均设有“掌医之政令”的食医与疾医之分(《周礼》)，更有历代医家对“上品”进行潜心研究和大力推崇。只可惜“上品”的运用仿佛只是皇家贵族的专利，或者因受制于濒危野生珍稀动植物资源在“上品”中的运用，很多秘方几乎失传。但据可考的古代医药典籍的记载，仍是极其丰富，特别是唐代以后，方剂成型的“上品”逐渐得到推广。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出“药食同源”理论，并用羊和鹿的靥(甲状腺)所制成的药膏预防、调治瘿病(甲状腺肿大)效果显著，用谷皮、杏仁、蜀椒制膏调治皮肤病、脚气病，可以说是开创了维生素运用于临床的先河。到了宋朝，由国家开设药局，推广“上品”无毒成药。金元四大家的李杲主张治病以补脾胃为主，著有《脾胃论》，为“补土派”创始人;同为金元四大家的朱震亨(丹溪)认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主滋阴降火宗旨，创有越鞠丸、琼玉膏等“上品”，为“滋阴派”创始人。元廷饮膳大医忽思慧著《钦膳正要》三卷，是一部“药食同源”的专著，对药膳疗法，不同人群的营养搭配，饮食避忌，营养烹饪技术等都有论述。明朝李时珍用30年完成的《本草纲目》共52卷，60类，记载药物1892种，附11096个药方，是集我国16世纪以前药学成就之大成。在这部药典之中，详细记载了各种药物，尤其是植物药的产地、形状、颜色、气味、味道和功用，进一步区别上、中、下品及对症“用途”和“主治”。至此以后，明清两代“上品”成药迭出，有汤剂、丸剂、丹剂、片剂、冲剂、酒剂、膏剂和糖浆剂等剂型。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掌握了“扶正祛邪”要领，将“调、补”的方法运用得当，就足以成为医学大家。 ”、“上品”、“调理品”和“保健药品”转换为“功能性保健食 在当代，将传统“补品 品”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至今不到三十年，但却经历了兴起、兴旺、低谷、复苏、低谷的五个阶段。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保健品的是非曲直，一直褒贬不一、争论不休。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受单纯生物医学“对症治疗”惯性思维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将医学定位在“救死扶伤”、“治标救急”的疾病医学模式分不开。很多医师以循证医学权威的姿态对保健品持排斥态度，一些消费者由于资讯不对称，对功能性保健品象对退烧、降糖类药品一样抱有“应急性”与“速效性”的要求，一旦短期内未感觉明显“疗效”，就对其作出“既治不了病，也坏不了事”的定性。同时还必须看到的是，保健品是处在市场秩序不和不公正的条件下所兴起的新生产业，再加上一些保健品企业唯利是图，以次充好，以假当真，甚至依靠虚假宣传，进行 “概念炒作”，夸大产品功效，更有甚者，一些企业以保健品为载体进行非法传销。凡此种种，不但引来了媒体不分青红皂白的口诛笔伐，同时引起政府对产业监管政策频繁调整以加大监管力度，使整个产业几乎一直处于欲罢不能、欲旺无门的尴尬之中。 根据相关营养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居民呈现出严重的二元结构特征，即营养不足和营养失衡的双重负担，体内酸碱失衡和自由基泛滥的双重挑战。这种结构反应到医学统计上，我国的疾病谱发生了重大变化，疾病种类和发病率由过去以急性传染性疾病为主转为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为主。健康状态结构复杂化，老年性疾病年轻化，慢性疾病主体化，已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因此，从防病保健意义上来说，向广大民众提供针对体质类型所需的功能性保健品，以改善肌体难以自行修复、补充的一些缺陷，显得尤其重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条关于药品的定义:“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国家卫生部颁布的《保健食品》明确规定 “保健食品系指表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即适宜于特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的食品”。从使用对象的特殊性来说，前者规定适用于有适应症的人群，后者规定适宜于特定人群。从物质的功能性来说，“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和“具有调节机体功能”，应该说同具医学运用的机能调节属性。所不同的是，药品针对其对症治疗的目的，允许有一定毒副作用的宽容性;功能性保健品对人体具有无任何危害的苛求性。前者以对症治疗为目的，后者以调节机体功能为主要目的。至于功能性保健食品从运用的本质属性上，在政策划分上能否回归于传统中医所提出的“药食同源”即“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认定， 摄食品营养之益，取对证调理之性，用天然无毒之料，应治本功能之效，是功能性保健品的优势特征。在医学实践中，特别是针对以非传染性慢性疾病为主要危害的防治策略上，如果一味地采用打针、吃药、动手术来对病灶进行捕杀，或者对症候实施不确定效果的抑制，无视人的生理功能、体质类型、精神、营养等客观条件差异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将会造成疾病的恶性循环和资源的浪费，并背离医学的根本目的。目前已大量出现的药源性、医源性疾病及无效治疗并导致死亡的现状，已充分显现了这一弊端的严峻性。 作者单位:330029(江西?南昌)江西省亚健康保健中心 (作者简介:冯模健——全国中医药养生庐山论坛会议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