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史是怎样被书写出来的-中国妇女报

妇女史是怎样被书写出来的-中国妇女报 阅读提示 这本译文集为国内学者全面系统了解西方妇女史研究的进展以及发展演变脉络提供了蓝本，同时也为国内外学者相互之间的碰撞交流提供了契机。它对中国的妇女史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文本的或理论的，更是现实的或实践的。 ? 畅引婷 毫无疑问，妇女史是由(或主要是由)妇女自己书写出来的。但如何书写，书写成什么样，不只是学术的，更是社会的和政治的。首先，“妇女史”这一概念提出本身就具有挑战传统(男性化)史学的意味;其次，在怎样的理论框架或概念范畴内书写妇女史，既关系到对妇女过往历史的认知，也关系到对人类未来历史的重构;再 次，研究者研究的落脚点不只是还原历史真相(“还原”是研究的基础或第一步，而不是目的)，更多是通过历史的叙述来为现实的变革提供各种可能的路径。因此，妇女史被书写(包括文本的和行动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妇女历史不断被重构的过程。 这种“书写”，不只是文本知识的生成，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推进 无论如何都不能否认，妇女史研究所具有的挑战(传统)意味是从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创新开始的。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对什么是妇女史、如何书写妇女史等问题就进行了许多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并产出了大量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父权制、社会性别、差异、身份认同、话语、经验、赋权、主体能动性、妇女口述史等一系列与“女性主义”相关的概念范畴的提出，不仅改变了妇女史书写的或，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看待历史的方式。因此，借用他山之石，对中国的妇女史乃至整个妇女研究来讲，不仅是学科建设的需要，更是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变革。 也许，正是由于理论所具有的这种穿越时空的特点，杜芳琴和蔡一平将20多年来通过学术研讨、读书讲座等方式收集而来的海外(主要是美国)妇女史研究的优秀成果结集为《妇女与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译文集出版(湖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4月)，为国内学者全面系统了解西方妇女史研究的进展以及发展演变脉络提供了蓝本，同时也为国内外学者相互之间的碰撞交流提供了契机。这是读者期待已久的一部译文集，尤其是对像我一样的绝大多数不懂外语、很少有机会出国深造的研究者来讲，该书对学术研究——不仅仅是妇女研究或妇女史研究——所具有的理论启迪意义绝对不可小觑。 收入这个文集的16篇文章是编者精心挑选的，有个人的取舍标准，更为主要的是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需要。全书共分三个部分:一是妇女史研究的理论、概念和方法;二是美国汉学家有关中国妇女史的研究和评论;三是有关“妇女口述史”的理论探讨。每一篇文章的核心观点或要点，编者在序言里都做了较为详细的交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顺藤摸瓜。如果要让我来写“读后感”，我 更愿意把“妇女史的书写”当作一个历史过程来看待。它不仅包括研究者在文章撰写的当下都说了些什么，为什么如此说，编译者为什么选取，读者从怎样的角度解读或评论等，而且包括研究者(作者)、译者、校者、编者、出版者和读者之间在互动中所生成的新的社会历史。这种“书写”，不只是文本知识的生成，同时也是社会实践的推进，即研究者的思想和观点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得以修正完善和不断深化。如果说书里的文章我在10多年前的阅读更多还停留在字面意义上的话，那么这次重读，又有了许多新的感悟。 可以肯定，妇女史自古至今始终存在着，只要世间有妇女存在，就不能没有妇女史。问题的关键是，以怎样的方式来记录妇女的历史，对研究者来讲，就是用什么样的理论来发现、叙述和解释妇女曾经的过往。不同的理论框架对同一历史事实/事件的解释不仅会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而且由结论所指导的妇女生活(包括妇女解放)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比如，在男性中心视角下与在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妇女过往生活所做的叙述和阐释，传递给后人(更多是读者，这个群体会随着人们文化生活状况的改善而不断扩大)的思想和意义也将会完全不同，不论是哪个时代、哪个国度反映哪个妇女阶层的作品。 使读者看到与以往不一样的知识，也看到与以往不一样的妇女 这个译文集收入了1981年到2000年20年间美国妇女史研究领域出版的一些具有理论创新性的文章，共30余万字，在世纪之交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今现代与后现代、结构与后结构、解构与建构、全球与本土、中心与边缘、自我与他者、阶级与地位、主体与客体、强权与政治等多种理论与现实矛盾交织的国内外学术文化背景下出版这样一部译文集，其意义更为深远。它不仅使读者在多种不同的概念框架下看到了与以往不一样的知识，同时也看到了与以往(书本上)不一样的妇女。尤其是在妇女史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向的学者之间的理论争鸣，对开阔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或拓展研究思路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比如，妇女史到底如何定义和由谁来定义,如何看待传统史料和历史分期,怎样更新妇女史书写的模式或范式,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社会文化史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对性别内差异的强调是否会消解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阶级与性别的交叉分析说明了什么,社会性别视 角在妇女史书写中的意义何以体现,经验在妇女史书写中占有怎样的位置,经验是怎样被主体所建构同时又建构主体的,研究者的话语或分析框架是怎样成为历史事件的,中国妇女史在世界妇女史上到底占有怎样的位置,西方学者在怎样的理论框架下看待中国历史上的妇女,创办妇女史刊物对妇女史的书写有着怎样的作用和意义,读者与作者之间在定义“妇女”时所产生的分歧怎样弥合,妇女口述史的兴起对传统史学形成了怎样的挑战,用口述的方式倾听妇女的声音将意味着什么,怎样通过口述和访谈赋权于妇女,等等，在妇女史乃至妇女研究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本书在不同的篇章结构里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同时从各种不同的内容或议题入手、围绕一定的概念范畴给予了较为详尽的阐释。事实上，理论的功用不在于解答了什么问题，而在于所提出的问题为人们改变现实(如性别不平等)提供了多种可供选择的思路和方法，为人们畅想未来开启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本书的意义正在于此。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本译文集皆出自美国学者之手，均是20世纪末期的作品，不论是理论的提炼抽象还是对妇女存在事实的择取或描述，都有着鲜明的历史性特征，加之翻译中“词语误用”的普遍存在，当这些理论和叙述被旅行到中国后，实际上“再解读”与“再建构”的过程已经开始了。它对中国的妇女史研究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文本的或理论的，更是现实的或实践的。不管吸收借鉴还是批判，这个“本子”出版本身就是它的意义。 (作者为《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