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箫的复制看马融的《长笛赋》

从古箫的复制看马融的《长笛赋》 【内容摘要】作者根据马融在《长笛赋》中所引的丘仲之《辞》对古箫创制和发展的过程之描写将古箫复制出来，同时也制作出了古羌笛。通过对羌笛和古箫的不同的制作过程，以及二者间从外观到演奏方法等全方位的比对，从而认为马融就是为了“唯笛因其天姿”且“生乎大汉”的古箫而作赋称颂。 【关键词】汉笛 尺八 古箫 古箫是中国秦汉时期所创造的一种极富魅力、历史悠久的民族吹管乐器，汉代时叫汉笛，到了唐代始有称为尺八的记载，宋代以后在中华大地上渐为现有的南箫和洞箫所取代以至于不见了踪影。但在宋宝佑二年也就是1254年，由一位在杭州护国仁王禅寺学佛、僧名叫心地觉心的日本僧人从同门居士张参处学会了吹奏古箫的技艺，将古箫以及一曲张家传诵了十六代的古曲《虚铎》(后传为《虚铃》)带回日本，?并由此建兴国寺创立由古箫(尺八)为法器的普化宗。?普化宗的创建使得古箫在日本得以保存下来，并以尺八之名成为现在日本极负盛名的民族乐器。 “箫”在汉代时专指现在传统乐器排箫(《朱子语类?乐》曰:“今箫管乃古之笛，云箫〈今排箫〉方是古之箫”)，而笛则是代指当时竖吹的吹管乐器，如羌笛和“长笛”(古箫)等。现在的笛在汉时为了区别于竖吹乐器，而叫“横吹”，如《文献通考》有云:“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笛之类也。”笔者在此文中将汉笛称之为古箫，一是因为其是现在的南箫和洞箫的本体，南箫和洞箫是汉笛(古箫)演化而来的(清代何萝瑶在其《赓和录》中指出:“箫即古之谓长笛，相传绐于汉丘仲，唐人有;其次是谓之尺八者，今箫其遗制也。”)，因为人们对箫的形制和吹奏方式已经耳熟能详;再者，尺八之名现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日本民族乐器的指称，因此，笔者觉得称这件音色古朴奇峻具有悠久历史的吹管乐器为古箫，应该是实至名归的。 古箫(尺八)最早出现于汉武帝时期，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初创时产生于民间，是当时借鉴了羌笛的持奏方式和横吹的棱口振动发声原理而创造出的一种全新的吹管乐器:竖管吹奏的古箫。至于“笛”的称谓应是沿袭了羌笛的叫法。而长笛之“长”则是对应于羌笛之短，如同横吹有“大、小”之分是一样的。也正是古箫初创于汉，所以汉代大儒马融特别为古箫作《长笛赋》赞叹其“唯笛因其天姿，不变其材。伐而吹之，其声如此”且“生乎大汉”。尤其是在赋的结尾部分引用了汉武帝(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4年)晚期之庶人丘仲的《辞》，生动详实地了古箫(尺八)创制和发展的过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不及己。龙吟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截以当,便宜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后孔出，是为商声五音毕。” 笔者认为，马融之所以引丘仲之《辞》作为《长笛赋》结束，皆因此《辞》已经将古箫的创制原因，制作过程以及后期的改良情况都介绍得非常详尽，从而使大儒马融发出了“笛生乎大汉”的感慨。笔者通过对古箫的制作，印证了丘仲《辞》中对古箫的产生以及完善过程的准确描述。 一、双笛之一羌笛与古箫之“同” 羌笛也称羌管，羌笛在羌语中称为“其篥”，是一种竖持吹奏的簧管乐器，《元史?礼乐志 五》记载:“羌笛，制如笛而长，三孔。”这是一种在秦汉战乱时期，随南迁的游牧民族――羌人从西部地区带来的少数民族乐器。秦汉时期为单簧竹管乐器，新疆柏孜克里特石窟壁画和敦煌莫高窟壁画印证了这一点。?(图1) 这幅壁画是回鹘高昌国时期(公元460至640年)新疆柏孜克里特石窟第三十三窟的涅,经变?奏乐婆罗门。同时期的敦煌石窟第220窟是莫高窟最重要的初唐(公元618至704年)洞窟之一，石窟左壁阿弥陀经变图和右壁的药师经变图中均有舞乐场景，在这三幅壁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乐工用羌笛演奏时的情形。三幅壁画中，柏孜克里特洞窟壁画尤其引人注目。从音乐史的角度来看，其有两点具有特别的意义:第一，解决了汉以降对“双笛”种种猜测和误解(其实由羌起的双笛就是横吹的胡笛和竖吹的羌笛，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做展开);第二，这幅壁画将羌笛的持奏方式、吹嘴形态、管长比例通过绘画清晰生动地再现出来。这为笔者下面分析羌笛和古箫的异同，提供了极为直观的珍贵资料。 通过图中对羌笛的描画，我们对羌笛有一个直观的了解。这样再来比较古箫和羌笛的异同，从而说明汉代大儒马融称古箫(汉笛)“生之于大汉”的缘由较为容易了:在持奏方式上，古箫与羌笛是相似的，两者都是竖持吹奏;在按孔的数量上，早期古箫可能借鉴了羌笛的形式，同样也只开有三个孔，后由汉昭帝时期的京房(字君明，公元前77至前37年)先生加了一个后孔变为四孔。 二、羌笛与古箫之“异” 发音部位的不同是羌笛与古箫最根本的差异，也是马融感叹古箫之“况笛生乎大汉”根本之所在。(图2)从羌笛和古箫吹口的图片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吹口在外观上是完全不同的。羌笛是有气道簧片振动发声的气鸣乐器，其笛头在演奏过程中被吹奏者含在上下唇之间，簧片的振动发音是在演奏者的口腔内由气流的作用下完成的;古箫是边棱发音的气鸣乐器，其是在管部上端直接切割出一个具有尖锐棱边的斜切口，在演奏中，吹奏者的上下嘴唇之间的缝隙(俗称风门)与吹口之间有一定的距离，棱口在风门吹出的气柱作用下产生振动而发出声响。由此可见，古箫是完全不同于羌笛，是“生乎大汉”的一种全新乐器。 由于发音部位的不同，两者间又产生了如下区别: 第一，从持奏方式上看，尽管两者都是竖持，但羌笛的笛体和持奏者身体间的角度变化较自由，所奏出的声音不会因为这种改变而不同。这是由于含在双唇中有气道的笛头始终能获得稳定的气流，只要气流强度不变，声音不会有高低的变化。但是，这种情况如果出现在古箫上，则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情形:要么是古箫发不出声，要么就是发出(相对来说)不准的声音。这缘于古箫的吹口和风门间的距离是相对固定的，如果吹奏者改变了古箫和自己身体间的角度，那风门和吹口的距离会相应的增大或减少。距离加大会使古箫发出一个比基本音升高的声音或者是失音(气柱的风力因距离增加失去了使棱口振动的力量);而距离减少，则会使古箫吹出比基本音降半度或者一度的声音(古箫的这一特征是产生“沉浮”技巧之源)。第二，古箫的管体因吹口的变化增粗，变长。 三、根据马融《长笛赋》引丘仲“辞”复制古箫 为了能从实证的角度来证明古箫和羌笛是属于两个完全不同乐器的类别，笔者首先根据新疆柏孜克里特石窟第33窟的壁画制作了汉唐时期的羌笛。从制作过程来看，羌笛吹嘴制作过程的复杂程度和难度远超过古箫吹口的制作。 有了制作羌笛的经验，再根据丘仲《辞》的指引，顺利地做出了三孔的早期古箫以及加一后出孔的四孔古箫。这个过程也从制作的角度证实了两者间的根本区别:羌笛的吹嘴是由气道带簧片、演奏时吹嘴没入演奏者的双唇中;古箫却是“剡其上孔通洞之”。“剡”者，削也。在去除内节的竹管上部削出一个棱口，正是这个剡字，将古箫吹口的制作过程形象生动地刻画出来，去除了像羌笛一样有簧片的笛头部分(图2)，在管上部边缘削出一尖锐棱边使其在气流作用下易于产生振动。正是这个改变，使古箫成为完全不同于羌笛的另一种吹管乐器。这也是汉代大儒马融为其作赋的根本之处，并据此说明了“笛生乎大汉”而非源于羌这个事实。至多是外形上“缘于”羌而已:竖持吹奏;笛面三孔能发出角、徵、羽、宫四音 (角为筒音或称中音，余音由下而上分别为一、 二 、三孔开孔发出的声音)。 据此，笔者认为，实际上马融是完全不认同“笛(特指为其作赋之长笛)由羌起”这一说法。如果马融所指的长笛(古箫)确如许多后世学者所误解的那样和当时常见的双笛(也就是竖吹羌笛和横吹和胡笛(《文献通考》载:“横吹，胡乐也”)，都来源于胡羌之地的话，那马融何来“况笛生乎大汉，而学者不识，其可以(卑)助盛美，忽而不淆，悲夫”的感叹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到有关古箫异于羌笛之处，来分析古箫在制作和吹奏等方面所产生的根本变化。 从制作上来看，古箫和羌笛的筒体部分没有太大差别，工艺和制作方法大体相同。但是古箫的吹口制作和羌笛笛头制作相比却十分容易，因而马融将其视为贤人之业，他在赋中通过其与其他乐器制作上的比较给予古箫极高的评价:“昔庖羲作琴，神农造瑟，女娲制簧，暴辛为埙，,之和钟，叔之离磬，或铄金砻石，华脘切错，穷妙极巧，旷以日月，然后成器，其音如彼。唯笛因其天姿，不变其材。伐而吹之，其声如此。盖示简易之义，贤人之业也”。?这段文字清楚明了马融认为琴、瑟、簧、埙、钟、磬等乐器需要费时、费财又费力方能成为乐器，但它们最终发出的声音不属于自己原来的声音;唯有古箫取其天姿不变其材，砍伐后略做加工就可吹出它自己的声音来。从现存于上海博物馆的汉代陶俑名为“吹箫陶俑”的实物资料图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陶俑所用古箫及其吹口的样式:这吹口就是在打通竹节的竹管上部削了一个斜切的棱口所形成的。?无怪乎马融视其为“天姿”。 笔者复制古箫的过程也证实了其“示贤人之业”的“易”:笔者选取一根50厘米长的苦竹做古箫。因苦竹节长，从而省去了通节的工序，将管内壁的竹膜清理干净，按古人之法将筒音定为角音，根据其内径尺寸定好徵音的开孔位置，然后依据角徵、徵羽间均为一度音程定出羽音孔位，最后的宫音在一度音程孔位距离上增加半度音的长度就得到其孔位位置。接下来是开孔和削制斜切边棱的吹嘴。至此，一支由汉代汉昭帝(公元前94至前74年)时期的人京房改制前的三孔古箫出现在眼前。面对这支自己亲手复制、由君明添加一后出孔以后就完全消失的早期古箫，笔者既激动又忐忑:激动的是，从南宋以降至1999年11月26日由日本兴国寺住持山川宗玄率领日本由多位尺八高手组成的“法灯国师700周年尺八寻根团”来到杭州黄龙洞景区的护国仁王禅寺认祖归宗时止，这古箫在故土已失去踪影近700年了。?而今经笔者之手成功复制了其初创时的模样，如何不叫人心情激荡;忐忑的是，它能奏响古音吗, 在这种忐忑不安的状态中，几经尝试，这支古箫的复制品终于发出了悠悠的古声。在这恍如隔世的旷古之音中，笔者的忐忑不安消散于古箫发出的角、徵、羽、宫这几个基本音的声音里。只是兴奋之余，发现了这支古箫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第一孔与底孔(筒音孔)的距离不够精准，所以正常吹奏时，筒音发出的‘角’音略微偏低了20至30音分，需要用“浮”(注:“沈”“浮”为古箫独有的吹奏技巧)法吹奏以修正其音准。真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个偏差却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用“沉”法可以较易获得“商”音。也就是说三孔古箫的筒音既可以吹出“角”音，也能够吹出“商”音:得外切棱口之便，实际上三孔古箫能完整的奏全五音，而包含其中的“偏宫”“偏徵”自然也不在话下。这种现象在现有的边棱振动类乐器如笛子和箫(南箫和洞箫)中都无法获得(在箫中笔者只得到些微的变音)，而像羌笛这样的簧管乐器就更不可能有这种表现。这就更进一步说明马融的观点是正确的，古箫与羌笛之间的确不一样，是其“生于大汉”非源于羌的根本原因。 吹出基本音后，笔者进一步尝试吹奏乐曲，却发现由于所取的苦竹较细且管壁不厚，因此所做吹口达不到理想的程度，出声总体较困难，使得乐曲吹奏相当费力并且难以连贯。但是这支古管能够发音就已经算成功了，这毕竟是在复制2000多年前的古乐器;另一方面其也 为下一步的制作做了良好的铺垫。 有了三孔古箫的原形，再现京房添加一后出孔的古箫就显得简单许多:在对应于“宫”音的第三孔位置的背面，于略少于一度音的长度定一孔位，开孔后古箫如实再现了丘仲《辞》中所描述的“君明所加后孔出，是为商声五音毕”。这个后加的孔，通过开闭各个音孔就可轻松获得与孔位相对应的角、徵、羽、宫、商这五个基本音，而不需要改变气流进入吹口角度(也就是“沉浮”之技)。通晓音律的京房先生对古箫的这一改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其上承古箫之宗，使五个基本音发音更简单 准确;下启古箫之发展，为古箫后期音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础。 前面曾谈到制作三孔古箫时因取竹较细，管壁也不厚，因此做出来的吹口太小，发音困难。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做其他几孔的古箫时，笔者尽量选择肉厚管粗的竹子来做，因此所取竹子的长度和粗度要远大于做羌笛时所用的竹材，也就是说吹口的变化也使古箫的管体长度和粗细程度远不同于羌笛，而这正是马融所作《长笛赋》“长”字的由来:其对应的就是羌笛的“短”。(图3) 从制作方面我们比较了古箫与羌笛间的差异，那么演奏方面会有什么不同呢,在吹奏形式上，羌笛的笛头与古箫的吹口与吹奏者的嘴唇和所在位置有显著不同;从声音的角度来说，羌笛在吹奏的气流强度相同，而管身角度的改变不会引起声音的变化，但这样的情形在古箫吹奏中出现则会引起升降音变。这种音变效果在乐曲演奏时和羌笛中滑指技巧所产生的“龙吟水”声是否很相似呢,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外切边棱振动吹口的音变效果只存在于古箫，而同是边棱振动发音的南箫和洞箫，其棱口由外切改为内挖后竟随即失去了这个特质。 南箫和洞箫从宋代起，逐渐取代古箫，以至于到了南宋以后完全不见古箫踪影，是否和这两个主要因素有关:第一，内挖吹口一方面可以获得稳定的声音，使吹奏难度大大降低了，另一方面，竹皮取代竹肉其棱口不易损坏;第二，南箫和洞箫增加了孔洞，这不单使变徵和变宫这两个音也成为基本音，声音易出而且稳定，同时让双手分工更加明确合理，吹奏者更易于学习和掌握。当然以上两点仅是一种猜想，而古箫渐渐消失的真正原因还等待有识志士通过考古论证将其还原出来。不过，虽说南箫和洞箫可能因为上述两原因而保存至今，但因吹口开挖方式的改变，使它们失去古箫创制时吹口由于气流进入角度不同而产生的奇妙无比的声音变化，这不能不说是个极大的遗憾。更何况古箫极简而繁，虽然只有五孔，却可以演奏十二韵律全调，是名符其实全调性乐器，真正能够做到一支古箫走天下。而今箫仅在理论上可以翻奏全调，实际演奏中即使是高手，也只能在一支箫上翻六到七个调。古箫的音域范围更广，其有整三个八度另加一个用沉法吹出的比筒音还要低一度的另一个筒音，而今箫只有两度半的音程，且超吹的音符尖锐刺耳已不动听。 总而言之，古箫在中华大地上从南宋以后为南箫和洞箫取代竟至湮没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倘若不是来宋学佛的日本僧人心地觉心将其作为法器传到日本，再由日本和歌山县鹫峰山兴国寺主持山川宗玄方丈在1999年率团认祖归宗将宋时的古箫回归其祖庭，我们则不知何时才得重奏妙音呢。 结语 行文至此，让我们再次回到汉代大儒马融在《长笛赋》的结尾处所引的丘仲“辞”上来重新理解其真正的意思:“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吟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便宜持。易京君明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后孔出，是为商声五音毕。” 笔者在对羌笛和古箫的复制研究以及两者间异同的比对过程中，对《辞》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近来流行的羌笛和横吹是由羌人带来的，虽说羌人在竹子的开发使用上不如我们，但我们还没有类似羌笛这样能发出如同水中龙吟声的乐器，于是汉代有人裁竹吹出类似羌笛 的声音。他们将裁下的竹子上端切出吹口并打通竹节使其上下贯通，将其裁成长短合适便于携持吹奏的管乐器。而后这种乐器遇到了通晓韵律的京房，京房就给这件乐器增加了一个孔;他所加的孔在乐管背面，背孔“商”音的增加使这件乐器可以奏全宫、商、角、徵、羽这五个音了。 透过汉代大儒马融的《长笛赋》，我们知道古箫始创于汉代初期，称为汉笛;马融赋中所称“长笛”应是相对于羌笛之短。而《长笛赋》所引汉武帝时期的庶民丘仲的《辞》则全面介绍了古箫从创制到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由此让马融欣然作赋以称赞古箫制作之简约具“贤人之业也”，并“悲夫”“唯笛天姿，不变其材”，而且“生乎大汉”之长笛(古箫)竟未被汉时学者所认识的状况。 古箫到了唐代因黄钟管长一尺八寸而叫做“尺八”，至宋代东渡去了日本，古箫在我国竟渐无踪影至今长达700年之久，以至于“尺八”成为日本的民族乐器，这个现状实在令人唏嘘。好在如今古箫终于回归到创制并发展了它的故土，但这是否预示古箫在这片土地上的复兴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注释: ???孙以诚.中国尺八考[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20，95，96，145. ?赵敏.中国壁画全集(新疆6吐鲁番)[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111. ?李善.文选(卷十八)[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41. ?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雕塑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5. 参考文献: [1](汉)应邵.风俗通义(元大德1305年新刊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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