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霖：看苏联诗人怎样颂圣——评：可自行对比

吴泽霖:看苏联诗人怎样颂圣 2016-02-24 11:29:13 来源: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微信公众号作者:吴泽霖 摘要 翻开当年的文学史,你能听见对工业化、集体化、对斯大林神话沸沸扬扬的一派称颂声,而面对那个时代复杂而残酷的现实冲突,大家都努力三缄其口。自我检查的功能指使多少作家做着千姿百态可悲可笑的演,结局只能是整个文学辜负了自己的使命。 “我踩住自己的喉咙” 苏联文学史的一大特色就是每一个文学家都不可能回避的自我检查。它一直被称为书刊检查和文学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实际上也是创作良知的最后一道防线。著名作家田德里亚科夫说得很实在:“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看风使舵的人,但是每当构思一部新的小说的时候,我总是要掂量一番,这通得过通不过,我没有直截了当地撒谎,只是对禁止说的事保持沉默。” 这种自我检查,或曰自觉,不过是书刊检查和文学管理的内化,是文学管理的令人得意的治绩。因为外在的管理只有禁减之效:让你说的你说,不让说的别说;而内化的自觉才有质变之功。作家不仅自觉恪守非礼勿视、勿听、勿言、勿动,乃至非礼勿想,而且还要悟出应该怎么看、怎么听、怎么说、怎么想。不过在获得这种自觉的“灵魂深处闹革命”中,也不是没有牺牲者。 - 1 - 比如说,20世纪两位杰出的苏联诗人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自杀之时,就是处在这种自我检查的折磨之中。 叶赛宁尽管抵抗着不断强化的文学监管,不过已经不再敢口无遮拦。尽管他呼号着有人“正在扼杀一切发于心灵的声音”,正在“抽打人类创造的树条”,正在把人类的灵魂“禁锢在一种旋律或固定的调子里”,呼叫着“我不是你们的金丝雀!我是诗人!”但是一个“黑影人”已经潜入他的心灵,在梦魇中指责他、嘲笑他、拷问他、折磨他,最终让他吊到暖气管上:“朋友啊,我的朋友,/我非常、非常痛苦。/痛苦从何来我也不清楚……”高尔基盛赞这长诗《黑影人》的绝唱,却不肯说出这种灵魂折磨的由来。 获得“时代最有才华的歌手”谥号的马雅可夫斯基也曾为了让自己靠拢“革命”,不恤从诗中“拔去那些美丽的羽毛”(1928年致《新列夫》记者信),那些通不过“自我检查”的羽毛。后来B·卡塔耶夫说这些拔去的羽毛值得“立一块纪念碑”。而直到临终的绝唱——在《放开喉咙歌唱》(1930)中马雅可夫斯基才吐露出:“但是我/克制住自己,/踩住/自己歌吟的/喉咙。”拉普评论家当时指出,“最近时期,他的创作发展是由有意识地套上的枷锁来决定的,为的是通过这种自我限制来挤入真正的无产阶级诗坛”。(1930 年5期《在文学岗位上》)而一旦踩住自己的喉咙,又怎么“放开喉咙歌唱”呢! 十月革命前半年,列宁为自己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专门写了篇序言,痛说书报检查的可恶。其角度就是控诉沙皇政府丑恶的书报检查迫使作者进行“自我检查”,让人的思想“像在铁钳下”“被压抑、 被拘束、被扭曲”,形成一种“可恶的伊索式的语言”——“奴隶的语言”。所以列宁发愿要消除书报检查。只是由于总有人民的敌人胡言乱语,苏联才非但没能消除,反而创造出世上数一数二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奇迹。 人们常常夸大斯大林当年对文学者的镇压和外在的文学管控的意义,而忽视了:恰恰是这种内化的自我检查或“创作自觉性”,才是苏联文学发展的动能。自我检查的形成,不仅是斯大林体制最终确立的文学管理的一种内化,还是社会文化的化合物,是那个时代文化的综合效应:信息的封锁查禁,铺天盖地的舆论造势,把人们对理想之梦的追寻、对建设新生活的热情,引导到对斯大林体制的信仰和个人崇拜,形成一种时代狂潮。 在这狂潮的扫荡中,任何个性化的思索都会感到自己是那么孤独无助,感到四面楚歌,处于一种众口铄金的伟力之下。人们宁愿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理智,宁愿看到“眼睛不容易看见的”现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创造的现实,宁愿充当主流轰响的回声。“因为普通人的脑子无法抵御有、有组织的灌输”,“况且你总是独自一人:恐惧像一堵墙把每一个有同样感受的人隔开”。(利季亚·丘科夫斯卡娅) 翻开当年的文学史,你能听见对工业化、集体化、对斯大林神话沸沸扬扬的一派称颂声,而面对那个时代复杂而残酷的现实冲突,大家都努力三缄其口。自我检查的功能指使多少作家做着千姿百态可悲可笑的表演,结局只能是整个文学辜负了自己的使命。即使如敢说几句话的肖洛霍夫,虽然掌握了触目惊心的现实资料,自我检查的机能还是提醒他,“我断定,与其将这些材料用来写《被开垦的处女地》,不如写信给您据实相告。”(1933.4.4 致斯大林信)再如大作家阿·尼·托尔斯泰也不甘寂寞,自我检查提示他应该从“俄国历史的遥远的过去”来“理解现代生活”(叶尔绍夫),于是找到彼得大帝那里来理解当今领袖的历史意义(《彼得大帝》),当然最终还是索性回到当代,写了本自认乏味的《粮食》歌颂斯大林。 20年代末期,普拉东诺夫形成了自己奇特的思想和语言风格,写出一系列令人震撼的作品,不仅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开禁,而且经过几番劈头盖脸的围攻,正值创作鼎盛时期的普拉东诺夫,只剩下缄口反省“错误”了。他承认自己“困于内心的头绪”,“尚不能按无产阶级和我自己都需要的那样去写作”(1931)。可悲的是,这种反省恰恰不是违心的。他写文学评论,否定自己的讽刺风格,指出讽刺会给人民生活勾勒出片面和歪曲的画面。为此,他竟批判起了果戈理和谢德林。普拉东诺夫的自我检查泯灭着自己的珍贵思想,更灭绝了文学史上一种再难复制的奇特的文学语言风格。 而“天生的世俗社会讽刺者”左琴科的自我检查使他决意改弦更张,要描绘“新气象”,要“讲述最美好、最高尚的行为”。他再也没有嬉笑怒骂的自信,却揣摩出一种怯生生的“正面讽刺”。看着“他脸色疲惫不堪,眼睛里隐匿着忧郁的神情”,老作家楚科夫斯基不禁想道:“他不如不写这些东西,的确,他是真诚的,但是在这些作品里已经看不到左琴科”。而这恰恰正是苏联社会生活需要那个左琴科的时候!他的《日出之前》开篇是一句叶赛宁式的呻吟:“我不幸——但不知道原因……” 布尔加科夫自称苏联文坛上唯一一匹文学之狼,可在年复一年的“文坛之狩”中,被驱赶得疲惫不堪。他给斯大林写信:“这只野兽已经宣布,它 不再是狼,不再做文学了,不做声了。直说了吧,这是怯懦。”这位世界知名的戏剧大师的自我检查,是干脆求职当了个副导演来改编剧本:“在我创作工作的尾声里,我竟不得不改编剧本,多么辉煌的结尾!”甚至为了“交换”,为了说出自己的话,违心地写了歌颂斯大林的《巴顿》…… 在这人人过关的自我检查中,既能听到灵魂的呻吟,也能听到得意的高歌。这就要不仅是惧守于“不要乱说”,更要能准确揣摩到斯大林体制运行的律动。这样,你就感觉不出内在和外在的任何阻遏,进入自我检查的三昧境界,创作起来也就能恢恢乎游刃有余,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了。 比如曾经的讽刺幽默作者列别杰夫-库玛契,30年代一变而成为时代颂歌的魁首,比如为斯大林高唱颂歌而连中四元——四获斯大林奖金的巴甫连科,还有在战后阴霾恐怖的日子里欢呼着《光明普照大地》(连获1950、1951斯大林奖)的巴巴耶夫斯基,他们都是胸前挂满奖牌的真正的金星英雄。当然,若保有一辈子都能看准风头、赶上时尚的自我检查能力,那就更是非凡俗之辈所能企及。比如蓝英年先生称为时代弄潮儿的西蒙诺夫,就颇有成就。 他的一大天分就是自我检查能力发育得好:善体时宜。比如,看准了斯大林反世界主义的圣意,写出了后来自认是“迎合潮流”的剧本《异邦暗影》,一时十分露脸。即使在斯大林死后,也能一再显出这位文学侍臣的拿手本事。在苏共20大前后不阴不阳的日子里,他写出小说《生者与死者》,主人公谢尔皮林开始怀疑斯大林指挥的盲目;到了斯大林成为众矢之的的60年代初,在小说续篇《军人不是天生的》中,谢尔皮林已经敢于激昂慷慨地怒斥斯大林的愚顽“导致千百万人的丧生”;而转眼间勃列日涅夫上台、有了重新评价 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