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推进速度的地区差异：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城市化推进速度的地区差异：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城市化推进速度的地区差异:基于产业集聚视角的分析 范剑勇 【专题名称】城市经济、区域经济 【专 题 号】F107 【复印期号】2008年06期 【出处】《江海学刊》(南京)2008年2期第77,81页 【作者简介】范剑勇，1971年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与制造业向沿海地区的集聚，我国城市化步入加速阶段。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 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可以发现，各地区城市化推进速度差异巨大，沿海地区城市化在原先较为薄弱的基础上推进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东北地区城市化在原先较高的基础上推进速度相对缓慢，而其余地区城市化推进速度快于东北地区，从而在时间趋势上现为城市化水平的地区趋同。 【关 键 词】产业集聚/城市化/工业化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逐步提高，在1978年仅为3.25,，到2006年已达到12.1,。但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呈现出一种非均衡的格局。1993年以来中国制造业有加速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趋势，且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沿海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份额一直在75,以上。?目前，东部沿海地区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西北、西南和部分中部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前中期。?鉴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呈互相促进、互为正反馈的关系，本文拟从工业化带来的产业集聚这一视角来考察中国目前城市化推进速度的地区差异。 目前中国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与集聚，其内在因素有以下两点:一是沿海地区内部含有巨大的市场;二是其地理位置接近于国外高收入市场。由这两个因素引致的沿海地区巨大的市场需求使得当地农业剩余劳动力加速向非农产业部门和城镇转移，从而加快了该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因此，通过考察各地区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可以窥见中国工业化进程差异、地区收入差距，将地区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差异放在推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这一大背景下来理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对于城市化的衡量指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市化率通常是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按照这一方法，1982、1990、1999、2005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20.6,、26.23,、30.1,、42.99,。但是，这一统计方法忽视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在农村大量从事非农产业活动的从业人员未被包括在城市人口统计口径中，而城市人口的本来含义应该包括所有从事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及其抚养的人口。因此，按照这一内涵，本文选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重新计算、分析了中国城市化的总体水平及其地区差异。同时，将全国分为6个地区，除直辖市(未包括重庆，将重庆纳入四川省分析)外，剩余5个地区包括:(1)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2)东部沿海: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3)中部地区: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4)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5)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 城市化地区差异的形成背景 一般说来，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化是由工业化推动的，城市化反过来又推动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呈互为因果或正反馈关系。进一步从理论上追根溯源，城市是由于经济活动的正外部性才出现的，即共享集聚等因素带来的好处才是城市诞生的原因，因此集聚、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关系密切。联系到中国的实际情况，由工业化所带来的产业集聚在改革开放以来体现得较为明显，整个中国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即使按照官方的统计口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城市化水平也从1978年的18,提高到2005年的42.99,。但是，由于各地区工业化推进速度截然不同，产业集聚与城市化水平提高也表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推进速度最快，这与其工业化推进速度、产业集聚状况相吻合。本部分将重点分析中国各地区城市化差异的形成背景，以求对各地区城市化推进速度差异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一)计划经济体制、重工业优先战略在东北与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留有明显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工业化并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我国推行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主要内容的赶超战略。但是，我国资本异常稀缺而劳动力非常丰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资源禀赋状况发生严重的背离。为了实现工业化强国的梦想，我国建立了自上而下的严格的计划配置资源体制，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重工业发展当中。那么它的实现机制是怎样的呢,当时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央政府强行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便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由于城市工业部门以重工业为主，具有显著的资本密集型特点，这就要求政府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工业部门。因此，维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必要条件便是建立严格的户籍，限制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而这必将造成严重的城乡收入差距和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二十多年赶超战略的结果是:不但城市化水平异常低下，严重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而且广大农村滞留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仅导致城市化水平普遍低下，而且导致城市化在计划经济时代便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重工业基地一直在东北地区和部分西北省份，这两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显著高于除直辖市以外的其他地区，1980年其城市化水平分别为35.4,、20,，显著高于全国16.7,的平均水平。但是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传统观点认为，东北三省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前苏联，西北地区属于偏远地区，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可以避免国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但本文认为，中央政府选择这两个地区来发展重工业，是因为这两个地区的农村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见表1)，从而可以使城市工业部门免受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巨大压力。这一观点的直接证据便是这两个地区在改革初期城市化水平远高于除直辖市以外的其他地区，而其农村人口密度却远低于其他地区。 (二)改革以来沿海地区制造业中心的形成与要素流动 1978年以来，我国放弃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取而代之的是比较优势战略，同时辅之以在体制外按市场来配置资源的 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缩小计划配置资源的范围。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原先在计划体制内得不到国家重点投资又没有体制包袱的地区可以发挥体制上的后发优势率先发展起来，最突出的是沿海地区。同时，我国在东部沿海地区有选择、有步骤地实行对外开放，加上东部沿海地区具有丰富的劳动力储备、浓厚的商业文化传统、易接受西方成熟的市场规则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使其成为国外投资的首选。因此，东部沿海地区成为最先突破计划体制束缚、率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率先对外开放的多重受惠地区，其工业化推进速度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快的。而制造业一旦在沿海地区扎根，就可以通过累积循环机制不断将制造业优势进一步放大，到20世纪末，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集聚地、甚至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按照产业集聚理论?，要素流动是产业集聚的前提条件，它在沿海地区表现为:本地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镇转移、大量的FDI向沿海地区集中与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向本地区流入。 首先，人口数量及密度是一个地区市场规模大小的直观标志，当进入工业化起飞阶段时，人口密度高的地区往往因市场规模大和有利于专业化分工而取得制造业规模优势。从五大地区的人口密度来看(见表1)，主要可以分为三档:第一档是以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为代表的高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在300人以上;第二档是西南地区和东北三省，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为100,175人;第三档是西北地区，每平方公里只有20,25人。从农村人口密度看，这种地区差异性更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密度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达到每平方公里200人以上，而西北地区与东北三省的农村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00人，其中西北地区的农村人口密度低于20人/平方公里。各地区人口密度与农村人口密度差异直接引致了其市场容量的差异。在从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向以非农产业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市场容量(或称外部需求)成为影响制造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同时，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工业化而吸引农村人口向城镇快速迁移，农村人口密度呈显著下降趋势，从1990年的每平方公里294人迅速下降到2005年的每平方公里241人，而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因制造业发展缓慢，农村人口密度仅略有下降。 表1 1980,2005年各地区总人口数、人口密度、农村人口密度变化 总人口数 人口密度 农村人口密度 (万人) (人/平方公里) (人/平方公里) 1980 1990 2005 1980 1990 2005 1980 1990 2005东北三省 8902 9934 10753 113 126 136 68 66 61东部沿海 30522 35339 41988 346 401 479 288 294 241中部地区 27890 32273 35170 271 315 342 201 250 217西北地区 8659 10101 12117 20 23 22 16 17 14西南地区 19307 22009 23827 141 160 174 124 131 117 注:这里不包括直辖市。 资料来源:1980、2005年数据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数据来自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 其次，由于特殊的劳动力资源优势，中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分工体系中最初主要承担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基于这一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外资纷纷涌入中国设立加工工厂，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三来一补”形式的加工贸易。而且，外资投资设厂的区位选择通常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在该地区的FDI一直占据全国总额的78,以上。那么，外资为什么会选择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它们投资的首选区位,从产业集聚的观点来看，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密集、交通便利，本身容易形成制造业的前后向联系和有效扩展市场规模;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便于与国外相关产业形成上下游联系，更接近国外高收入消费者市场。 第三，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因素。沿海地区凭借优越的人口条件、地理位置，率先走上工业化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其工业化水平已遥遥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并已成为中国制造业的中心地带。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地区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沿海地区农村劳动力更快地流向非农产业部门，对此我们可以从各地区农村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力的比重上得到印证:1999年东部沿海地区的这一指标达到30,左右，而西北地区与东北三省均不足10,。直辖市与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成为制造业领先的地区，由于集聚效应的作用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向这些地区转移。在1999年总数达到2115万人的全国跨区域流动的农村劳动力中，81,流向了东部沿海地区，其中流入广东省的跨省流动农村劳动力就占全部跨区域流动农村劳动力的49.5,。非农人口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进一步强化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集聚。笔者研究发现，在制造业28个二位数行业中，除烟草业、石油冶炼业等少数行业以外，几乎所有制造业行业都转移到沿海地区;从制造业的二位数行业竞争力看，沿海地区的所有行业竞争力均高于其他行业。? 城市化推进速度的地区差异 延续上一部分对中国各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异的背景分析，我们在此详细分析改革以来各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差异。本部分首先交代全国城市化的总体状况，然后比较各地区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差异，最后从产业集聚的视角初步分析各地区城市化速度差异的成因。与传统的衡量指标不同，本部分采用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城市化水平。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城市化水平的区位商(见表2)，是各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城市化平均水平之间的比率，越大于1，说明其越领先于全国平均水平。 首先从表2观察1980,2005年间全国城市化水平的变化状况。总体上来说，在这一期间城市化水平一直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市化速度加速上扬，从1980年的16.7,上升到1990年的20.9,、再上升到2005年的50,。对比于按城镇人口来衡量的城市化水平(相应年份的城市化水平分别为19.39,、26.41,、42.99,)，在1980年和1990年按城镇人口衡量的城市化水平高于按非农人口衡量的城市化水平，但在2005年则低于按非农人口衡量的城市化水平。其中的原因可 能是在1980年和1990年城镇中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及其抚养人口超过了农村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员及其抚养人口，但在2005年这一状况被逆转过来了，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工业化进程得以加速推进。 表2 1980,2005年中国各地区城市化水平及其地区差异 静态城市化水平 城市化水平区位商 非农人口绝对数(万人) 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 1980 1990 2005 1980 1990 2005 1980 1990 2005 1980,1990 1990,2005 1980,2005 全国 16.7 20.9 50 1 1 1 15975.3 23119.8 30146.2 4.47 2.03 3.55 直辖市 57.3 61.2 79.3 3.43 2.93 1.59 535.2 663.3 839.8 2.39 1.77 2.28东部沿海 13.1 18.9 50.2 0.78 0.9 1 571.5 956.4 1669.5 6.73 4.97 7.69东北三省 35.4 41.2 58.3 2.12 1.97 1.17 1050.8 1359.1 1364.3 2.93 0.03 1.19中部地区 12.7 16.6 44.9 0.76 0.79 0.9 592.5 901.2 1074.6 5.21 1.28 3.25西北地区 20 23.3 58.2 1.2 1.12 1.16 252.9 346.3 339.2 3.69 -0.14 1.36西南地区 11.4 13.2 36.1 0.68 0.63 0.72 473 631.5 756 3.35 1.31 2.39 就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而言，应注意1980年与2005年两个时间节点。在1980年直辖市与东北三省的城市化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而东部沿海、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同为城市化水平最低的地区，均在全国平均水平(16.7,)以下。2005年，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50.2,，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在1980,2005年间达到7.69,，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5,)，而东北三省与西北地区的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却只有1.19,与1.36,。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开始趋同，原先城市化水平较高的东北三省、西北地区经历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增长速度，而基础较差的东部沿海、西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化则迅速推进，这一不同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使得2005年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区位商差异远远低于1980年，各地区城市化水平的区位商均向全国平均水平靠拢。各地区的城市化推进速度呈现出两幅图景:一是东北三省、西北地区在原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基础上缓慢推进;二是东部沿海地区、部分西南地区与部分中部地区在原先较为薄弱的城市化基础上快速推进。 尽管东北三省、西北地区在改革初期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但是由于实行与本地区资源禀赋相违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配置资源等因素?，深度扭曲的产业结构得不到顺利、有效的转型，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远远低于其他地区(见表2)。1980,2005年间东北三省、西北地区的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均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55,)，其中20世纪90年代，东北三省的非农人口年均增长率仅为0.03,，这与处于工业化起飞阶段的国家大背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东北三省，产业结构调整、就业体制转轨产生的阵痛不仅使其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在以平均-0.2,的速度下降，而且其第二产业劳动力同时向第一产业转移。甚至在黑龙江，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大量国有企业不断出现职工下岗分流现象，不得不提出“亏损企业职工1/3经营主业、1/3转向农业、1/3向多种经营方向转移”的新三三制方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尽管东北三省由于改革和发展战略的调整遇到了巨大的短期阵痛，但原有的城市化基础使得东北三省在2005年城市化率还是领先于除直辖市以外的其他地区，达到58.3,。 与东北三省、西北地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部沿海、部分中部地区与西南地区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已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和特大都市圈。从时间截面看这三个地区的城市化水平总体上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5年沿海地区除外)，即在1980,2005年期间城市化率的区位商小于1(见表2)，但已在不断向全国平均水平靠拢。再把关注点放在东部沿海地区，其非农人口增长率在绝大部分时间内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城市化率从改革初期的13.1,提高到2005年的50.2,。同时还应注意到，江苏、广东、浙江三省的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绝对数量在1980,2005年间以年均0.4,,1.37,的负增长率下降，这在一个劳动力供给几乎无限弹性的二元经济中是罕见的，也说明这三个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迈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另外，沿海地区农村人口密度从1990年的每平方公里294人下降到2005年的每平方公里241人，而其余地区(除中部地区外)的农村人口密度则下降得较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该地区快速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 如何看待各地区之间的城市化差异，尤其是沿海地区与东北三省截然不同的城市化推进速度,除了前面提到的计划体制留下的痕迹、要素流入不同(如FDI、本地农村劳动力转移、跨地区农村劳动力流入)以外，我们还可以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视角，分析各地区不同的产业集聚水平引致的城市化水平差异。笔者以地区的平均产业集中率作为衡量产业集聚的指标(即各省份各行业占全国该行业的份额之平均)，对比分析了1980年、2001年各大地区制造业28个二位数行业的产业集聚变化状况?。在1980,2001年间，大部分制造业集聚到具有地理位置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该地区的平均集中率从1980年的0.3228上升到2001年0.4947，上升幅度达53,;相应地，其他地区的平均集中率纷纷下降，其中东北三省下降幅度最大，从0.1608下降到0.0889，下降幅度达45,。从分省的角度看，1980,2001年间，东部沿海地区诸省的平均集中率均出现上升的趋势，如广东从0.062上升到0.1369，浙江从0.0496上升到0.0843，山东从0.0591上升到0.0901，上升幅度都接近50,;而在东北三省，辽宁从0.0845下降到0.0481，吉林从0.0331下降到0.0179，黑龙江从0.0432下降到0.0229，下降幅度均在50,以上。可见，制造业从东北三省转移到东部沿海地区的趋势比较明显。这实际上揭示了各地区城市化截然不同的推进速度的深层原因。 那么，为什么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倾向于沿海地区,从理论上追根溯源，制造业具有单个厂商水平上的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它规定每个厂商都有一个固定且不可分割的初始投资，随着厂商的产出水平增加，每个产品的平均成本将下降，体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同时，制成品的跨区域流动总是有运输成本的，它直接导致厂商更倾向于在离消费市场距离更近或者离所需原材料、中间投入品更近的位置投资设厂，以降低运输成本。将报酬递增特征与运输成本假定结合起来，制造业厂商总是选择最接近于大市场的空间某一点进行生产，当许多厂商都持有相同的决策时，“空间外部性”或称“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就被创造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由运输成本与规模报酬递增特征引起的产业集聚向心力导致一个具初步制造业优势的地区可以通过累积循环机制使得这一优势逐渐放大和巩固，别的地区制造业由于各种要素的流失而逐渐消退，这时产业分布就呈现出“制造业中心一农业外围”格局。?目前沿海地区已经呈现出典型的制造业中心分布特征，从而带动了这一地区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而其他地区城市化推进速度则相对缓慢。 结论与若干启示 本文以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分析了改革以来各地区城市化的推进速度差异。笔者发现，总体上我国城市化正处在加速阶段，但各地区的城市化推进速度差异极大，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速度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化率已经从城市化水平中的第三层次(13.1,)上升到第二层次(50.2,)。在东部沿海地区内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世界特大都市圈的雏形已经开始显现。同时，东北三省与西北地区虽然在改革初期城市化基础较好，但由于受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计划体制影响，其城市化推进速度缓慢，甚至东北地区部分省份一度出现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向第一产业转移的“反工业化”现象。因此，从时间趋势上看，改革以来我国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呈现出趋同的特点。 如果说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快速的城市化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催生的，那么这一发展战略暂时与地区协调发展战略存在着相互替代的两难。目前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有两个:一是顺应沿海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与集聚效应，将中西部地区多数人口转移到东部地区，形成若干个世界级特大都市圈。这需要保持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性，但鉴于文化差异、社会网络关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保持劳动力的充分流动是有难度的。二是创造条件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若干个产业集聚区，将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就地转移到本地集聚区，将目前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到这些集聚区。这一方法的实施以大量的投资为前提，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等战略都包含了这一方法，而重庆、成都、武汉与长沙等地的试点正是具体执行这一战略的体现。 注释: ??范剑勇:《产业集聚与中国地区差距研究》，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210,218页。 ?袁志刚、范剑勇:《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管理世界》2003年第7期。 ??Fujita, M., Krugman, P. and A. J. Venables, The Spatial Economy: Cities, 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MIT Press. 1999, pp. 130,149, pp. 130,149. ?林毅夫、刘培林:《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陆大道、薛凤旋:《1997年中国区域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9页。 ?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兼谈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