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涉江探析屈原悲剧成因-精品

由涉江探析屈原悲剧成因-精品 由《涉江》探析屈原悲剧成因 中文师范032班 刘丽萍 屈原是我国伟大的诗人,他主张“美政”，追求完美的人格，他终其一生都修洁自好，坚守志行而绝不随波逐流，不断地寻求治国之道。正如他在《离骚》中所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然而，理想和现实往往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身处乱世中的屈原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的。对此，他只能把自己的愿望通过作品达出来。屈原的全部作品都收集在《楚辞》一书中。关于屈原作品的分类，姜亮夫把他分为三类:一是带有自传性的政治抒情诗，如《离骚》、《九章》;一是表现自己学术思想的诗歌，如《天问》;还有一类是显示南楚文学传统的诗歌，如《九歌》。如果想要研究屈原生平的话，那我们则要把目光集中在《离骚》和《九章》上。 《涉江》是《九章》的重要篇章之一，它是屈原晚年在流放江南途中所作，主要记叙了诗人从鄂渚出发，步马山皋，邸车方林，乘船至沅、湘，朝发枉渚，夕宿辰阳，最后到达溆浦的一段历程。在《涉江》中，作者或叙事，或议论，或抒情，充分地体现了诗人灵活的写作技巧。同时，《涉江》也寄托了诗人无限的爱国之情，为后世文人所吟唱不息。 一、《涉江》的主旨 关于《涉江》的题旨，历来研究不少。王逸《楚辞章句》中说:“此章言己佩服殊异， [1]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汪瑗《楚辞集解》中认为:“此篇言己行义之高洁，哀浊世而莫我知也。欲将渡湘沅，入林之密。入山之深， [2]宁甘愁苦以终身，而终不能变心以从俗，故以‘涉江’名之，盖谓将涉江而远去耳。”此二人都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涉江》的主题，但又都是不全面的。 《涉江》全诗虽然仅仅才几百字，但里面却是矛盾重重。 (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战国时候，诸侯争雄，社会混乱不堪，屈原所处的楚国更是如此。楚王昏庸，亲信小人，远离贤臣，朝政腐败。面对这种情况屈原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理想之中。在《涉江》开头他就这样描述过自己的理想:“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诗人心目中理想的君王是重华那样的明君;理想中的国家则是文中所说的“瑶之圃”、“昆仑”，这些地方都是神仙居住的，显然也是和现 实完全不同的。屈原不仅在《涉江》中提到自己的这个理想，在《离骚》、《九章》等作品中也多次进行描述过。如: 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离骚》, 尧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九章•哀郢》, 昆仑县圃,其居安在?,《天问》,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于县圃。,《离骚》, 屈原这样不厌其烦地描述自己的理想，我们是否就可以凭此断定屈原一味地沉浸于理想之中而不能自拔呢,显然是否定的。虽然他是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但他又是爱国的，他对于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接舆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这几句诗其实就是在影射楚国黑暗腐败的朝政。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涉江》中得到了充分地体现。当二者发生激烈冲击之时，屈原一方面坚持自己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剖析现实，揭露现实的残酷。这显然是《涉江》所要表现的主旨之一。 (二)出世与入世的矛盾 郭维森对屈原思想流派的归属问题进行过探讨，他认为:“屈原对许多学派的思想都有 [3]所涉及，也有所摒弃。”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深受各派思想的影响，而当时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儒家和道家。他们分别主张的入世和出世在屈原的作品中也表现了出来，两者的矛盾也是《涉江》的主要矛盾之一。 综观屈原的一生，虽然他两次受到流放，但他存君兴国之念是始终不渝的，所以我们也可以得出屈原在人生观上是坚持入世这个观点。《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这本书中也这样说过:“显而易见，屈原所具有的积极入世精神、以道自任的使命感、对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的推崇、‘览民尤以自镇’的仁爱思想、坚持节操及追求个体人格的完美等，无疑 [4]都与儒家思想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不过出世的想法在诗人饱受楚王怀疑之时也曾困扰过他，也曾使他决心要摆脱这个恶劣的环境并与之决裂，他在《涉江》中说:“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惜诵》中也有类似的表白:“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但是这个问题并未一直困扰他。在忠君爱国爱民的基础之上，经过再三思量，屈原选择了出世。跟个人比起来，人民、国家、君主显得更为重要，而自己受点挫折是不足挂齿的。《涉江》中也不时流露出这个意思:“乘鄂渚而反顾兮，欸秋冬之绪风。”屈原登上鄂渚，不停地回头看自己的国家，透露出深深的眷恋之情。走还是留 呢,诗人在不停地思索，一路上行程迟缓，以致于“淹回水而凝滞。”事实上，屈原是想“留”的，但现实促使他不得不“走”。所以说虽然作者在行动上是“走”，是“出世”，但他真正的意志是“留”，是选择了“入世”。由此我们得出本诗的第二个主旨:体现了屈原对祖国和人民的牵挂，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 (三)彷徨与坚定的矛盾 在《涉江》中我们发现，屈原的态度并不完全是义无返顾的。诗人在动身去放逐之地时，内心是极为痛苦、忧愤的。他一路上行程迟缓也正是这种矛盾的体现。他哀叹“南夷之莫吾知”，以致于“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但是他又联系到历史上的一些悲剧人物事件:接舆桑扈是消极不合作，结果被时代所遗弃;伍子胥比干企图积极改变现实但又不免杀身之祸，从而证明“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由此他认为:“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整个时代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也用不着来埋怨今世的人。他将守着正道而不犹豫，进一步表明了自己正确而坚定的立场。当我们读到这个时候不禁会想到《离骚》中女媭劝屈原随波从俗、明哲保身这件事。不过屈原始终选择坚持美好正直的人格，坚持高尚的理想，坚定自己的信念。 诗人处于那种情况下，彷徨是在所难免的，甚至可以说，他要比常人有更多的迷惘，因为他的理智和情感不停地拷问他的灵魂。在这不停地拷问之下，诗人从彷徨中清醒过来，坚信自己的主张理想是正确的。 《涉江》整首诗可谓矛盾不断，透过这些矛盾，我们了解了屈原的内心世界，从而找到了本诗的主旨:“《涉江》一诗揭露了楚国黑暗的统治;抨击了国中的奸佞小人;表达了诗人对祖国人民前途、命运的担忧;表现了自己坚定执着的信念，美好的人格和高尚的理想;体现了诗人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 二、 透过《涉江》探析屈原悲剧成因 [5]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写到:“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刘向的 [6]《新序?节士》中说:“遂投湘水汨罗之中而死。”两人都对屈原的一生都作了概括的描述:屈原身怀报国之志，但由于楚王昏庸，楚国小人当道，所以报国无门，理想得不到实现，最后投江而死。这样看来，屈原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屈原是作为一个悲剧人物而存在的，他的文学作品中也处处透露着这个信息。凡事有果必有因，那么造成屈原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涉江》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进行过这样的描述:“悲剧是行动的模仿，而行动是由 [7]某些人物来表达的，这些人物必然在“性格”和“思想”方面都具有某些特点。”他认为悲剧艺术的成分必然有六个: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我们说屈原的一生是一个悲剧，那他必然在思想、性格等方面具有其突出的特点。 《涉江》是屈原流放江南时所作，它是自传性的政治抒情诗。诗人在诗中述说了自己高尚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阐明这次渡江远走的基本原因，述说了途中的经历和心情，在这一次次地述说中就已包涵了深深的悲剧意味。 (一)屈原悲剧的外在原因——社会环境 “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这句话是说世间混乱，没有人能理解我，我 将驾着青虬高高地飞驰而不回头。这里所说的世间混乱污浊就是指楚国的混乱污浊。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将济乎江湘。”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国语》云:‘楚为 [8][9] 荆蛮。’”朱熹也认为:“南夷，谓楚国也。”夷是当时对四周落后民族的通称，含有轻视和侮辱的意思。诗人用南夷来指代楚国的统治集团，意思是斥责他们的愚昧无知，向我们展示了楚国统治集团的现状和自己所处的环境。 “乱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四句比喻贤士远离，小人居高位。“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四句指出了造成贤士远离，小人窃位这种现状的根源——楚王好腥臊(喻奸佞之人)而厌恶芳洁(喻贤能耿直之人)。“阴阳易位，时不当兮。”两句更是点出了社会上阴阳变更的情况，事物的是非一切都颠倒了。这几句诗是诗人运用比喻象征最为娴熟的地方，也是楚国现状的整体概括，更是构成诗人悲剧的社会环境。 屈原主张“美政”，主张“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权益。但是身处黑暗、污浊的社会环境中，这个理想是得不到实现的。因为屈原的这个理想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诽谤诬陷屈原，从而导致了屈原被放逐江湘，自沉汨罗江的悲剧。 (二)屈原悲剧的内部原因——性格和思想 屈原的性格是孤傲清高的，他宁愿“重昏而终身”，也要“董道而不豫”，宁愿“愁苦而终穷”，也不愿“变心而从俗”。渔父劝屈原:“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 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父》)屈原却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表明自己不与世 俗同流合污的决心和立场。屈原也是永不妥协，始终坚持自己主张和信念，不畏权贵的。他爱好奇伟的服饰，即使是年纪大了也不衰减，象征了他性格中不妥协、不放弃的一面。上官大夫嫉妒屈原，与屈原争宠。屈原起草宪令未定，上官大夫欲夺其稿，屈原不予，他就向怀王进谗言，说:“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怀王庸懦昏聩，不加辨明，就怒疏屈原。面对权贵上官大夫，屈原不卑不亢，坚持着自己的信念。 格伦认为一个悲剧英雄一定是他所处的地位是受社会所承认的阶级代表者，他一定比同一阶级的人在性格上有过激的地方，他有足够的致力使他内省并了解这个社会，而终于感到事与愿违，同时他一定知道，他所受到的惩罚远远超过他所受的。屈原做过左徒，做过三闾大夫，他所处的地位显然是受社会所承认的阶级的代表者。当整个上层社会的人都在做着趋炎附势之事时，只有屈原保持着一颗正直的心，一颗孤傲清高的心。所以说，屈原在性格上也是与他人不同的，在性格上他有过激之处。在《涉江》中他也明确地表露过自己这个过激的性格。他知道如果不改变志趣，改变理想的话，他就会穷困到底;如果一直守着正道的话，他会永远处于昏暗的境地。屈原是符合格伦理论的，他是一个悲剧人物。 从上面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的这种孤傲、耿介、清廉的性格是不被当时的楚国所容的。当整个楚国都处于那种阿谀奉承之中时，突然出现一个坚持自己原则、操守之人，那必然会成为那些逢迎拍马之人诽谤的对象。面对这种情况，屈原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并且想要改变这种状况，使国家富强，这是不可能的。正如他在《离骚》中的描述一样，诗人不断地追求“美人”，但是却困难重重，虽然诗人毫不气馁，但终因其要求过高而求女不得。《涉江》中到老都喜欢穿奇伟的服饰而不肯有所改变也是诗人固执的表现。诗人这种固执，不肯同流合污，以致于会遭到小人的嫉妒，最后被楚王放逐江南而不被任用。所以说诗人性格中孤傲、清高、固执、坚持理想的一面是其悲剧形成的内部原因之一。 构成屈原悲剧的另外一个内部原因则是他的思想。 屈原是我国著名的诗人，千百年来，他为各国人民所称颂，成为后代人景仰的人物。而屈原流传千古的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他的爱国忠君思想。在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不时地感受到他的这种思想，《涉江》亦如此。 《涉江》开头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翟振业曾对奇服进行了考证，他 [10]认为:“‘奇服’应指长服，是战国时期楚地流行的服装，为楚民族的特色。”屈原对此服 是“幼好”，而且“老而不衰”，体现了他的民族意识，民族深情始终不渝的坚定立场，表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诗人在流放途中不停地“反顾”，不停地叹息，进入溆浦之后，面对溆浦这种恶劣的环境进而联想到接舆、桑扈、伍子胥、比干等四人的悲惨遭遇，他将统治者祸国殃民的罪行概括为“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最后发出了“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的感叹。乱曰中更是对楚国朝政腐败、贤士远离、小人窃位的情况进行了有力地控诉。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就是他的爱国思想。没有他的爱国主义，他就不会至始至终都穿着楚国的服饰;没有他的爱国主义，他就不会担忧国家人民的命运，不会批判国家的腐败，君王的昏庸。 在爱国思想的基础之上，屈原必然要寻求富国强民之道。最后，他把希望寄托在“美政”上。文中提到的重华就是“美政”之一:效法尧舜，以德统一中国。但是，屈原的“美政”理想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昏君和佞臣。楚王昏庸糊涂，佞臣聚集在楚王周围进行无情地倾轧，“燕雀乌鹊，朝堂坛兮”，“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离骚》)自然，诗人的“美政”是不可为的。尽管如此，诗人还是上下求索，冀君王之一悟，并不惜个人的安危，直到看到楚国气数已尽，才毅然以身殉国。试想，如果没有爱国主义作为他强大的后盾，诗人会这样吗,正是由于爱国思想的支撑，屈原才会为楚国尽心尽力，即使被放逐也未忘记振兴国家，实现理想。当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再也无法调和之时，诗人毅然而然地自沉汨罗江，完成了自己悲剧的一生。 屈原的悲剧不是偶然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涉江》在描述诗人高远理想，流放历程的同时，也透露着悲剧的气息，死亡的气息。诗末:“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诗人一方面抱着坚定的信心，另一方面又感到失意彷徨之时，却将要远行了。但行到哪里呢,马其昶在《屈赋微》中说:“生不当时，阴阳易位，此所谓将行者，言将去人间世而是视死若 [11] 归也。”从马其昶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将要远行，远行的目的地大概是汨罗江了，屈原的一生也快结束，而他的悲剧也由此形成了。 参考文献 [1]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2 [2] 汪瑗(楚辞集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162 [3] 郭维森(屈原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209 中国古代山水诗史[M]( [4] 陶文鹏，韦凤娟(灵境诗心—— 台湾:凤凰出版社，2004:19,20 [5] 司马迁(史记[M](上海:上海书店， 1988:1591 [6] 卢元骏(新序今注今译[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241 :17 [7] 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8]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9 [9]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79 云梦学刊，1998:(2)，9,10[10] 翟振业(屈原《涉江》四则别解[J]( [11] 马其昶(屈微赋(下卷)[M](台湾:广文书局，1966:4 [12] 杨义(《涉江》的诗学结构——屈原《九章》的抒情学新论之二[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3)，96,99 [13] 徐安怀(涉江[J](《楚辞欣赏》，1998:45,48 [14]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28,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