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眼中的陶渊明[策划]

辛弃疾眼中的陶渊明[] 辛弃疾眼中的陶渊明 乍一看题目，许多人不免疑问，一个在西晋一个在南宋;一个是文人一人是武将;一个似乎平淡自然一个似乎刚烈豪放，陶渊明与辛弃疾有何关系, 但在我看来，两人颇有相似之处。第一，幼时立志。幼时丧父，使得两人都饱尝命运的捉弄与社会的阴暗，并立志以自己的力量报效国家，陶渊明，博览群书，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大志，在而立之前就任江州祭酒;辛弃疾，驰骋疆场，可谓“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二十出头便聚众三千投归宋帝，奇袭金营生擒叛徒。第二，壮志难酬。可是随后两人均没有逃出壮志难酬的怪圈，在坎坷的仕途上滴下血泪，却不肯低下坚韧的头颅，西晋门阀森严，可叹元亮出身庶族，思想理念与权威相左，不得已辞谢回家;南宋昏君避战，可怜稼轩革除积弊积极备战，却被三十七次调任折磨。第三，归隐田园。不惑之年，两人又同样开始归隐田园的生活，直至离世，陶渊明从玉京山到南村又回到宜丰，成为田园归隐诗的第一人;辛弃疾隐居江西农村，创作了大量的农村田园诗词，成为自陶渊明后的又一田园诗的高标。 冥冥中辛弃疾与七百多年前陶公有一种共鸣与呼应，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辛弃疾的词作中，对陶公的感叹，惺惺相惜，甚或是灵魂的激烈碰撞。(以下是对含有陶渊明饮用的辛弃疾诗作的分析) 洞仙歌(访泉於期师，得周氏泉，为赋) 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孤负平生弄泉手。 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还自喜，濯发沧浪依旧。 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 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 且归去、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 这首词写于1175年，此时辛弃疾罢局带湖，文韬武略，正值三十壮年，空怀一腔报国之志，却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蹂躏与金人的铁蹄之下。他无奈，他愤恨，它将十余年的期望与失望化作滴血之刀，刻下这首《洞仙歌》。面对带湖“飞流万壑，共千岩争秀”的盛景，他只能自嘲道“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杯酒”，于是想到陶渊明“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意思是说:为什么不在这里盖起我的草屋，去学陶渊明，门前中五棵柳树，归隐田园呢。很显然，此时的辛年弃疾虽然那说是想学陶渊明悠然归隐，但面对敌人的欺辱，一心报国的他，真的有那种悠然的心情吗,此时，在他心里，陶渊明的归隐，或许只是一种逃避，一种不负责任，甚至是一种懦弱。在政坛上受挫的他，只能用这种无可奈何的诙谐，来抒写心中的深深苦闷。 (辛弃疾的这种看法，是有理论佐证的:陶渊明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抛弃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走上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贺新郎(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 江左沈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此词作于1198年左右，当时辛弃疾58岁。他平生所有的明显全部被朝廷削夺得干干净净，被迫在瓢泉过着村居生活。在九蒸九晒，水煮油炸之后，他虽恨就在草野，报复不得施展。但此时，他“甚矣吾衰矣”，不得不向年岁低头，与壮年相比，此时更多的是洒脱与看破。如他自己所说，“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这么多年功名未竟，对世间万事也慢慢淡薄了。能真正使他快乐的便是“青山多妩媚”。他开始向往“一尊搔首东窗里”的生活，开始品味陶渊明、停云诗就的洒脱，开始感受当时元亮的看破与淡薄。年近花甲，她渐渐认同了陶渊明的归隐、清高与自由。将陶渊明视为“知我者”的“二三子”。 (此时，我们可以从另一个方面看陶渊明的归隐:从他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