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

宇文所安 从《弧落的文学史》看宇文所安的文学史观 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欧文,StephenOwen)，现为哈佛大学东亚系与比较文学系教授。他凭借深厚的西方文化根基与较高的汉学造诣，构建了中西文化与文学精神的双向阐发体系，对文学经典与权威发出大胆质疑，同时又进行小心求证。他的不同寻常的解构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在《瓠落的文学史》一文中，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与以往文学史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文学史观。 宇文所安是一个拥有深厚西方学术根底和较高汉学造诣的学者。他一方面深入到中国古代文学史很少人在意之处， 发掘出种种被忽略的细节; 另一方面能够以独到的观点对之进行剖析和阐释， 得出的结论也能产生很大的反响。当下我们可以看到的许多文学史著作， 往往是以时代(朝代)、文类来进行叙述， 呈现给读者的印象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概括整体脉络的状态。这种过于依赖个人主观建构的文学整体发展观， 很容易对文学史造成人为的改写与遮蔽。这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文学演进和发展的实际路径。宇文所安在《瓠落的文学史》中说: “如果我们看一看文学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 不管是检视某个作者还是一个读者群， 我们会发现这些文学作品并不是我们为之所设立的大框架的一部分， 而且它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用以赋予它们意义的后代文学。也就是说， 现有的文学史所做的解读一直都犯了“时代错误。”这些研究者总是试图找出一个可以把一切文学史现象统一起来的发展线索，在后代文学的大背景下来探寻前代文学的意义，但是以这种思维方式写出的文学史只是“理想状态下的文学”，为弥补这一缺陷，宇文所安提出了“量子论的思维方式”这一全新的观照方式———“没有固定的文本，没有可靠的源头，只有一部充满了变化和再解读的历史。”“我们以前一直借以理解文学的种种具象逐渐变得模糊，边缘和疆界逐渐溶化。我们以前一直觉得十分明确和稳定的‘时代’、‘作品’和‘作者’原来都可能只是一些复杂的变化过程。”我们要以全新的眼光审视文学史，善于发现文学史叙述和书写中得缺失与空白，这是分析描述文学和文化的重要前提。 宇文所安说:“把文学研究放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这与把文学史和政治史锁在一起不是一回事”。他认为文学史的划分标准应该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变化的背景。社会制度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并非变化的事实本身。总而言之，文学史的分期应该立足于文学发展本身，而不是依附于政治、经济等其他标准。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文学史分期以王朝和政治史为依据，这是典型的政治形态型分期。我们不能一概否定这种分期方式的合理性，而宇文所安这种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条件视为断限的参照的分期模式也让许多文学家与之呼应。 宇文所安指出:“经典当然存在，但经典是作为一个历史现象而存在的。”研究文学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弄清经典是何时成为经典的，是如何成为经典的。他主张对经典作家作品进行立体的而非平面的、历时的而非固定的解读，应该把“各个历史时期文学趣味的改变以及对这个作家的不同品评包括进来”。他特举了曹操的例子:“南朝的文学评论里，寥寥几句对曹操的评价不都是褒奖，整个唐朝也很少有人提到曹操的诗”。在讨论一个经典作家时，应该首先明确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根据什么标准把他定义为“经典”的，要真正了解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满足于只阅读已有的文学史，而应从作者作品入手，从作家本人入手，才能正确评价历史人物。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受到国内外学人的广泛注意, 尤其是对我国唐代文学史的写作,以优雅的文风、敏锐的感悟和细腻的个性化的读解呈现出与国内文学史风格迥异的特征而引起国人广泛的兴趣和严肃的文学史思考。虽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研究也是有局限的，他不能跨越自身文化背景给予他的思维模式和文化积淀, 对中国文学的观看必然有属于西方的成见; 他不能完全体验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语境, 对于中国的文学研究成果有所隔绝，但宇文所安坚持了他的观点和立场, 正如《弧落的文学史》中说到“所有的新思想都是‘老外’---虽然它们并不来自西方, 也不来自中国。我不知道它们的家乡究竟何在, 只知道其所在不远: 和美国麻省的剑桥与中国的背景等距离。”宇文所安具有比较的视野和平等的胸襟,深刻剖析了存在于文学史写作中的种种弊端，在文学史理论和写作方面都做出了可贵的尝试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