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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楚汉战争的启示

2017-09-20 12页 doc 45KB 11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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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楚汉战争的启示浅谈楚汉战争的启示 摘要:楚汉战争中,项羽与刘邦在战争中的态势转换及最终的结局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借鉴:民心是政权存在的基础,一个政权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存在下去。要成就大事,必须广纳人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排斥人才,闭目塞听,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做任何事情均须讲求策略,只有灵活机动的策略,才能对各种瞬息万变的局势应付自如,永远立于主动。而项羽的失败与刘邦的胜利,其原因恰恰是双方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楚汉战争,民心,人才,策略 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这场战争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
浅谈楚汉战争的启示
浅谈楚汉战争的启示 摘要:楚汉战争中,项羽与刘邦在战争中的态势转换及最终的结局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借鉴:民心是政权存在的基础,一个政权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存在下去。要成就大事,必须广纳人才,善于听取不同意见。排斥人才,闭目塞听,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做任何事情均须讲求策略,只有灵活机动的策略,才能对各种瞬息万变的局势应付自如,永远立于主动。而项羽的失败与刘邦的胜利,其原因恰恰是双方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关键词:楚汉战争,民心,人才,策略 两千多年前的楚汉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这场战争的两个最重要的角色就是刘邦和项羽,尽管时光已经流逝了两千多年,但他们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仍然是那么清晰,他们的传奇人生和许多惊人之举仍然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他们也仍然是许多人推崇的对象。尤其是项羽,虽然他最终败在刘邦手下,其人生的结局是悲惨的,但不少人仍然将其作为失败的英雄来崇拜。 尽管刘邦和项羽均是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英雄人物,但两个人在各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首先是在出身方面,项羽出身于名门望族,整个项氏家族就是在楚国颇具影响力的权势之家,“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1]P35其祖父项燕是楚国著名将领,在与秦国将领王翦作战时兵败被杀。所以,项羽的出身给他带来许多可资利用的资源。他作为一个世代楚将的世家大族,就容易在其周围集聚起一股力量,在民众之中,尤其是在原楚国的范围内,更具有号召力。所以,在其叔叔项梁惹了官司之后,他能够通过各种关系打通关节,顺利躲过严厉处罚。在项羽与其叔叔项梁因躲避追捕逃到吴中的时候,“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繇役及丧,项梁常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1]P35连在当地有一定知名度,有一定地位的人都对他们俯首贴耳,惟命是从,其个中原因除了他有一定能力之外,其身世的影响也起着重要作用。在大家推举陈婴挑头起兵反秦时,陈婴的母亲坚决反对,认为自己的家族从未显达过,影响力不够,所以陈婴“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于是众从其言,以兵属项梁” [1]P35从这些事例足以说明出身对个人事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项羽拥有这种别人无法企及的重要资源。刘邦则不同,从其母亲亲自下田劳动及其哥哥勤奋劳作受到其父欣赏等情节可以看出,刘邦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他不安心农业生产,才谋了泗水亭长这么一个基层小吏的差事。出身低贱的刘邦当然没有项羽那样的家族势力,更没有项羽那样的身世光环可资利用,即使他起事时,追随他的也只是那几个由他负责押送去服役,因误了服役时间而面临杀头危险的民工,而且他们追随他也并非是因为衷心地拥护他,而是因为其他人都害怕万一在将来遭到失败要承担主要责任。正是刘邦没有项羽那样的身世光环,所以他为了提高自己的影响力,不得不编造龙附母身、赤帝子斩白帝子、老翁算命、天子之气罩身等神话。项羽与其叔父们一直在寻找机会,试图恢复楚国的政权,恢复旧的统治秩序,从而恢复自己家族过去的地位。所以他们反秦具有复辟的色彩。其叔父项梁和项伯均曾因杀人受到追捕,他们所杀的人很有可能是在消灭楚政权时曾经发挥过作用的人,而且项羽在起兵之前,曾经进行过长期的准备,他们在吴中秘密地组建私人武装,并以兵法对其进行军事培训。刘邦起兵则完全是一种意外的行动,在此之前,刘邦并没有起兵反秦的思想准备,更没有想到自己会带领一帮人反抗秦朝政权。 刘邦与项羽在身世上无疑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刘邦在这方面的劣势是十分明显的,但是,任何事情都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项羽的高贵身世固然对它有许多便利之处,可它也给项羽带来许多无法摆脱的缺陷,大家对他们叔侄的尊崇使项羽过分放大了自己个人的作用,形成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养成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目中无人,刚愎自用的性格。同时,身世的光环也给项羽制造了许多心理上的压力,在为人处世上总想保持贵族式的风度,处理问题总是囿于贵族方式,从而形成呆板迟钝的风格,不能随机应变,灵活应对。项羽把面子看得高于生命,使其在遭致失败和挫折时不愿正视现实,经不起失败的打击,由过度的自傲迅速变成过度的自悲,所以,在垓下之败后,因自感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轻易放弃东山再起的机会。而刘邦出身微贱,曾做过基层小吏,上要面对官府,下要面对百姓,有许多十分具体而且复杂的问题需要他去解决。如果他要想做得既让官府满意,又让百姓高兴,就要圆滑、灵活。这对刘邦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生阅历,使他得到许多管理和处事经验,让他在做事情的时候能够因时而动,随机应变。同时,刘邦长期处在百姓与官府的夹缝之中,尤其是在许多时候要直接与官员进行交涉,作为一个最低层级的小吏,大多数时候可能是忍气吞声,委曲求全,所以,他不会象项羽那样要求自尊,更不会象项羽一样自恋,受到委屈和挫折之后的反应也不会象项羽一样强烈,抵御挫折和失败打击的能力要比项羽强得多。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刘邦虽然没有项羽那样具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力,但他内在心理承受能力远强于项羽。可以说,项羽的强悍只是外在的表现,而真正的强者应该是刘邦。 出身低贱而又不象项羽那样人脉旺盛的刘邦最终在楚汉战争中赢得了胜利,当然双方角逐的结局并不直接取决于身世,因为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而且任何一种因素对战争双方的影响和作用也是依时间、地点及其他各种条件变化而异的,一种对自己有利的因素瞬息之间可能就会变成不利的因素,所以,楚汉战争的结局不仅受多种因素制约,而且也与双方对各种因素的认知程度和把握程度有直接关系。荀悦曾说过:“夫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进退之机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实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三术不同也”。[2]P106也正是楚汉双方在战争期间对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因素的认知水平和把握程度存在非常大的差别,不仅导致最终的楚败汉胜的结局,也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值得铭记的启示。 其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政权,其存在的前提是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如果没有民众的真心支持,都注定要垮台的,所以,古人就已经悟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笔者认为,所谓的“道”就是民心。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圣贤之君唐太宗也曾经将君与民的关系比喻成水与舟的关系,当然不仅仅局限于君主,而是所有的政权组织。 笔者认为,在楚汉战争中,影响战争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民心的向背,而且在争取民心方面,项羽与刘邦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反差,刘邦采取了许多争取民心的措施,而项羽则恰恰相反,却做了许多丧失民心,让天下失望的举动。 项羽丧失民心的主要举动有如下几项:第一,残忍嗜杀。早在刘邦入关之前,“项梁前使项羽别攻襄城,襄城坚守不下。已拔,皆阬之。”[1]P35后来,“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屠之。”[1]P35在章邯率其部下秦兵投降之后,项羽却在西进途中,“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 [1]P36鸿门宴之后,刘邦本来已经将关中拱手让给了项羽,但项羽却在此大开杀戒,不仅对咸阳进行屠城,而且杀掉了已经投降的秦王子婴,放火烧掉秦朝宫殿,对关中地区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洗劫。“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1]P37项羽的行为自然受到他人的质疑和指责,项羽不仅不检讨自己的行为,反而对议论者进行残忍的报复,以烹刑处罚他们。项羽的做法无疑使关中百姓十分失望,虽然残暴的秦王朝被推翻了,但让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比秦始皇和秦二世更残暴的统治者。“汉之二年冬,项羽遂北至城阳,田荣亦将兵会战。田荣不胜,走至平原,平原民杀之。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田荣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齐亡卒得数万人,反城阳。”[1]P37本来老百姓杀掉了反叛他的田荣,项羽不仅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害了田荣的部下将卒,而且极其残忍地对待田荣过去曾经统辖过的地区的老百姓。正是项羽的残暴,才让田荣的弟弟田横集结起一股反对势力。项羽在攻下外黄之后,把外黄县十五岁以上男子集中到县城东边,准备全部活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阬者。”[1]P38在危急关头,是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小孩子说服项羽,使外黄县众多百姓躲过一场灭顶之灾。韩信在为刘邦分析天下大势之时曾说道:“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天下多怨,百姓不亲附,特劫于威强耳。名虽为霸,实失天下心。故曰其强易弱”。 [1]P293第二,分封秦朝三个降将王关中之地。项羽分封三个秦朝降将为王,并三分关中之地作为其统治区域,使他进一步丧失民心。按照事先的约定,本来应该让刘邦做关中王,但项羽却一意孤行,偏偏将得到关中百姓拥戴的刘邦赶到汉中,却将三个秦朝降将分封为王,瓜分关中之地。“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1]P37关中百姓拥戴刘邦,希望刘邦能做关中王,刘邦受到排挤已经让关中百姓失望和怨恨,也让很多人为刘邦不平,更为要命的是,分封到关中的又是秦朝降将,他们带领关中子弟数十万人出关作战,结果是关中子弟血洒疆场,命丧黄泉,更有二十万人惨遭项羽屠戮,而这三个人却荣耀而归,摇身一变成为新政权的成员,关中百姓很自然地就认为他们的荣耀和地位是出卖其子弟得来的,他们是谋害自己亲人的帮凶,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而他们现在所代表的又是项羽的政权,老百姓自然更会将胸中的怨恨直接指向项羽。在分封过程中,项羽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以私人关系为的分封原则及以势压人多占地盘等均引起大家的普遍不满,此后,斗争的矛头很快集中到项羽身上。第三,流放并杀害义帝也使项羽大丧民心。义帝本是他为收拢民心,聚集天下反秦势力而立,但在其实力膨胀之后,项羽对楚王的这位后裔越来越不放在眼里,甚至越来越怨恨,怨恨他不让自己与刘邦同时进军关中,以致刘邦抢先入关赢得主动,怨恨他在与刘邦争夺关中地区统治权的斗争中固执地坚持当初的约定,于是项羽“乃使使徙义帝长沙郴县。趣义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阴令衡山、临江王击杀之江中。”[1]P37正因为项羽丧失民心,三老董公遮就对刘邦说:“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2]P100所以在其身陷绝境,走投无路之时,又被痛恨他的人落井下石,使其彻底失去翻盘的希望。“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1]P38 与项羽相比,刘邦非常注重也很会笼络民心。早在入关之前,在大家商议应该派谁率兵攻打关中的时候,“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阬之,诸所过无不残灭。……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今项羽僄悍,今不可遣。独沛公素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略地,收陈王、项梁散卒。”[1]P41可见在怀王身边的人心目中,已经形成了项羽残忍嗜杀,刘邦宽厚大度的印象。刘邦在蓝田南与秦军作战之时,严申军纪,“诸所过毋得掠卤”, [1]P41这种保护百姓的措施使关中百姓大为感动,致使秦军自行瓦解,刘邦很快便攻下咸阳,占领关中。在刘邦率军进入咸阳之时,秦王子婴到城郊向刘邦投降,手下的人也劝刘邦杀掉这位投降的前朝统治者,但刘邦并没有接受这个,而是将子婴交给属吏好生对待。同时,立即向关中百姓宣布自己的政策,废除秦朝严刑峻法,约法三章,要求秦朝旧官吏仍然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严格要求自己的军队不准骚扰当地百姓。刘邦对已降秦王的宽容,不仅安抚了一大批惶惶不安的旧政权成员,稳定了秦朝大大小小官吏的情绪,对安定关中社会秩序,稳定民心,取得关中民众的支持,均极有好处。“秦人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沛公又让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人又益喜,唯恐沛公不为秦王”。[1]P41 刘邦很了解并体谅百姓疾苦,掌握了百姓的心理,在争取民心方面做得非常好。而项羽则“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耳”。[1]P41在收买民心方面已经失了一筹。当刘邦暗渡陈仓回到关中之后,立即组织百姓兴修水利,改善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开放秦朝的皇家园林池苑,让那些无地的农民自行开垦耕种,为那些缺乏生计的百姓解决生活困难,大赦罪人,扩大自己的阵营,孤立敌人。在其出关入陕之后,采取措施安抚关外百姓,尽可能减轻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创伤。在义帝被项羽杀害之后,“汉王闻之,袒而大哭。遂为义帝发丧,临三日。发使者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于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诸侯皆缟素。悉发关内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原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1]P42项羽杀害义帝恰好给刘邦进攻提供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也成为刘邦号召天下围攻项羽的幌子,尽管刘邦个人未必就真的拥护义帝,但他对这件事的利用却十分的充分,表面的文章也做得十分的充足。后来在两军阵前,刘邦与项羽唇枪舌剑,刘邦在此言之凿凿,一项项列举出项羽罪过。“汉王数项羽曰:‘始与项羽俱受命怀王,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项羽负约,王我于蜀汉,罪一。项羽矫杀卿子冠军而自尊,罪二。项羽已救赵,当还报,而擅劫诸侯兵入关,罪三。怀王约入秦无暴掠,项羽烧秦宫室,掘始皇帝冢,私收其财物,罪四。又强杀秦降王子婴,罪五。诈阬秦子弟新安二十万,王其将,罪六。项羽皆王诸将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罪七。项羽出逐义帝彭城,自都之,夺韩王地,并王梁、楚,多自予,罪八。项羽使人阴弑义帝江南,罪九。夫为人臣而弑其主,杀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1]P42刘邦所列举的罪过,虽然不免有夸张之处,但绝非凭空捏造。刘邦也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即他与项羽之间的战争,是“以义兵从诸侯诛残贼”,[1]P42也就是说,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尽管刘邦将自己作为正义的化身,而将项羽作为邪恶势力的代表,能否成立还有待探讨,但起码在当时是代表许多人的共同认知的。也说明项羽已经因丧失民心而使自己陷入不忠不义的不利地位。刘邦在打败塞王司马欣之后,“至栎阳,存问父老,置酒,枭故塞王欣头栎阳市”。 [1]P42尽管刘邦对项羽毫无怜惜,必欲灭之而后快,但在灭掉项羽之后,仍然对其家族其他成员,也采取了宽容政策,“始,楚怀王初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1]P39刘邦的表面文章在这里做得非常充足,是他痛下杀手,不给项羽任何生存的希望,但在项羽死了之后,他却为项羽举行隆重的葬礼,并亲自为项羽发丧,这顺应了当地百姓对项羽的哀思之情,让当地百姓看到他的大度与仁爱,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统治。对已经死去的人,举行这样的隆重祭奠活动,不仅不会威胁其统治地位,反而会大大有助于巩固其统治地位。“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赐姓刘”。[1]P39这不仅收服了项氏家族成员,使其甘心情愿地为刘邦的政权服务,而且与刘氏政权形成荣辱与共的整体,同时,通过这种形式,也使追随项氏集团的一大批人,甚至整个原楚国范围内的广大民众,都融入到刘氏建立的新政权之中,支持他建立的政权。以上这些都足以说明刘邦深谙得天下之关键。 其二,要成大功者,必须广纳人才,大胆任用人才,善于听取各种意见。俗话说:“一个篱笆十个桩,一个好汉十个帮”。一个人即使有再大的力量,再高的才华,如果没有一批人支持与帮助你,也是孤掌难鸣,独木难支,任何事情也做不成的。项羽出身于楚国贵族之家,名门之后,在其周围自然有一批追随者,同时,在其叔父项梁带领他来到吴中之后,也收罗了一批部众。起事之后,象陈婴、黥布、蒲将军、范增等也先后投奔了项氏叔侄麾下。但是,在吸纳人才,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方面,项羽却远远不如刘邦,这也成为他在楚汉战争中最终输给刘邦的重要原因之一。刘邦毫不讳言自己的胜利是由于众多杰出人才对他的支持,在他与手下大臣论及自己在楚汉战争中最终取胜的原因时公开说:“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餽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1]P43这里我们就不能不对刘邦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他犀利独到的眼光所折服,它足以说明刘邦是一个能够正视历史和现实的卓越政治家,也说明刘邦已经充分认识到了人才对一个政权兴衰的重要意义。扬子《法言》在楚败汉胜的原因时就说:“汉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负。天曷故焉!”[3]P23在刘邦盛赞的所谓“三杰”中,萧何是与刘邦结识最早的,萧何原在县衙内做文吏,而刘邦是泗水亭长,二人时有交往,并时常关照刘邦。刘邦起事之后,萧何不仅曾救刘邦性命,而且帮助刘邦杀了沛令,建立最早的根据地。萧何虽然是一介文弱书生,但他在刘汉政权建立与巩固的过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是在几个关键时刻。所以,刘邦对萧何感激和对其功绩的肯定应该是发自内心,绝非随口说说而已。“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 [1]P234在大家都争夺金银财宝之时,萧何却忙于收集当时看似毫无用处的典籍图书及档案资料,但恰恰是这些看似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此后的争夺天下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1]P234王充在《论衡》中也曾说:“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4]P117后来,“汉王引兵东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抚谕告,使给军食”, [1]P234保证了刘邦军队的后方稳定和军需供应。在刘邦率部从关中东进与项羽争夺中原的时候,“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辄奏上,可,许以从事;即不及奏上,辄以便宜施行,上来以闻。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常兴关中卒,辄补缺。上以此专属任何关中事”。 [1]P234~235不仅替刘邦守卫住关中地区,稳定后方基地,保证军需供应,还保证了刘邦军队的兵员补充,对刘邦彻底打败项羽起到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当然,也与刘邦知人善任,敢于信任萧何分不开的,刘邦可以说已经将自己的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了萧何。战争结束之后,论功行赏,“高祖以萧何功最盛”,[1]P235当有人对此提出异议时,刘邦说:“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1]P235 刘邦另一重要谋士也是“三杰”之一的张良,其身世与项羽有相似之处,原本是韩国贵族,一直致力于替故国复仇,而且与项羽的叔叔项伯关系要好,本应该是项氏家族全力争取并且也是容易争取的对象。张良当初追随韩成,在刘邦从洛阳南下轘辕之时,率其部下投奔了刘邦。后随刘邦进入关中,刘邦按照张良的谋划,击败关中秦军,攻下咸阳,并接受了秦王子婴的投降。此时,刘邦滋生了享乐思想,有留居秦宫之意,樊哙向刘邦进谏要求刘邦搬出秦宫未被接受,最后由张良直接向刘邦进谏,刘邦才走出秦宫。项羽听说刘邦攻下咸阳,心中大怒,准备向刘邦军队发动进攻,彻底消灭刘邦的势力。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刘邦通过张良在项羽阵营中的老相识项伯向项羽开脱自己,平息了项羽的不满,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获得一次喘息的机会。项羽裂土分封的时候,将刘邦分封到巴蜀为汉王。这一次又是通过张良与项伯的特殊关系,向项羽求得了汉中之地,为此后重返关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复兴基地和战略通道。就在张良回到韩王成身边之前,张良又向刘邦建议烧毁连接关中与汉中地区的栈道,并一再向项羽解释刘邦没有向东发展的意见,以此麻痹项羽,这不仅消除了项羽的疑忌,也消除了遭受项羽突然袭击的危险,保存了刘邦的实力,为以后东山再起打下了基础。此时,项羽本来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将张良拉到自己的阵营,为己所用,可是项羽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将韩王降为侯,而且干脆将韩王给杀掉。项羽杀韩王,将张良彻底推入刘邦的怀抱,使自己多了一个重要的对手。如果说韩王未死之前张良还没有全身心投入刘邦阵营的话,韩王被杀之后,张良立即返回刘邦身边,完全投靠了刘邦,他“常为画策,时时从汉王”,[1]P237整个战争时期,张良为刘邦谋划了许多超人的计谋,如策反九江王黥布,使项羽军的大后方失去依托,且牵制项羽的大量兵力;联络彭越军队偷袭楚军腹心地区,迫使项羽回军解救后方危机,减轻对刘邦军队的军事压力;以韩信军破魏后向北攻取燕赵,向东进击三齐,再插进楚军的侧背,断绝楚军的粮草供应渠道。此后,张良又设计笼络了韩信,调动各路军阀共同出兵对付项羽,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均对刘邦打天下起到重要作用。 实际上,许多帮助刘邦战胜项羽的人在投奔刘邦之前,都有投奔项羽的经历,但均因未受到项羽重视而最终选择离开,并投靠到项羽的敌对阵营,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杰,招亡纳叛,亦已多矣”。[2]P116如对楚汉战争的结局产生决定性影响的韩信,最初投奔了项梁,“项梁败,又属项羽,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 [1]P292于是,韩信又投奔到刘邦麾下。韩信为刘邦分析了项羽与刘邦各自的优劣之势,以其亲身感受认为“项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1]P293韩信断言刘邦最终能够战胜项羽,刘邦采纳韩信对双方形势的分析,并接受了韩信的建议,让韩信充分发挥其军事才能。所以王充在其《论衡》中说:“韩信去楚入汉,项羽不能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则能量其力,能别其功矣”。[4] P117陈平先归魏咎,后投奔项羽,但没有受到重用,后因害怕杀头而到修武投奔了刘邦,陈平在谈及自己投奔刘邦的原因时直截了当地说“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闻汉王能用人,故归大王”。[2]P102刘邦经过与陈平的简短交谈便发现陈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立即予以重用。刘邦对陈平的过分信任和重用引起手下的非议和不满,甚至有人向刘邦进谗说陈平的人品存在严重问题,但这些均未能动摇刘邦对陈平的信任。刘邦的态度使陈平深刻地感受到与项羽截然不同的用人风格,认为项羽在表面上好像礼贤下士,对人恭恭敬敬,但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刘邦表面上傲慢无礼,但赏罚分明,对有功人员敢于重奖,对有罪的人及时进行处罚。所以陈平认为“诚各去其两短,袭其两长,天下指麾则定矣”。[1]P239陈平分析道: “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眛、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 [1]P239陈平的意见受到刘邦的重视,于是刘邦“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恣所为,不问其出入”。[1]P239经过一系列的反间活动,使项羽失去对钟离眛等腹心大将的信任,从项羽身边赶走了范增,便项羽阵营离心离德,失去最重要的支撑,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后在从荥阳突围、笼络并最终削弱韩信等重大决策中,均依陈平之计而取得成功。韩信和陈平只是从项羽阵营投奔刘邦阵营的众多事例中两个最具典型意义者而已,此类事情在当时必然有许多。这些由项羽阵营投奔过去的人不仅没有受到刘邦的排挤和猜疑,反而受到重用。而项羽却对其身边那些真心实意为其效劳的人却往往并不真正信任,如上面所述的范增、钟离昧等,被陈平略施反间,便使其内部彻底分化瓦解,使本来就有些势单力孤的项羽就更无力应对刘邦阵营,其最终的失败也就成为必然。 其三,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讲究策略,即古人所说的“术”。纵观整个楚汉战争中项羽与刘邦的表现,我们不得不承认,项羽在对策略的运用上的确较刘邦略逊一筹。项羽除了上面提到的在争取民心和招纳人才方面远远不及刘邦之外,在其他一些政治和军事策略方面与刘邦相比也往往显得比较幼稚,这可以从在鸿门宴上随口出卖曹无伤、在外黄大开杀戒时被一个十三岁少年劝止、在两军阵前要与刘邦单挑决斗清楚地看出。甚至可以说,在整个楚汉战争中,至少是在战争的前期,项羽根本就没有认清谁是他最主要的敌人,也没有搞清楚他自己应该解决的最主要矛盾是什么,应该以主要力量对付谁。具体讲项羽和刘邦在策略上的得失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封诸王的不公使项羽成为众矢之的。灭秦之后项羽大肆分封诸侯,一方面违反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要求实现统一的愿望,破坏了在秦统一全国之后业已形成的统一局面;另一方面,他本以为自己分封的诸王会成为支持力量,事实适得其反,由于他按照私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作为分封的标准,大家对其分封感到不公,他所分封的诸王反而成为反对他的中坚力量,大大削弱了他自己的力量。“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齐将田都为齐王,乃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齐王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杀击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荣与彭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余阴使张同、夏说说齐王田荣曰:‘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而王其群臣诸将善地,逐其故主赵王,乃北居代,余以为不可。闻大王起兵,且不听不义,原大王资余兵,请以击常山,以复赵王,请以国为扞蔽。’齐王许之,因遣兵之赵。陈余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陈余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陈余为代王。”[1]P37由于项羽任意调动齐王封地,造成田荣的反叛,田荣又联合彭越、陈余等,形成一个强大的反对者阵营。由于分封的不公,项羽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这大大分散了项羽的战斗力,给刘邦东山再起创造了良机。尤其是他将秦朝几个降将分封于关中,在关中百姓眼中,那些人是秦朝旧统治的象征,所以在他们看来,这几个人不仅是杀害他们子弟的帮凶,而且是秦朝残暴统治的复辟,他们代表的是百姓们不堪回首的恶梦的制造者,而项羽恰恰将老百姓最不愿意看到的人放在他们头上,所以项羽集团也同样成为邪恶统治的翻版。正如韩信所言:“且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爱也。”[1]P293而刘邦对受到的严重不公则坦然面对,不仅博得了别人的同情,也避免了过早暴露自己的意图,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刘邦在关中地区采取的措施更使他成为关中百姓心目中的救星,为他收复关中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二是排挤和杀害义帝使项羽背上了背信弃义的包袱。义帝本是项氏所立,尽管那位义帝既不能为他提供强有力的军事支持,也不能为他提供高深的谋略,但他却是一面旗帜,对项羽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工具,项羽完全可以借助这位义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充分发挥义帝的政治功能,很好的利用他为自己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和优势。但项羽却意气用事,将义帝流放到偏僻的长沙郴县,而且轻率地杀害了他,刘邦则借此大做文章,并以此为号召,集结天下反对项羽的力量。所以,项羽这次愚蠢的行为不仅使自己失去一件重要的政治工具,反而成为其他人围攻自己的借口,使自己手中掌握的进攻利器变成了自伤的凶器。 三是项羽缺乏统一协调思想,不能团结他人,没有广泛的统一战线,靠自己孤身作战,使自己陷入孤掌难鸣,独木难支的尴尬境地。由于项羽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膨胀,唯我独尊,造成他无视其他力量的存在,不知道也不愿意俯下身去与其他政治和军事集团联合和协作,甚至对自己当初盟友的存亡也不放在心上,不清楚他们的存在和发展是与自己的存亡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战争初期他坐视刘邦消灭关中、河东、河南、河内各盟国而不救,战争中期又眼见韩信消灭北方各盟国而不救,对自己最得力的助手英布也不采取积极的团结措施,对有争取可能的重要势力彭越没有做任何争取工作,使自己陷入孤军作战、多面受敌的地位。刘邦则相反。他把争取盟友看作是制服项羽的―个根本条件,开始时普遍争取天下诸侯,彭城败后重点争取英布和彭越,战争后期不惜巨大代价争取韩信和彭越,终于以强大的联合力量共同消灭了项羽。可以说,没有外交上的密切配合,刘邦就不能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反之,天下诸侯本为项羽所封,项羽稍能重视联合对敌,刘邦就无隙可乘。 四是不知道建立自己可靠的后方根据地使项羽处于流动作战状态,缺乏坚强的战略支撑。项羽始终没有认识到建立起强大而巩固的根据地的重要性,也始终没有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不能给前方以充足、及时的人力和物力补充,并时有后顾之忧。相反,刘邦从战争一开始,就从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加强后方根据地的建设。因此,每当形势不利或遭受严重挫折时,他都能得到来自关中的源源不断的补充,极大地增强了战争能力,屡战屡败而能迅速得到恢复,终于以持久战打败了项羽。同时,项羽当初拒绝韩生的建议,没有建都关中,选择了彭城,陷入四面受敌的不利态势。如果项羽都关中而霸天下,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威临巴蜀,刘邦欲争夺天下,几乎是无计可施的。项羽放弃关中正好给刘邦争夺天下提供一个坚实的后防基地。而刘邦早在灭秦入关之时,就处心积虑占据并经营关中。夺得关中后,又进一步向河东、河南、河内扩张势力,天下尽入其股掌之中,形成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战略态势,最终夺取最终胜利。 第五,项羽没有认识到战争是各种力量的综合较量,需要协调各方面的行动,而不是单纯的战场拼杀。项羽固执地坚持既往的战争经验,不能根据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客观现实调整作战计划,往往把全部力量投入正面战场,不认真组织和指挥其他战场的配合,虽然在正面战场打了许多胜仗,最后两翼和后方全部丢失,陷入四面楚歌之中。刘邦则创立了多战场互相配合的指挥艺术。他内联外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加强各种力量、各种手段和各个战场的配合,正面战场的主要任务是防御,南方战场的主要任务是牵制,北方战场的主要任务是进攻,敌后战场的主要任务是干扰,几方面形成合力,使敌人首尾难顾,并以局部优势逐渐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取得综合优势。同时,还以间谍战从内部分化瓦解敌人,以心理战涣散敌人的军心。正是通过这多个战场、多种手段和多种力量的配合,才取得了战争全局上的优势和胜利。 第六,随机应变方面项羽远远不如刘邦。在进入关中之后,刘邦本来想据有关中,但迫于敌我力量悬殊的现实,被迫向项羽摆出谦恭的姿态,不仅使自己摆脱了目前的困境,赢得了反击的时间,而且从战略上来看,项羽抢占关中,恰恰成为他以势欺人,蛮横无理的突出表现,所以民心向背更有利于刘邦。刘邦在强敌当前的情况下,不是固执己见,只盯着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而是将眼光放得更长远,并且将自己原来的做法说得冠冕堂皇,合情合理,以此麻痹了敌人。面对项羽不公正的分封,与诸侯们对项羽严重不满并公开起来反对形成对比的是,刘邦虽然相对来说遭受的屈辱远大于其他人,但刘邦却表现出逆来顺受的平静态度。他率领自己的部下来到项羽分封给他的偏僻之区,不仅自己没有表示有不平之气,连他人对其遭遇表现出的不平也坦然对之。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觊觎关中的野心,还烧掉了进入关中的栈道。他的平静与坦然,赢得了世人的同情,也麻痹了敌人。后来,他利用部下这种不平之气,将其化为强大的战斗力,而取得一次次胜利。在与项羽达成以鸿沟为界的协定之后,刘邦并没有拘泥于这一协定,恰恰利用项羽思想麻痹的时机,立即发动了军事进攻,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打击。刘邦善于利用各种关系,获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并利用它们使自己摆脱困境,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项羽恰恰相反,他倚仗自己的强力,迫使他人接受自己的意志,但在处理一系列问题时,往往缺少策略,使自己陷入十分不利的境地。 第七,在调动部将们的积极性方面,项羽远不如刘邦。刘邦赏罚分明,善于驾驭各种人,让各种各样的人才为其所用,即使在失利时刘邦总是能调动其他力量来分散敌人的力量,使自己摆脱困境,而且善于以虚拟的利益拉拢别人,因为他分封给别人的地盘都是他们自己打下来的,而不是刘邦为其提供的,他自己不用提供任何东西,又能让他人对其心存感激,从而巩固双方的联盟关系,按照司马光所说就是“取非其有以与于人,行虚惠而获实福也”。[2]P106如刘邦由宛入关中之时,宛地太守以城投降,刘邦立即封他为殷侯,并将说服宛守投降的陈恢封为千户。他还公开宣称:“诸将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1]P42张耳归顺刘邦之后,刘邦即让他与韩信一起进攻赵,很快便将陈余和赵王歇消灭掉,刘邦在得到赵地之后,立即封张耳为赵王。在此后的战争中,张耳一直非常主动地配合。在韩信拿下三齐并乘机向刘邦提出要做齐王之时,刘邦便“遣张良操印绶立韩信为齐王。”[1]P42为了拉拢英布,刘邦将他封为淮南王。而项羽则不然,有功不能赏,有罪不能罚,管理混乱,人心涣散。所以,刘邦能够越来越多地招纳人才,并充分发挥其积极性,而项羽则越来越失去不才,甚至不断发生内部反叛。在刘邦取胜之后于洛阳南宫会集群臣总结项羽为什么失败而自己为什么赢得战争时,王陵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1]P43这绝非王陵一人的看法,而是大家一致的观点。 在各方面进行比较之后,我们似乎更清晰地看到,项羽最终输掉这场战争和刘邦赢得这场战争都是存在某种必然性的,楚汉战争的最后结局也是合乎客观规律的。作为一个一度非常辉煌的英雄,项羽却只是像流星般昙花一现,项羽的结局无疑是可悲的,但更可悲的是项羽不善于从失败中总结教训,或者根本就没有准备去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他没有勇气正视现实,而是将自己的失败命运归结于天命,在怨天尤人的抱怨声中彻底灭亡,难怪太史公也耻笑他“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P39 参考文献: [1](汉)司马迁.二十五史·史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2](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一) [M]. [长沙]岳麓书社,1990. [3](汉)扬雄.《诸子集成(9)·法言》[M]. [长沙]岳麓书社,1996. [4](汉)王充.《诸子集成(9)·论衡》[M]. [长沙]岳麓书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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