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近代上海形象的历史变迁 作者:熊月之 上海暴得大名,声闻全球,始于开埠,列通商五口之一。此前,虽已立县五百年,但充其量不过是东南海滨的一个三等县城。用一个上海文人的话说,开埠以前的上海,“亦如直隶之静海,浙江之临海,广东之澄海,其名不著于中国十八行省,更何论五洲万国乎?[1]” 近代一百多年间,上海的形象变化很大。在那段历史已经逝去半个世纪以后,再来看一下当时人对上海城市的印象、描述,对于今天人理解上海,或许不无裨益。 从奇妙洋场、东方巴黎到大染缸 开埠以后三四十年中,也就是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给人的突出印象,一是洋,洋货充斥,洋房栉比,洋人满街,洋气氤氲,;二是奇,水能自来,灯赛月亮,钟能自鸣,铁管冒电;三是妙,煤气灯、德律风、跑马、跑人(赛跑),种种西物西事,构思精巧,出人意。我们看报纸杂志,看文人笔记,对七十年代前后的上海,用墨最多是洋、奇、妙。 西域移来不夜城,自来火较月光明。居人不信金吾禁,路上徘徊听五更。 谁知铁树竟开花,谬语当年信不差。凿地金莲生万朵,烛天银彩照万家。 东西遥隔语言通,此器名称德律风。沪上巨商装设广,几如面话一堂中。 这类咏叹电灯、电话、自来水一类的竹枝词不知出了多少。 洋、奇、妙混合在一起,使上海放射出与中国其他城市迥然不同的色彩。许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奇妙之处,令人刮目相看,闭目长思。有一幅漫画:一个外地游客,来到上海,种种洋奇之处,令他目眩口张,百思不解。他用一根长长的旱烟袋,对着路边的电灯点火,但怎么点也点不着。明明是火,怎么不能点烟?他不能明白此中奥蕴。套用一句现在流行语,看不懂啦!确实,上海是个让人看不懂的地方。无奈人的心理是,越看不懂越要看。游上海、逛洋场、看洋景、开眼界,成为内地人一大心愿。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描述上海形象使用最频繁的字眼是“繁华”。这个繁华,体现在市政设施先进,洋房高耸,街道宽敞,车水马龙,摩肩接踵,更体现在消费、娱乐方面。商店林立,货物山积,餐馆、茶馆、烟馆、赌馆、妓馆、戏馆、书馆和花园,七馆一园,争奇斗艳。七馆古已有之,近代上海踵事增华,多且考究。租界所开公园不让华人入内,华人便自辟蹊径,私园公用,张园、愚园、徐园、西园等相继开放,并将其建设成集园林、商场、餐馆、茶馆、戏馆、书馆、照相馆、展览馆、游乐场为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行遍申江三十里,令人过去又回头”[2]。繁华的上海,不知道引发了多少迁客骚人的豪情雅兴,写出了不知道多少篇竹枝词、杂事诗、洋场赋、咏叹调,种种与繁华有关的名字,极乐世界、海上乐园、不夜城、繁华地、安乐窝、销金窟、醉梦乡,都与上海划上了等号。 在形容上海繁华形象的众多词语中,流行最广的莫过于“东方的巴黎”。至迟在1881年,人们已经将上海与巴黎相提并论。《申报》的一篇社说写道: 人之称誉上海者,以为海外各地惟数法国巴黎斯为第一,今上海之地不啻海外之巴黎斯[3]。以后,这种提法常见诸报刊,并将上海与伦敦、纽约、东京相提并论。 沪北一隅,通商总埠,不独两京四镇十八省无此壮丽,无此繁华,即英之伦敦,法之巴黎,美之纽约,日之东京,均与之相埒焉[4]。 海上一隅,弹丸之地,自华洋互市、中外通商以还,遂成巨埠,繁华等于巴黎,蕃盛驾于伦敦。六大洲五十三名邦,一统志二十二行省之以有易无,行商居贾,咸来莅止。吾谓英之伦敦,未及吾海上之富有也,法之巴黎,无过吾海上之奢丽也。六十年来,吾海上乃仙都也,吾海上乃乐园也[5]。 在清末,已有上海为“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之说。1935年出版的英文《上海指南》中,对上海的描述是用三个排比句:“上海,世界第六大城市;上海,东方的巴黎;上海,西方的纽约”。书中解释所谓“世界第六大城市”,是就城市人口而论的。按照1934年世界大城市人口的排名,前六名依次是伦敦、纽约、东京、柏林、芝加哥和上海。 都市繁华常常跟着道德沦丧的影子。在同治年间,上海社会的道德问题就不断引起人们的非议。讲究排场,生活奢侈,是上海社会最早在道德方面遭人非议地方。有个署名“海上看洋十九年客”的文人,归纳上海风尚有七耻:一耻衣服之不华美,二耻不乘轿子,三耻狎身份较低的妓女,四耻吃价钱不贵的饭菜,五耻坐便宜的独轮小车,六耻身无顶戴,七耻看戏坐价格最廉的末座。七耻归一,就是今人所说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与传统的重义轻利、崇俭恶奢的道德完全相反。与世风奢靡联系在一起的,是传统的荣辱观念、贞操观念、等级观念的摇撼。在《点石斋画报》、《申报》上,人们常能看到关于良家女子崇尚妓女服饰、不孝子孙虐待父祖、无顶戴人冒充官绅的文字与画面。以后,烟、赌、娼,坑、蒙、拐、骗、淫戏、淫书、流氓,邪恶、无耻、下流,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些字眼与上海道德形象结下不解之缘。在李伯元、吴趼人等谴责小说家的笔下,在难计其数的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繁华梦的小说中,所述上海道德形象都是三个字:大染缸: 他们的口头禅是:上海是个大染缸,它曾把多少貌似年青有为的人拉到这个大染缸,使年青有为者也同流合污了[6]。 在染缸的作用下,好人到上海要变坏,坏人到上海会更坏。1949年以前,不知道出版过多少部以上海社会为题材或背景的小说,各种黑幕、揭秘、传奇、大观、游骖录、繁华梦,所述上海道德形象大多如此。 西学窗口 乡下人看上海,看到的是繁华。道德家看上海,看到的是罪恶。文化人看上海,却每每看到的是文明。 康有为的例子是人所共知的。他在1882年途经已被世人视为罪恶渊薮的上海。他由上海繁盛的背后,看出“西人治术之有本”,看出通过租界反映出来的西方文明,于是,大购 西书而回。这一次上海之行,成了他学术、思想的一大转折点。类似于康有为情况的,前有郭嵩焘,后有刘光第、梁启超,他们都在日记或诗文中留下了感想。这些都是十九世纪的事。到二十世纪初年,上海已成中国新型知识分子汇聚的地方。从章太炎、蔡元培、刘师培、张元济等江浙文人,到严复、于右任、陈独秀、章士钊、马君武等其他沿海地区或内地文人,之所以云集上海,除了租界的因素以外,上海的文化基础与环境是重要原因,包括文化事业众多、人才集中、出版条件优越、传播媒介发达等。 这些文化人住在上海,活动在上海,视上海为文明的渊薮,文明的导线,文明的出张所,为未来中国的希望。下面是于右任等革命党人主持的报纸上的两则上海论: 上海当南北航线之要点,东西洋贸易之枢纽,新学输入,风气之开,较他处先。是上海者,诚陶冶人才之文明渊薮也[7]。 上海者,新文明之出张所,而志士英豪之角逐场也。以人才荟萃之地,而其数又若是之多,宜乎大实业家、大教育家、大战术家、大科学家、大经济家、大文豪家、大美术家,门分类别,接踵比肩也[8]。 同在一条福州路,有人看到的是艳帜高张,有人看到的是店铺林立,有人看到的是报馆栉比,色、财、文,所见不一样。时人看上海,也是如此。所谓罪恶的渊薮,或文明的渊薮,所见上海为一,但视者不同,视角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就大不相同。更多的人是几者兼而有之。日后成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在路过上海时,购书,逛马路,既震于上海的现代文明,又叹于上海的灯红酒绿,说是“不到上海,是生人大恨事;然不到上海,又是学人大幸事”[9],颇有深意。 天堂地狱 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的形象开始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联系在一起。 较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蔡元培等革命党人。1904年,《警钟日报》发表一篇题为《新上海》的社说,提出上海形象是美丑合一的命题:美,得中国天然形胜,文明程度很高;丑,白人统治,主权丧失。文中提出,“上海者,固上海人之上海,而非白皙人公有之上海也”。这一命题,有极强的战斗性和广泛的号召力。这种思潮弥漫扩散,日涌日激,到辛亥前夜,已成为进步人士的共识。在《民立报》、《神州日报》等报刊上,常有饱含民族意识的时论短评。他们从租界言行不一甚至言行相反的事实,揭露租界口称文明、实为野蛮、压制华人的实质。民国以后,特别是五四运动与五卅运动以后,随着一波又一波反帝浪潮的涌起,上海租界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的形象越发凸显出来: 身居上海,张眼一看,真可怜,哪一个地方可以显得出上海是中国的上海?哪一件小事可以说上海是中国统治之下的?你看,他们怎样的奴视我们,怎样的苛刻我们,怎样残暴的杀害我们?他们还哪里把中国当国家,哪里把中国人当人类?[10] 到了三四十年代,上海接连出版了好几本由外国人写的、中西版本兼有的关于上海的著作,《上海──冒险家的乐园》(1937),《出卖的上海滩》(1940),《上海──罪恶的城市》(1945)。 这几部书,西人论上海,西人论西人,有力地支持了上述观点。上海作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基地的思想深入人心。一个最典型的说法是: 未到上海,以为上海是天堂,到了上海,方知上海是地狱。 上海是地狱,同时是天堂。天堂是属于外国人的,地狱是属于中国的,所以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是中国人的地狱[11]。 按理说,在十九世纪,西人在上海经营已达半个世纪,上海早已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但是,我们在十九世纪的报刊上,很难找到这样的议论。上海居民虽然在不少问题上,与租界当局有冲突,如四明公所事件,但那时多是就事论事,没有上升到华洋对立的地步。为什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这个问题忽然变得相当突出了呢?我以为,一是与当时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高涨有关,二是与上海绅商的自治意识有关。 文化人的上海观 就中外而言,上海是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就贫富而言,上海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在道德方面,上海则是卑污龌龊的大染缸。这样,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反对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中国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中,只有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依靠对象,其他资产阶级、文人士夫、社会秩序、道德风尚,全与染缸脱不了干系。于是,在二三十年代文化人的笔下,从鲁迅、郭沫若到傅斯年、高长虹、梁遇春、沈从文等,我们已很难看到上海是文明渊薮、西学窗口的赞誉,像先前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曾经说过的那样,看到的只是丑陋、恶浊、卑污、无耻。对上海骂得最多、最为干脆的是陈独秀。他在五四前后,连续发表四论上海社会,用臭、恶、丑、糟、骗、黑暗、龌龊、奸诈、黑心等极端字眼,痛骂上海的无知识、没文化、没道德、算盘声、铜钱臭。于是,陈独秀虽然要在上海发刊《新青年》,鲁迅虽然要在上海的半租界写他的《且介亭杂文》,一大批文化人虽然要在上海办报、出书、拿稿费、买洋货,但是,对于上海的社会空气,不能赞一词。在他们那里,上海有点像臭豆腐。 值得进一步研究 如果将上海开埠以后一百年的形象历史作一个长时段考察,我们会发现,在十九世纪,上海的恶的形象,主要在道德沦丧方面;在二十世纪,上海的恶的形象,则不仅在道德方面,更主要在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方面。在十九世纪,人们还时常会说到上海在传递西学方面、文明输入方面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人们则不大再提这些方面。不是二十世纪这些特点消失了,而是强调的重点变了,人们的心理状态变了。与此同步,世人对上海天堂地狱的议论,先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然后是强调外国人的天堂,中国人的地狱。浸淫于民族意识中的上海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时,比先前多了一重负疚感。 美国学者白鲁恂认为,近代上海人是在民族主义背景下,“被污蔑的口岸华人”,尽管租界的统治者是外国人,但租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始终是华人,日常事务的实际管理大半还是抓在中国人手中,上海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城市。中国人在上海已自成社会,发展出一种独特的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有力的上海文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和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 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仍远远落后于上海”。他认为,“上海的杰出成就,正如香港战后类似的惊人成就一样,可以说几乎全部由勤劳、有创造力和禀赋的中国中产阶级造成”。中国人在上海这样的沿海地区“发展了一个能从容自如地和西方大交道的现代中国人社区,而这是中国人应该感到自豪的”[12]。 如何评价近代上海和上海人,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如果变换一种思考方式,放眼近代世界,有哪一个国际大都市不是富人的天堂?有哪一个大都市不是冒险家的乐园?有哪一个大都市不存在道德堕落、社会犯罪问题?对于近代上海社会的特质,有没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但被忽略了?比如,因都市长久训练而养成的上海人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上海职员的服务意识,因人口多、择业难、压力大而养成的竞争意识、技术意识、文化意识,因都市生活、移民社会而养成的宽容精神,因高度国际化、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而形成的世界意识、开放意识,如此等等。这样,对于我们研究近代上海社会,或许会有益处。我们可以弄清,哪些问题是一个大都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哪些是上海这个城市特有的。 ───────── [1]李平书:《论过去之上海》,《上海三论》之一。 [2]沪上游戏主:《海上游戏图说》,卷二。 [3]《论上海今昔情形》,《申报》1881年12月10日。 [4]《沪北灯舫议》《申报》1889年2月8日。 [5]云间天赘生:《商界现形记》,序言,商业会社1911年版。 [6]东流:《关于历史周期率》,《新闻日报》,1949年8月19日。 [7]《民立报》1911年7月3日。 [8]《民立报》,1910年12月10日。 [9]刘光第:《南旋记》,《刘光第集》,第84页。 [10]南洋大学学生会:《五卅血泪》,见《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第639页。 [11]徐大风:《上海的透视》,《上海生活》,1939年3月。 [12]白鲁恂:《中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二十一世纪》,199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