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僧人物分析

宗教情怀的形象倾诉——《西游记》中的唐僧形象新论       　   摘要：   《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与历史事实中的唐玄奘的形象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形象在过去的评价历来不高，评论者大都把他一笔带过。唐僧形象是值得重新探究的，他具有双层象征意义：从个体形象而言，唐僧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僧侣，是中国古代历代取经者的形象代：从整体意义而言，唐僧是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地位与处境的一种象征。唐僧形象寄寓了作者很深厚的一种宗教情怀。   关键词：《西游记》 唐僧 宗教情怀 形象倾诉   “唐僧肉”、“紧箍咒”、“金箍棒”、“如来佛的手掌心”——这些伟大而深刻的、独特的中华文化符号，是《西游记》作者的独特创造，是他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这一位伟大的作家把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物化了，让人可感可触，可见可闻，形象生动起来。吃“唐僧肉”也已成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一句熟语。这些内涵深厚的文化符号只可能产生在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史的中国。经常遭受被吃威胁的唐僧，其形象在过去的评价历来不高，评论者大都把他一笔带过，或和孙悟空一起比较而谈。这是个被忽略了的人物。   《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与历史事实中的唐玄奘的形象有着根本的不同。作为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有着深刻的感悟，有着深厚文学功底的《西游记》的作者，为什么要把唐玄奘塑造成如此形象？是为了讲故事的需要吗？是为了贬低唐玄奘吗？是为了突出孙大圣，还是其他什么呢？我觉得都不太可能。那么如何来理解作者这样做的最为深层的意图呢？实际上，唐僧形象是值得重新探究的，我提出了唐僧形象具有双层象征意义的观点，认为他体现了作者对宗教意识的下意识的追求，寄寓了作者很深厚的一种宗教情怀。   一   从个体形象而言，唐僧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僧侣，是中国古代历代取经者的形象代表。其所受的磨难集中了中国古代历代取经者的磨难。从这个角度谈，书中的唐僧与历史上的唐玄奘是合拍的。在《取经诗话》中，唐僧被成是两次西行求法而中途遇难的高僧的转世。历代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纵横南北，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传播了其他文化信息。这些人不但精通佛家教义，而且本身就是文人。同时他们又通过一些著名的文人进一步传播佛教教义和美学思想。其影响所及，不仅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1]。文化僧侣们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应该说，作为学者的《西游记》作者对古代的取经故事是有所了解的。《西游记》虽然是孙悟空贯穿全书，但中心还是取经故事，还是以唐僧取经路上的磨难为主体来展开的。第九十九回中写菩萨询问取经四众的情况，诸神道：“委实心虔志诚，料不能逃菩萨洞察。但只是唐僧受过之苦，真不可言。他一路上历过的灾衍患难，弟子已谨记在此。这就是他灾难的簿子。”菩萨仔细看了他所经历的苦难。对于唐僧对取经事业的一片赤诚之情，对生命的无比爱惜珍重之意，作者是大加赞赏的。   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吸收了古代文化僧侣的一些事例。以逼婚为例，东晋后期北方姚秦的鸠摩罗什（343——413），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一带）人，先代本出婆罗门族，在印度世袭高位。父鸠摩罗炎弃相位出家，东渡葱岭，远投龟兹国。国王迎为国师。后被逼与王妹耆婆结婚，生鸠摩罗什、弗沙提婆兄弟。罗什7岁随母出家，年轻时即以深厚的佛学修养富有盛名。后也被强迫与龟兹女结婚[2]。当时罗什拒辞不受，被人灌醉酒，同闭密室。时罗什年四十有一。至后来罗什讲法之时，每自先说，譬如莲花生于污泥之中，诸君但学莲花，勿取臭泥[3]。《西游记》中唐僧西天取经路上也经历了多次的被逼婚的遭遇。其被逼婚有两种情况：一是善意的。如第五十四回西梁女国的经历。作者写的笔触不一样，很有诗意，带些遗憾的惋惜的情调写。西梁国女王愿意把整个王国奉送，以求美好姻缘。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样写是作者身上积淀已深的传统妇女观的体现。“在几千年的男权社会中，男人在女人心目中是绝对权威的象征——女人必须崇拜、服从和依附男人，女人对男人的背叛或逆忤被看做与亵渎上帝一样是严重的不轨。在纯女无男的西梁女国，女王情愿以一国之富招唐僧为夫，自己甘心为后。可见男权意识在当时社会是多么强烈，连从未见过男人的女王也视男性为至高无上，自愿依附于他”[4]。这不失为一家之说。但书中所写，的确让人感觉到女王柔情似水，情真意切。掩卷而思，有着很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厚重的人情味。我以为这不是一句男权意识能把其意思完全概括的。另一种是恶意的。是以采集阳元之气为目的的，是女妖精的邪恶企图。女妖希望与唐僧婚配的直接动机是“拿他去配合，成太乙金仙”。她们看中的是“唐僧乃童身修行，一点元阳未泄。”如毒敌山琵琶洞的蝎子精（第五十五回）；陷空山无底洞的金鼻白毛老鼠精（第八十二回）；天竺假公主玉兔精（第九十五回）。尤其是最后一次，作者表达的意思比较多。如绣球招亲的习俗，作者突出生活风俗，并同唐僧的身世结合起来了：“三藏立于道旁，对行者道：‘他这里人物衣冠，宫室器用，言语谈吐，也与我大唐一般。我想着我俗家先母也是抛打绣球遇旧姻缘，结了夫妇。此处亦有此等风俗。”把这里的绣球逼婚与前面唐僧之母满堂娇招亲的章节对应起来了，但作者的情感是有不同的。“他假借国家之富，搭起彩楼，欲招唐僧为偶，采取元阳真气，以成太乙上仙。”（第九十三回）。逼婚的女妖都是才貌双全的，她们敢作敢为，敢于追求自己的目标。因而有些专家认为作者是有意通过写女妖敢于践踏旧的世俗礼教传统，来表达自己对礼教的批判。由此得出《西游记》反映了进步的婚恋观念的结论。另一种认为这是作者为维护封建礼教，把这些有违礼教的行为加在女妖身上，有意丑化她们的形象，以突出她们的妖性。根据是作者把漂亮女人都看作粉骷髅，这在《西游记》中有多处表述。如猪八戒对西梁女王嚷道：“我们和尚家和你这粉骷髅做甚夫妻”（第五十四回）[5]。对此两类观点，我是不敢完全苟同的。作者把漂亮女人看作粉骷髅应该是受佛祖事迹的影响，而不是封建礼教。是佛祖成佛前对生老病死的恐惧与思考，对生命青春消逝的恐惧与思考。其父净饭王为让儿子高兴，安排年青美貌的姑娘在他身边，不让他看到衰老、疾病等。但即使是这些年青美貌的姑娘，释达多（释迦牟尼年轻时俗名）还是有感觉：“美女在他周围横七竖八地躺着，像酒后熟睡一样酣声四起，她们脸颊的肌肉严重变形，表情丑陋，张开的嘴巴歪向一边，流着长长的涎水，她们仰面朝天，四肢分开，嘴唇和乳房向下耷拉着，仿佛一群肮脏的怪物。在这毫无顾忌的睡梦中，她们身上平素所隐藏的缺陷全部显露出来，就好像真理的光线突然来临，照见了他们本来的面容。王子缓缓地说：‘这是坟场，这些美女不过是死尸’”[6]。但要肯定的是，不管哪种情况的逼婚，都是与唐僧取经的宗旨与佛教的教规相违背的，因此，都是属于九九八十一难中的“难”。但我们仔细，作者的情感态度是绝然不同的。一是赶尽杀绝；一是同情有加。这一点是以往没有注意到的。   《西游记》有许多情节是取材于史实的，如胡适先生认为，《西游记》中写唐太宗称唐僧为御弟，而唐僧西行则成为奉旨取经，便是脱胎于玄奘与高昌国王结拜兄弟的一段史实。尽管经历诸多磨难，在取经这点上，唐僧是志诚君子，取经之信念是坚定的。书中作者借孙悟空之口多次赞叹。唐僧被逼与公主结婚，面对美色和荣华富贵，唐僧毫不动心。“行者见师父全不动念，暗自里咂嘴夸称道：‘好和尚，好和尚！身居锦绣心无爱，足步琼瑶意不迷’”（第九十五回）。“好和尚！他在这绮罗队里无他故，锦绣丛中作哑聋。若不是这铁打的心肠朝佛去，第二个酒色凡夫也取不得经”（第八十二回）。这样的语言，书中多次出现。因此，我们对唐僧的评判，应更多立足于文化僧侣的角度，否则就有失偏颇。“就唐僧的人生来说，他也是一个可悲的人物，佛教生活阉割了他的人的本性。在佛教的禁欲之下，他不仅失去了男女欢情的正常欲望，而且失去了自我料理生活的能力，就连化斋、探路都须徒弟去做。他历经千辛万苦，西行取经，并未获得多少人生的感悟，所获得的不过是‘旃檀功德佛’空洞的称号。将自己宝贵的一生交给这空洞的称号，真是莫大的可悲。就是这样的人物，竟被选定为取经人，而其唯一资格便是‘金蝉子化身，十世修行的原体’”[7]。像这种以常人的生活角度来衡量一个宗教信仰追求者，说法本身就比较世俗、有比较多的功利色彩。   佛教东传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文化输入和文化再造。中国佛学的创立和发展，是中国历史上持批评态度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思想文化运动。从西汉末、东汉初开始的漫长岁月里，一代又一代的文化僧侣，涉流沙，越葱岭，犯风涛，渡重洋，前赴后继，九死一生，舍身求法，志心问道，为丰富民族文化资源勇探新矿，并且彰示了中国人精神追求的历史标高。这种追求在唐朝尤其是在玄奘身上达到了顶峰。文化僧侣对宗教的追求是执著的。唐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描述了一位在南海遇难时口诵佛号，面向西方，镇定自若随船而沉的求法僧侣的形象。 “常慜禅师者，并州人也。······附舶南征，往诃陵国。从此附舶，往末罗瑜国。复从此国欲诣中天。然所附商舶载物既重，解缆未远，忽起沧波，不经半日，遂便沉没。当没之时，商人争上小舶，互相战斗。其舶主既有信心，高声唱言：‘师来上舶！’常慜曰：‘可载余人，我不去也！所以然者，若轻生为物，顺菩提心，亡己济人，斯大士行。’於是合掌西方，称弥陀佛。念念之顷，舶沉身没，声尽而终，春秋五十余矣。有弟子一人，不知何许人也。号咷悲泣，亦念西方，与之俱没”[8]。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在其他人互相争斗夺船逃生时，常慜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镇定自若地口宣佛号面对死亡。书中写其“舶沉身没，声尽而终”，但我分明听见他灵魂的歌唱升上了天空，清亮的梵诵永留在人间。这让我感受到了爱与人性的伟大与崇高，对宗教信仰追求的执着与无悔。此情此景，比起西方影片《泰坦尼克号》沉船中船长和乐队的形象，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后辈的我们怎么就没有好好挖掘呢？   每一代的取经者、传经者都有其不平常的经历。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执着不悔的信仰追求、苦炼艰修的毅力为一代又一代的有志的、有良知的中国文人所敬仰、所传颂。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独自想象着，在那信息不畅、舟楫难通的年代，需要有何等的毅力和意志才能完成如此的伟业。对这些先辈，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升起一股神圣的敬仰之情。我想我的这种感觉，《西游记》的历代创作者们，尤其是最后的成书者早就感受到了。他们把这种深沉的体验转化为优秀的艺术，以轻松的笔触表达出来，让后人在轻松诙谐中去充分体会。而这种追求，在宋朝之后便渐渐的消失，到作者所处的明朝几乎没有了。虽有远渡重洋的郑和的壮举，但却是为了追查建文皇帝的下落，或者说是为了显示天朝文化而已。我想身处明朝的作者是尤其有感受的。他把这种深切的感受以其如椽大笔，力透纸背的写出来了。《西游记》的作者的文史哲功底是非常深厚的，而且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的佛学、道学的深度，虽没有同期的佛学家、道学家深厚。但还是有一定功底的。他借谐趣之文，表达深层的意思。但他这种意思绝不是一些专家所说的为了证道。   二   从整体意义而言，我以为唐僧是佛教（包括其他宗教）在古代中国的地位与处境的一种象征。“唐僧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只关乎吃了长生，却无半点宗教信仰之虔诚。《西游记》中，唐僧是取经群体的感情寄托与精神依赖，他的虔诚，他的好生，他取经信仰的坚定，具有巨大的精神震慑力和感召力。但在取经路上的世俗政权、妖魔鬼怪以及任何的强权面前，唐僧又显得是多么的脆弱无助啊！比如，在西行途中，当他的马被孽龙吃了时，便有以下的情形：“三藏道：‘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说着话，泪如雨落。行者见他哭将起来，他就忍不住暴躁，发声喊道：‘师父莫要这等脓包形状！你且坐着，等老孙去寻着那厮，叫他还我马匹便了。’三藏又扯住道：‘徒弟阿！你那里去寻他？只怕他暗地里撺将出来，连我都害了。那时节人马两亡，怎生是好！’行者闻得这话，越加嗔怒，就叫喊如雷道：‘你忒不济！不济！又要马骑，又不放我去，似这般看着行李，坐到老罢！’”（第十五回）。如此塑造唐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不少专家学者或是偏重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去谈，或是偏重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去谈，说是唐僧变质了，成了御用僧人；或者说是为了突出孙悟空的形象。“唐僧的形象对于表现孙悟空这种主动战斗的性格起了很重要的反衬作用。通过描写唐僧、孙悟空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揭示了孙悟空性格的深刻意义。唐僧只会空谈佛教义理，反对斗争，主张‘慈悲为怀’，‘念念不离善心’，以至弄得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屡受妖精蒙蔽，不断的从内部为取经造成障碍”[9]。这种说法，我以为较为牵强，因为唐僧取经的决心是坚定的。“唐僧写的也不算好，除了会念紧箍儿咒，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长处；这当然是作者故意如此，不过让他代表了只有信心并无法力的佛教徒罢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宗教的态度，是毫无虔诚可言的，这样，还能说《西游记》是谈佛理的书吗？不过《西游记》的整个故事，就是‘玄奘取经’，所以我们谈到书中的重要人物时，必须注意他”[10]。这个评论已注意到作者塑造唐僧这个人物的故意性，表明其无虔诚的宗教态度。如果从作者在书中所表现的对佛教或道教的态度来看，这种说法似乎有道理。但从整体看，与此说正好相反，我认为作者恰恰有着很深的宗教情怀，有着虔诚的宗教意识。   中国古代社会，即使是对宗教最开放的唐朝，皇权对宗教也是采取实用的控制态度。在作品中，作者实质上要表明一种意思，即尽管我们总说佛法无边，法力无穷，“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这句话也已变成了统治者嘲笑失败的反叛者的一句典型的俗语，也变成为生活中的强权者的一句著名的“口头禅”）。但在古代中国，佛教或说是一切宗教一直是在强权政治的控制之下的，其处境就如唐僧一样脆弱无能，需要有强权保护，而这个强权又必须能置于佛法的控制之下的。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指导下，中国古代文人们有意识的去塑造唐僧的形象，以此来揭示中国的宗教状态，探讨世俗皇权和宗教神权的关系问题。中国没有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对人格神，许多士大夫知识分子经常处于似信非信之间，采取的基本是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态度。在民间，则表现为某种多元而浮浅的信仰和崇拜。其对象，可以是观音菩萨、玉皇大帝、关公、妈祖、伯公等等，不仅因人因地不同，常常改变；而且大都是为了求福避祸，去灾治病，有着非常现实的世间目的。在时间和形式上，更是表现出典型的功利性。所谓的“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是也。连取经者本身对佛的态度也是这样的。如第三十六回中“孙悟空指着宝林寺三尊佛像道：‘你本是泥塑金装假相，内里岂无感应？我老孙保领大唐圣僧往西天拜佛求取真经，今晚特来此处投宿，趁早与我报名！假若不留我等，就一顿棍打金身，教你还现本相泥土！’”。一方面是写历尽艰难险阻虔诚地往西天取经，一方面是对佛的大不敬，或说是佛教权威的脆弱。这两者在书中绞织在一起，形成了很有特色的观念冲突。这是否在有意批判中国化的佛教，而寄希望于西天能求取到真经，取到像代表善良、正义的唐僧四众能制约取经路上国王一样的宗教呢？人们已慢慢意识到，中国社会一直是无虔诚宗教信仰的社会，人们缺少西方那种虔诚的宗教情怀。这与中国一直倡导的儒学有关。儒学不重奇迹、神秘，却并不排斥宗教信仰；它有巨大的包容性。佛教的传入，解决了中国人精神需求的问题，却没有解决中国的宗教神权与世俗政权的结构问题。它没有使中国形成像西方一样的文化格局和普遍的宗教情怀。在中国，宗教真正为专制政权利用，成为麻醉人民的工具。所以，作者在书中没有如一些专家指出的在刻意地去贬佛证道，或是弘扬佛法。对宗教成为皇权的利用工具，成为皇权的帮凶，作者是极端痛恨的，包括作品中不明显表现但实质上已在表现的儒教。   历史人物的唐玄奘，俗姓陈，名祎，河南洛州缑氏县（今偃师县南境）人，生于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629），有禁令不许国人出境。玄奘一再表请不准后，他便混在西域商队中出关。从此便孑身冒险，出玉门关，度莫贺延沙碛，到达伊吾（哈密）。经新疆北道，越葱岭，出热海，又经二十四国，才到达北印度。沿途高山峻岭，飞沙走石，荒地野林，毒虫猛兽，暴客侦卒，关卡国界，种种险阻艰危，饥饿劳顿的情形，几乎不能形容。但玄奘意志坚定，不肯东退一步。历尽九死一生，终于到达目的地。玄奘在北天竺且行且学，前后约四年。贞观七年（公元633）到达北天竺那烂陀寺，那是当时印度佛教最发达的地方。他请最著名的戒贤三藏讲《瑜伽论》。玄奘在印度十七年，行五万里，足迹遍西域、印度百三十国，由留学僧人而成为主持当时印度最重要的佛教学府——那烂陀寺讲席，被尊为五印大乘佛教的“大乘天”（大乘的神），赵朴初说他“为祖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在回国后十八年间译出经论75部1335卷，“他的系统的翻译规模，严谨的翻译作风和巨大的翻译成果，在中国翻译史上留下了超前绝后的光辉典范（《佛教常识回答》）”[11]。这样一位不畏艰难险阻的中国最伟大的佛教学者，最伟大的文化僧侣，作者为何有意把唐僧的形象进行反写呢？我想应该有其用意。还有一个角度的反写很值得连在一起探讨的，那就是历史的唐僧取经是偷渡，是当时的皇朝不允许的。而《西游记》作者特意写其为官派，给其名份，更让人感受到皇权的力量。有个例子最能说明宗教在中国的状况了。孟子说过：“社稷为重，君为轻。”还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万章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离娄篇》）。明太祖朱元璋（一个刚刚代表平民阶层造反当上皇帝者）在审查“教科书”时，看到了孟子这些有损于君主尊严的话，还十分震怒，不仅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孔庙撤掉，还声言：“这老儿要活到今天，非严办他不可！” 。并命令刘昆孙删节孟子文句。朱元璋在世之年，通用的《孟子》读本，一直通用删本。后来知道孟子的那些不中听的话只是偶发的、为数极少的，同时又经过了朱熹的注释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才放心的恢复了孟子的地位。中国正统的“四书五经”及儒家代表人物尚且遭遇如此的命运，何况是外来的文化。我们从这一角度理解唐僧形象是否更好呢？   三   作者对唐僧的出身设计是有一定用意的。第一百回写：“如来道：‘圣僧，汝前世原是我之二徒，名唤金蝉子。因为汝不听说话，轻慢我之大教，故贬汝之真灵，转生东土。今喜皈依，秉我迦持，又秉吾教，取去真经，甚有功果，加升大职正果，汝为旃檀功德佛’”。作者设计唐僧为如来的金蝉弟子，神化唐僧，主要原因是为了配合孙悟空的身份。不然，孙悟空对唐僧的“孝”就无法落实了。因为作者毕竟是受儒家思想熏陶成长的文人，对于“忠”，他并不刻意强调；但对于“仁”、“孝”，作者是比较看重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后还被被压了五百年，如果对唐僧的身世没有交代，那么，整个故事就不好安排了。   我以为《西游记》中人物的性格几乎是没有什么发展的，要说有，那就只有孙悟空的性格有所发展，而且就仅仅是他对唐僧的感情方面有发展。唐僧的性格没什么发展，只是到最后有些变化。而且，这个变化是一种身份的回归，值得探究。我以为，历史真实的唐玄奘与小说形象的唐僧在小说的第一百回时又融合在一起了，尤其体现在唐太宗所写的文字中：“我僧玄奘法师者，法门之领袖也。幼怀真敏，早悟三空之功；长契神清，先包四忍之行。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使千古而无对。”说他是“翘心净土，法游西域。乘危远迈，策杖孤征。积雪晨飞，途间失地；惊沙夕起，空外迷天。万里山川，拨烟霞而进步；百重寒暑，蹑霜雨而前踪。······引慈云于西极，注法雨于东陲。”这里的唐僧形象让人感到与小说前面的形象很不相同。作者把历史真实的唐玄奘重新引回书中，这是作者的一种意图。   什么意图呢？那就是追求宗教的拯救，期盼着宗教的威力。但哪样的宗教才是真正有威慑力的呢？不是作者所认识的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亦不是外来的佛教。外来的佛教已经中国化了，而中国化了的佛教所表现出来的不少东西，恰恰正是作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因而，作者呼唤有能制约皇权的宗教神权，但并不是中国化了的佛教。中国已有的宗教缺少作者所期盼的那种对世俗皇权有至上威慑的力量，所以作者在作品中不单对道教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而且最后对佛教也作了最无情的讽刺。他并没有如一些专家学者所称的贬儒道而尊佛教。在第九十九回中作者写道：“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佛国世界马上露出了贪财索贿的本性。在索贿不成时，两人将“无字之经”传与了取经四众。连佛祖都认为“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唐僧无奈，只的把唐王所赐的沿路化斋用的紫金钵盂奉上。这个细节的插入，实在是神来之笔。前面九十八回所描写的西天佛国世界的崇高感、神秘感一下子化为了乌有，西天也非极乐世界。与天神世界、世俗世界、妖魔世界一样，佛国世界也不是一片干净的地方。这不是作者所追求的，作者在这里的思考进入到了另一个境界。   我觉得作者写到最后，那种宗教情怀无法再表述了，只好设计了“无字真经”和“有字真经”的结局。最后以历史真实的唐僧出现，取回“有字真经”，翻译佛经，大功告成，皆大欢喜。其实，作者的理想是在“无字真经”上，而“有字真经”只是为了大团圆的结局罢了，取经目的回到了为“皇图永固”之意义，宗教神权与世俗皇权的关系又回到原有的模式上，是一种无奈的归宿，这并非作者本义。这样解读唐僧是否更合理些呢？   参考文献：   [1] 刘跃进：六朝僧侣，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中国社会科学，2004。5， P179。   [2][11] 杜泽逊撰，《文献学概要》，中华书局，北京，2001年版，P45——46页。   [3] 金辉：《苍茫灵山玄奘传》，团结出版社，北京，2004年10月，P95。   [4][5] 张红霞：女性“缺席”的判决——论《西游记》中的女性形象塑造，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总第72期）， P69。   [6] 亚当斯·贝克夫人[英]著，刘君泓译：《释迦牟尼的故事》，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2002年10月，P82。   [7] 孙德喜：《西游记》：神圣的解构，淮阴师专学报，1997年第2期（总第75期），P26。   [8] 唐义净著，王邦维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8。9， P51—52。   [9] 郝世峰：孙悟空形象谈略，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   [10] 张默生：谈《西游记》，陆钦编，《名家解读西游记》，山东人民出版社，济南，1998年1月，P230。   陈弦章 福建龙岩学院人文与教育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