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传说

古希腊的传说 古希腊的传说。 有一年，宙斯预言，雅典城将发生一场大灾难。举国皆慌。这时，出现了一位叫阿卡德莫斯的英雄，要把雅典从灾难中解救出来。灾难果然发生了。阿卡德莫斯凭着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使雅典免遭劫难。他本人，却为了解救国家和人民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为了纪念这位智慧勇敢的英雄，希腊人把他葬在雅典城的西北郊，他的墓地四周，环绕着青青的橄榄林。他的名字便成为这处幽静园林的名称——阿卡德米。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走进了这片园林。智慧勇敢的阿卡德莫斯的事迹感动了这位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家。他留在了那里，开始讲学，并因此形成了柏拉图学派。柏拉图死后，他的科学学派却持续了下去，学派的学术活动，仍在阿卡德米园林中进行。就在这里，形成了科学研究中极重要的一种精神:怀疑精神。因此，后人又将阿卡德米园称作柏拉图学园。它顽强地生存了916年。 任何专制都不允许怀疑精神的存在。古希腊灭亡后，公元529年，专制的拜占庭帝国把这座学园中的科学家们赶了出去。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家学园被封了门。经过漫漫的中世纪长夜，欧洲文艺复兴降临科苑。新柏拉图主义在意大利复活，科学家们忽然想起了阿卡德米园。学术团体纷纷成立，许多团体都自称“阿卡德米”，它几乎成为科学学术团体的共同称呼。 学术团体的纷起，预示着科学研究机构的诞生，而研究机构，又是科学院的助产婆。 可能，阿卡德米精神大具有科学的凝聚力了。各学术团体称阿卡德米，后来形成的各研究机构，也叫阿卡德米。在阿卡德米的推动下，科学院诞生了。 16世纪后期，新生的资产阶级开始青睐科学的力量。他们发现，科学能给他们带来滚滚的财富。因此，商人们开始把科学当成自己的宠儿，解开钱袋，资助科学学会，发展科学组织，终于创办了科学院。 有个叫格雷山姆的亿万富翁，去世后立下遗嘱，把自己在伦敦的房地产和住宅贡献了出来，建立起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以科学活动为主的科学院——格雷山姆学院。在当时，它不像一般大学那样由教会管理，而由伦敦市管理。所有的伦敦市民都可以自由进学院听科学家们的学术讲座，不收费。很快，该学院便成为英国科学家自由聚会的中心。 1660年，正是在格雷山姆等学院的基础上，英国皇家学会(国家科学院)诞生了，两年后并得到国王查理二世的特许证。近代科学有了自己的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近代科学家有了自己正式的家园。 六年后，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批准成立了法国皇家科学院。国王亲自聘请著名科学家到科学院里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然而，国王亲自招聘来的科学家应该区别于一般的科学家，应该授予他们一个什么称号呢, 阿卡德米——人们又想起了古希腊的这位智慧精神的代。 今天，当我们在世界院士史上检索“院士”这个词的来源时，发现它竟穿越了数千年的时空。它的西文拼法是:MemberofAcademy，直译为中文:阿卡德米的成员。 阿卡德米——院士。 1666年，法国诞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批国家科学院的院士。 此后，英国皇家学会，普鲁士皇家科学院，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纷纷使用“院士”这一称谓来命名自己国家最杰出的科学家。这是学术界给科学家的最高荣誉称号。 院士和院士制度就这样诞生了。此后又数十年，各国科学院的规模和职能各有不同的变化，然而科学院由院士组成，这一特性从来没有任何变化。 只有在中国，院士和院士制的最终形成，经历了数十年的风风雨雨。 17世纪的最后三个十年——法国院士制刚刚诞生的时代，清朝的康熙皇帝为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两大贡献:改造观象台，绘制《皇舆全览图》。这两件科学大事都是由西方科学家主持完成的。观象台改造的主持人，是比利时人南怀仁，而《皇舆全览图》的绘制者，赫然就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院士。 这是西方院士和中国的第一次亲缘。 康熙从小好学，南怀仁为他改造了观象台后，引发了他对西学的兴趣。当时，北京西郊有一块皇帝的练习猎场，康熙在那里修了一座畅春园(后发展为圆明园)，在那里学习西方的算学。他的第一位老师就是南怀仁。 世界真小。康熙皇帝喜欢酉学的名声竟传到了欧洲。法国皇帝路易十四闻讯，十分高兴，一个神秘国家的皇帝居然雅好西学，这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乃派五位精通天文的教士，万里迢迢，前往中国。 五位法国教士抵达北京时，是在1688年2月，南怀仁刚刚去世。当时正值中国的最强盛时期之一，国家强，便不怕外来文化的所谓“同化”。康熙皇帝同意其中的三位教士在中国传教，而留另两位在京供职。 这两位法国教士一个叫张诚，一个叫白晋，两人来头不小，都是法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士～此时，距路易皇帝第一次钦封院士(1666年)，仅仅过去了22年。 从此，两位法国院士，成了康熙皇帝的私人教师。张诚专门为康熙皇帝撰写教材，白晋给康熙讲 课。 白晋被自己学生的赃力深深吸引，他写了一本《康熙帝传》，献给路易十四。他描述道:“康熙皇帝是一位与您在许多地方都相似的君主，就像路易大王您优于基督教诸王一样，他也同样胜过异教请王。” 康熙皇帝乃强国之君，不仅博学，而且能征善战。1662年即位，1681年平三藩，1683年收台湾，完成了统一大业。1689年，与俄国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了北方边界。踌躇满志之余，他萌生了一个念头:要看看自己国土究竟有多大，状况又如何, 他要白晋院士来主持这一庞大的工程。 一年前，他在与俄国人谈判时，选的是张诚院士为随身翻译。结果张诚的地理学知识帮中国收回了两千余里失地。此事，康熙印象深刻。既有如此人才，他打定主意，搞一次前无古人的、全国范围的地图测绘工程。 1693年，白晋奉康熙之命返回法国，觐见路易十四，并广招人才。过了四年，白晋率同会巴多明等十人到中国。1708年，康熙皇帝决心把绘制皇舆全图的付诸实施。 6月4日，白晋院士等人登上了中国长城。这里，将是他们测绘的起点。到转年的10月12日，经过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他们才返回北京，完成了中国的长城地理图。 如此艰难的工程，如此耗费时日，全国地图，何日能绘完,康熙偷令:加派人丁，组成测绘队，每队都由法国院士或科学家们率领，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测绘工作。 就这样，到测绘工作全部完成，已经是1717年1月1日。整整进行了九年～ 最后，白晋院士绘成全国地图一张，分省地图各一张，于1718年进呈康熙。中国的皇帝(也是此前所有的中国人)第一次能在有实测依据的地图上，把自己的万里江山一览无余，其心境如何，可想而知。康熙大喜，当即挥毫，命名地图为《皇舆全览图》。 即使在欧洲，这桩工作也令人瞩目。当时，欧洲各国的大地测量工作尚未开始。科学家们地球是椭圆体，也还是一个刚提出的假设～因此，绘成这份四十万分之一的地图，实在也是世界地图史上的大事。 一些科技史家认为，此事不过是皇帝的意志而已，与开运河、修长城一样，谈不上“走在世界前列”云云。然而，科学的发展，其最初往往正是皇帝的意志促成的。西方院士制形成初期，西方的皇帝把院士们招来，常常是要这些科学的泰斗们运用他们的科学知识，测算出赌博胜负的概率，挑选出跑得最快的那匹马;或是计算出皇家花园的喷水池设多少喷水孔，才能使喷出的水花又大又美观——总之，用科学来为娱乐服务。两相映照，康皇帝利用西方院士的科学知识，为中国测绘出第一张地图，所强多矣。 但皇帝的意志确是多变的。1720年前后，康熙皇帝与罗马教廷发生了“礼仪之争”。实际上是罗马教皇与康熙皇帝的权力在中国谁比谁大的问题。虽有白晋院士从中斡旋，企图求一折衷之法，终于失败。1720年，康熙皇帝谕令，境内传教事业“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一纸诏书，把罗马教皇的权力之梦赶回了大洋彼岸。 但当时的西方科学家，包括院士，大多是天主教的教士。赶走了教士，等于赶走了西方科学家。 西方院士和院士制就这样在中国如昙花一现，消失了。 此后直到1840年的120年间，再无西方院士来华。 1840年后西方向中国的传教，是炮舰打进来的。中国再次 接触西方科学，其滋味已经大大不同。 1879年(光绪五年)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泰在巴黎会见了法国科学院院长。这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中国人第二次与西方院士的照面。 此时的西方科学，已经有了飞速的发展。法国科学院也不再属于“皇家”，但院士制和院士称号一如继往。 郭嵩煮不知道什么是院士，但他看到了院士在法国科学界的地位至高无上:全国只有145位，去世一位才能增补一位。而使他更为惊讶的是，在以往院士的名单中，竟有拿破仑的名字。 拿破仑——一位伟大的皇帝，居然也是院士，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是非同小可的事情。他想，这可能就因为他是皇帝，才把院士的头衔献给了他吧。 皇帝可以有假的，院士不能有假的。拿破仑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 拿破仑一生戒马生涯, 南征北战, 但他却与科学为伍。在他的身边——即使在行军作战时——总是簇拥着各种学科的科学家。他经常出“难题”，向科学家们“将军”。 “尊敬的院士们，”他说，“让我给你们出一道题;不用直尺，仅用圆规，你们能四等分一个圆吗,” 他的院士资格不是“荣誉的”，而是竞争当选的。1797年12月，他与11位科学家候选人公开竞争，以数学上的高深造诣，最后当选为数学部院士。 他对这一称号比对“总司令”的头衔还要得意。此后他在所有命令和文告上签名时 都要写上:“科学院院士、东征方面军总司令”。 一个科学家皇帝，当然懂得科学和科学家的价值。他鼓励发明，推广技术，弘扬科学，重奖科学创造。我们今天熟悉的罐头，就是拿破仑亲自悬赏下的产物。罐头的发明者——一位工程师，获得了拿破仑亲自授予的12000法郎的奖金。 而且，拿破仑早已懂得科学没有国界的道理。1796年，英国医学家琴纳第一次给人接种牛痘成功，保守的英国人在报纸上讨论着“种牛痘会不会对人体有害”时，拿破仑已经称琴纳为世界伟人，号召法国人民相信科学，应用这一伟大的发明。 1807年，戴维——又是英国科学家，用电解法制取了金属钾和钠。当时，英、法正在交战，但拿破仑却颁发了一道命令:“有鉴厂英国科学家戴维在电学研究上的卓越功绩，特颁发勋章一枚，以示奖励。” 他是科学家们的挚友。意大利科学家伙打经济上困难，他立即资助6000法郎。两军交战时，他总是预先把科学家们送到安全地带。1814年，反法联军兵临城下，法国兵源不足，有人提议，调理工学校学生参战。拿破仑说:“我不愿为取金蛋杀掉我的老母鸡。”这句名言，至今刻在该校梯形大教室的天花板上。 他说:“科学打开了这么多秘密之门，消除了这么多偏见，为了使科学给我们建立更大的功勋，让我们鼓励科学，热爱科学吧(” 可以肯定，这样一位皇帝院士，会给中国的大使郭嵩煮留下深刻印象。郭嵩煮是被历史学家称为“站立在世界前沿的中国思想家”，他不会是保守的。但他实在弄不懂院士是怎么回事。当他考察了法国科学院并知道了法国院士的一些事情后，当天在 日记中记下了他们。他称院士们的头头、那位科学院的院长为“翰林总裁”，称科学院的院士们为“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