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依赖及其共病

酒精依赖及其共病 酒精依赖及其共病研究综述 摘要: 酒精现已成为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滥用的一种物质，酒精依赖是指反复饮酒导致躯体或心理方面对酒精的强烈渴求与耐受性，酒依赖已成为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从酒精依赖的涵义，病因，危害，临床表现及其治疗入手，对酒精依赖的共病进行了综述。 1、酒精依赖含义 酒精依赖综合征(alcohol dependence syndrome，ADS)俗称酒依赖、酒精成瘾、酒精滥用、酒精中毒等，指反复大量饮酒引起的特殊心理状态，表现为对酒精的渴求和经常需要饮酒的强迫性体验，可连续或间断出现，停止饮酒常出现戒断症状，是饮酒导致对酒精的精神和躯体依赖(高丽波, 钟树荣, 包建军, 2010)。酒依赖是一种慢性、复发性并受遗传因素影响的复杂疾病，也是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根据WHO的统计，全球估计有20亿饮酒者，13亿吸烟者，1(85亿非法物质使用者(Wong & Schumann, 2008)。因而酒精是全球使用最为广泛的成瘾性物质。酒精依赖还表现出对酒精的生理耐受性，花很多时间进入酒精中毒状态或者戒酒，生活围绕着饮酒，与大家通常说的酗酒差不多。 酒依赖患者较多出现不成熟及中间防御方式，其防御方式的选择与其人格特点有关，酒依赖患者的精神质、神经质个性特征较正常人更为显著。神经质分高者常表现为焦虑、紧张、易怒和抑郁;精神质分高者个性特征为孤僻、冷漠、控制力差，这些人在遇到日常心理社会问题时较正常人更难以解脱、无力自拔，部分人会借酒浇愁，久而久之便产生酒依赖。 2、病因 酒依赖的病因及病理生理机制仍然不是很清楚，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酒依赖是多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胡红星, 郝伟, 2010)。主要包括影响酒精代谢及其在体内吸收的生理因素，心理压力或创伤、抑郁倾向、焦虑等心理因素，以及家庭、酒文化、职业、气候、经济水平等社会环境因素。目前的研究表明，酒精依赖综合征是一种多因子控制的复杂疾病，由多个基因共同控制，并且是遗传因素与环境因素以一种极其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下的产物。 2.1 遗传 Goldman等对近10 000对双生子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酒依赖是具有中到高度遗传性的精神疾病，遗传性在0.5以上(Goldman, Oroszi, & Ducci, 2005)。其他双生子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酒依赖的遗传风险在0(52—0(64之间，男女之间没有差异(Enoch, 2006)。从基因方面来看，(1)与酒依赖相关的基因有ADHlB(乙醇脱氢酶1B)和ALDH2(乙醛脱氢酶2)基因，他们编码的两种酶可以催化酒精降解的一系列过程，ADHlB活性增高和,或ALDH2活性降低都会导致饮酒后乙醛的蓄积，就会使个体产生脸部通红、头痛、低血压、心动过速、恶心和呕吐等红脸反应。在中国和日本人群中His47(ADHlB*2)和Lys487基因型(ALDH2*2)都很丰富，此外犹太人中His47基因也较丰富，许多个体都携带着这种免于形成酒依赖的保护性基因(Carr, Foroud, & Stewart, 2002)。(2)Vall58Met是位于人类COMT基因编码序列中的一种常见的功能多态性，在密码子158位置上的氨基酸既可以是Val(缬氨酸)，也可以是Met(蛋氨酸)。在焦虑症、抑郁症高发的成瘾人群中，如在芬兰地区晚发的酒依赖者和社交性饮酒者中，酒依赖风险的增加似乎与Metl58有关(Kauhanen, Hallikainen, &Tuomainen, 2000)。(3)多巴胺是公认的在物质依赖的形成中起重要作用的神经递质，酒精的犒赏效果也是通过中脑边缘系统的多巴胺递质发挥作用。最近有研究发现，11号染色体上的DRD4基因对个体的渴求反应产生影响，多个人群的研究发现，HTRIB基因(5一HT 受体1B基因)与酒依赖的反社会性行为有关，对台湾酒依赖人群的研究发现，HTRIB A161T基因与慢性酒依赖呈正相关，可作为慢性酒依赖的遗传指标之一(Schuckit, Smith, & Kalmijin, 2000)。 2.2 心理因素 酒精依赖的发生有一定的心理基础，大致可归为3类:(1)人格倾向:运用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问卷(MMPI)和艾森克人格问卷(EPQ)等对酒精依赖者进行调查显示:有8l%酒精依赖者的Pd量表(人格偏离量表)超过正常水平。(2)学习理论:心理学学习理论观点认为，酒精依赖者以饮酒解脱焦虑心绪开始，继而从中习得一种良好的情绪体验。继而在不断正性强化中形成这种习得的习惯行为。(3)情绪冲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个体早年心理发育不良与心理创伤可以形成受压抑的、痛苦的心理冲突。当这些压抑着的心理冲突进人意识领域后，就产生焦虑、抑郁的心理症状。至成年后，每当再受到相同应激，原始心灵冲动即可激活而重现。酒精滥用行为可视为个体抑制功能的释放，使受压抑的各种心理冲突得以表现。总之，心理学研究表明大多数酒精依赖者在人格方面具有共同性，主要表现在社会适应能力和人际关系处理方面存在明显的问题。 2.3 环境 酒文化的作用举足轻重，朝堂礼仪庆典、宗教祭祀活动、婚丧嫁娶、年节团聚等，通常都离不开酒。伊斯兰教认为饮酒是一种罪恶，所以在伊斯兰社会中鲜有酒依赖者。我国传统文化以讲究社会秩序的儒家学说占支配地位，所以我国汉族酒精依赖患病率较少数民族低。总之，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教育程度、婚姻及社会资源的分配与占有等差异，使不同人群形成各自的酒习俗、酒文化。 3、临床表现 逐渐加重的个性改变和智能衰退是慢性酒精中毒者的特征。长期过量饮酒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严重中毒，表现对酒的渴望和经常需要饮酒的渴求和经常需要饮酒的强迫性体验，停止饮酒后常感到心里难受、坐立不安，或出现肢体震撼、恶心、呕吐、出汗等戒断症状，恢复饮酒则这类症状迅速消失。 酒精依赖症的表现:1、视饮酒为生活中最重要或非常重要的事，每天必须喝，从而念念不忘。2、以酒当药，释放郁闷情感。3、睡前饮酒。4、见酒就喝，并且只饮酒不吃其他食物。5、家人劝阻少喝酒时会暴怒。6、嘴里说戒酒，但缺乏实际行动，说戒不戒。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的饮酒行为出现上述表现中的 3条以上，即高度怀疑酒精依赖。戒断综合征的表现:1、一期戒断综合征:一般于饮酒后 6~12 小时出现，首先表现为双手震颤，然后出现烦躁、激越不安。2、二期戒断综合征 :除上述表现外，患者常出现幻觉 ( 幻听为主 )，出现时间为断酒后 24~72 小时。 3、三期戒断综合征 :出现震颤谵妄，为一种急性脑综合征，常发生于末次饮酒 72 小时后。 4、危害 酒依赖的危害可以表现为长期酗酒的戒断症状症状，从轻到重一般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在停止饮酒或者大量减少饮酒量后的几个小时内出现，症状为震颤，发抖，虚弱，大量排汗，个体可能出现焦虑，头疼，恶心，腹部绞痛，呕吐，脸部发红，躁动，易受惊吓，脑电波模式微有异常。酒精依赖程度较低的个体可能只会经历第一阶段，而且症状在几天内就会消失。第二阶段包括痉挛发作，痉挛最早在停止饮酒的12个小时后就发生，但常在第二或第三天发生。第三阶段的特征是惊厥发作和震颤性谚妄(DTs)，特征是定向障碍、严重 焦躁、高血压和发烧，这种情况很严重，个体产生听觉、视觉、触觉幻觉，还会出现爬虫感，可能产生怪异、恐怖的错觉，几乎不睡觉，变得非常激动和活跃，完全失去判断力，发烧、大量排汗、心律不齐。10%的病例中，DTs是致命的，这种死亡可能由于体温极度升高或者外周血管系统衰竭导致，幸好只有约11%的酒精依赖会产生痉挛或者DTs。研究发现，出现戒断症状的人数最高峰在夏季，低谷出现在冬季;戒断症状发生率与受教育程度呈负相关，与社会经济水平呈一定负相关。 长期大量饮酒会使一些躯体系统中毒，包括胃、食道、胰腺和肝脏，常见疾病是低度高血压，这一病症加上甘油三酸脂增加和脂蛋白胆固醇密度低，使得酗酒者容易产生心脏病。10%-15%的酗酒者出现酒精性肝硬化，长期饮酒会损害肝脏对血液的解毒能力，形成坏死组织，而坏死组织又反过来阻碍血液流动并损坏肝功能。 酒精滥用和依赖者常常营养不良，部分原因是长期的酒精摄取使得胃肠系统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下降，另一部分原因是长期以饮酒来代替进食。一些酗酒者长期缺乏维生素B1，这会导致几种中枢神经系统障碍，包括神经末梢麻木和疼痛、肌肉退化，以及丧失看远处和近处的视敏度 酒精诱导持续性遗忘症，一种由于中枢神经系统遭到破坏而导致的永久性认知障碍，包括两种综合征。威尔尼克脑病表现为精神错乱和丧失判断力，严重时会发生昏迷;科萨科夫精神病包括丧失对近期事件的记忆，以及难以回忆较早的事件，患者会虚构事实，为了掩盖自己丧失记忆能力而告诉别人不合理情理的故事;酒精诱导性痴呆表现为丧失智能，包括记忆、抽象思维、判断能力，经常伴随着人格改变，9%的酒精依赖者患有此综合征，是导致成年人痴呆的第二大原因。 胎儿酒精综合征(FAS)，饮酒孕妇通过胎盘把酒精传给胎儿，使胎儿发育受损。FAS胎儿有显著的可识别的面部异常:内外眼睑距离短，人中平滑，上嘴唇薄;还可能出现神经发育异常，如头围小，脑部结构异常，精细运动功能受损、失聪、手眼协调能力差，步态异常;随着孩子长大，还可能出现学习困难、认知缺陷、冲动控制问题。FAS的严重程度取决于母亲的饮酒频率和饮酒量，怀孕早期大量饮酒，胎儿非常容易患胎儿酒精综合征。饮酒经常和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但是醉酒和暴力经常一起发生并不意味着酒精就能使人变得凶残，研究表明酒精可以使人变得更有侵略性。 5、治疗 5.1 生物治疗 目标是减少饮酒渴望、缓解解毒过程的痛苦、治疗其他并存躯体问题。这类治疗分为三类:(一) 用于减少饮酒渴望的药物:戒酒硫:病人用药后，对酒精的代谢能力降低，少量饮酒就产生恶心、呕吐、脸红、心悸、焦虑等不适，使病人对饮酒厌恶。但单独使用戒酒硫效果不显著，原因:是否规律性地服药，药物戒酒花费高。阿片受体拮抗剂、环丙甲羟二羟吗啡酮，以抑制内吗啡的作用，减少戒酒者对酒的渴望。纳屈酮治疗酒精依赖具有安全、口服有效、作用时间长、副作用少等特点。(二)用于减少急性戒断反应的药物:对于急性醉酒的处理，主要集中在解毒、治疗阶段反应(失眠、头痛、肠胃不适、震颤)、药物调养和恢复。最好在医疗机构展开。为了缓解戒酒者的不适感，一般使用镇静剂，但镇静剂难以产生长期的效果，而且个体可能对它上瘾。 新的治疗方式:逐渐减少个体酒精的摄入量，而不是马上停止。(三)根据严重程度的不同，戒酒手段包括严密监视(轻度症状)或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苯二氮卓类药物可以帮助缓解神经亢奋，减轻戒断症状以及降低发生癫痫和震颤性谚妄的风险。酒精和苯二氮卓类药物的作用机制相同，所以个体会出现跨药耐性，即 对一种药物的耐药性可以转变为对另一种药物的耐药性。 5.2心理治疗方法 心理干预的主要对象是患者及其家属和其他社会关系成员。通过心理干预增强患者的心理防御能力，树立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并提高其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成员对酒精依赖的认识水平，主动关心并监督患者，为患者创造一个无酒和温馨的康复环境。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方法。(1)团体咨询:核心思想是自我审查，即对自己性格缺陷的认识，补偿对他人所作的伤害，并与他人共同相处。美国的嗜酒者匿名互戒会，即AA协会按照戒酒的12个步骤、12个传统进行戒酒活动，让患者畅谈关于酒精的危害，对个人、家庭、工作、社会的影响，忏悔自己饮酒对他人造成的伤害，介绍自己戒酒的，呼吁其他嗜酒者放下酒杯(Hasin & Grant, 1995)。(2)认知行为疗法:定期组织患者进行心理教育及座谈。向病人讲述酒后造成危害的典型事例，加深病人对酗酒成瘾危害性的认识，推荐阅读有关报刊、杂志和科普知识书籍，向病人介绍有关饮酒知识及对身体、家庭、社会的危害。指导病人如何避免复饮。鼓励患者多参加一些自己喜爱的活动，培养兴趣，丰富生活内容，养成良好的生活规律习惯。(3)厌恶疗法:厌恶疗法是通过附加某种刺激的方法，使患者在进行不适行为时，同时令人产生厌恶的生理或心理反应，经过反复实施，使不适行为与厌恶反应建立条件反射。电针厌恶以及戒酒硫、呋喃唑酮、阿朴吗啡催吐疗法等用于戒酒巩固治疗都属于厌恶疗法。 5.3 基因治疗 动物模型研究发现μ阿片受体基因敲除的小鼠不产生酒精依赖。现已报道用腺病毒载体导入ALDH2的反义RNA，影响ALDH2基因在肝脏组织中的表达，从而限制了酒精的摄入，起到保护作用。 目前，酒精依赖的治疗逐步形成以药物为主、多方面着手的综合治疗方法。系统的综合治疗克服了单一治疗模式的局限性，对消除患者依赖症状、重建健康的心理及行为模式、帮助患者重返家庭及社会、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是有效而可行的。今后，随着对酒精代谢相关基因研究的不断完善、基因治疗技术的不断成熟，不仅可以为酒精依赖病人的治疗提供更加科学客观的用药指导，而且，基因检测还可对饮酒与健康的相对风险性进行更好的预测，少过量饮酒的风险因素，必要时进行医学干预。并可用于遗传咨询、群体筛查和寻找酒精依耐的高危人群，对人体健康和酒类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良好引导作用。 6、共病 共病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精神疾病发生于同一个体，且每种精神疾病有各自不同的病因、临床特点和发病过程。酒精依赖与其它精神障碍的共病，指同时患有酒精依赖及其他精神障碍，即同一个体即符合酒精依赖和至少一种其他精神障碍的诊断。早在1970年，美国耶鲁大学流行病学教授Feinstein首次提出“共病”(comorbidity)这一概念，用于解释复杂的临床现象，并将它定义为“正在研究中的原发病例在其治疗中出现另外一种不同的疾病。研究发现酒依赖与其他精神疾病共病，如焦虑症、抑郁症，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品行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双生子研究表明，酒依赖与反社会型人格障碍、品行障碍和注意缺陷多动障碍间存在共同的基因影响。纵向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品行障碍和ADHD是以后形成酒依赖的重要的风险因素。 美国R.C.Kessler等2001年—2003年进行了“国家共病调查”(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 NCR-R)对过去12个月基于DSM-IV诊断的焦虑障碍，情感障碍，冲动控制障碍，药物使用障碍的发病率、严重度和共患病的情况开展调查，结果显示焦虑障碍患病率为18.1%，情感障碍9.5%，控制冲动8.9%，物质使用障碍3.8%，其他任何障碍, 6.2%，其中共病结果为符合一个诊断的占55%，符合两个诊断的占22%，符合三个诊断的占23%，进一步采用四分层次相关性分析显示与酒精依赖呈现共患病显著相关的为惊恐障碍、社交焦虑、广泛性焦虑、创伤后应激相关障碍、抑郁症、心境恶劣、躁狂症、行为障碍、注意缺陷障碍、间歇性爆发障碍。 6.1 酒精依赖与心境障碍共病 酒依赖与心境障碍共病的操作性定义:1、一年内符合任何一种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重性抑郁、心境恶劣、双相障碍和未特定抑郁障碍)，并同时符合酒依赖的诊断标准;2、一年内诊断酒精使用相关障碍的诊断标准(酒精依赖)，停止饮酒后1个月以上，仍符合任何一种心境障碍的诊断标准(包括重性抑郁、心境恶劣、双相障碍和未特定抑郁障碍)。 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2009年发表了一项荟萃分析研究，他们纳入了全球74项酒精使用障碍临床研究结果，其中58项基于医院，10项基于社区，6项基于医院结合社区，发现60.5%的高于平均水平的抑郁症状同时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当前使用酒精和障碍，低于平均水平的抑郁症状同时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当前使用酒精和障碍仅为39.5%，发现了酒精使用障碍与抑郁症和物质使用障碍及其损伤共病的关联结果，这项询证研究表明，抑郁与酒精使用障碍不仅具有横断面性和前瞻性关联，也显示出更大治疗参与性。国内2009年一项基于心理卫生专科门诊和住院部的酒精依赖共病调查显示，567例酒精依赖患者与心境障碍(抑郁发作、双相障碍、恶劣心境)共病率为27.9%;辽宁省2004-2005年的一项基于全省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按年患病率分析，86.33%酒精使用障碍以单一疾病的形式存在，其中3.25%与情感障碍共病，3.53%为焦虑抑郁及酒精使用障碍三者共病(张淑娟, 姜潮, 潘国伟, 2012)。另一方面，59.62%情感障碍患者以单一疾病的形式存在，其中4.81%与酒精使用障碍共病，3.53%为焦虑抑郁及酒精使用障碍三者共病。离异、女性为共病危险因素(De Graaf, Bijl, Smit, 2002)。当酒精使用与抑郁发作共同出现时，临床表现、治疗预后、自杀风险均显著改变，负性影响结果更为多见。新西兰2002年报道，对180名当前主要诊断为抑郁症的患者分析发现，同时诊断酒精依赖组的患者表现整体社会功能更低、大麻依赖更高、边缘性人格障碍、分裂型人格障碍以及偏执更为常见。芬兰2010年报道了青少年抑郁症酒精使用的一年期随访研究结果，197例青少年抑郁症根据基线酒精使用状况分为三组:过度使用组(定义为每周酗酒)，定期使用组(每月使用，不是每周酗酒)，没有,偶尔使用组(禁用,少于每月使用)。在每月的抑郁症自评(BDI)随访中，过度使用组与没有,偶尔使用组相比，达到缓解比例明显较低，一年后社会心理功能较差。研究结论是，过度饮酒对青少年抑郁症的治疗进程和社会心理功能具有消极影响，同时，每周酗酒似乎对负性治疗具有预测价值。 6.2 酒精依赖与社交恐怖共病 社交恐怖障碍(social phobia)，又名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强烈恐惧或忧虑的精神行为障碍。西方国家的年患病率在7.1%-12.1%之间，最高达16.1%，终生患病率4%-5%，其中50%多在童年期发病。据NIAAA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一个酒精依赖的患者社交恐怖障碍与酒精依赖的共病率较高，据美国一项调查报道普通人群中同时患有社交恐怖障碍和酒精依赖的人数达2.4%，每个会影响周围10个人。社交恐怖障碍是酒精依赖发病的高危因素，比值比为2.8，在共病患者中80%的人在出现酒精依赖之前患有社交恐怖障碍。有动物模型研究证明在酒精依赖形成的过程中，各种形式的应激反应，包括社交恐怖障碍会加速这一过程的形成，并且应激与酒精依赖是一个互相恶化的过程，在复发的过程中应激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并且在伴有慢性应激状态的酒精依赖患者对纳曲酮的疗效反应差。 在药理学实验研究中发现D 受体拮抗剂会加重抽动秽语综合征患者的社交焦虑，另外2 在使用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治疗社交恐怖障碍会有明显疗效，因此从药理学角度出发推断社交恐怖障碍存在纹状体多巴胺功能异常及D受体可利用性下降。一项SPECIAL研究报道社交2 恐怖障碍患者多巴胺转运体功能下降。流行病学研究显示社交恐怖症与酒精依赖存在共病，这种共病现象是否存在一定的神经内分泌基础,等等，这一类的问题，都是未来的研究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6.3 酒精依赖与焦虑症共病 辽宁省2004-2005年的一项基于全省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按年患病率分析，86.33%酒精使用障碍以单一疾病的形式存在，其中8.03%与焦虑障碍共病，2.39%为焦虑抑郁及酒精使用障碍三者共病。另一方面，75.92%焦虑障碍患者以单一疾病的形式存在，其中6.02%与酒精使用障碍共病，1.79%为焦虑抑郁及酒精使用障碍三者共病。分析还发现离异使酒精共患情感,焦虑的危险度增加3-5倍，与荷兰的共病危险因素研究结果一致，提示长期的感情纠葛、家庭破裂和缺少伴侣是导致情感障碍、焦虑障碍和酒精使用障碍共病的危险因素。另外女性酒精使用障碍共病情感或焦虑障碍的危险性明显高于男性(OR=5.28;95% CI=1.84-15.15 )，提示虽然男性酒精使用障碍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但女性酒精使用障碍者更易产生情感或焦虑障碍，或女性情感或焦虑障碍者如果饮酒，更易于产生酒精使用障碍。临床观察显示，焦虑障碍中的广场恐惧症、社交焦虑发病往往早于饮酒，说明饮酒也许为了控制这些症状。相反，惊恐障碍，广泛性焦虑往往开始于饮酒之后，这更多说明这些症状或综合征是饮酒的结果。 6.4 酒精依赖与烟草共病 酒依赖常常与其他成瘾行为共存，包括非法物质滥用，和尼古丁依赖更为常见。有研究报告在过去的20年中，有80%的酒依赖者也是重度吸烟者。尼古丁依赖的易感基因中大约有50%与酒依赖是一样的，而酒依赖中有15%的易感基因与尼古丁依赖相同(李鹏,孙洪强,王帆,陆林, 2010)。动物实验证实尼古丁和酒依赖共患存在共同的遗传基础，例如，Long J C等研究认为影响酒依赖的基因可能定位于第l、4、7和11号染色体上。中脑边缘多巴胺系统是成瘾的神经生物学基础。多巴胺神经元主要集中在中脑腹侧被盖区(VTA)，它的投射区域有伏核(NAc)、前额皮质、海马、杏仁核等脑区。这一通路是包括尼古丁、酒精及所有滥用药物奖赏共同的神经通路，它参与了物质成瘾的病理生理过程。除多巴胺参与酒依赖与尼古丁依赖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神经递质也参与了此过程，其中烟碱型乙酰胆碱受体(nAChR)可能是酒精和尼古丁相互作用的共同基础。除了遗传因素外，环境因素对尼古丁和酒依赖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青少年吸烟可以预测在今后的生活中发生酒精相关问题的概率。Duncan等的研究显示，在不饮酒的吸烟者中，当吸烟量达到一定水平或随着吸烟量的增加将预示着饮酒事件的发生;在不吸烟的饮酒者中，饮酒量的增加也预示着今后吸烟行为的发生。可以看出尼古丁依赖与酒依赖共患是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发生的。虽然已有很多的研究表明吸烟与饮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但是由于尼古丁依赖与酒依赖的发病机制仍不清楚，因此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Wong C C, Schumann G. Genetics of addictions: strategies for addressing heterogeneity and polygenicity of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J]. Philos Tram R Soc Lond B Bid Sci, 2008, 363: 3213—3222. [2] Goldman D，0roszi G，Dueei F(The genetics of addictions:uncovering the genes[J](Nat Rev Genet, 2005, 6: 521-532. [3] Enoch MA. Genetic and enviroment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lcoholism [J](Ann N Y Acad SCi, 2006, 1094: 193—201. [4] Swan G E, Carmeli D, Cardon L R. Heavy consumption of cigarettes, alcohol and coffee in male twins [J]. J Stud Alcohol, 1997, 58: 182—190. [5] Grant B F, Stinson F S, Dawson D A, et a1. Prevalence and co-occurrence of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nd independent mood and anxiety disorders: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epidemiologic survey on alcohol and related conditions [J](Arch Gen Psychiatry, 2004, 61: 807—816. [6] Grant B F, Stinson F S, Dawson D A, et a1(Co-occurrence of 12-month alcohol and drug use disorders and personality disorders in the United States:results from the national epidemiologic survey on alcohol and related conditions [J](Arch Gen Psychiatry, 2004, 61: 361—368. [7] Sher K J, Bartholow B D, Wood M D. Personality and substance use disorders:a prospective study [J](J Consult Clin Psychol, 2000, 68: 818—829. [8] Carr L G, Foreud T, Stewart T, et a1. Influence of ADHl B polymorphism on alcohol use and its subjective effects in a Jewish population [J](Am J Med Genet, 2002, 112: 138—143. [9] Luczak S E, Glatt S J, waIl T L. Meta-analyses of ALDH2 and ADHIB with alcohol dependence in Asians [J](Psychol Bull, 2006, 132: 607—621. [10] Kauhanen J，Hallikainen T，Tuomainen T P, et a1(Association between the functional polymorphism of catechol-O-methyltransferase gene and alcohol consumption among social drinkers [J](Alcohol Clin Exp Res, 2000, 24: 135—139. [11] Regier D A, Farmer M E, Rae D S. Comorbidity of mental disorders-with alcohol and other drug abuse Results from the Epidemiologic Catchment Area (ECA) Study JAMA, 1990, 264: 2511-2518. [12] Lauren S B, Bernard J. Collier.s Encyclopedia (Vo.115) [M]. New York: Macmillan Educational Company,1992:693. [13] Degenhardt L, Chiu W T, Sampson N, Kessler R C, Anthony J C. Epidemiological patterns of extra-medical drug 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the National Comorbidity Survey Replication,2001-2003 Drug Alcohol Depend,2007,Oct 8; 90 (2-3): 210-230. [14] 张淑娟，姜巢，潘国伟等. 辽宁省居民情感、焦虑和酒精使用障碍共病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公共卫生，2012，28(1):30-32. [15] Kenneth R. Conner. Meta-analysis of depression and substance use among individuals with alcohol use disorders. Journal of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2009,37: 127-137. [16] Alma M. Rae, Peter R. Joyce. The effect of a history of alcohol dependence in adult major depress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002,70:281-290. [17] Esa Meririnnea, Olli Kiviruusua. Brief Report: excessive alcohol use negatively affects the course of adolescent depression: one year naturalistic follow-up study.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0,33:221-226. [18] Long J C, Knowler W C, Hanson R L, et a1. Evidence for genetic linkage to alcohol dependence on chromosomes 4 and 11from an auto some—wide sean in an American Indian population [J](Am J Med Genet,1998,81: 216—221. [19] Tupala E，Tiihonen J(Dopamine and alcoholism:neurobiological basis of ethanol abuse[J](Prog Neuropsychopharmacol Biol Psychiatry，2004，28(8):1221—1247. [20] Zhang T A，Maldve R E，Morriset t R A(Coincident signaling in mesolimbic structures underlying alcohol reinforcement[J](Bioehem Pharmacol，2006，72(8):919-927 [21] 李鹏，孙洪强，王帆，陆林. 尼古丁依赖与酒依赖共病机制的研究进展. 中国药物依赖 性杂志. 2010,19(5): 321-324. [22] Talepasand S, Nokani M. social phobia symptoms: prevalence and sociodemographic correlates [J] . Arch Iran Med, 2010, 13(6): 522-527. [23] Wancata J, Fridl M, Friedrich F. Social phobia: epidemiology and health care Psychiatr Danub.2009, 21(4):520-524. [24] 高丽波, 钟树荣, 包建军, 景强. 酒精依赖治疗的研究进展. 医学研究杂志. 2010, 39(8): 107-110. [25] 胡红星, 郝伟. 酒依赖的遗传学研究进展. 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2010,19(6): 440-445. [26] 姚莉. 自助团体咨询在酒精依赖综合征治疗中的应用. 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1:20-22. [27] 赵敏. 物质依赖与精神疾病的共病问题. 中国药物滥用防治杂志, 2013, 19(4):187-189. [28] 王晓璇, 胡月英, 汤惠璇, 高镇松. 酒精依赖者的社会心理因素、人格特征及护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