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的出走

娜拉的出走 长江师范学院学报哪“蛐昏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关键词专栏娜拉的出走徐仲佳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南海口娜拉是挪威著名戏剧家易卜生商咖的著名话剧加以?舶淞译作玩偶之家》、《傀儡家庭》中的女主人公。它讲述了一个中产阶级妇女娜拉从用爱的玫瑰色幻梦装点起来的家庭中走出来的故事。娜拉原本对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心满意足。她用心地操持家务、抚养儿女。她的丈夫赫尔茂十分爱她称她为“我的鸦雀儿”、“我的松鼠”、“我的黄莺儿”。娜拉曾经为了救治病危的丈夫而假冒父亲的签名向赫尔茂的同事克洛柯斯泰借了一大笔钱。为了还清这笔债娜拉在几年内省吃俭用、不辞辛苦甚至在夜里偷偷做些抄写的工作。在所有的债务还清之后克洛柯斯泰为了保留住自己的职位却以借据威胁赫尔茂。赫尔茂知道娜拉背着自己借债之后大发雷霆。他担心自己的名誉受损他称她为“骗子”、“罪人”、“不懂事的女人”甚至不许她以后照管孩子。娜拉由此明白了自己生存的真相“我们的家庭实在不过是一座戏台我是你的„顽意儿的妻子?。”她不甘心过这种生活。要离开家庭独居去争取做人的权利。面对赫尔茂以母亲的神圣责任相责她大声疾呼“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我相信第一要紧的我是一个人同你是一样的人。无论如何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从今以后我不能信服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信服书上的话。一切的事我总得自己想想看总得我自己明白懂得。……我要看看究竟还是我错了还是世界错了。”…最后她摔门离开了那个曾经被她视为生命的家。娜拉被正式介绍进中国是在年月。《新青年》第卷第号被命名为“易卜生专号”发表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罗家伦与胡适合译的《娜拉》、陶履恭翻译的《国民之敌》、吴弱男翻译的《小爱友夫》、袁振英译述的《易卜生传》第卷第期年月在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中易卜生的戏剧被?魑缁嵛侍饩缋唇邮艿摹,撞飞谙肪缰兴硐值母鋈擞肷缁岬亩粤?晌说笔逼裘苫疃詈玫那腥氲恪,诤誓抢锼健耙撞飞主义”就是通过揭露家庭社会的黑暗来呼吁家庭、社会的“维新革命”进而宣扬从“陆沉”的世界中“救出自己”的“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因此原本被易卜生称为诗的戏剧在年代的中国就被为这样主题“社会与个互相损害”“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而飞娜拉戏中写赫尔茂最大的错处是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他有自由意志也不许他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竞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拉一旦觉悟时恨极他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读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命题有关。新文化运动从倡导那一天开始就力图实行“思想革命”。这思想革命的目标就是鲁迅从年就不断呼吁的“立人”。立人这一“生存两间、角逐列国”的第一要务经过易卜生的“纯粹为我主义”的传递在十余年后又一次出现在中国思想界。胡适称赞它“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是救世的良药。独立自由的人格之于社会国家的重要性被他等同于酒里的酒曲、面包里的酵母和人身上的脑筋。娜拉的出走作为一个符号承载的就是这种个性觉醒的时代内涵即她的宣言“我总得努力做一个人”胡适把它具体化为两个要件“发展个人的个性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作为个人主体性觉醒标本的娜拉她的意义是巨大的。首先她是从家庭的玫瑰色幻梦中醒来的。娜拉的觉醒与她认识到自己在婚姻性中的从属地位有直接的关系。对于当时的中国接受者来说虽 万方数据然有着时空的隔阂资本主义的中产阶级家庭蒙着玫瑰色面纱的伪善与儒家伦理治下的宗法制脉脉温情也有着极大的不同但是他们与娜拉一样在家庭中都没有支配自己身体和欲望的权利。更甚者在中国传统伦理秩序的压抑下青 年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欲望与身体的饥渴是娜拉们所不易想象的。因此在年代的中国娜拉的出走不仅意味着对旧伦理秩序的否定而且它预示着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这种生活方式的追求实质上是伦理秩序中对欲望权利的重新分配。其次对于年代的中国来说更有意义的是娜拉是一位女性加以?舶搬被译为《娜拉就是译者有意地突出娜拉这个觉醒者的女性身份。中国女性所受的压迫是最深重的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曾经在新青年》上“征求关于„女子问题?的议论”但很快就“寂然无声了”。其中的原因就是人女人没有觉醒对于受奴役的状态“并无痛切的实感”曰。娜拉在中国的出现使得这种情况得以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她的出走像一个风向标从此以后娜拉成为许多中国青年的偶像并不仅限于女性他们抱着“救出自己”的信心跟在娜拉的身后走出了家庭否定了旧我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伤逝》。一直到《寒夜》巴金我们还能够从曾树声的身上看到娜拉的影子。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娜拉更是不胜枚举。娜拉成了五四时代女性的“镜像阶段”参与了五四女性的主体生成过程【。再次娜拉是以文学形象的方式展示在当时国人的面前使得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变得具体可感。从年《青年》杂志鼓吹“伦理革命”开始启蒙者就力图通过激烈的言论唤醒“铁屋子”里沉睡的国人但是应者寥寥。“排孔”、“伦理革命”、“文字改革”、“文学革命”这样的概念演绎并不能激动人们的心。应者的寂寥使启蒙者如入无物之阵感到无可措手的悲哀。他们甚至不惜自导自演“双簧信”《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来求得社会对文学革命的反响。娜拉这一形象出现之后启蒙的所有内涵都体现在娜拉出走这一鲜明的文学形象上了。这就使得青年男女们可以从—个勇敢的女性身上感性地去体认启蒙思想的大部分内涵。这也是娜拉出走成为时代风向标的—个重要原因。?这是用作人译„贞操论的前记。口长江师范学院学报当然娜拉的出走不是孤立的它是当时整个启蒙运动的一部分。在《娜拉》发表之前的一期《新青年》上发表了周作人译日本社会学家与谢野晶子的《贞操论》、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其发表之后的几期《新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胡适的贞操问题》、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周作人《人的文学》这些作品以及当时正在鼓吹的文学革命、贞操问题讨论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史意义重大的“个人的发见”的合奏。如果说《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一个旧秩序敏锐的怀疑者、破坏者那么娜拉的出走就是五四时期最勇敢的与旧秩序决裂的叛逆行为。他们是精神上的同胞。娜拉在剧终时那“砰”的一记关门声在五四那个时代个性觉醒成为最响亮的呼喊之一。它呼唤着被旧礼教困囿在家庭中的青年男女勇敢地冲出束缚个性的重重樊篱。在这个意义上娜拉的出走成为五四时代精神的最好代表。因此五四时代被有的研究者成为“一次集体出走事件”【】。不过也有人对娜拉的出走抱有相当程度的警惕。鲁迅在《娜拉》在中国上演年月日后不久就做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在演讲中鲁迅先生告诫“……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没有经济权娜拉的出路不外两条“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先生的告诫是对女性解放深沉思考的结果。作为社会人他所能获得的自由总是要与他所处历史条件相适应。对于当时的中国女性来说仅仅靠一个来自异域的同伴的示范是不足以获得足够的自由的。女性在当时社会公共领域基本上没有多少话语权能够提供给她们尤其是知识妇女的职业除了传统的家庭主妇之外只有少得可怜的教师等岗位。“自由”、“个性”当这些带有益惑性的字眼给青年们勾勒出一个黄金世界的同时也会掩盖住外面世界的风雨。鲁迅不仅 极力反对以未来的黄金世界为标的来要求人们的牺牲同时他也希望人们即使做梦也要面对现实。他提醒她们为了争取自由、独立所必需的经济权“仍然要战斗”而且是韧性的战斗【】。孟悦、戴锦华在娜拉进入中国的七十年后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揭示了这场完全由男性导演的事件的 万方数据第卷第期历史限定性。她们认为娜拉这个由男性创造的女性形象中只有“女人是与男人一样的人”的这种抽象平等“并未说出自己女性的历史特殊性并不包含女性的精神立场的内容。”它“无形中忽略、封闭了女性性别群体精神自我的生路。”女性从男人的家庭中走出来才发现除了—些与男性启蒙者共同的概念外她们仍然—无所有。庐隐、冯沅君、冰心这一代女作家走上文坛的时候就面对着这样尴尬的处境。她们发现她们没有女性自己的写作传统只能另盥呦运用男性写怍甏捌黜自己的经验】即便有这些事后追问娜拉的出走在中国妇女觉醒的过程中居功厥伟。没有这样—个代表着五四启蒙精神的女性形象中国的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时间可能还要推后。张剑“人性”与“阶级性”口【参考文献】挪威】易卜生娜拉阴罗家伦胡适译新青年第卷第号【】胡适易卜生主义叨新青年第卷第号【】【日】与谢野晶子贞操论忉周作人译新青年第卷第号【】【】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一【】林贤治娜拉出走或归来叨黄河【】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卷【】幢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潍作者简介徐仲佳男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人性与“阶级性张剑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江苏南京“人性”与“阶级性”作为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出现并且在中国现代文学形成对峙、论争的态势始自世纪年代中后期。年月梁实秋在《晨报副镌》上发表文学批评辩》一文认为“物质的状态是变动的人生的态度是歧异的但人性的质素是普遍的文学的品味是固定的。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能禁得起时代和地域的试验”“纯正之„人性?乃文学批评惟一之标准”【。联系梁实秋在前期的《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对于新诗中的“人力车夫派”的指责与非难来看他在此以“纯正之人性”作为文学批评的惟一标准显然是有所指的。这自然引起了鲁迅的不满。年月鲁迅在《语丝》周刊卷期发表《文学和出汗》对梁实秋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并以“古已有之于今也有”的出汗为例指出“„弱不禁风?的小姐出的是香汗„蠢笨如牛?的工人出的是臭汗”【。与梁实秋强调的人性的普遍永久性相比鲁迅更加看重的是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此后梁实秋又接连发表了《文学的纪律》、《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进一步重申其人性论的观点而鲁迅则在《文学的阶级性》、“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章中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从物质、经济的角度出发对于梁实秋的观点进行了批驳既指出“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又对文学的阶级性做出了相对灵活的理解避免了把文学的阶级性绝对化。这一时期蒋光慈、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成员也都加入了论战从而扩大了论战的规模在世纪年代中后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人性与阶级性之所以能够在世纪年代形成论争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原因的。如果我们对于人性做一种广义的理解那么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在致力于一种健全的人性的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