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一场关于“论争”的论争.doc

“文人相轻”：一场关于“论争”的论争.doc ”文人相轻”:一场关于“论争”的论争 论文导读::但对于以沈从文为代的京派则显然不然。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人相轻之争。鲁迅再一次否定了林语堂文人相轻的看法。即论争观。论文关键词:京派，文人相轻，鲁迅，沈从文林语堂，论争观 1930年代的文坛，充满了许多尖锐的论争。这是时代环境所决定的，也是各种作家和文艺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存在论争是难以避免的。论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文坛充满活力的表现。但在许多情况下，论争却并一定能保守在单纯的辩难说理的范围内，而是常常可能会夹杂着一些个人意气之争，乃至流于谩骂和人身攻击。因此，论争的面目，并一定都是清晰的、一目了然的。有论争，自然就会有关于论争这一行为本身的看法，即论争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人相轻之争，就正是这样的一场关于论争的看法的论争。一场论争观大碰撞的论争。 1935年1月，林语堂在《论语》第57期发表了《做文与做人》一文。林语堂此文是以幽默甚或有点讽刺的笔法写的，客观地看，此文既有对文人的赞誉，当然更多的是对文人的批判。此文对文人的批判则在于:一、文人好相轻，与女人互相评头品足相同。世上没有在女人目中十全的美人，一个美人走出来，女性总是评她，……二、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原其心理，都是大家要取媚于世。三、如妓女，今朝事秦，明朝事楚鲁迅，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完全丧失了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四、假文学，即文章与行径相分离。 由此可见林语堂的论争观:一、文坛论争是由于文人好相轻论文站大全。文人好相轻是由于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同时要献媚，献媚于军阀或武人，或别的什么对象，总之是要取媚于世。二、文坛论争，或说文人立论，要有独立的地位和恒定的立场和是非标准。文人一旦丧失独立的地位，事秦事楚皆不得，则于心不安，就会一旦事某个对象，便站在某个对象的立场替某个对象说话，完全没有独立、恒定的立场和是非标准。三、文坛论争，或说文人立论，不能假文学，要做到文章与行径相一致。不能文章与行径相分离，说一套做一套，自己文章所批评的，自己亦不能避免，悉数照做无误。 但无论如何，整体来看，林的这篇文章其实仍是一篇知识分子批判的文章，并没有怎样的具体针对某个人或某个文学流派，但林语堂在执编《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其间曾一度受到左翼作家的批评，尤其文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即白话派骂文言派，文言派骂白话派，民族文学派骂普罗，普罗骂第三种人，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暗含讥讽，借以发泄不满了。而且他在这里把这些具有具体发生语境的各 个文学阵营的论争，全都指摘为骂，全都为文人相轻，全都为取媚于世，采取一种全盘否定的态度，这就很不妥了。 所以林语堂此文刊出后，曹聚仁于1935年4月9日至11日《申报·自由谈》上发表《论文人相轻》一文，当头就给林语堂把当时发生于具体语境下的各个文学阵营的论争全视作骂的看法予以批评:‘吾家’子桓，在一千八百年前说了一句‘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话，便给一些人拿来做‘人身攻击’的辩护和解释。有时看见所谓文人在那里‘相骂’，就说是‘文人相轻’，而一切严正的批评，也混作‘相轻’一例看，以为批评就是相骂;似乎‘吾家’子桓并不这样说的罢。他在此文中追本索源了文人相轻说的来历和含义，叙述了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文人相轻的各种情况。全文旁征博引，颇具说服力。由曹聚仁的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出曹聚仁的论争观:一、‘文人相轻’只是一种‘批评’，决不含‘相骂’的意味在。也即文人相轻是一种正常的文坛论争，并不是人身攻击。二、文坛有如战场，自古以来，从不曾有过‘平静无事’的气象。也即是文坛论争是常态。三、但以种种不同的立场，摆开阵势，厮杀了三百回合才鸣钲收兵，却并不是文坛的恶现象，古今中外的文学是这样才进步了的。……我是不反对‘文人相轻’的;我希望中国文坛能养成健全有力的批评空气～强调了正常的论辩和批评将产生巨大的进步作用，以及我们应该展开正常的文坛论争。 鲁迅也于同年5月《文学》月刊第4卷第5号上发表《文人相轻》一文鲁迅，对林语堂的说法做了批评。他严正指出，林语堂把文坛论争轻蔑为文人相轻，那是混淆黑白，倒增加了文坛的黑暗的。并说:凡批评家的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互相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轻’这一个模模胡胡的恶名所吓昏，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无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轻’不可的～强调了批评家必须进行正确的文学批评，不应被所谓的文人相轻的恶名所吓昏了。 同年6月，鲁迅又在《文学》月刊第4卷第6号上发表《再论文人相轻》一文，继续批评了林语堂的有关观点。他指出:文学的修养，决不能使人变成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 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从圣贤一直敬到骗子屠夫，从美人香草一直受到麻疯病菌的文人，在这世界上是找不到的，遇见所是和所爱的，他就拥抱，遇见所非和所憎的，他就反拨。如果第三者不以为然了，可以指出他所非的其实是‘是’，他所憎的其实该爱来，单用了笼统的‘文人相轻’这一句空话，是不能抹杀的，世间还没有这种便宜事。一有文人，就有纠纷，但到后来，谁是谁非，孰存孰亡，都无不明明白白。因为还有一些读者，他的是非爱憎，是比和事老的评论家还要清楚的。这一番话，可以说异常精辟地论述了文坛有批评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鲁迅再一次否定了林语堂文人相轻的看法。[[1]] 针对鲁迅的《再论文人相轻》，魏金枝在1935年第8期的《芒种》发表了《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在此一文中，魏金枝提出了他的论争观:一、人应有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这是不错的。文人应更有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这也是不错的。这是在原则上赞成文坛论争，因为有是非有好恶，而且文人又有更分明的是非和更热烈的好恶，就必然会有论争论文站大全。二、但天下的事情鲁迅，并没有这么简单，除了是非之外，还有‘似是而非’的‘是’，和‘非中有是’之非，在这当口，我们的好恶，便有些为难。也即是说，天下没有绝对的是非，泾渭分明，而是非亦会以是的面目显现出来，在非之中亦会蕴含着是的因素，天下并不非黑即白，而是亦会有一些灰色地带，这就需要我们在论争中仔细辨析，具体问具体处理了，如易地而处，平心而论、也该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汉，我等小民，不任其咎等。也即是空谈是非，何补于事，反对在论争中空谈是非。三、已而已而，手无寸铁的人呵～文人实质都是弱者，不应互相攻歼。针对魏金枝的文章，鲁迅在1935年8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二号发表了《三论文人相轻》予以回应。此后，鲁迅还在1935年9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三号发表了《四论文人相轻》、《五论文人相轻明术》和在1935年9月《文学》月刊第五卷第四号发表了《六论文人相轻——二卖》，继续对文人相轻展开论述。 1935年8月18日，沈从文以炯之的笔名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抨击了某些刊物的争斗现象。他说: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记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被骂的一股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互相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主要原因。争斗的延长，无 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的论争观:一、沈从文把双方的论争称为私骂、对骂，把对骂的双方都称为丑角，并不认为论争的双方有是非曲直的存在。二、而且还认为，这种对骂会对读者产生消极影响，文坛也太可怜了。显然，沈从文的论争观是全盘否定了论争的双方以及论争这一行为本身的。沈的这篇文章主要讨论上海的刊物，在某种程度上可看做是其对海派之批评的延续。但他的关于论争的这些话无疑已经是闯入了关于文人相轻的这一场论争中。 于是，对于沈从文这样的说法，鲁迅于同年10月《文学》月刊第5卷第4号上发表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作了辩驳。他认为，文坛相骂自有是非曲直，读者也并不全是混沌，有些事有自己的判断的。相骂者也并不都成为丑角——昔者古典主义者和罗曼主义者相骂，甚而至于相打，他们并不都成为丑角;左拉遭了剧烈的文字和图画的嘲骂，终于不成为丑角;连生前身败名裂的王尔德，现在也不算是丑角。鲁迅还认为，沈的这种观点跟林的文人相轻论一样，都是混淆黑白，抹杀是非鲁迅，使文坛没有了生人气。至于私骂，鲁迅认为: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明白的说出你究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至于文坛可怜，鲁迅则认为:中国的作品‘可怜’得很，诚然，但这不只是文坛可怜，也是时代可怜，而且这可怜中，连‘看热闹’的读者和论客都在内。凡有可怜的作品，正是代表了可怜的时代。此外，鲁迅还强调指出: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鲁迅是论争高手，此番辩驳不可谓不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