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中国第一批个体户

80年代中国第一批个体户 那年，刘桂仙47岁，是5个孩子的母亲，她无忧无虑，为人老实。合众国际社的记者龙布乐在1980年的秋天采访了她。他写到“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而刘桂仙——一个担心儿子未来职业的母亲——在这年的10月刚开张了她的“悦宾饭馆”，她的饭馆是20多年来北京第一个私人经营的饭馆。开始的时候，这个饭馆的条件还比较差，只有一间房子，三张桌子，这间31平方米的房子还是原来家庭的堂屋。 刘桂仙开办这个饭馆花了1100元人民币。她的丈夫向人借了100元，她则用掉了500元的积蓄，银行贷款给了她500元，作为经营费用。对于刘桂仙来讲，一个巨大的障碍是要通过一些政府官僚的迷宫，她说:“开始我们对该不该申请营业执照拿不定主意。”但是，一位在政府工作的老朋友劝她去申请。刘桂仙花了6个月的时间通过了政府拖拉的公事程序，她的店终于在10月7日开业了。 刘桂仙是因为两个待业已经2年的儿子才决定自己开饭馆的。多年以后，在被问起为什么开饭馆的时候，她这么说:“嗨，就图把几个孩子拉扯大，让他们吃上饭。” 根据合众国际社记者1980年的记载，刘桂仙用着中国北方传统的魅力接待顾客，这家翠花胡同里的饭店被粉刷一新，饭桌上铺着新的塑料布，地板是水泥的，整个屋子闪耀着霓虹灯。但是合众社记者去的那天，电冰箱还未运到。刘桂仙对记者说，总有一天她能在天花板上装上电扇，用椅子取代木凳，桌上换上新的台布。 刘桂仙能烹调70多种不同的菜，包括一些名贵菜如熊掌、燕窝之类。不过她最擅长的还是鸭类，她能用鸭子做出八种不同的菜。刘桂仙清楚记得开张第一天的原材料是用置办家什剩下的36元钱买的4只鸭子。香酥鸭、麻辣鸭、炒鸭杂„„刘桂仙头一天上的全是鸭子菜。她的老伴郭大爷至今也还记得开业那天的情景，下班回家，一进胡同全是人，这甚至让pcu/h, respectively. The five bridges, in addition to the bridge in the morning rush hour and the minjiang River Bridge in the evening rush hour, the remaining bridges including this morning or evening rush hour of two bridges, traffic out of the city were 他怀疑是不是出了什么事。进家一看他才知道原来都是来吃饭的，菜卖光了人都不肯走，挤在门口的顾客也只得站着吃，因为桌子太少。 饭馆吸引了许多顾客，开张的第一天据刘桂仙回忆是220个顾客，另外还有100人订饭，第一天打烊，她已经收到了130元。显然，饭馆的生意要比原先预计的好得多。有位日本《每日新闻》的记者前来参观悦宾饭馆，等了很长时间还眼巴巴地在店里坐着，刘桂仙只得赶紧从邻居家要了几勺面，做了打卤面。这位日本记者竟吃了两大碗。 刘桂仙的饭馆菜很便宜，据合众社记者的报道，一汤一菜只要48美分，而在当时政府办的饭馆，一般要60美分才能买到。刘桂仙后来回忆到，“自己那时候没有经营头脑”，当时记得一大盘鸭子卖6角钱，鱼香肉丝6角钱，用鸭架子做的白菜汤才卖1角8分钱。甚至原材料涨价了菜价也没变。做一桌席，开始定的是每人7元钱，鸡鸭鱼肉大虾海参什么都有。来吃饭的外国人都觉得菜过于便宜了，说那样刘桂仙就赔了，他们在国营饭店吃饭的价格要比“悦宾”高很多。 20多年以后，刘桂仙这开张的4只鸭子就会变成千万资产，她还坐上了“奥迪”，在京郊盖了座仿古的四合院。她的孩子们也分别开起两家饭馆、一家木器厂和一家古玩店。“我这辈子没白混，小饭馆养了4代人，坐上小汽车，住上四合院。”刘桂仙后来这样说。二十多年中，刘桂仙还多次被评为“先进个体工商户”，2002年又被北京市政府评为“北京市先进个体工商户”。 不过，1980年的她最担心的还是“政策”会变，自己则被当成“出头鸟”一枪打死。但到了1981年的春节，她的顾虑总算是放下了。这年的大年初一，姚依林、陈慕华两位副总理来到了刘桂仙的悦宾饭馆。刘桂仙对当时的情景记忆犹新。姚依林和陈慕华在饭馆里坐了很长时间，他们先是把小餐馆视察了一遍，边看边询问饭馆经营的情况，并鼓励刘桂仙好好干。姚依林在看了餐馆的菜单后，还建议刘桂仙别光顾着做热菜，还要弄一些可以下酒的凉菜，这样既可以满足顾客的不同需求，又可以多赚钱。他们走后，刘桂仙足足放了半小时pcu/h, respectively. The five bridges, in addition to the bridge in the morning rush hour and the minjiang River Bridge in the evening rush hour, the remaining bridges including this morning or evening rush hour of two bridges, traffic out of the city were 2麻袋的鞭炮，就在这一年，刘桂仙还在悦宾饭馆不远处又开出了一家更大的饭馆——悦仙餐馆。 刘桂仙日后还创建了洪喜木业公司，并且还成为了北京紫檀木古玩的最大收购者。她将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个体户代表载入史册。 但并不是所有的个体户都像刘桂仙这样一帆风顺，这年7月12日在上海开张的味美馆就是如此。 这年陈贵根26岁，他是70届的中学毕业生，1974年由农村病退回到上海。在4月份的时候，他向静安区工商局申请作为个体户开店经营酒菜业务，6月18日得到了批准，这是上海市个体饮食业的001号营业执照。参加筹备的除了陈贵根，还有他的二哥、嫂子和未婚妻。他们向亲戚朋友借了3000块钱，置办了电冰箱、电风扇和一些家什、餐馆用具。他们的店面是自己住的一间20平方米住房，里面很小，只能放下4张小桌子和16把椅子。7月12日，味美馆开业了，生意非常好，甚至一些外国人和华侨也来参观和用餐。据《文汇报》这年8月的报道，这家小餐馆的每月营业额可以达到3000元左右，扣除税收外，“每月获利相当可观。” 不过对这家店该怎么看，当时在上海也有不少议论。一些人认为这虽然是合法的，但是他们的收入太高，让这些人先富裕起来，“能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另外一些人则认为，要允许自找出路，但个体户的规模、范围、管理和政策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研究”。 陈贵根的二哥叫陈云根，是一家国营饭店的厨师，他是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的弟弟陈贵根的。有人质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第二职业,”静安区饮食公司的人也说，陈云根“白天像条虫，晚上像条龙”，这对国营企业职工影响不好。房管所的人也认为，把住房改为店面，应该按照营业用房的标准提高房租。税务局的人则认为，这个店的税收标准不能以个体户照顾，应该从3%提到5%，并要加征所得税。甚至静安区工pcu/h, respectively. The five bridges, in addition to the bridge in the morning rush hour and the minjiang River Bridge in the evening rush hour, the remaining bridges including this morning or evening rush hour of two bridges, traffic out of the city were 商局的人也觉得“看来有些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因为批准他们开店时，以为是一家小点心铺，卖些面条、馄饨之类，“不料他们竟大干起来”。 事实上，陈家还算得上是饭店世家。陈家是个大家庭，陈贵根有5个兄弟，3个姐姐。建国前，陈贵根的父母就在“味美馆”的所在、自家三层住宅的底楼开过“顺鸿兴面饭馆”，“顺鸿兴”顾客盈门，还为对门中国红十字医院的医生送过外卖。1958年，“顺鸿兴”公私合营，饭店关门，他的母亲去了国营饮食公司工作，父亲则开了一家烟纸店。在文化革命中，小业主“成分”的陈家被抄过家，陈贵根的哥哥陈福根还因为无人管教而成了社会上的混混，于1968年和1978年两次入狱。 在1980年10月，陈贵根和他的一些家人还被专车接到北京，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但不久，陈贵根突然被公安机关带走了。味美馆出生才3个月，就被吊销了执照。1981年4月，陈福根出狱后，味美馆又重新开张，但陈贵根此时已无心经营，急着想把营业执照退回去，陈福根便顶替陈贵根成为了新一任业主。但到了1982年底，为配合隔壁医院的改建工 味美馆”又被迫暂停营业，医院每月补贴饭店500元。无事可做的陈福根在1983年程，“ 初又因为盗窃罪被抓，这次适逢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在万体馆的公判大会上，味美馆的老板陈福根被判处无期徒刑。 陈福根在1991年时被减刑至有期徒刑18年(从1991年算起)。1997年4月，他获准假释。自他被抓走后，上海这个“001号”个体饭店味美馆一直没有开门，尽管它的身边，已先后冒出了四五家个体饮食店。1997年10月10日，味美馆17年来第三次开张。到了21世纪，上海华山路乌鲁木齐路口西侧，沿街小饭店鳞次栉比，“味美馆”置身其间，招牌斑驳，已不再引人注目。 这年鼓励个体户的新闻见于全国诸多报纸，连香港的《大公报》都说，北京个人商店受欢迎，服务态度良好市民称便。北京西城区锦什坊街的一家个体理发店的店主刘万春，甚至为了一位顾客，一直营业到晚上11点，这在以前的国营理发店是万万不可能的。刘万pcu/h, respectively. The five bridges, in addition to the bridge in the morning rush hour and the minjiang River Bridge in the evening rush hour, the remaining bridges including this morning or evening rush hour of two bridges, traffic out of the city were 春这年1个月的工资据计算是150元，相当于当时普通工厂一个3级工3个月的工资，或者相当于十三级局、处级干部1个月的工资。北京的乔天民，居然躲过了文化革命时的检查，他和他老伴的夫妻店“八里庄天义客店”居然坚持营业了20多年。现在，《人民日报》说“人们需要这样的‘夫妻客店’。”北京钱粮胡同的张素珍则把三台缝纫机抬进了本来就拥挤的卧室，办起了一家私营西服缝纫店。美联社的记者说“她在赚钱，也有点在创造中国经济史。” 北京的经济学界在这年的夏天举行了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许多学者认为，“在保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理论家们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此时在上海和辽宁等地，城镇个体经济已各有了一万多户。6月底的时候，光是沈阳、阜新和丹东等地就发了3300多张个体户执照。在福州，曾经被作为“资本主义尾巴”的个体商贩其实一直都在或明或暗地经营，现在，他们终于可以“按全市商业网点的总布局，在有关部门指定的地点，按规定的价格进行营业了。”不过，他们还需要遵守“五定”:定点、定价、定质量、定营业额和定业务范围。并且，他们还被教育要注意卫生，摆摊时不要影响交通。 现在甚至在偏远的滇南，从昆明到西双版纳，都可以见到到云南来做生意的外乡人了。这些人大多来自四川、江苏和浙江等省。这些千里迢迢来做生意的人让当地人感到很好奇。他们中做什么小生意的都有，缝鞋、卖眼镜的，甚至还有镶牙的。缝鞋的机器此时大多已是浙江生产的了，因为这些产品在浙江很便宜，据说社队企业就可以生产。浙江商人和浙江制造的产品对全国甚至国际市场的影响，要若干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还在做着小生意。不过，此时温州乐清的百万电器营销大军已经悄悄地走向了全国。 pcu/h, respectively. The five bridges, in addition to the bridge in the morning rush hour and the minjiang River Bridge in the evening rush hour, the remaining bridges including this morning or evening rush hour of two bridges, traffic out of the city were 个体户的确是为民众解决了很多民生问题，不过，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一些人就向媒体投诉说，上海外滩一带出现了一些强拉硬卖的小贩，“要求有关部门制止这种恶劣行为。” 一位上海市民陪同一位外地来沪的亲戚在外滩游玩，刚走到福州路外滩江边，一个中年人就上来从他胸前的口袋里取下了钢笔，对他们说:“同志，请给三角钱，刻个字留念。”尽管游客说不要，中年人却面孔一板，拿了钢笔就走，并且说;“那就对不起了，这个你也不要了。”游客无奈只好“字不刻了，给你一角钱。”这样方才作罢。也是在这个外滩，6分钱的《上海市交通地图》被卖到2角钱，并且总是有人会强拉硬卖地给你拍照片。外地游客甚至感慨到“想不到上海竟有如此敲诈勒索的人～” 但无论如何，个体户是越来越多了。不仅是个体户，在这一年，自由市场也越来越多了。 pcu/h, respectively. The five bridges, in addition to the bridge in the morning rush hour and the minjiang River Bridge in the evening rush hour, the remaining bridges including this morning or evening rush hour of two bridges, traffic out of the city w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