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自觉

文学的自觉 所谓“文学的自觉”～通俗一点讲～是说文学自身醒悟到、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充当某一学术的附庸～只当作政治教化的配角,而应异军突起～取得独立存在的学理地位～ 以达创作者的真情实感～升华作者自身～借以打动他人～影响他人。魏晋南北朝文学～都具有这样的特质。这种特质～作品反映出的这样的意向和认识～魏晋以前还没有～或者尚在萌动状态。汉末到魏晋～时代的动荡～社会人心的深刻变化～促使作家“人的自觉”～“文的自觉”即文学的自觉～也就随之而来。文学的自觉跟作家“人的自觉”紧密相联～二者不能分开～这一点是重要 的。 文学～文学创作～魏晋以前早有了～而且硕果累累～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文学并非独立门类～而是附属在经学、儒术等学术上。文学作品的不断出现～虽起自“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系因“缘情而发”～但未能脱离附庸地位～统治者和社会的人们将它们看成政治说教的辅助工具～以便执政者“观风俗”～“厚人伦”～从中取得借鉴～利用来调整“治人”的手段。“文学”一词～到春秋时代已经习用～孔子给门 弟子开出的功课有四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每一门都有学得很好的学生～据说共有十个人～史称“四科十哲”。其中的“文学”～不是我们今天所 说的文学～而是指古代文献即古史资料。汉代,以〈史记〉〈汉书〉为据,所谓“文学”～ 也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学～那指的也是儒家经典的学术。诗歌、散文、传纪等文学作品～在范围上包含在经史等学术里边～不是一个单独门类。因此～文学作品的涌现～总的说来还处在文学的自发阶段。文学的功用虽有娱情适性的一面～而主要是在配合政治说教上。“诗教”“书教”之类的堂皇名目～就是对文学这种配合作用的附属地位加以强调的。三代到西汉以前的漫长时期～没一本史书开辟专栏为文学活动立传。文学之事但只零星附入象<<史>〈汉〉的“儒林传”之中～〈汉书。艺文志〉虽言“艺文”～亦非称述文学～而是目录学专篇。这些情况表明～直到汉以前～文学都没有独立成一学科～只处在某种学术的附属地位而未“觉醒”。 东汉后期的政治黑暗酿成汉末社会的大动乱～导致三国鼎立而进至魏晋南北朝的分裂。时代长期的动激荡彻～引起人心思潮的深刻变化。感时伤世～愤懑不平～避害隐遁～发之于呕吟。究天人之变～穷文理之流迁～促进了风议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异常繁荣的局面～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出现的。魏曹丕《典论。论文》、晋陆机《文赋》、梁刘勰《文心雕龙》、梁钟嵘《诗品》等论著以及梁萧统《文选》和陈徐陵《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的先后问世～形成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高峰。理论从实践中产生～对实践又起着推波助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学～由其是五言 诗和辞赋创作～在对两汉文学的继承与演化过程中～也出现了高峰～内容与形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学的自觉和文学创作的个性化～成为这一巨大变化的显著特征。构成这一时期文学的自觉有三个重要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明确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第三～这是 最重要的～即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表现在《文心雕龙》、《诗品》等巨著提出和倡导的理论上～同时表现在诗文辞赋创作的实践上。文学之为文学～就是有审美特性和审美追求～离开它～不能为文学。 文学批评风气的盛行和文学创作的抒情化与个性化～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自觉精神。两种现象的出现～作为一种社会风潮和社会实践～此前还不曾有过。汉末以来～品评人物的风气日益盛行～由人及文～催生了文学批评之风的启开和发展～对文学创作也就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两晋文学～南北朝文学～无论抒发胸臆、感慨人生、反映社会现实～还是歌唱河山、倾诉爱情、体味生活乐趣以至情怀乡关之思～无不有声有色～形象鲜明～饶具个性～而能打动人心。文学已摆脱政治说教的羁绊～活生生成为一门与当时儒学、玄学、史学并立的学科～并以它独特的风采 向世人展现出崭新的面貌。文学的价值与地位～被更加看重～连统治者也认为它是“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不过～文学的自觉并不是一下完成的～它经历了一个长长的过程～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前后经过了大约三百年才完全实现。因此～魏晋南北 朝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是一个上承三代两汉～下启隋唐五代及宋元明清并有着重大发展的阶段。中国古代文学的辉煌成就～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殊贡献～是不能看轻的。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 建安以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的专著。但是～先秦的《论语》、《孟子》、《庄子》、《荀子》～两汉的《史记》、《汉书》、 《法言》、《论衡》以及解释《诗经》、《楚辞》的著作里都散存着一些有关文学的言论～这些言论或提出了一些文学批评的根本原则～或评述古代及当代的文学作品～虽然只是一些片段～对后代的文学批评却起了很大的开创、启发、引导的作用。 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东汉桓灵之世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 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他还有一篇《与吴质书》也是有关文学批评的名作。 曹丕在《论文》中首先反对自古以来的“文人相轻”的积习。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 为什么这些作家会互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的探索～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文体各有特点～一方面是作家的才华性不齐。 在论文体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各种文体所“同”的“本”是什么～他没有说明。但是他指出了文体四科互相区别的特点～也就为各体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一点～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为什么作家在文体上会“能之者编”呢?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 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的文气～是一个古人的不确切的词语～很难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从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气”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析趋势。 曹丕在《论文》里还从统治阶级立场有意识地提高文学的地位。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曹丕这篇《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 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从建安到西晋～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机《文赋》论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显然比曹丕的文体四科区分更细密～标准也有所不同了。他说:“诗缘情而绮靡”～明确地肯定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发展的方向～比曹丕“诗赋欲丽”的提法更进了一步。“赋体物而浏亮”～也是离开汉赋典重宏丽的传统而标举了魏晋小赋的新风格。“论精微而朗畅”～也反映了太康时代玄学盛行的新风气。总的来 说～陆机论文体比曹丕更重形式的轻巧绮靡～这鲜明地标志了西晋文风和建安的不同。 陆机《文赋》的序言说:“余每观才士之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利害之所由。”这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他创作《文赋》的动机和目的～主要在于探索才士创作的“用心”～“论作文利害之所由”。 在《文赋》里～陆机生动地描述了作家创作的过程。当 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产生了创作动机以后～就进入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的过程程。直到“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沉辞浮藻～联翩而来～算是作到“意”能“称物”了～这才进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阶段。“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易难”～说明选义考辞工作的复杂和曲折。“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又指出立意和选辞之间有先后主从的关系～不能本末倒臵。所谓选义考辞～正是为了作到“文”能“逮意”。从这些生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陆机的确是窥见了才士们创作上用心的甘苦。这是曹丕所没有轮到的。可惜他没有指出决定创作成败的利害关键。 除了上述创作过程的一般描述之外～他又详细地研究了立意、修辞的问题。他从积极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况下“立片言”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应该“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努力创新～反对“伤廉”、“愆义”的因陈抄袭。从消极方面～他也指出了创作中常见的“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等等的毛病。这些论述中虽不免有琐碎枝节的地方～但是他的确也了自建安(特别是曹植)以来创作中积累的一些新的经验～这也是曹丕《论文》中没有涉及的问题～很有积极意义。但是他的立意修辞总的主张是“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又说明他恰恰忽视了“建安风骨” 这个更宝贵的传统。应该说明～他所谓的“会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达内容～而不是追求内容的高尚、深刻、丰富、充实～因为求内容的高尚深刻～绝不是一个巧不巧的问题。 陆机第一个把创作过程、方法、形式、技巧的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他忽略文学的思想内容而片面地谈表现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讳言的。刘勰《文心雕龙 总术篇》说:“昔陆氏文赋～号为曲尽～然泛论纤悉～而实体未该。”《序志篇》又说:“陆赋巧而碎乱”～都相当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点。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中的形式主义倾向。 西晋末年葛洪《抱朴子 外篇》中论文章的观点～正是陆机这些观点的发挥。他努力反对正统文人以文章为末事的舆论。他认为文章以雕饰为上～近代之文优于古代。又赞美陆机的文章“犹玄圃之积玉～无非夜光”。这同样反映了西晋专重形式华美的文坛风气。 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兴盛的原因 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 文学批评到魏晋南北朝兴盛起来,有内在和外在的原因. 就文学批评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来说:第一,魏晋时代是一个文学自觉时代,作品繁富,作家众多,文体渐备,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 予以总结,故文评之风大盛.第二,南北朝是一个文学观念日益明晰,文学形式日益讲求的时代,故论文的专家和专书应运而生. 社会的外在原因 就社会的外在原因来说:第一,曹魏打破了儒家独尊的局面,思想得以解放,而文学和文学理论也就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而发展起来.第二,清谈和玄学的盛行,佛教的传播,活跃了学术气氛,提高了理想思维能力,亦有助於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第三,东汉末年品评清议的风气很盛,亦促进了品评文章的风气.第四,统治者对文学的重视亦起著重要的作用,如曹丕,昭明太子都有文学论著. 三国、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由于老庄思想的广泛流行和外来思想的影响，使儒家思想“独尊”的地位发生了动摇;文学也挣脱了经学的桎梏，获得可喜的成就。这些都为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对后世有影响的理论批评著作，如曹丕的《典论?论文》、《与吴质书》，曹植的《与杨德祖书》，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葛洪的《抱朴子》外篇等。尤其是《典论?论文》与《文赋》，对后世更发生了重大而长远的影响，在这些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理论批评方面的新问题。 ? 关于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儒家从其创始人孔子起，就是重德行而轻文章的。两汉时期，由于儒家的著作被奉为经典,轻视文学的情况相当普遍,甚至把文学斥为“雕虫篆刻”，有似“俳优博弈”。曹丕的《典论?论文》则一反这种倾向,把“文章”(主要是指诗赋、散文等文学作品)提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加以提倡，鼓励作家“不托飞驰之势”努力从事创作活动;葛洪的《抱朴子》外篇则以大胆的反传统精神，反对长期以来儒家重德行而轻文章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文章之与德行,犹十尺之与一丈,谓之余事，未之前闻。„„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抱朴子》卷三十二《尚博》)。这类观点对于文学进一步摆脱经学的影响，促进当时及以后的文学的自觉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 关于创作问题的研究比以前大大前进了一步。这最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的观点，以及他运用这一观点对当时作家的创作实际所作的批评，实际上是第一次提出了作家的气质、禀性对于作品风格的影响这一重要理论问题。葛洪则据此提出“才有清浊”(《抱朴子》卷四十《辞义》)，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的风格论，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风格的一个著名命题。2.关于创作过程的细致深入的探讨。这主要表现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又系统的文学理论著作陆机的《文赋》中。《文赋》不仅开创性地对于艺术想象及其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作了精辟而形象的论述，而且，论述了怎样使作家的艺术形象、构思得到最好的表现的问题。此外，他还第一次论述了“感兴”，即“灵感”在创作中的作用。《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在很多方面都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 ? 关于各种文体的特点、差异的研究已日益深入和细致，不像以前的文论只是停留于探讨文章的根本共同点。这以曹丕的《典论?论文》为代表。曹丕不仅第一次提出了“夫文本同而末异”的观点，而且运用这一观点对“奏议”、“书论”、“铭诔”、“诗赋”等不同文体的特点和差异，作了尝试性的区分。陆机的《文赋》也对诗、赋、碑、诔等的特点作过区分。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不仅对当时各种文体的特点作了更加精细的区分，而且还常常考察每种文体的历史源流。这些研究不仅直接影响了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的写作，而且，对后世的文体研究也发生了长远的影响。 ? 文学批评中的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曹丕《典论?论文》提出了“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的观点，反对“文人相轻”;要求文学批评应该“审己以度人”，进行“公正”的评价。曹植认识到文学批评对于创作的重要性，针对当时“诋诃文章”的风气，说:“世人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与杨德祖书》)等等，对批评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对于文学批评的发展，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 进化的文学史观开始出现。如葛洪认为文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不能停步不前。他继承了桓谭、王充等反对贵古贱今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指出两汉以来被奉为经典的儒家典籍(如《书》、《诗》等)的文辞,不及后代。这种富有胆识的见解,不仅对传统的宗经、征圣的观点是一个冲击，而且对当时文学的发展，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此外，像曹植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视(《与杨德祖书》)，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陆机《文赋》中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不仅反映了情感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已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自 此以后，“缘情”一词就成了古代文学中诗体的代名词，足见其影响之长远。 总之,在三国、两晋时期,随着文学创作的自觉，出现了文学理论批评的自觉，而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并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进一步发展。 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 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这一时期，具有独特的、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经过萌芽、开创、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并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中心在江南。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成就，南朝远远超过北朝，文学理论批评更是如此。 这一时期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及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出现了一些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理论批评著作 首先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的出现。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系统地阐述文学理论的专著,体大虑周,论析精微。刘勰不仅充分吸收了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而且，在文学理论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创新勇气和才能。作者知识渊博，精通文学，他的相当一部分关于创作理论的见解，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文心雕龙》不仅是南朝以前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的集大成的代表作;而且，在整个古代文论发展史上，也是一部最杰出、最系统、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尽管它和任何历史上的著作一样，不可避免地有其历史局限性，例如浓厚的“宗经”、“征圣”观点,以及正统文学观念给它带来的束缚等,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个历史高峰的地位。《文心雕龙》上篇关于各种文体的特点、区别，及其渊源、流变,虽然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不大,却是研究那个时代各种文章体制的重要史料。至于《文心雕龙》下篇论述文学创作的主要部分和论述批评的部分，则是全书的精华所在。它创造性地对文学创作中的各种问题，如艺术想象问题、文学创作中的主客观关系问题，作家的禀性、才能、修养及其与作品的关系问题,情感、“志气”在创作中的作用，以及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作品的风格、结构、剪裁、修辞、音律等等问题，都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并有很多经验之谈，发展并丰富了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其次，是钟嵘的《诗品》。在《诗品序》中，钟嵘对于文学创作的一些重要的问题发表了精辟的看法。如针对当时的诗风，主张诗应该“吟咏情性”，以自然真美为贵，而反对刻意追求声律造成“文多拘忌”的现象;批评诗歌创作滥于用典所造成的“殆同书抄”的现象;提倡“怨”诗;认为诗歌创作应该有“滋味”、意馀言外，倡导“文已尽而意有馀”等。另外还针对当时“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批评风尚，对前此的诗歌创作进行了品评，并论述了作家作品之间的承继关系。虽然有一些评价和观点非尽妥当，但品评中仍不乏精到的见解。对于 作家作品承继关系的研究,也为文学理论研究指示了一条新的途径。《诗品》对以后中国“诗话”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南朝的其他一些理论批评家，如沈约、范晔、萧统、萧绎、萧子显等等，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都有一些较好的或可取的见解。此外，北朝的祖莹、邢劭都对文学发表过一些见解。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更专门谈到文学问题。他主张文章原出于五经，其观点与刘勰接近;颜氏强调内容重于形式,反对当时“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胜而理伏”的形式主义倾向;在注重作品内容的同时，他承认南朝文章对音律、对偶的讲究也是一种进步。在其他篇章中，他也对当时文学风尚、南北文风的差异等，发表了看法，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见解。 这一时期产生了许多对后世文论发生长远影响的新概念 例如“风神”、“神韵”、“风韵”以至“逸韵”、“远韵”等，又如“境”、“境界”、“形似”、“神似”、“取象”、“形象”和“风骨”等。这些新概念的产生，乃是由于当时文学创作繁荣，佛教造象艺术盛行，以及思想界关于形、神关系，言、意关系的热烈争论，评品人物的社会风尚影响。这些概念在当时虽然大多并未得到详细的阐述，而且有些是出现在画论、书论之中，但它们一经出现之后,却表现了很强的生命力,逐渐被广泛地运用，并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发生了长远的影响。例如刘勰所提出的“风骨”(《文心雕龙?风骨篇》)，钟嵘所提出的“风力”(《诗品序》)，对唐代初期陈子昂标举汉魏风骨，以改革齐、梁遗风的文学主张,曾经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关于“神韵”、“神似”等，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影响，更不可忽视。 对文学的特点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这不仅表现在当时的一些重要论著如《文心雕龙》对于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所作的精到而又切中肯綮的论述和发挥中;而且，还表现在当时许许多多的其他论著中。 萧统编纂的《文选》选录了自先秦至梁七、八百年间许多作家的作品，分作38类。其中虽然选入了各种应用文体，如令、?、文、诏、表、笺、书、奏记、碑文等，说明他对文学的认识还有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萧统的选录标准是“以文为本”(《文选序》)，将经、史、子排除于《文选》之外;对于史传，只选取富有文采的论赞，要求“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反映了人们将文学与其他学术著作区别开来的一种新的努力和进步。 这一进步，也普遍反映在当时的史学著作中。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认为文学创作不同于经史之作,其特点是“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高言妙句,音韵天成”，并认为谢灵运的创作是“兴会标举”。《文选》李善注:“兴会，情兴所会也。郑玄《周礼》注曰:‘兴者，托事于物。’” 认为文学创作是“情兴所会”的产物，既应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又应“托事于物”,具备具体、形象的特点。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则认为“文章”是作者“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要“图写情兴”、“事出神思”，富有艺术想象性。这些见解，更加切合文学创作的规律和特点。“兴会”之说，后来又发展成为“兴趣”等，对后世的诗论发生了一定的影响。 对文学的特点的进一步认识，也反映在当时的所谓“文体之辩”，或关于“文学”、“文章”以及“文”、“笔”等概念的辨析和使用上。 “文学”这一概念的内容，两汉之际，本来泛指儒学。三国两晋之际，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一方面是继续以“文学”作儒学，另一方面，是文学即文章，文章即文学，互文通用。如“粲„„善属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魏志?王粲传》),“?弟璩，子贞,咸以文章显”(《魏志?王粲传》附)。到南北朝时期，“文学”和“文章”则更多地被当作同义词看待，如萧子显的《南齐书》,特立《文学传》,篇中却都称作“文章”。《梁书》的许多地方也是如此。如《刘勰传》所说“昭明太子爱文学，深爱接之”;《简文帝纪》所说的“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等。标志着“文学”的概念从泛指儒学，开始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接近于现在所说的“文学”。 “文笔”之说，始于汉代，流行于南北朝，《文心雕龙》就曾一再采用“文笔”的概念。如《风骨》篇的“固文笔之鸣凤也”，《章句》篇的“文笔之同致也”等。“文笔”是泛指诗赋、散文及各种应用文体，相当于汉代“文章”的概念。由于当时文学及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人们不断从各种文体的性质上和形式上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于是又将“文笔”一词析之为二,即“文”与“笔”。“文”、“笔”之分,较早见于颜延之的“峻得臣笔，测得臣文”(《南史?颜延之传》)。《文心雕龙》也曾反复使用“文”、“笔”，如《时序》、《序志》等篇。在《总术》篇中，刘勰还对当时的“文”、“笔”之别作过概括:“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也是持此见解的。有韵或无韵这种形式上的区分虽然并非毫无意义，却并不能真正揭示文学和其他著作之间的区别。因为文学以外的各种著作，也可以以韵文形式出现。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对“文”、“笔”的区别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认为屈原、宋玉等的辞赋之类，“谓之文”，其特点是“吟咏风谣，流连哀思”，“绮?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而“笔”则实际上是指章奏之类的应用文，所谓“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以这种观点来区分文学和其他应用文在性质上的不同，无疑是更切合文学艺术的特点的。 南北朝时期对于文学特点的认识，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大进步。先秦时期，由于社 会的和文学发展本身的原因，对各种著作的认识还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人们对文学特点的认识 还很朦胧;两汉，特别是三国、两晋时期,对文学的特点的认识已经前进了一步,但还不够深入系统; 到了南北朝时期，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则逐渐趋于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