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周濂、杨奎松等：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2)

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 周濂、杨奎松等：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2) 对我们来说最好笑，对我父亲在文革抄家的时候，抄出我父亲的情书，40年写的，他自己都忘了那个文采写的非常好，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很酸，我父亲可能是当时不好意思寄出去压在了日记当中，抄家的时候把它抄出来，我跟我哥哥两个人跑到们外大笑了一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的这一面。另外我就感觉到有一个就是父亲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心态，在积极的向潮流向组织靠拢，因为政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无法说服自己的情况下，必须要给自己塑造出一个权威的目标，没有选择性，没有必须纬度的情况下，再无助也要说服自己。开会不能参加，全体干部开会我被排除在外，心理压力很大。当我把父亲的日记念给我女儿听的时候，心想这算什么，你现在 1 要我去听无聊的报告，我才会脑子缺氧，才会脑子爆炸呢,在那个年代其实就已经意味着你被划到敌人的那一边去了。 雷颐:从大体而言，如果做一个概括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刚才大家也讲到过了在几个矛盾之中很难摆脱，第一个在国家和个人，国家的民族的富强，国家的利益和个性之间有一种复杂的阶级矛盾。第二点在学术要不要讲纯学术，国家要都面临被人侵略的时候，我不要坚持我的学术，还是我也参加救亡，参加政治救助，在政治和学问之间也是徘徊不定，有的反复纠结有的时候，人有时候为了给自己找安慰，我就在学术和政治之间。 大家都认为胡适和丁文江这两个人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这两个人但是你看他们的文章中在30年代，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时候，就从生物学，从蚂蚁，从蜜蜂来论证为了集体，为了大家，从生物学来论证，为了国家放弃自己。那么我们知道这些在原点的西方自由主义个人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者中国自由主义作为最重要的两个领导人都是觉得为了大我可以牺牲小我。所以当丁文江甚至胡适有一度他们对30年代斯大林的工业化非常的羡慕，虽觉得他很残酷，但是迅速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所以当九一八事件发生后，有一场争论——自由主义内部争论，他们批评国民党政治，批评国民党专治，中国面临亡国的局面，中国不是有一个好 2 政府，和坏政府的问题，而是中国有没有政府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丁文江设了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自我试问和困境，到了欧洲各个国家看了很多:是当一个白俄在西方享受自由，还是在斯大林残酷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虽然很残酷，但是促成了苏联的迅速工业化。最后丁文江的结论是:我宁愿在斯大林统治下当一个工程师，也不愿意流亡当白俄。到1949年中国人就会面临类似的选择:你是到海外当白俄，还是留在国内当工程师。为了国家建设，为了这个民族的富强，多数人选择了后者。 我的研究一直是在纠结之中，如果非要下一个结论的话，可以用百年孤独来形容，就是说知识分子既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后来一整知识分子，国家政权也不信任你了。而知识分子又想关心一下政治批评，又想搞学问，又想保留自己的一些个性……这些都是矛盾，所以这就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许知远:不知道如何开始了，因为五位老师基本上把我想说的话说完了，作为一个揭发者总是很痛苦的。刚才我坐着的时候看着窗外初夏的树在动，我突然想起两个月前的一个旅行，我去了仰光大学。那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树。他们热得比较早，那是一个初夏的下午，我在学校乱逛，看到到处都是烧烤散发的炊烟。我就去问一些在卖烧烤的人，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这个大学已经被关了20年了，等于我行 3 走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废墟之上。当1988年仰光革命之后，军政府就强迫关了仰光大学，我关了这个大学就没有人跟我作对了。而现在仰光又充满了新的生命力了，很多造反的大学生都坐牢，现在都已经回来了。这些学生大部分在一个小楼里面，我在那里碰到很多那时的年轻人，他们三十六七岁，甚至更年轻，他们坐了4年牢，5年牢，这让我非常的感慨。之所以提到仰光大学，就是因为此刻在北大，清华，我们也走在自己的精神废墟之上。杨奎松书里面提到包括潘光旦等清华大学校友们想建立一个具有真正的自由教育精神的清华的时候，潘光旦非常心痛的说，如果大家丧失了自由教育，那就只能变成一个残疾的人，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当然很可能被改造成各种需要的工具，被工具化。我觉得此刻可能清华也好，北大也好，都是仍然处于这样一个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只不过在上学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忘记了这种精神废墟， 想起多年前读过的一本波兰诗人写的一本书叫《被静止的心灵》。为什么我们开始那么热衷于斯大林的模式，为什么轻易地放弃掉自己,这本里面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来解释这个问题，诗人觉得似乎整个30年代、40年代的思潮，像麻醉剂一样、像一种药丸，让人们所有的困扰和忧虑都消失了。这种现象的背后，其实是人对于寻找对世界的简单的解决的强烈的渴望。这个渴望让我想起当年在19世纪 4 末，一位学者写希腊文明的时候里面提到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基督教必然会征服全世界，因为基督教把对人类的生活提供更简单的解决方案交给了上帝。所有关于政治、社会、现实的困扰，将会由信仰而获得了一种解决。这种简单化的优势始终在21世纪、在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中国面临着所谓各种运动的剧烈摧残，所以这种“简单化的渴望”就变得更强烈。因此我想可能提到1949年的这一代知识分子他们面临的变化，我们很难理解在20年代开始的那一场所谓“简单化的运动”中，为什么当时各种主义会占据了巨大的上风。因为中国当时面临这么多的困扰，突然有一种学说可以给你提供解决方案，它既战胜了欺压者，同时又给你提供一种凝聚力，所以它的这种诱惑是强烈的。当时在2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内心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挣扎，有的人投身国民党，有的人投身共产党，有的人在文章里说:我很难确信某一样东西，我必须相信我自己。 关于大众，我觉得人内心都是追求强烈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能属于某种群体。当你获得了归属之后，坦白说可以回避自己带来的压力，和困境的可能性，因为逃避自由是永恒的主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面，我们看到市场给我们带来的改变。而市场少许的扩大，自由度的稍微增强，也让我看到在新的精神上的国有化也开始了。现在这么多人去涌入去考公务员， 5 希望成为庞大系统的一部分，害怕逃离系统，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危机。如何去寻找所有这些事情内在的连续性，包括我们独特的，和我们提到的俄国的经验，以及关于当年缅甸知识分子他们的经历，包括刚才谈到的东欧的经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有很多类似的地方的。我们怎么去探讨中国的经验在世界范围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差异是什么,都变成我们此刻非常重要的难题，这个难题会给我们提供一个巨大的挑战，和满足的东西。我相信只有在这种对精神世界探讨之中我们才能够真正地获得自我精神生活的意义，谢谢～ 【观众提问】: 问题一:造成当今“专家”成为了“砖家”，“教授”成为了“叫兽”的知识分子污名化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雷颐:我觉得由于现在自媒体，或者是说它的发达，使得各种各样的人无论你的身份是什么、教授或者副教授，研究员副研究员都可以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对公共事务表示你的关怀——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地我们应该更谨慎对待自己有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这种。以前公共分子没有一个表达的空间，现在突然之间有一个表达的空间。在表达的过程中，有的人水平高，有的人水平低，有的人很荒诞，有的人很精辟，这个是教授，有的是专家……现在整个舆论环境就是这样。尤其是我再多说一句，为什么 6 在很多地方推特在其他的环节中往往是社交的平台，而在中国的环境中的微博则往往聚焦于公共事务的。这是因为你的那些所谓的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报纸，纸质媒体，不具备这种功能。原来在其他的封闭的环境中微博的功能是以社交为主的，社交嘛当然了也会带来什么“摇一摇”啊之类的，这是另外一码事了。现在是不是说这个功能纯粹变成“摇一摇”呢,关于“摇一摇”人民日报说这个也有问题，很多嫖妓都是在这里面。可是如果我们的电视台，报纸能够呈现各种不同的观念，各种不同的观点得以在这些媒体上公开讨论，进行理性地辩论，那么在那个上面大家会的发言会理性得多。当那种条件不具备的时候，微博就成为公共讨论的特殊载体。在中国已经得到论证的是:如果想要真正的论战越来越理性、越来越多，我觉得应该让那些媒体，传统的媒体，自媒体、电视台有不同的观点，让理性的探讨拥有足够的空间。在这中理性讨论的过程中，大家学会了怎么样讨论，怎么样尊重不同观点，当你没有这个社交微博，动不动就骂你一句，这样子在某种程度是无话的环境。最近我就觉得这是个事情。我们经历过“文革”，在“文革”里两派武斗是怎么形成的,开始都是两个单位的辩论，后来就有一个单位上去，不许你发言，开始拳打脚踢，就开始拿棍棒。最近有一些人对与自己不同观点采取抨击，或者现场随便打断、不许你说话，这个要好好断定的。只有营造一个合理公平的公共交流空 7 间，才能使大家更理性，使得专家成为真正的专家，使得教授不成为野兽的教授。 杨奎松: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说法，因为我听他这个问题，这个“砖”家，教授这个问题，当然这个污名化的原因是什么，这个我不是太明白，但是我想，我们现在整个的言论空间，特别是只有140个字的小小的微博的空间，你要想通过它把道理讲清楚是很难的。这里面特别注意的是，我们是一个革命国家，或者说我们是一个革命后国家，革命国家和革命后的国家会有一个相当强大的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就是敌过观念，把一切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当成敌人的声音，当成敌人的意见。那么这个可能是为什么我们所谓的专家居然就成了拍板砖的砖家，教授就成了吼叫的“叫兽”。大家干脆直接粗口就上来了。所以在我们整个的交流当中，我们在各种各样意见分歧当中，我觉得应该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成为那样的一个革命者，谢谢～ 问题二:既然我们开始了周濂、杨奎松等: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及其现代命运(2)解了历史局限性中知识分子在49年之后的境遇和困惑，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做出既保持自律性又相对合理的选择，同时不为保证政治和市场的强权所淹没，我们的底线到底在哪里, 杨念群: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自己的看法是:如果你要扮演知识分子你要保持多样的选择和多样的状态。其实我自 8 己的感觉就是说在现在这个社会里，包括我刚才的状态里面，知识分子保持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那种独立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在你的选择过程中可能有不同的这样一种取向，你可以去当“国师”，很多人做学问在某种意义上并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当你在当“国师”或者进入政府部门的时候，应该采取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你自己在心里面，你自己有一个保持你自己对国家或者说对文化对传统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以这个为基础的话，你进入到一个所谓的政府部门的时候，那你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保持一种底线，这是一种选择。 还有一种选择，是以学术本身为职业。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是很多人在做的选择。其实我觉得在历史上很多的类似的例子，有时候学术这个东西，其实本身这个是无用至用，很多人觉得学术是一定要转化成一种非常实用的东西，好像只有这样的一种层面的东西才能发生作用。其实在我看来，很多(学术)的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种本身的姿态，一种身份，一种立场，它影响到你本人整个的气质和状态。比如说历史，我在上课的时候，很多人问历史有什么用。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难以回答的。历史有什么用，我的回答就是，历史最大的用处就是他的无用之用。他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很多人去读史，去从中国的历史中得到一些智慧和启发的话，大多数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就会使整体的素质达到一种水准，整体 9 的气质就会有所提高。 第三种人是出入于所谓政界和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是非常难以把握的，自己具备相当的主见和主体性，把他的思想通过某种方式或渠道来渗透到整个的政治中，去改造这个政治结构。那么在历史上有这种人，包括民国以来这种人也非常的多，在晚清我们也可以看的到。但是现在的人物在现在的状态下是非常难以做到的，他具备这样一种非常超强的定力，和他本身的一种能力，同时他又会在跟政治周旋的过程中保持一种基本的界限。第三种是最难达到的境界，我想这个恐怕也是我们大多数人希望达到的一种境界。所以简单的说，我觉得这三种都是一种选择，可以根据你自己的能力，根据你自己的立场，根据你自己本身的修养的程度来选择。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多元选择中的一种吧。 百度搜索“就爱阅读”,专业资料,生活学习,尽在就爱阅读网92to.com,您的在线图书馆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