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势力为何猖獗论文

日本右翼势力为何猖獗论文 日本右翼势力为何猖獗 正文部分: 一、日本右翼势力的特点 、从政治思想上看,日本右翼势力鼓吹“皇国史观”、“种族优秀论”,鼓1 吹复活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希望恢复历史上专制暴虐、侵略邻国的时代,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主义,主张通过侵略、征服来确立日本的国际地位。日本右翼势力反对现行和平宪法,修改《自卫队法》,大力发展其军事力量,以军事大国的实力参与国际事务. 2、从与政界的关系来看,日本右翼势力与日本政界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996年以来的日本历届首相,无一不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小泉纯一郎也不例外,他是右翼势力的代言人,已两次参拜靖国神社。 3、从对华关系上看,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把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说成是“为了解放白人殖民地”,鼓吹“自由主义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要求改变“自虐的东京审判史观”。在我国领土钓鱼岛上树立灯塔和神社,涂写反华标语,在大阪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会议。在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删除了有关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史实。这些都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 4、街头右翼分子与学术右翼分子遥相呼应。街头右翼分子,经常上街游行示威,呼喊口号,制造噪音,大搞暴力活动,扰乱治安秩序。学术右翼分子,指活跃在文化、教育、思想各界的右翼分子。自80年代以来,一批学术右翼分子纷纷删改历史、著书立说,其代表人物有:田中正明、板仓由明、铃木明和阿罗健一等人,他们相继抛出了《南京大屠杀虚构论》、《“南京大屠杀”之幻想》、《虚构的南京大屠杀证据》等。这些右翼学术分子往往以文化活动与学术研究为幌子,给街头右翼分子或明或暗的支持。 二、日本右翼势力猖獗的原因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的复兴，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因素;既有国内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也有其国际背景。 1、战后美国对日本右翼势力的庇护。战后初期，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危及美国的安全，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和管制的美国对日本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整肃措施”，右翼团体一度被解散，右翼势力大大削弱。然而，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战略需要，对日本采取两面政策，在打击限制的同时，又部分保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这为后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复兴埋下了“伏笔”。比如在对战犯的处置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判决，既不完全，又不彻底，许多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天皇裕仁是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 决策者，理应受到惩罚，但美国不仅没有惩罚天皇，还保留了日本天皇制。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8月，在美国的支持下，吉田茂政府先后为18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让他们重返政坛，窃据要职。到1958年4月，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日本战犯最后都得到了赦免。政治上，美国将投降后的日本政府原封不动地搬过来，变为美国占领军的政策执行机构，军国主义的政治体制、机构得以保留。这是右翼势力复活的组织基础。军事上，随着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和重新武装日本的意图逐步明朗化，残存的军国主义势力变换手法得以保存和发展。参加过侵略战争的旧军人和现役军人被允许加入警察预备队(后相继更名为保安队、自卫队)。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颠倒是非，在1951年9月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间接否认日本1941年12月7日以前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日本右翼势力则乘机利用舆论工具公开掩饰、否认和美化日本对外侵略的罪行。可以说，冷战为日本不认真清算自己过去的侵略战争罪行，为日本右翼势力的继续存在、发展提供了条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出于霸权战略考虑，继续纵容日本右翼势力的大国化诉求。美国的霸权战略在亚洲的需求与日本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相吻合，从外部刺激了日本保守势力及其军国主义的抬头。 2、冷战结束后，极端民族主义占据了日本社会思潮的中心地位，导致日本政治右倾化与整体保守化。日本民族主义在近代曾恶性膨胀，二战之后有所收敛，20世纪80年代再度抬头。冷战后，日本急于凭借其经济实力参与主导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谋求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地位为特征的“外向型民族主义” 持续上扬。日本民族主义的诉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将联合国作为提高其国际地位的重要舞台，力争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二是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强调日美安全合作，借助美国的支持和保护来实现自己的大国目标与安全利益;三是加强防卫力量，争取成为军事大国，并借“反恐” 和“维和”之机，向海外派兵，以显示日本军事存在，扩大日本在国际上的影响。但是，日本雄心 勃勃的大国梦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制约: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使日本经济遭到结构性重创;日本总体经济在接近“零增长”的状态中长期徘徊;长期形成的自民党、财界、官僚机构“三位一体” 的政治体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引起国民的强烈不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对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并承担战争罪责感到愤慨;日本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遭到了许多国家与民众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民中普遍存在着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客观上促使以往持不同政见的人走到了一起，也激发了其对强权政治的渴望。因此，原本限于政治思潮范围的民族主义，很快蔓延并成为有广泛影响的社会思潮。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民族主义，在冷战后很快导致了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和整体保守化。日本右翼学者中西辉政认为，“在日本面对战后严重危机的今天，只有保守政党能以国家大局为重。今天的日本必须以传统的保守观念为国家的基本信念才能渡过危机。”与此同时，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政治家相继退出政治舞台，而标榜民族主义理想的石原慎太郎、登过钓鱼岛的西村真悟等极右翼人物却残留下来。以一些政坛显要为代表的日本新生代政治家，将修改“和平宪法”、重新解释“集体自卫权”、制定“有事法制”、向海外派兵和在“终战纪念日” 参拜靖国神社等，作为主要施政目标，追求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的心情更为迫切，从而成为日本政治家保守派的核心力量。而与右翼政治力量上升形成对比的是旧革新势力的衰落。冷战时期曾与自民党长期抗衡的社会党在改为社民党后实力逐渐衰弱，国会中只有势单力薄的共产党持反对意见，但终究难以扭转大局。1993年8月上台的细川联合政府，虽然结束了自民党长期执政的“1955年体制”，代之以自民党与其他政党的联合执政，但由于这时原来政党中的革新势力和中间势力放弃过去坚持的政治原则，转而承认保守党的政治主张，加入保守党阵营，保守政治力量在国会中处于从未有过的优势地位，从而出现日本政治的整体保守化局面。其结果，正如日本龙谷大学卓南生教授所指出，“细川联合政府之成立，与其说是给日本政坛带来新的气息，不如说是标志着日本政治朝着‘总保守化’(也可称之为总自民党化)时代迈进的一大里程碑”。日本政治的右倾化，极大地助长了国内右翼势力的发展。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与在日本社会蔓延的民族主义思潮遥相呼应，最后导致执政者、媒体和民众全被卷入其中的“全体主义”形态，从而为日本右翼势力的迅速发展提供了温床。 3、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采取了纵容、放任甚至支持的态度。日本右翼势力历来与政界有着深厚的联系。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几乎历届政府都与右翼势力有着密切的联系，其内政外交在不同程度上也迎合了右翼势力的要求。首先是桥本龙太郎，桥本上台之前是日本遗族会的会长，上任后参拜了靖国神社。 第二个是小渊惠三，他也曾担任过日本遗族会的会长，上台后大力推进战后总决算路线，向日本宪法挑战。他任职期间，通过了日本历届政府想做而没做到的《国旗国歌法案》。森喜郎上台后，鼓吹天皇神国论，对过去的战争没有丝毫反省之意。小泉纯一郎自2001年上台以来，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批评，执意一再参拜靖国神社，推动日本走政治军事大国道路，客观上助长了右翼政治势力的气焰。日本政府对右翼势力的纵容与支持，突出表现在教科书问题上。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国内企图恢复军国主义教育的思潮开始抬头，一些右翼势力攻击由正直学者所编写的反映日本侵略战争史实的教科书，并炮制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教 科书。而掌管教科书内容审查大权的日本文部省往往迎合右翼势力，在审查过程中以否认战争的侵略性为其审查的导向。例如，1982年，日本文部省对送审的高中历史教科书进行修改，把描述日本侵略历史的部分予以淡化或删改。1986年，文部省把右翼团体“保卫日本国民会议” 炮制的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审定为“合格”。这两次教科书事件，当然遭到日本有识之士、特别是亚洲国家的强烈反对，右翼势力因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冷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的活动愈演愈烈，改写历史教科书被当作一个重要突破口。1997年初，一些右翼文人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开始炮制以反动历史观为基准的教科书，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日本的历史教育。该“编撰会”撰写的2006年度版本，在审查过程中虽迫于舆论压力做了一些修改，但其歪曲篡改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基调并没有改变。而就是这样一本歪曲历史的中学教科书，于2005年4月竟又一次被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合格”，这不能不引起世人的严重关切。由此可见，日本右翼势力兴风作浪，一再制造教科书事件，日本政府有不容推卸的责任。 4、日本财团不仅为右翼势力提供经济支持，而且直接参与右翼组织的活动。在侵略亚洲邻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财阀曾是军国主义发动战争的助推器。但这些财阀在战后没有被整肃，大部分保留了其经济实力，他们成了右翼组织的经济后援，并借用这些右翼组织捞取政治资本和经济利益。冷战后，日本经济的持续低迷，并未使日本经济界对其僵化体制和保守思维进行革新与反省，反倒使保守势力得到强化和膨胀。日本大财团并不满足于幕后操纵，它们往往从后台走向前台，直接参与右翼组织的活动。一些公司本身就是右翼组织。如日本大企业华歌尔公司的董事长家本幸一就是右翼团体“日本会议” 的会长，而“日本会议” 的分会“大阪会议”的核心成员，也是来自大阪有名的企业。一些大财团首脑还频繁抛头露面，发表极右主张。日本经济界的右翼人土主张以拥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债券为筹码，说服美国给予日本更多的防卫自主权，利用日 美安保体制，“借船出海”;或要求对本国和美国政府施压，主张抛弃日美安保体制，“独船出海”。这两派虽在具体方式上有所区别，但都对日本扩充军力、加速走向“政治大国”、“军事大国” 起着重要推动作用。 5、右翼势力猖獗的文化根源。右翼势力之所以在日本具有持久而顽强的生命力，这与日本的文化特性有很大的关系。他们既拥有自己是“神佑民族” 的优越感，又有一种对强者温顺依附的自卑感。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后，面对同属亚洲而落伍的中国，在潜意识里对中国人一直有一种优越感，而对于强大的欧美国家在骨子里却有一种自卑心理。民族的优越感使日本对落后于自己的中国及亚洲国家一直采取鄙视的态度，进而对亚洲发动了疯狂的侵略战争;当它被 打败后，宁肯承认是被美国打败，却不承认同时也是被中国所打败。抱着民族优越感的日本右翼分子对中日之间的这段历史一直不肯实事求是地看待。此外，日本推崇的武土道精神，把忠心克己、勇敢以及为天皇或主人随时牺牲视为最高名誉，但“其道德就独缺仁义、慈爱和对人尊重。与西方中世纪武士伸张正义、博爱他人的精神大异其趣”。这种尚武、愚忠、丧失仁爱的武土道精神使一些日本人极易崇尚军国主义，对统治者盲目效忠，而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缺乏应有的尊重。日本民族文化中的这些负面特性正是日本右翼势力滋生、成长的文化土壤。 三、中日关系的现状及发展 中日原本希望建立的“战略互惠”关系，以及中日韩共同推动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努力，经历“钓鱼岛事件”后无疑受到严重影响。时至今日，中日力量对比已经发生重大变化，加之美国因素在中日关系上的双重影响，中日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概率很低。然而，中日两国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却不容忽略，这主要表现在“历史问题”的长期影响、双方对于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以及海上领土和海洋权益争端。以上三个基本矛盾，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势下，凸现的形态和影响程度会有所区别，但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却将产生持续的影响作用。 目前看来，双方海上领土主权争端明显上升，这种矛盾不仅具有政治博弈和经济利益驱动的背景，而且很容易诱发军事冲突，是两国关系中危险性最大，同时也最不易控制的矛盾。时下中日关系走入困境，源于上述矛盾的激化的结果，而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也将取决于双方解决这一矛盾的立场、态度和方式。中日在经历了“钓鱼岛事件”后，能否清醒的看到影响两国关系的主要矛盾已经起了变化的客观情势，能否理智的寻求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海上领土主权争端的可行办法，并对今后仍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甚至军事冲突预有应对之策，实在是非常要紧的事情。这个问题倘若能妥善解决，中日关系就有望 走出困境，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反之则必然会逐步走向对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