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与葛吉夫在一起》.doc

8《与葛吉夫在一起》.doc 《与葛吉夫在一起》 1 / 12 《与葛吉夫在一起》----简介 Thomas de Hartmann著 依据美国Penguin Books出版社1972年第二版翻译 简介 本书记述了俄罗斯作曲家Thomas de Hartmann及其夫人多年来跟随葛吉夫的故事。葛吉夫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在欧洲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但在某些圈子里他早已是传奇人物。很多人都被葛吉夫那旨在 “捣毁现有价值观” 并致力于密集自我觉察的学说所深深吸引。Hartmann夫妇于1917年在俄罗斯邂逅葛吉夫，并一路跟随他穿越高加索地区从彼德格勒来到巴黎。途中他们经历了战争和革命，匮乏与疾病，但对于葛吉夫教导的执著却从未动摇。在Hartmann去世后，他的夫人完成了书稿，用他们夫妇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做一个葛吉夫的弟子到底意味着什么。 引言 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记录我跟葛吉夫先生在一起的时光，在1917年至1929年间的那段日子里,我不仅是经常见到他，而且日日夜夜不离左右。尽管从那以后我再也未曾见过他，但他一直都是我的导师。 我曾经难以下笔，怕我撰写的内容太过个人化。但现在我必须动笔，因为早期跟随葛吉夫的学生迄今已所剩无几，而且，与葛吉夫相关的记录，哪怕是再简短的片断，都有着巨大的价值。 也许有些人根本无法理解我撰写此书的原因，但这没有关系。如果我现在不将那些记忆诉诸文字，它们将会永久地消失。 对于那些还不了解葛吉夫的读者，我在本书中将尽可能地将葛吉夫当年的形象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 行文至此，一个难题就摆在眼前:到底我该如何达成这个目标呢,葛吉夫在不同情况下现出来的行为是如此不同，他如何表现取决于他面对的人，这个人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以及当时葛吉夫想触碰的这个人的哪个侧面。葛吉夫看起来是如此的多变，但真相不是这样的。他是一成不变的，变化的只是他刻意给人创造出来的印象。 可能是出于他高层的使命，葛吉夫希望带给普罗大众一些他们一直以来未曾觉察到的东西。 我们只能够从他的工作中去了解他是如何完成使命的，对此我在后面会有详述。我想强调的是，在葛吉夫这种对待他人的“神圣行为”里，一直沿袭着同样的工作方法，从我1917年认识他起就就未曾改变过，尽管外在形式不尽相同。 我到底该如何来描述他呢, 看起来最好的方法不是去描写他本人，而是去讲述他与我们在一起的工作。只有通过描述我们和他在一起的经验，来让大家了解葛吉夫的工作以及他的工作与人的关系。这也是我撰写本书的目的。 回顾与葛吉夫在一起的时光，他的言传身教逐渐浮现在脑海里。将这些记忆的片断像拼图一样组合起来，我经常会有新的领悟，对他的理论也更加明了，直到最后，一幅完整的辉煌画面就呈现了出来。 葛吉夫的理论，对于那些不加以实践的人来说，就好像耶稣说的“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死的” (Faith without work is dead)。我认为“信仰”在这里意味着理性的行为而不是盲目的接受。而“行动”一词也并不是我们认为的一般意义上的“做正确的事”，它意味着积极地，发展地和有创造性地从事与这些理论相关的工作。与葛吉夫在一起，一切都是活生生的和积极的，他的理论无法与生活隔绝开来。 葛吉夫本人就是生命,就是进化的体现。他就是他的工作。对我来说他与弟子一起的工作就是他的理论的生动体现。 经过了这么多年我才开始能够将工作作为一个整体去理解其涵义，才开始了解葛吉夫花费了多大的气力来将一种全新的理解和生活方式带进我们的生命中。 我的诠释是对是错，我不知道，别人也无从知晓，只有达到葛吉夫这样高度的人才能够真正而彻底地了解工作的涵义 。 《与葛吉夫在一起》 2 / 12 葛吉夫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只要我们能够记得他的这句名言，他与我们的工作就会继续下去，这句话就是“记得你为什么来到这里。” 译者注:“工作”(Work)是葛吉夫传承里重要的词汇，指的是个人及团体为了达到清醒或记得自己的目的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努力。 第一章 在本书的开始，我将对遇到葛吉夫之前的生活做一个回顾。 我是一个作曲家。音乐好像是上帝给与的天赋，我必须不断发展和运用这种天赋。在遇到葛吉夫之前我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我的创造性工作中，必需一种东西，它是一种更伟大更高等的东西，但我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只有具有了这种“东西”我的创作才能够继续，我才能创作出问心无愧，真正满意的作品来。贝多芬的这句话时常在我耳边回响:“音乐与哲学和科学相比，是一种更高层的展现。”我在创作时还经常会想起俄罗斯神话故事中的精彩语句:“前进----向未知的地带，收获----那未知的成果;前路漫漫，不知通途;英雄孤身一人，不知所从;他必须寻求高等力量的指引和帮助„„” 所以我的生活也是一种探寻。 我不想赘述早年的探寻经验，只想说我接触到了一些方法，也遇到了一些特别的人，但他们都不是我所要追寻的。但通过他们中的一个人，我认识了A.A.Zaharoff，并通过Zaharoff认识了葛吉夫。 Zaharoff是一个非常乐观和有教养的人，他最终成为了我们的朋友。他是一名数学家。我们的谈话总是围绕着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探寻。1916年，在一战期间，Zaharoff来到Tzarskoye Selo，那时我是一名预备役军官。在1916年秋天，Zaharoff告诉我他遇到了一位老师，一位真正的老师，但他没告诉我那位老师的名字和遇见那位老师的经过。 有一天，在我送Zaharoff去车站的途中，他开始谈论之前提过的老师，说他的教学可能就是我们所探寻的答案。“最关键的是”，他说，“我们并不具有一个永生不灭的灵魂，但通过对自己下功夫，人可以形成一个永生的灵魂，这个新形成的灵魂身体将不再受制于那些制约肉体的律则，并将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在停顿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后，Zaharoff又补充道:“有一件事你可能会感到不解，高等的知识通常都会被无偿地传授，但这里，如果你和你太太想要加入工作的话，需要付上一笔钱。”他告诉了我那笔钱的数目，虽然不小(1000美元)，但当时我还是负担得起的。 我的寻找真正老师期望经常破灭，并且也注意到我太太没有仔细而严肃地在听Zaharoff讲话，便独自跟Zaharoff继续聊了下去。既然我太太不知道那位老师的事，我决定在亲自见到那位老师前先瞒着她。我追问过Zaharoff很多次何时能带我去见那位老师，他总是说:“我保证，时候到了会告诉你的。” 在12月中，Zaharoff告诉我如果还想见“那个人”的话，就在周日晚上六点到七点间到Palkin餐厅去。这是一家很大的餐厅，位于圣彼得堡主要大街Nevsky Prospect大街的街角，但没有一个军官会去这家餐厅。Zaharoff会在那与我碰面并带我去见葛吉夫。 我按时前往。Zaharoff最终出现了，我们开始向Nevsky Prospect大街上的Nicolaevsky Voksal火车站前进。突然，他在一所房子前停了下来，把我带到了二层的一个咖啡厅。这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咖啡厅，聚满了整天在Nevsky大街上游荡的人。如果任何熟人发现我去过那里，我都不得不离开现在的工作岗位。 我们走进咖啡厅，点了咖啡，并在那里等候。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以前在社交场合认识的S和博士和另外两个黑衣人走了过来。那两个人都是非常典型的高加索人，有着黑色的眼睛和黑色的胡须。他们衣着光鲜但却非常像高加索人„„我开始捉摸哪个人是葛吉夫。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种欣喜若狂或非常敬仰的感觉。 三个人都走过来，我们握了手。这两个人到底哪个是他呢,我的疑问很快就被一个人的眼睛打消了。那个有着特别的眼睛的人坐在靠桌子窄边的位子上，在他的右侧是S博士和另一个黑衣人，我和Zaharoff坐在左侧。一开始是一段沉重的静默。我的眼睛注意到葛吉夫的活动袖口有些脏。我寻思道，我必须讲话„„于是我费了很大劲才强迫自己说出希望葛吉夫允许我加入他的工作。 《与葛吉夫在一起》 3 / 12 葛吉夫询问我的动机，是生活过的不如意，还是有其他的特别原因。我回答说我过得很好，婚姻很幸福，有足够的钱，不用非得去赚钱养家糊口，我爱好音乐，这是我生活的中心。但是，我补充道，这些是不够的。“没有内在的成长”，我说道，“对我来说就不是生活，我太太和我都在探寻一条成长的道路。” 这时，我觉察到葛吉夫的眼睛具有不同寻常的深度和穿透性。这双眼睛如果用“漂亮”这个词来形容可能不太恰当，但我以前却是从未见过这样的眼睛和目光。 葛吉夫听完我的话告诉我以后他会回答我感兴趣的问题，“在这期间”他对S博士说，“让乌斯宾斯基告诉他我迄今为止讲过的东西，并让他读一下《瞥见真理》这个故事。” 我问葛吉夫是否需要为他的工作支付一些钱，他答道:“会有那么一天的，到时我会让你给我你全部的财产，你将会很高兴那么做的。但目前什么都不需要。” 谈话由此结束，我和Zaharoff起身离开。我过了许久都讲不出话来，直到我们到了Liteinaia街我才开始告诉Zaharoff我对会面和葛吉夫眼睛的深刻印象。“是的，”他说:“我很理解，这样的眼睛你不会再见到第二双。” 在简要记述了我和葛吉夫的第一次会面后，我想告诉你一些背后的故事:这一切当然都是葛吉夫本人策划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制造麻烦，由开始的去Palkin餐厅到后来的咖啡厅，在那里谈话过程中葛吉夫还提到“这里通常会有更多的妓女。”所有的这一切，包括这句低俗的话语看起来都不是在吸引一个新人而是让这个新人感到厌烦，即使不是这样的话，至少也是让这个人去克服遇到的阻力，专注于目标而不受任何干扰。 这次见面之后,我的生活变得跟神话故事一样。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读神话故事，并一直被里面的精神鼓舞着:前进，永不忘记真正的目标，克服艰难险阻，只要内心真正地渴望，就会获得未知力量的帮助。如果你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努力，你会赢得很多甚至都不敢想象的东西，但如果你允许自己分心或被无关紧要的东西吸引就很不幸了。 与葛吉夫在一起的愿望现在成了我生活中唯一真实的事情。曾经那么真实的生活虽然仍在继续，但显得不那么真实了。所以我要迈出第一步。 在那次见面后我需要去见乌斯宾斯基。他住在Troitskaia街，离Nevsky大街不远。我按响门铃，一个鼻子上架着眼镜的人出来开门。 这个人就是乌斯宾斯基。他曾经被征兵但因为近视而被放了回来。他马上就可以脱军装了。 一开始他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看起来十分单纯，彬彬有礼，平易近人而又睿智。为了节省时间，他马上开始给我讲解后来他写在《探索奇迹》一书中的内容。他以非常简洁而清晰的方式给我讲解了有关世界，行星和宇宙的复杂图表，这种讲解方式可以让每个对葛吉夫的这些知识真正感兴趣的人都能很好地吸收。 谈话的最后，他给了我一份打字稿，这是葛吉夫的一个学生对葛吉夫与“某个人”第一次见面的谈话所做的记录。 我一回到Tzarskoye Selo就把这份稿子给我的夫人看，他读完后说道:“这个人我一定要见见～”当我告诉她我已经见过这个人时，她对我大发雷霆。我跟她解释道，因为我们以前去见过太多类似的人，但都扫兴而归，所以这次我决定先去探个究竟，免得让她再次失望。无须多言，我太太想要面见葛吉夫的渴望压倒了一切其他的情绪，我们于是开始焦急地等待葛吉夫回到圣彼得堡，到时我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去见他了。 二月初，葛吉夫仍旧没有从莫斯科回来，而月底我就要上前线了。革命虽然进展缓慢但确是迟早的事。我们在市内的熟人都仍旧按部就班地生活着，但郊区已经开始出现骚乱。 葛吉夫终于回来了，我们被叫到乌斯宾斯基夫妇的公寓里去和葛吉夫会面。参加这次会面的人不多，葛吉夫坐在一张沙发上，大家则坐在沙发前面的椅子上，大多数人对那些后来记载在《探索奇迹》中的理论早已熟知。这次会面不是讲座，葛吉夫说的不多，但我和我太太都感觉到了一种强烈的内在探索的气氛。期间会有人不时地打破静默提出简短的问题，但态度与当时为了赶时髦而对神秘主义教学感兴趣的那些人迥然不同。对于与会的这些人来说，为心中的问题寻求答案，找到真正而有效的方法来工作自己成为了他们生活的核心部分。 下面是我太太自己对这次会面的记述: 《与葛吉夫在一起》 4 / 12 1917年二月，我们住在Tzarskoye Selo，沙皇的居住地，因为我先生被招来做预备役军官，月底就要开赴前线了。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日，我和我先生在书房做各自的事情。他递给我一份打字稿问我要不要看一下，我马上开始阅读。当我读到除了你自己之外没人能引领你上路(nobody can initiate you but yourself)这句话时我停下来对我先生说:“如果能找到这个人，我一定会去追随他。”多年来，我先生一直在寻找能帮助他更深入了解生命的人，他曾多次遇到过虚假的“帮助”，甚至更糟的情况。这次当他告诉我不但找到了这样的人而且还见到过他之后，我非但没有高兴起来，反而大发雷霆，责备他瞒着我，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的第一次争吵„„但我进一步了解这个人的渴望压倒了心中的不满。当我平静下来，我了解到，这个人即将从莫斯科回来，我先生会去见他，并且也会带上我。 会面安排在晚上八点半，地点在我素未谋面的乌斯宾斯基夫妇家中。房间不是很大，有大约15个人坐在一张土耳其式沙发前。 我们盼望已久的人还未出现。这种场面是我未曾经历过的，大家说话时那种真诚而朴实的方式令我惊讶。看起来好像是团体负责人的S博士询问大家，对于上次留给大家的问题会如何作答。那个问题是:我们在自我发展之路上遇到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大家的答案各不相同，有的说是钱，有的说是名誉，还有的说是爱，等等。 作为新人，我们坐在窗户旁边面对沙发的地方。这时一个像黑豹一样，长着东方面孔的人走了进来，他的样子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这个人走到沙发前，以东方人的方式盘腿坐了下来。他询问大家刚才谈论的话题，于是S博士向他汇报了大家谈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 当S博士提到爱时详详细细，葛吉夫打断了他，说到:“没错，是这样的，爱是人类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在那一刻我走了神，心里嘀咕:怎么还是老一套，我们必须分开，在一起就别想自我发展。 然而，葛吉夫继续说到，“但这是那一种爱呢,爱有许多种。当它是自私的爱，以自我为中心的爱或者暂时的吸引时，就会成为人类发展的障碍。它只会将人束缚起来，使他丧失自由。但如果它是希望成全彼此的真爱，那情形就不同了。当我看到一对夫妇都对这些理论感兴趣时会很高兴，因为他们能够帮助彼此。” 我几乎无法抬起头来，觉得葛吉夫正在注视着我。我确信他今天所说的这段话是特意说给我听得。我处于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但心情很愉快。接下来我们不得不离开去参加舞会。当我走进父母家里的舞厅，突然间，我非常真切地感觉有东西撞击到我的胸口。那些正在跳舞的人们看起来仿佛木偶一般。 过了几天，我有机会单独面见葛吉夫。他首先询问我那次聚会后我回到家感觉如何，我却不知如何描述我的体验。我甚至都没有觉察到那是一种特殊的体验。我于是向他讲述了我进入舞厅时奇怪的感觉。我记不太清他是说这样很好还是他觉得很高兴，只记得他很满意，并表示，只要他来圣彼得堡，我们夫妇都可以来见他。我告诉他我的先生必须上前线，我们俩很快就会离开这里。因为我希望尽可能地跟随我的先生。我还向他询问我先生是否有可能不上前线。“不可能”他答道，“当你生活在狼群中，你必须像狼一样嚎叫，但你不应被战争的疯狂所吞没，在内在，你应该尝试与这一切保持距离。” 虽然我们只见过葛吉夫两次，但我和我先生都下定决心要抓住每一次与葛吉夫见面的机会。 现在，我继续讲述我自己的故事:在不得不动身前往基辅的前几天，我们在圣彼得堡又和葛吉夫碰过一次面，随后我们便开赴前线。(注:我们在沙皇倒台前乘坐最后一班车前往彼德格勒，在基辅待了五天，完全不知道事态的进展。随后我们才知道沙皇倒台了，政权由一个临时政府接管。) 在与葛吉夫分手前，我请他给与我的军旅生涯一些建议。他对我说:“你是一个军官，所以你必须上前线。但是不要让自己被战争的狂热所吞没。记得自己„„不要忘记去记得自己。不久你就会看到革命的全面爆发，一切都会被终结。到时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待在前线就没意义了。你到时可以离开来与我会合。”停顿了一下，葛吉夫转头对旁边的S博士说到:“他需要被惑乱，一定要惑乱他，博士～”然后，葛吉夫又对我说到:“记得自己，不要忘了去记得自己。” 记得自己是葛吉夫教学的核心理念。“惑乱”则与他的另一条理念有关----即在他的教学中，信仰不是必需的，而且实际上是根本不需要的。而老师在不断指导和观察学生的同时，还会变换教学方法，让学生分心，甚至用明显的自相矛盾来惹恼他们，籍此迫使学生们自己来发现真理。这就要求学生内心要有百折不挠的强大动力，以及能够排除万难的强烈渴望。 我们直到1917年8月28日才在高加索地区的Essentuki市才再次见到葛吉夫。 《与葛吉夫在一起》 5 / 12 从2月到8月间我的经历可谓说来话长，但我追随葛吉夫的努力像一根看不见的主线，将其间所有的事件串连了起来。各种艰难的情境的确不断出现，但也正是这些事件，最终把我和我太太带到了身在高加索的葛吉夫面前。 一群叛变的士兵威胁到我的生命,于是我被送往彼德格勒,但由于彼德格勒已经成为了革命的中心，我必须想逃离这里。到高加索追随葛吉夫的渴望让我有了方向，我决定要拿到前往罗斯托夫的许可，那里靠近黑海，而且革命还没有蔓延到俄罗斯南部。在那我可以继续进行军事发明，其中的一项已经得到军方的认可。但实际上被派往这个特定的地方机会渺茫。接下来，命运或者说是巧合帮助了我，这一切就像神话故事一样。我在街上偶遇一个亲戚，他问我在彼德格勒做什么，我就把自己的故事告诉了他。由于他是掌管炮兵的Grand Duck的副 而是直奔Essentuki。我们离开官，我第二天早上就拿到了所需的文件。我们即刻动身，但是没有前往罗斯托夫, 彼德格勒的第二天早上，士兵就到我父母家去抓我了。 到这里我想再叙述一下更早一些的时候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下“记得自己”是如何救了我的命的。 我来到前线加入了我所属的团, 与团里其他士兵一起待在战壕里。一天，大概是下午四点钟，我被派去给总部送。于是我骑上马，沿着一片平缓的高地上的道路前进，这条路向前延伸到一个山谷里。没多久我就听到四周响起炮声，每三分钟一次。途中我遇到一名士兵，他告诉我是德国人把炮弹“丢进”山谷里，我接下来要走的路就是炮弹的目标。我不可能不完成任务就回去，于是我继续前行。 葛吉夫所说的“记得自己”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虽然只听他不加解释地提过一次，我以我自己的方式对它加以理解。一旦我重复这几个字并安驻在这几个字里，我就会进入一种深沉宁静的新状态。 在布满新炸开的弹坑的路上，我继续前行，自己不断重复“我记得自己”，但这并没有妨碍我看到周遭的情况。忽然我听到越来越响的炮弹呼啸声，好像是冲着我来的。炮弹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炸开，但正是因为距离太近，我和战马都没有受伤。(注:奥地利式炮弹在平地上炸开时弹片最初会向高处飞，所以弹片不会击中离炸点很近的东西。)但我的马因为受惊而跌进一条浅沟里。我跳下马，一直重复着“我记得自己”，而战马越起跑了没多远就停下来。我的内在很平静，但必须决定向哪个方向前进，下一发炮弹不到三分钟后就会落下来。有一种理论说炮弹不会重复击中同一个地方。我要俯在上一发炮弹炸开的弹坑里吗,不行。我要去抓住战马吗,如果我能抓住它，就可以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了，于是我这么做了。下一发炮弹没多久就来了，落在上一发炮弹的弹坑附近炸开。“记得自己”让我保持镇静，并在紧急关头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当我们到达Essentuki的时候,大概是晚上八点钟,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带着女仆Marforsha和两马车的行李来到一所小房子前。我们按下门铃，一个俄罗斯人前来开门，他穿着带腰带的俄式衬衫和破旧的外套，没刮胡子还满身汗味，像个民工一样。我简直认不出他就是那个一向睿智优雅的Zaharoff。 我太太从窗户望进去，看到一张摆着一些空杯子和一盏油灯的桌子(战争导致了断电)，上面没铺桌布。一些男人和女人围坐在桌旁，女人们头上都系着围巾，象农民一样。后来她告诉我这情景让她想起了高尔基小说《底层》(Underworld)中的一幕。 葛吉夫走出来，以一种非常和善的态度邀请我们进去，让他太太给我们找些东西吃，然后转过头，以一种非常甜美的声音对Zaharoff说:“Andreitch，现在去煮些茶吧。”(我后来从Zaharoff那里得知他每天都得去煮茶，这是件非常麻烦的事。这种俄式煮茶工具里放置的小块木头和煤炭很不容易烧着，必须不停地吹，离开一会儿火灭了就得重新生火。) 当每个人都喝完了地到的中国茶，葛吉夫出乎我们意料地命令道:“把桌子拿开，列队。”一秒钟的工夫，桌子就消失了，大家都在屋子中间站好队。“行进～”葛吉夫给出了口令，大家于是都开始前进，转身，跑动，做着各种练习。这持续了很长时间。当那些做练习的人累了，葛吉夫便叫他们坐下休息。 葛吉夫注意到我刚才喝茶的时候放了两块糖，于是现在跟我说:“你不能再吃甜的了，要不会得病的。”他显然指的不是糖尿病，但我喜爱的糖对于肥胖的我来说却是没什么好处。而葛吉夫的用意是通过让我改变一个很长期的习惯来制造内在的挣扎。他对于刚开始工作自己的人通常会给与这个与习惯做斗争的练习。 第二天，我和太太因旅途劳顿而起得很晚，我们就昨晚的印象讨论了很久。虽然当晚没有什么非凡的事情发生，而且我们对这一切的理解也很浅，但我们还是都能感觉到有内在工作切实地发生。 傍晚，葛吉夫带我们夫妇出去散步，我们走了很长的路到镇上去买“Kulitch”——一种蛋糕。在回来的路上，葛吉夫开始加快他的步伐，他一直加速，到最后已经小跑起来。我们努力跟随，跟着跑了很久。我们知道他在考验我们，看我们能否承受，以及如何反应。 《与葛吉夫在一起》 6 / 12 回到住所后，葛吉夫要我们大家模仿他所做的动作和鬼脸。他会突然喊“停～”，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僵住，脸上带着他正在做的鬼脸。我和我太太当时还不知道停止练习和其它类似的练习，但我们也停住了。葛吉夫要我去注意我太太如何保持脸上的表情，而不要管那表情看起来有多丑陋。 傍晚时有人开始谈论葛吉夫打算去波斯的事，还谈到他为了赚到所需的经费会去“做个碎石工人”。波斯,„„这使我陷入焦虑，我作为一名军官，怎能在战时去那个地方呢,这意味着我将成为一名叛逃者„„第二天早上，也就是我们到达Essentuki的第三天，葛吉夫宣布他当天晚上要去波斯，但没说怎么去，也没透露更多的细节。 我们排除万难前来追随葛吉夫，而现在却被焦虑、疑惑和不安所占据。我们该怎么办,其它的不说，我们也要考虑我们忠诚的女仆Marforsha，以及她的丈夫，也就是我们的勤务兵。我们吩咐他在莫斯科把我们的细软交人妥善保管，然后来Essentuki与我们会合，至少当时我们认为这是可能的。 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发现葛吉夫，他的太太和Zaharoff只是在第二天早上去高加索地区的Tuapsey。他对我们说如果我们愿意可以一同前往。我们毫不犹豫地决定跟随他，越久越好。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借用葛吉夫的话来说，去Tuapsey是第一盏“路灯”。 我们第二天坐火车去Tuapsey，隔天早上去宾馆见葛吉夫。他躺在床上，盖着一条毯子，在房间里陪伴他的有他的太太，O夫人的女儿和Zaharoff，大家都很沉默。我们坐下，也保持沉默。我们发觉当不知所措的时候，那种沉重的气氛可以把人吞没。葛吉夫当然对如何创造这种气氛很在行„„终于我再也忍不住了，开始询问他去波斯的和我们该如何跟随他。 “因为我没有钱以平常的方式去那里了”他答道，“我会去签合同靠敲碎路上的石头来赚钱。我已经跟你提过,这是最为龌龊的工作，你将无法承受。因为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女人必须去帮工人洗脚，比如说Z的脚，闻起来会是恶臭的。Lenotchka可以洗脚，但你的太太却不行。”接下来又是一段沉重的静默，这种压力持续了几乎一整天。我太太绝望了。她责备我没能以正确的方式跟葛吉夫说话，责备我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危险处境——我的军队文件是有问题的，因为我们没有在罗斯托夫停留就直接来了Essentuki。第二天她坚持待在酒店，说不跟我去见葛吉夫了。 紧张的气氛随即开始缓解，葛吉夫告诉我:“我知道你必须去罗斯托夫办理你的文件，也许你回来时我们还没有动身前往波斯。” 我和太太随即乘第一班火车赶往罗斯托夫。碰巧当地驻军的指挥官是我以前的老师，他很喜欢我。他马上命人签署了文件并多给了我两周的假期。第二天我们就回到了葛吉夫身边。 在我们不在的时候，葛吉夫买了一辆马车(叫做客货两用车)以及两匹年轻的马。傍晚时我们和葛吉夫夫妇及Zaharoff到山里去试驾。葛吉夫这时告诉我们如果愿意跟他同行，我们只能往马车上装载最为必需的物品，每人只有一个行李箱的空间，而且我们必须准备好在下周日动身。我们当时就决定跟随葛吉夫，把其余物品和佣人Marfousha留在酒店。接下来，所有的行李被堆上了马车，很快就堆到3英尺高。除了担任司机的葛吉夫之外，车上没有任何空间供其他人乘坐。 周日到了，葛吉夫告诉我们中午在一个餐厅用餐，然后向黑海之滨的索契方向进发。我们将要抄近道穿越群山而不走大路，因为盘山公路太曲折了。然后我们会在近道与公路交汇处等待葛吉夫。看到葛吉夫的太太也和我们一起走路，我太太才放心葛吉夫不会把我们“丢在半路”。我太太对葛吉夫还没有完全的信任，但她还是愿意尽可能地跟随，因为葛吉夫谈话的所有内容都深深地吸引着她。 这段近路的距离比我们预期的要长得多。爬山很费力，而且天气很炎热。我和我太太都对这样的旅途没有任何准备，而我们不适当的穿着更是给我们增加了困难。 终于，在近道与公路的交汇处，我们找到一个破旧的小旅馆。我们又累又渴，便进去喝茶。天都黑了，葛吉夫还没有到。所幸的是我们带了钱，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在这里过夜。 终于，葛吉夫到了。我们吃了些东西，准备睡觉，但葛吉夫说:“这样的夜晚棒极了，月光皎洁，还不如继续赶路。”于是我们又上路了。 这时真正的努力才开始。 葛吉夫只是说要走上一段距离，但走到哪里和走多远他却没有说明。 《与葛吉夫在一起》 7 / 12 我的脚肿起来并开始疼痛，我太太穿着高跟鞋，还没到旅馆时就已经疼得不行了。但我们决定继续前进。 我们沿途经过了许多非常美丽的地方。山路在覆盖着古老丛林的山坡上蜿蜒向下，满月挂在夜空中，我们在经过几处转弯时可以看到大海在月光下泛着波光。我们不断前行，紧跟在马车后面。 月亮开始落下。现在大概是凌晨两点钟，而我们在头天下午两点就出发了。葛吉夫终于说到:“现在我们找个地方休息吧。”但每当我们接近一个适合休息的地方，他都快马加鞭，我们不得不紧跟他的马车。又过了很久，我们来到一小块空地前，在这里有被茂盛灌木环绕的成堆石头。葛吉夫终于停下来，让我们把马的缰绳解开。我们从路边的山泉中给它们接了一桶水喝，又给自己灌了一壶水来煮茶。我们需要生火煮茶，但先要找到柴禾。一场细雨已经下了起来，我们不得不黑灯瞎火地在扎手的灌木丛中费力地寻找干燥的引火物。这绝对是一个承受力的测试。但最终火还是升起来了，茶也煮好了，我们每个人都就着一片面包喝了杯茶。而我必须喝不放糖的茶，尽管我一直喜欢喝很甜的茶。 喝完茶后葛吉夫叫我们去睡觉，可是我们该睡在哪里啊,看起来只能睡石头上。葛吉夫随后对我说:“你来守夜。”于是我整晚都睁着双眼。不过其实离天亮也不太久了。清晨，葛吉夫起来后呼唤大家:“起来啦～我们今天还要走很长的路呢。” 我们整理好打开的行李，套上马，继续赶路。我太太根本穿不上鞋子了，她的脚破了而且肿了起来。她系了几块纸板在脚上当做凉鞋，但这用不了多久，最后她只能赤脚走路。 接下来又是另一个意外:由于我彻夜未眠，葛吉夫叫我爬到车顶坐在行李堆上。天气很热，太阳很毒，彻夜未眠的我很难不打盹，但如果我合上哪怕一小会儿眼睛，我都极有可能掉下马车。这比走路时去对抗睡魔更加困难。葛吉夫当然了解这一切，他是在要求我做出额外的努力。我尝试着去付出这样的努力。我觉得最近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都像神话故事一般，我需要完成几乎不可能做到的事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但这样的情境只有在葛吉夫这样真正的老师带领的小团体中才可能出现。 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据说是波斯„„我们也就当是这样的了。 最后，葛吉夫开始同情我，叫我还是步行前进。我质地粗糙的军裤已经磨伤了我的腿，不适宜远足的鞋也弄疼了我的双脚。 中午时分我们经过一个很大的村庄，葛吉夫叫他的太太和Zaharoff拿了一个带盖的大水壶去村中的旅店买吃的，其余的人继续前行。他们不一会儿就赶上了我们，我们在一块绿树荫荫的草地上停了下来，附近还有一汪山泉。我们解开马匹,给它们一些水和食物。随后我们自己也很愉悦地喝了些山泉,坐在一块毯子上,开始享用拿大水壶盛来的食物。那是些羊肉和青豆，我们每个人都吃得很饱。 现在，葛吉夫告诉我们可以休息了。我们一躺下马上就睡着了。多美的一觉啊～在那天接下来的旅程里，我们一点都不觉得疲惫了。 当天晚上，我们在一个溪谷里的小村子附近安营扎寨，这个溪谷三面都被参天大树和茂密的灌木所包围。我们还发现了苹果树和古代Tcherkess人部落住所的遗迹。 我们马上生起了火，又找到足够的木柴好能让篝火烧一晚上，因为这附近的丛林中有狼、狐狼和熊出没。晚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闪烁的眼睛并听到他们的嚎叫。如果我们不生火，它们可以很容易地咬死我们的马匹。当天早上，我们就听说附近村里的一头牛昨夜闯进了丛林结果被狼咬死了。 喝过茶吃了些东西后，大家排好看守篝火的班。Zaharoff是第一班，除了他其他人都准备就寝了。 我们在树下打开睡垫躺在上面。多美的夜色啊～夜空中只有南边是暗的，星星从未如此明亮过。呼啸的高加索山脉，野狼和狐狼并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它们。但我们却在享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快乐。 日出前，我太太负责值守，在她之后轮到葛吉夫。我很早醒来，听到葛吉夫跟我太太打招呼的声音充满了慈祥，“早上好，亲爱的”。很显然，他希望在这样异常陌生的环境里让她感到心安。 日出时，我们整装待发。这次葛吉夫让我们都跨坐在行李上，我们开始缓慢地前进。正午时分我们到达了一个废弃的驿站。这是一间很漂亮的带马厩的农舍，花园里的树上结满了熟透的无花果。我们在这里逗留了两天，彻底地休息了一下。 《与葛吉夫在一起》 8 / 12 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几点。葛吉夫要求我们付出极大的努力，而最困难的是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此行何时终止。我们吃尽苦头，每当停下来甚至都兴奋得难以休息。但在内心我们没有任何的不情愿，因为我们真正想做的就是追随葛吉夫，其它的事情都显得无关紧要。 这种把整个人突然推进工作的方式带有明显的葛吉夫特色。我们在驿站休整期间睡得很好，甚至在午餐后可以睡个午觉，还能享用从附近农庄购买的美食和美酒。我跟随葛吉夫去了一次那个农庄，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坐在路边，他对我说“跟弟子一起工作时，我像一个车夫，如果马前进的方向向左偏了我就拉右边的缰绳，如果向右偏了就拉左边的。” 我觉得这些话很有意义也很重要，它们是葛吉夫教学的基本原则。 休息两天之后我们再次启程。道路越来越崎岖，有好几次葛吉夫叫我和Zaharoff去推车，并且从一数到四，然后再倒数回来。换句话说，他要求我们分开注意力。 我们走了一整天，却没有出发第一天时的那种疲劳。我们在开始阶段付出努力时，葛吉夫好像让我们穿越了一些内在阻力，身体方面的努力已经吓不到我们了。 天气接下来开始变化，树林里非常的湿滑，增添了另一种身体的紧张。葛吉夫说他想要赶到一个特定的地点，他姐夫的一个伐木场。最终，在深夜，我们到了那里，在可能是存放木头的小屋中过夜。第二天我们起得很早，天仍然在下雨。我们在午间到达了索契附近的一个很美的地方，这个地方位于一个山丘之上，山体在我们右侧向下倾斜，延伸进黑海。这地方让我想起嘎纳或是尼斯的风光。附近还有些带有玫瑰花园的农舍，那些玫瑰是我见过的最大朵的玫瑰。这里美得就像天堂一样。 我们路过一个小店，进去买了些面包和沙丁鱼，我们从清晨就一直饿着肚子。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葛吉夫进了那家小店，待了很久。当他终于出来后叫我们打开小店对面的一扇大木门，门后有一条路通向下面的一所房子和一间小屋，旁边的斜坡下就是黑海。显然葛吉夫已经租了那所房子。这个村子叫作Outch-Dary。我们原来已经到了„„波斯。 我觉得整个地球上可能只有葛吉夫会这么干:带领几个人去进行外人看起来根本没意义的远足，最终“没有任何结果”。但这对于参与进来并且“记得自己为什么参与”的人来说却是意义重大。 我们做了一小段关于注意力，自我观察和“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练习，葛吉夫用“发现美洲新大陆”来称呼我们内在的发现。随后葛吉夫给了我们另一项工作。 通过谈论去波斯，以及制造情绪和身体方面的磨难，葛吉夫为我们打造了一架由障碍组成的梯子，经由这架梯子，我们在内在才开始能够实现些许的做——这是一种在我们成长音阶里的做。 这就是葛吉夫经常谈到的“音阶中的音阶”。如果我们直接去寻找音阶将会很难找到。我们整个的一生可能还构不成一个完整的音阶，而只是其中一部分。我们的一生包括许多小的音阶，其中有许多mi-fa断层需要去穿越。 在完成了一个小音阶之后，我们的团体开始了一个新的音阶，我在下一章里会有详述。 而这第一次的远足只是我们一年后一次远足的小规模预演。(第一章完) 第二章 上一章说到我们在Outch-Dary村打开木门，发现自己仿佛到了天堂一般。但我们没来得及欣赏多久，葛吉夫就让我们投入了新一轮旋风般的工作。 大家把行李放入分配的房间内后，葛吉夫给了我和Zaharoff一项工作，去清理旁边的小屋。那屋子一间是马厩，另一间存放干草。我们需要把干草都移到阁楼上去。草里尽是荆棘，但我们必须要把胳膊伸进去。由于工作的强度和节奏都设定好了，我们无法顾及手臂的刮伤。日落时分，我们把所有干草都移走了。在回住处的路上，我们看到一株长满匈牙利梅子的树，这些梅子很甜而且核很容易剔出来。几天前，葛吉夫曾经就食用水果警告过我们，建议我们吃梨而不要吃梅子。我确信他指的是市场上买的水果，因为在贩运售卖过程中它们可能遭到污染。当时在这个区域有严重的伤寒疫情，而我觉得从树上掉下的果子应该是安全的。 第二天我跟葛吉夫走了10英里去买活鸡，因为没有篮子，在回来的路上我必须用双手抓着那些鸡。这是一项需要持续注意力的麻烦工作，因为总有鸡会挣脱开——然后我不得不去抓住它们。我用手抓住鸡腿，没多久就 《与葛吉夫在一起》 9 / 12 被拉了一手的鸡粪。这些就够令我难受的了，而同时，一种身体上的虚弱感又开始蔓延。我们回到住处后，葛吉夫宰了鸡并把它们腌好。我一直在旁边，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得上手的，我希望抓住一切机会跟他在一起。 夜里我开始发病，头痛欲裂，还拉痢疾。但第二天葛吉夫强制我起身继续活动，直到晚些时候，我有些复原了，葛吉夫告诉我这样做可以积存一些能量来对抗我严重的疾病。我跟他去了索契买水果，并在那里吃了午饭。在回来的路上，我躺在车里，病情继续加重。葛吉夫询问我的状况，我告诉了他我的感受，以及我在头脑中一直试图与他连接。“很好，托玛，很好”，葛吉夫听后说道。 当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第二天开始发高烧。我太太觉得必须要在附近给我找个单独的住处了。我病得如此厉害，不适合跟一群人挤一张大床在如此不舒适的环境里再住下去。那样我们尚在Tuapsey的女佣Marfousha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在一起。 我太太很幸运地找到一所属于著名医学教授Botkin的空房子。那房子就在马路对面，有茂密的玫瑰花丛，长满青苔的石阶和一条柏树遮蔽的小径。我们搬进去的时候我几乎失去知觉，但我还能够记得看到美丽的玫瑰，一直以来在我的记忆里，这美丽的天堂都与难以忍受的头痛相伴。那房子有个管理员,而且我们的女佣Marfousha很快就到了。我病得马上失去了知觉，下面的内容是我过了三周完全恢复知觉后从我太太那听说的。 第二天早上，葛吉夫来看我们，看到我病得更加厉害了，他就让我太太带Marfousha去买些食物，他自己留下来陪我。 当她们回来时看到葛吉夫坐在走廊上，脸和他的西装一样白。我太太焦急地询问发生了什么，葛吉夫答到:“现在他睡着了，我不再担心他的头了，但我们必须把他送到医院去，你们这里什么都没有，甚至找不到一只体温计。过些时候你们可以看到我这么做还有其他重要的原因。”他说他会马上动身到索契去找家医院，然后亲自送我去。 葛吉夫离开了。我清醒过来„„然后开始发疯。在神经错乱的状态下，我想要逃跑，并试图用一个装满热水的葡萄酒瓶杀死我太太。当她试图把我从床上扶起来时，我抓住她的手腕，几乎将它折断。还有一次她去隔壁房间拿东西，回来我已经从一扇矮窗里探出了半个身子，她生生地把我拖了回来。 到了傍晚，情况变得更糟，即使是Zaharoff再加上我太太、Marfousha和管理员都难以把我按在床上。我太太在绝望中不知所措，而葛吉夫一直都还没有回来。Zaharoff不停地出去到路边守望，直到午夜时分，葛吉夫才回来。当时我已经睡着了，但当葛吉夫进入房间时我立即醒了过来，以出人意料的巨大力量撞向葛吉夫，途中甚至撞翻了一张放烛台的桌子。但当他一把手放在我的头上，我就立刻平静下来，尽管没有睡着，但是很安静。 葛吉夫决定太阳一出来就把我送往索契，他会亲自驾车慢行，以避免颠簸。此外我们又雇了一辆马车来运送Marfousha和行李。 我太太和女佣收拾了行李并给我穿戴好。五点钟葛吉夫驾着马车来了，车上有一块垫子，这样我就可以全身躺在马车里。他把我背上马车，并用晾衣绳把我捆好，我的头冲着马的方向。他驾车，我太太坐在我脚边。我一动葛吉夫就会叫我“托玛，托玛”，然后把手放在我的前额上，我就立刻安静下来。但有一次我动作太大了，甚至弄断了绳索。就这样，我们缓慢地走完了到索契的22英里路程。有些路人向我扔来鲜花，以为我已经死了，因为我的嘴唇已经发紫，穿着军装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由于伤寒疫情肆虐，索契的所有医院都没有床位了。葛吉夫为我在一所军官疗养院里找到了一个房间。这时他们还不知道我患了伤寒。我们在那里凑合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医生来了，给我做了检查并告诉我太太我患了传染性极强的伤寒，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我太太不得不去寻找其他的地方，但根本找不到。直到一名医生在一所离索契几英里的郊区小医院里找到了张免费床位，我们才从绝望中解脱出来。这是一家很小的医院，我的床位在一间有四张病床的房间里。 一把我安顿好葛吉夫就离开了，剩下我太太陪着我。我被带去洗澡以降低体温，并得到了必要的治疗。 医生不允许我太太待在医院里，并询问在紧急情况下如何联络她。他坚持说医院里没有我太太待的地方，即使是坐的地方都没有，他不会让我太太待在这样一间治疗恶性传染病的医院里。但我太太的态度太坚决了，医生不得不允许她待在这里，而且还在我的床边给她放了一张小凳子。早些时候，葛吉夫曾经要我太太去他已经预订好的旅馆睡一会儿，毕竟她已经连续四个晚上没合眼了。但我太太坚持守在医院里。过了些日子，葛吉夫说从这时起，他开始对我太太另眼相看了。 《与葛吉夫在一起》 10 / 12 经过治疗，我深深地睡去。大约夜里十一点的时候，医生的助手说我的脉搏太弱，需要注射茨酮，但他打遍了电话也找不到那个医生。助手说如果拿到茨酮他可以自己给我注射，然后指着远处树丛中微弱的灯光告诉我太太，那里是所军队医院，他们肯定有茨酮。但他不能离开医院，就问我太太是否能自己去取。南方的夜是非常黑的，但我太太马上跑向那家医院。医院的人听了我太太描述，但拒绝去治疗其他医生的病人。最终在我太太近乎疯狂的说服下，他们明白这边的情况生死攸关，于是派了一名护士随我太太前往，如果有必要她会监督给我注射的过程。她去了后当然发现情况紧急必须注射，于是我得救了。 第二天早上医生来上班，我太太质问他怎么能不给助手留任何指示就离开了。他回答说，他当时认为我活不了几个小时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会允许我太太留在医院里的原因。但从此以后，我们成了朋友，他开始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们。 我太太成功地说服一个在医院疗养的病人搬到酒店去住(她已经提前付了一周的酒店房费)，这样我们在医院里就可以有个自己的房间了，我们的女佣也可以跟我们住在一起。让我搬出去很重要，因为同一病房的病人一个得了白喉，一个得了猩红热，另一个跟我一样得了伤寒。而且在战争期间，这家小医院也没什么卫生防疫措施。这里的床垫是用干草填充的，连床单都没有，几乎什么都买不到。找了半天，我太太才从一个中国小贩那里买了些丝绸，给我做了床单和枕套。我们倒是用不着毯子，因为天气很炎热。 葛吉夫，S博士和M(一个从圣彼得堡过来的学生)一起来看我。M留在房间里过夜照看我，因为葛吉夫坚持要我太太去睡觉，他已经连续看护我十三个昼夜了。 我处于半昏迷状态，不断询问是现在白天还是夜晚，现在几点了等问题，因为我根本睡不着。葛吉夫自己开了个方子并让S博士记录下来交给我太太，让她去药店购买。当我太太把药方给到药剂师时，他茫然的看着药方，说上面并没有写任何的药物，只有药片上用的糖衣。我太太让他依方拿药，她当然了解葛吉夫的用意。当她回来将药剂师的反应告诉葛吉夫时，葛吉夫哈哈大笑。 但这些药片对我确实非常有用。 我不断做噩梦，其中一个是看到红色的音符在屋里乱跑，搅扰得我心神不宁。我太太试图让我信服屋里没东西，但不管用。突然女佣Marfousha很严厉地责备我太太:“满屋的音符你怎么就是看不见呢,”我太太想道:“上帝救救我吧，现在Marfousha也疯了。”但Marfousha一手拉起围裙，一手去收集屋子中想象出来的音符。她走出屋子然后又进来，告诉我已经把所有的红色音符都扔掉了，我于是可以平静地入睡。在睡梦中，我再也没有梦到过这些音符。一个纯朴的乡下女人，几乎不识字，却比我太太更加了解问题的所在。 在精神错乱中经历分裂的状态是很有趣的体验。一方面我知道根本没有什么红色的音符，Marfousha只是装作看到它们，另一方面Marfousha的聪明举动确实让我完全安静下来。 我在那段时期的记忆就像梦境一样，只有一些片刻可以清晰地忆起。但我能够十分清楚地记得葛吉夫来看我时我有多高兴，总是让他把手放在我前额上。 不久葛吉夫就去了Tuapsey附近的一处住所，我太太被单独留在这里艰难地照顾着病重的我。 有一天我太太出去买东西回来，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声音问她“我在哪里,”从那时起，我开始好转起来。我那时异常的消瘦和虚弱，我太太在床上把我翻转过来时感觉就像在抓着一只皮包骨头的小鸡。当时很难买到营养品，我的能量恢复得很慢。每天早上加糖的茶和两块饼干已经是人间美味了。但我们都很高兴，我终于恢复了清醒的意识。 然而更多的磨难却在此时逼近: 一天我接到来自我们房产管理员的信，他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后，一切都被没收了，这是他最后一次把房产月收入汇给我们。 同时送到的还有一封来自白军机械部的信，询问我想怎样拿到酬金，我的一项发明被他们接受和采用了。太滑稽了～我收到信时白军已经不存在了，而我更不可能从布尔什维克那里拿到一分钱。 我太太和我孤零零地呆在一所乡村小医院里，身心疲惫，不知所从，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离开此地。未来会怎样,我们只有一个念头:我们迟早会回到葛吉夫身边，也就是说只要我一能够行动，我们就会前往Tuapsey。 《与葛吉夫在一起》 11 / 12 一天，我还很难自己站立起来，我太太从邮局带回消息，最后一班从索契开往Tuapsey的火车将于三天后离开，因为进入夏季铁路线经常因岩崩和雪崩被堵塞。 医生警告说我还太虚弱，一定要小心，不要这么快就开始走动。但我们还是决定去赶那最后一班火车。我太太于是去买票，想保留几个座位，让我能躺下来。但邮局的职员拒绝了她的要求，好说歹说才答应她在邮件车厢里用邮包给我当床铺，但我们必须在早上五点，赶在大众到达车站前到达那里。我们当然准时到达了车站，我被邮递员抬到了车厢里，在那我可以伸展开来。这些邮递员都是助人为乐的好人，这样的好人我们还遇见了很多。 到了Tuapsey后我们来到一间宾馆，很幸运地拿到了最后一间客房，但房间里只有一张床。能够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而床又这么干净，简直是太享受了。虽然我太太和Marfousha不得不睡在地上，但她们也已经感觉是在天堂了。 第二天我们找到了葛吉夫，他建议一旦我可以旅行了就马上去Essentuki。我们在那里有些朋友，可以找到所需的医生和药品。几天后我们踏上了去Essentuki的旅程。整个旅程就像一场噩梦一样。我们途中不得不换了两次火车。火车离开Tuaspey时我们的车厢一点都不拥挤，但到了，第一个换乘站Armavir时，前往Mineralny Vody的火车挤满了士兵，根本没有头等车厢，一切都陷入混乱。我在寻思我军官的身分可能会给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但很幸运的是，一名女兵帮助了我，她命令几名士兵起身把座位让给我这个患病的“同志”。于是我和九个人挤在一个包厢里，我太太和Marfousha不得不站在挤满旅客及行李的过道上。我们天黑后到达了Mineralny Vody，但去Essentuki的车还得等3个小时才开。我太太和Marfousha在车站的长凳上给我铺了张床，并用我太太的貂皮外套盖住我，那里的夜晚已经很凉了。当我们最终到达Essentuki时已经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又遇到了相似的问题:所有酒店都没房间了，因为所有能逃出来的人都从彼得格勒到达了这里。但我们还是在一个私人家里找到了一间客房。我在军队的假期早就结束了，官员们随时都有可能检查我的证件。这时我们才意识到葛吉夫坚持让我们去医院住有多明智。我的医疗证明上写着，我患有伤寒，现在心脏衰弱，需要6个月的休息。一年后，还是用这份证明，我得以从Essentuki的一个委员会得到复员的批准，我烧掉军服，再度成为一个平民，一名音乐家，只保留了自己的军刀。 我太太和Marfousha终于在一所房子的后花园找到了一间小屋住下，前面的房子住着房东。我们房子前面的花园里有一个空着的马厩，再往后是一所未竣工的典型高加索式二层小楼，所有的房间都朝向走廊，但这时那房子还没装门窗。这房子好像是在等待我们的到来，但其实不只是在等待我们，因为葛吉夫到达Essentuki后就在这所未竣工的房子里建立了他的人类和谐发展学院。 在经历了这些艰难岁月之后，我们开始过上了一段平静的生活。但我们一直挂念着葛吉夫和他的计划。他会去波斯，还是会待在高价加索,几周后我们收到葛吉夫的一张明信片，说他要来Essentuki，让我们给他找个住的地方。在随后的一两天里，我们又收到了他的一封信，里面附上了1000卢布。当时通货膨胀还没爆发，这也算是一大笔钱了。信上说他寄来这钱以备我们不时之需。我们深深地被他的这种体贴所感动。就在收到信当天的晚些时候，我们意外惊喜地发现葛吉夫站在了我们的门前。接下来的几个晚上，他就睡在我们狭小客厅里的沙发上。 葛吉夫很喜欢这个地方，房东在自己的房子里给了他一间大屋子住，还允许他使用厨房。几天后，葛吉夫的太太到了，随后是S博士。 我以为那些有趣的哲学谈话又会开始，但实际上却没有。我们只是每天陪同葛吉夫到Essentuki的市中心散步。他会买些葵花子，并分给我一大把，还会把瓜子皮吐到行人的面前。他没谈过一句哲学，我则耐心地走在他身旁，不知道该怎样发问。 他通常会在傍晚来看我们，有时带着S博士，最终我们的谈话变得有意思起来。有一天傍晚，葛吉夫发表了长篇大论，谈论我们语言的不精确性，我们如何无法准确地传达一个想法或哲学理念，我们彼此根本无法准确地沟通。过了一会儿，乌斯宾斯基对这个观点做了精彩的阐述，他指出我们的语言是基于联想的思维，每一个字都被赋予了各种个人的主观图像，感觉和思绪。他对于葛吉夫理论的精确传达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时期尤其令人钦佩，因为在那时葛吉夫不允许我们以任何的方式做记录。 后来在Essentuki 和Tiflis，葛吉夫才让我们记下他所说的，或让我们去完成他交给我们的写作任务，比如为学院想一个合适的名字和界定学院的目标。这是一个让人头疼的工作，它彻底地向我们证明了那天葛吉夫谈及的言语的不精确性。最有意思的是，在这段对定义漫长的搜寻过程中，我们内在的工作让我们在内心尝到了精确语言的味道。虽然我们还做不到精确，但至少我们了解到某些想法，思绪和感觉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 《与葛吉夫在一起》 12 / 12 有一天晚上，在离开我们的小房子在之前，葛吉夫随口说道:“这是我最后一晚来看你们了，我马上要跟S博士一起工作了。”天知道这些话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我认为葛吉夫要跟S博士开始一些极为重要的神秘工作，因为我在工作中资历尚浅，所以被排除在外。接下来的一整天我都无法平静，当我再也无法忍受时，我对葛吉夫表达了对于无法加入新工作的难过。“有什么可难过的，你要赶上来。”这是葛吉夫给我的回答。 在这样的情况下，葛吉夫没有戴任何面具，我可以感觉到一种跟他很深的内在连接已经建立起来，这种连接在这几年来越来越深。这不是一种催眠式的连接，因为所有葛吉夫的教学都在引导人摆脱暗示的影响。这种内在的连接(我们不妨称之为磁性连接)是无形的，它使葛吉夫成为我们最亲近的人。这时我感觉好像看到了“真正的”葛吉夫，那个让人想要永远跟他在一起的葛吉夫。这时的他与平日不同，平日的葛吉夫有时让人愉快，有时让人厌烦得想要从他身边逃开，却又因为要依靠他而工作而离不开。 我记得葛吉夫曾经说过，我们想要唤醒的灵魂是通过磁性与肉身连接在一起的。在与我们一起工作的时候，葛吉夫担当了灵魂的角色，所以我们必须与他建立这种磁性的连接。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连接，它使我们对他产生了亲近感。 一天早上，我路过Essentuki市中心的时候看到一张海报，宣传一家社交俱乐部的晚间活动，我看了很想去那里静静地坐在边上看人们跳舞。在那天晚些时候我跟葛吉夫和S博士散步的时候随口说到了我的想法。 葛吉夫回应道:“博士，你听到没,他在邀请我们今晚去那个俱乐部。什么,你还要请我们吃晚饭,那我们去吧，博士。谢谢你的邀请～” 这下可糟了。在通货膨胀时期一顿晚餐要花一大笔钱，而我们已经不再有月收入了。但我没办法只能照做了，因为我没勇气拒绝。那天晚上我带了500卢布去了那家俱乐部(早先即使是在最贵的餐厅里吃顿饭也不过2.5卢布)。那里几乎是空的，没人跳舞，只是餐厅开着。现在，我开始体验地狱了。葛吉夫像教育一个孩子一样跟我玩起来。“博士，既然他请客，那就别客气了，我们先来点伏特加和开胃菜，然后嘛„„”葛吉夫于是点个没完。我至今都可以清晰地记得他还点了橙子，因为到那时我知道我带的500卢布根本不够付帐的。但我直到饭后回到家时才鼓起勇气跟葛吉夫说我的钱已经不够花了，需要向他借。我痛苦地考虑着解决办法，最后决定给侍者些小费，让他去我家找我太太拿钱。而我太太则被这个半夜敲门的陌生人给吓得不轻。最终，钱拿来了，我付了所有的账。我们花了近1000卢布，够我和太太生活半个月的。 第二天早晨，葛吉夫来看我们，把饭钱还给了我。这又是一个极为痛苦的时刻，不为别的，因为我意识到我还不会像个成人一样行事。这一点葛吉夫曾经跟我说过很多次，但直到现在我才相信。那天早上，葛吉夫表现得跟头天晚上完全不同，不再有责备，不再开玩笑。他只是说这一切都是为我做的。 生活继续着。房东建完了花园后面的那栋房子，家具也陆续到达了。很快那房子就可以住人了。 葛吉夫也写信给他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学生，告诉他们如果想继续工作，可以到Essentuki来找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