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开户籍证明

朝前走,过光明正大的生活想要一个经得起窥视的未来当一个人的名声与经济全部沦陷时，22岁的蓝蓝选择了堕落。这在外界看来是破罐破摔，可那时的她将这个选择当作人生逆袭的机会――有钱了，就可以给妈妈买有暖气的楼房，未婚而生的女儿就可以上户口，名正言顺地上学。蓝蓝7岁时，父母离异，成绩优异的她念到初一便辍学外出打工，学过厨师，做过女工，第二次恋情让她成为了一个未婚妈妈。先是陪唱，后来发现歌厅对面的按摩师更赚钱，于是开始学按摩。后来从同行那里得知洗浴中心赚钱更多，于是，她来到了北京一家中档的洗浴中心，成为了一名“小姐”。她的目标是二十万元。很快，她攒够了这些钱，但并没有退出，也不敢大把大把地往家里汇钱，怕家人怀疑。当年年底，终于可以衣锦还乡，却不知道是哪里露出了破绽，家乡盛传着她当小姐这件事，就连比她小许多的同乡成年男孩们，看她的眼神都充满着猥亵。她决定存很多很多的钱，带着女儿和母亲，远离家乡，换一个经得起窥视的未来。而人生，总有许多拐点，在转角处，不在设计之内。2006年的一天，蓝蓝在工作的酒店门口遇到发放安全套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工作人员。她觉得这些人挺有趣，不赚钱地干着劝人注意性安全的活儿，图个啥？可是，一来二去熟悉了，对方邀请她去办公室玩。那是蓝蓝第一次见到“办公室工作”：每人一台电脑，打打字，有人在玩游戏，朝九晚五，每月两千多元钱。噢，这就是办公室生活，她想有一天要是离开洗浴中心，做这个挣点工资，也很满足。后来爱知行带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开会。会议上某学者关于性工作者与艾滋病防治的发言让她愤怒。“你讲得不对。”她站起来说。“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里面干过我怎么不知道？！”全场哗然。很快，大家发现蓝蓝身上有种异常的亲和力，能打破各种陌生，在台上可以跟学者们讨论，在台下可以跟那些小姐们迅速称姐道妹。于是，爱知行的工作人员做防艾工作时，总喜欢带着蓝蓝――有她在，各种尴尬总会被化解成家常。蓝蓝也很愿意做这些事，刚开始是好奇他们做的事，后来是觉得从他们那里可以学到各种新鲜的词汇，还可以天南海北地开会，穿正装，与人握手，“你好”“谢谢”，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自己也可以在这样的场合里游刃有余。而最终，让蓝蓝放弃“职业”的，是那场宴会。那次，她随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人去海南做，她的身份是同伴教员。在海口附近热带雨林的小别墅里，北京来宾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县长、秘书长对他们点头哈腰地敬酒，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我知道别墅和酒菜都是可以买来的，但那种感觉好不一样啊。”那样的喜悦，她从来就不曾体验过，“长这么大从没被这样对待过，我就见过村长。”回京后她跟洗浴中心的朋友分享这段经历，朋友说她傻：“去海南机票才几个钱，耽误三天能赚出多少个机票钱呐。”蓝蓝第一次发现，自己跟她们，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死而复生后脚下刚好有路蓝蓝下定决心想离开洗浴中心是在2007年，此时她的公开身份和敢说敢言在公益圈内已小有名气，同类的会议都愿意邀请她来参加。在那样的人群里，蓝蓝有个形象的比喻，觉得自己就像是宴会上，摆在硬菜盘子里的那朵萝卜花，不主流，可是，还是能够摆到桌面上。她喜欢自己语出惊人后，给人留下的那抹惊奇，还有彻底的诚实之后，带来的那种坦然，以及某种智力上的竞争。那是一种与洗浴中心完全不同的气场，她觉得自己好像适合并向往这样的气场。而真正让蓝蓝决定离开的，是另外一件事。职业习惯使然，开会间隙，她和与会的几个男性眉来眼去时，爱知行的人把她拉到一边说：这几位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在蓝蓝想象中艾滋病人应该是头长疮脚底淌脓的样子，原来真正的艾滋病人啥也看不出来。她立即去北京宣武医院做了梅毒和艾滋的化验。结果是阴性，她感觉自己活了过来。是时候离开了。蓝蓝去了天津，成立了信爱女性家园，专门为外来务工女性提供健康咨询。她找到几个从事按摩的姐妹做兼职，宣传防艾知识。但那两年，除了从其他组织拿来的一些安全套外，她几乎一事无成。她不知道如何写书，那么就没有项目，没有经费。在几乎啃老本的日子里，她也没有想过回头。她知道，回不去了，因为她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样子。为了不让自己坐吃山空，蓝蓝开始准备后路，默默捺着性子啃了整整一年的书本，又找人办了个假高中毕业证明，考下了导游资格证。把这个通过率为十分之一的证书拿在手里时，她想起了辍学回家的那个上午，她从学校走回家时，内心的那种空洞。那个巨大的黑洞，似乎被这纸证书给填充了，她心里有了种有着有落的踏实感、光明正大感。当你的眼落着为他人伤心的泪蓝蓝知道如何跟小姐们打交道。走进她们的工作地点，她很自然地坐下来，放松地伸开腿搭在床沿，就像搭在她东北老家的炕头那样自然。她跟对方保持45度角，侧点身，大约一臂距离。这样的距离和角度是最好的，蓝蓝说：“你一伸手就能碰到她，有时候身体的碰触比你说一些话更有效果，特别是对方身体有异味或者患上梅毒，这时你紧紧握住她的手，让她知道你跟她站在一起。”有时，她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她们如何跟客人相处。最后，她会目光真诚地看着她们，拍着她们的手说：“保护好自己。”四年间，蓝蓝和这些小姐们成为了老姐妹，除了教会她们认识妇科病，掌握防艾常识，还会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见闻带给她们。间或，她说的话里开始有了英文，比如“Sexworkiswork”，这是她在华盛顿参观时，听到、看到的。一个姐妹听到蓝蓝翻译这句英文时，眼泪流得哗哗的。她握着蓝蓝的手说：“姐，你这辈子，真没白活。”2014年，蓝蓝和她的团队用一年时间，通过访谈37位在娱乐场所打工的姐妹，完成了《探索70年代生进城女工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的调研。结论写道：低档场所打工人员之所以从事性工作，并非是自己个人的因素主导所致，原生家庭的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社会对贫困的歧视，生存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性别歧视等等，这一切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才让她们选择了这样的职业。那份报告里，有着最真实的故事，用学者们的话说：真实得让人坐卧不安。之前对这一行业所有的了解都是臆测。如今，作为NGO负责人的蓝蓝，可以写项目计划书，可以弄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甚至能跟外国女权主义者辩论“赋权”。可是，微薄的工资让她招不到可以像自己一样投入的人，有些姐妹来信爱，为的是帮她的忙。她们大多是餐厅服务员、家政员工，或者保姆，光是让她们学习使用Excel就花了蓝蓝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为此，她不止一次在家里喝酒，郁闷抓狂得号啕大哭。有人劝她：“于你，这是事业。于她们，这不过是一份工作，犯不着不断地拔高自己，难为自己。”这话，让蓝蓝的眼泪再一次泛滥，以前，再苦再难时，她觉得那是自己的选择，没有哭的资格。可是，她为自己今天可以为这些似乎与己不那么相关的事情，哭成这样，而感到高大上――她终于可以拍拍当初那个辍学的自己，对她说：小姑娘，一直朝前走，总会找到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