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帝文化到皇帝文化

从黄帝文化到皇帝文化 “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有问题,怎么会有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如果说中华文化在根本上没问题,怎么会出现‘东也敢打西也敢打而且谁都能打败’的悲剧?”简而言之,“没文化,中华文明从何而来?有文化,为什么会落后挨打?”这是刘明武在《清源浊流:黄帝文化与皇帝文化》一书中提出的难题 刘明武是位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在追溯这几个“为什么”。他的回答就是这部用十年功夫写出的著作。 一 在古今中外的对比研究中,刘明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华民族前后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是由两种原因即两种文化造成的。 源头的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是优秀的文化,优秀的中华元文化孕育出领先于世界的文明。问题出在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上,这种失传与变质是中国落后与挨打最根本的原因。理性的文化批判,应该对文化源流进行基本的区分。这是刘明武文化研究的基本态度。 刘明武在书中谈到,只要认识了如下几个基点,就可以对源头的中华先贤与中华元文化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其一,与古希伯来文化相比,中华元文化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出现万能的上帝,也没有出现上帝恩赐的丰美的伊甸园。这“两个没有”决定了中华先贤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一定不同于亚当与夏娃。人必须动手动脑,必须发明创造,才能过上好日子。 其二,中华元文化中有动手动脑的典范。没有神,只能依靠人,依靠善于动手、善于动脑的人,依靠理性而智慧的人。中华大地上的难题,都是由人来解答的。 天上的天文由人来观测,地上的洪水由人来治理,火由人钻木制取,巢由人构木建造。在中华元典与诸子百家记载里的中华先贤,个个都是用发明创造解答难题的典范。伏羲氏发明捕鱼狩猎的网罟,神农氏发明农耕的耒耜,黄帝发明舟车、弓箭、臼杵……三皇五帝名下都有发明创造的伟大功绩,每一项发明创造都解答了生活、生产中的重大难题。 《逸周书·谥法》:“德象天地曰帝。静民则法曰皇。”没有利于天下的大功绩,是不能称皇称帝的。先秦典籍中记载的称皇称帝者,个个都是动手动脑、发明创造的典范。 其三,同样的问题,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宇宙如何演化”与“人生以何为坐标”这两大难题,《圣经》是用神解答的。神用六天时间,创造了包括一男一女在内的整个宇宙。神用十条戒律(摩西十诫)解答了人生的坐标问题。 这两大难题,佛教文化是用一个“空”字解答的。空生四大地火水风,地火水风组成了宇宙,组成了人体。成佛须大彻大悟,悟在何处?悟在空处。孙悟空,这个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反映的就是佛教宇宙观与人生观的统一。 中华文化用一个“道”字解答这两大难题。道生天地万物,道为宇宙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与“朝闻道,夕死可矣”,两句话一个指向:做人必须讲道理。道为人生观。 根本问题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各领域、各学科的具体问题同样有自己的解答方法。同样是取火,古希腊的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庭偷来的,而中华大地上的火则是燧人氏动手动脑钻木取来的。 奇偶之数,希伯来文化是用神解答的,中华先贤是用阴阳解答的,一阴一阳,一奇一偶。 直角三角形,古希腊大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是在纸上画出来的,中华先贤则是用立杆测影解答的。杆为股,影为勾,杆端与影端相连的斜线为弦,直角三角形就此成立。 同样是制历,凯撒在埃及天文学家的帮助下制出了太阳历,中华先贤制出了太阳历、太阴历,最终制出了阳历与阴历合一的阴阳合历。阴阳合历,今天仍然在使用。同样是太阳历,中华先贤又划分出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一用就是几千年。 二 道器并重的文化孕育出了领先于世界的中华文明。 《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并列并重,其形式如鸟之两翼,如车之两轮。在《圣经》里,神是根本,至高无上,任何人、任何物都不可能与神并列并重。在中华元文化里,道是根本,至高无上,但一个“器”字可以与之并列并重。器有自然与人工之分,自然之器为有形之万物,人工之器为生产工具、生活器具与自卫武器。“弓矢者,器也。”《周易》称弓箭为器,称车、称鼎为器。明白道,可以进行人工之器的发明创造。与《圣经》相比,《周易》多讲了一个“器”字。 神文化解答了宇宙与人生两大难题。道器并重的文化,解答了三大难题:一是宇宙如何发生?二是人生如何度过?三是如何发明创造? 道器并重的文化演化出了一部部经典,一件件先进工具,一项项先进技术。道器并重的文化最先孕育出了度量衡、音律、历法、医术、经络。 有器具才能发展生产,有器具才能改善生活。同样的道理,有器具才能保卫天下。《周易·系辞下》:“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先进武器,才有威风凛凛之天下。有锐利武器,才能制止强盗的觊觎之心。文化与武化一样都不能少。 三 以道器并重为坐标,刘明武求证出了中华民族前后两种状态背后的两种因。 上下五六千年,文化发生了质的变化。源流之变,变在何处?刘明武界定在以下几个地方:其一,道器并重的文化变质为伪道无器的文化。道器并重,第一步变成了道器分离,第二步变成了伪道无器。其二,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手动脑动、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变成了动口不动手、坐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其三,论证方式发生了质的变化。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变成了以纲论之的论证方式。 道器分离,发生在老子那里。老子继承了道,否定了器。老子的最高理想是小国寡民。在这个理想国里,老子主张既不要使用现有的器,也不要发明新的器。道器并重的文化在老子那里少了一半。 伪道无器,发生在董仲舒那里。“一阴一阳之谓道”,在董仲舒那里,被变质为“阳为阴纲之谓道”。“一阴一阳”与“阳为阴纲”,文化的根本变质就发生在这里,道的真伪之变就发生在这里。“一阴一阳”讲的是和合平衡,“阳为阴纲”讲的是服从与盲从。以人际关系而论,大道与伪道论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结论。论君臣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君有道从君,君无道从道”,论出的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伪道论出的是“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论夫妻关系,大道论出的是“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伪道论出的是“夫为妻纲”,“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论父子关系,大道论出的是“父慈子孝”,是“父有义从父,父不义子不可以不诤于父”。人际关系,大道主张的是相互负责,伪道主张的是屈从与盲从。 《周易》中的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这些先贤都不鄙薄动手,都不鄙薄做事,都是动手动脑的典范。伏羲氏一方面研究天文,一方面研究捕鱼狩猎。神农氏一方面研究农耕,一方面建立交易市场。《周易》、《管子》、《史记》中的黄帝,研究范围更为广泛,天文历法、家畜养殖、车船、臼杵、弓箭都在研究范围之内。这种行而论道的行为方式在孔子那里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述而不作”的坐而论道。坐而论道,孔子之后成了读书人的基本行为方式。对务农的评价,也发生在孔子那里。务农,在神农氏那里是圣人之事,在周之始祖后稷那里是大人之事,在孔子那里却变成了小人之事。 论证方式变化在董仲舒那里。董仲舒的“三纲”之后,以道论之的论证方式被以纲论之所取代。以纲论之,中华大地上再也没有产生出穿越时空的经典,再也没有产生出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百花园。 刘明武指出,发生在老子、孔子那里的变化,完全有纠正的可能。因为儒道两家延续的是文 化;文化允许批评,允许讨论,在批评与讨论中,完全可以把失去的东西找回来。发生在董仲舒那里的变化,无法得以纠正。所以然者何?允许批评,允许讨论的文化,在皇帝那里变成了专制文化。专制文化,不允许批评和讨论,所以变质的东西无法还原。 四 在源头文化的研究与追溯中,作者解答了一些久悬不决的文化难题。 一、文化起源问题。刘明武的研究结果明,人文源于天文。就各学科的顺序而言,天文学是第一学。就天文学与各学科的关系而言,天文学是母亲学,各学科均发源于天文学。二、文化起点问题。天文学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历法。历法是用文字表达的,文字之前,历法是用河图洛书、八卦表达的。时间春夏秋冬四季,空间东西南北,万物生长收藏四种状态,都是从河图洛书、八卦那里出发的。终则有始、原始反终、物极必反、否极泰来、阴极生阳与阳极生阴这些至理名言与成语,都是从立杆测影制历那里发现的。人文的起点在历法。三、摘掉了玄学的帽子。科玄之争至今,一个“玄”字一直戴在中华文化头上。玄学之玄,就玄在阴阳五行的无法定量上。连梁漱溟先生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指责阴阳消长、五行相克为玄学。 借助彝族十月太阳历与苗族古历,刘明武摘掉了玄学的帽子。 源于天文,奠定于历法的阴阳五行学说,第一特征就是严格的规定性。十月太阳历一年分五季,五季用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表达,一季72天。历法中的五行,具有严格的规定性。每季两个月,每月36天。奇数月为阳,偶数月为阴。一年之中,一三五七九月为阳,二四六八十月为阴。历法中的阴阳,具有严格的规定性。 苗族古历以冬至为阳旦,以夏至为阴旦。以冬至夏至为界,分出了阴阳两个半年——前半年为阳,后半年为阴。冬至阳旦过大年,夏至阴旦过小年。粤港澳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就源于最初的历法。 历法中阴阳五行,构筑起时空物三位一体的时空观。万物从时空中走来,时空可以论万事万物。阴阳五行学说无处不在的奥秘,在此得到了合理解答。 十月太阳历在中原失传了,这就是文化界、哲学界、中医界解释不了阴阳五行的根本原因。阴阳五行学说,奠定了中华文化与中医文化的理论基础。“不认识天文历法,就无法解释阴阳五行;解释不了阴阳五行,就无法认识中华文化、中医文化的真谛。” 四、宇宙的数字化。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完美的宇宙可以用奇偶之数来表达。毕氏说到了,但并没有做到。绘制河图洛书的中华先贤,用奇偶之数表达了天文历法、时间空间、气候物候。《黄帝内经》延续了这一表达方法,用奇偶之数表达了天体与人体。奇偶即阴阳,阴阳即奇偶。“万物负阴而抱阳”。奇偶之数随阴阳进入到了万物。“奇偶之数随阴阳进入到了大到无外,小到无内”的两个世界。在文化的起点处,在中华先贤那里,一切都可以数字化。 五、再出发问题。研究源,是为了流。研究远古,是为了现实。刘明武认为,创造物可以过时,创造的哲理不会过时。只要找到了中华先贤创造中华文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只要找到了中华先贤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的方法,完全可以在先贤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辉煌。换言之,可以在先贤的基础上解答西方文化不能解答的问题。 【南方周末】本文网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