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代表及思想

诸子百家思想 传统上关於百家的划分,最早源於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他在《论六家要旨》中,将百家首次划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六家。后来,刘歆在《七略》中,又在司马谈划分的基础上,增「纵横、杂、农、小说」等为十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袭刘歆,并认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后来,人们去「小说家」,将剩下的九家称为「九流」。 自此,中国古代学术界都依从班固,百家就成了「九流」。今人吕思勉在《先秦学术概论》一书中再增「兵、医」,认为:「故论先秦学术,实可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农、小说、兵、医十二家也。」 儒家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份守已,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伦理观∶「仁」是是伦理道德的总纲。「仁」就是「爱人」,君主要体民情、爱惜民力,反对苛政。若要实践仁德,需要「忠」和「恕」。「忠」是尽自己的本份;「恕」是推己及人。提倡以「礼」、「乐」,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 政治观∶主张以礼义治国,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尽本份,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阶局面,这就是正名思想。 教育观∶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认为教不应分贵贱贤愚。他认为「因材施教」是理想的教学方法。他又提倡「温故知新」及「举一反三」等学习方法。 宇宙观∶对鬼神之说抱著「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人之异於禽兽者,几希。」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 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份,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代表人物: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据史记所说,他生於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於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 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成为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生於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於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弟子。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於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人,生於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於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於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的。他的思想记载於《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多国,后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道家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应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於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於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以下是道家的观念∶宇宙观∶「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 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政治观∶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回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 人生观∶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代表人物: 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生卒年不详,一说生於公元前604年,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人,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於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於存活於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小国寡民」。 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生卒於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於抱犊山中。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很广,著有《庄子》一书,大旨本於《老子》,然其要本归於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墨家 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与儒家并称「显学」。以下是墨家的观念。 伦理观∶提出「兼爱」,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他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於人不相爱。 政治观∶主张「尚贤」、「尚同」,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念,使天下大治,主张「非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 经济观∶反对奢侈的生活,主张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 宇宙观∶提出「非命」,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透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墨家讲求刻苦、节俭,「兼爱」比「仁爱」更难遵从,又因记载较少,所以日后发展不大。 代表人物: 墨子 春秋末战国初思想家、学者,墨家学派创始人。姓墨名翟,生卒於约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376年,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墨子出身平民,自称「北方之鄙人」,人称「布衣之士」和「贱人」。 他曾为宋国大夫,自诩「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人;曾师从史角之后,传其清庙之法;又学於儒者,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明於《诗》、《书》、《春秋》,因不满儒家礼乐烦苛,於是弃周道而用夏政。 宣扬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而以兼爱为核心。其为人「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为宣扬自己的主张,墨子广收生徒,寻常亲从弟子数百人,形成声势浩大的墨家学派。墨子上说「王公大人」,下教「匹夫徒步之士」,几乎「遍从人而说之」。行迹所至,东到齐,西游郑、卫,南至於楚、越。 墨子博学多才,擅长工巧和制作,曾制成「木鸢」,三日三夜飞翔不下。还擅於守城技术,其后学总结其为《城守》二十一篇。还在名辩说方面有所成就,成为战国名辩思潮的祖源之一。墨子的事迹,分别见於《荀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於》等书,其思想则主要保存在墨家后学《墨子》一书中。 法家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 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代表人物: 韩非 韩非,姓韩名非,战国末年的韩国人,出身於贵族,为韩国的公子,生年与血亲已不可考,卒於公元前233年。韩非口吃,不善於言说,而好著书。韩非与李斯为同学,同师事於荀子。 韩非见当时韩国势弱,曾数谏韩王,但韩王听。韩非痛恨治国不修明法治,不实行富国强兵,而重用那些没有实际经验好发空论的人。於是他观往者得失之变,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书成后传至秦国,秦王读后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的著作得到了秦始皇的称赞。 秦国攻韩,韩王本来不用韩非,待秦进攻甚急,韩王於是委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见到了韩非很为喜悦,但亦未信用。李斯认为,韩非为韩国的公子,终为韩而不为秦,因此向秦王建议,既然不用韩非,不如诛之,以免后患。秦王以为然,下令治非。李斯则暗中差人送韩非毒药,使自杀。韩非怀才而不遇,终为自己的同学所杀。 商鞅 商鞅(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338年),姓公孙,名鞅,秦孝公时封於商邑,故名商鞅,号为商君。商鞅为卫国庶出公子,故亦称为卫鞅。商鞅先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道商鞅有才能而未得重用,向魏惠王推荐商鞅。商鞅未被惠王纳用,待公叔痤去世后,闻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於是商鞅西入秦。 商鞅入秦后,秦孝公前后四次接见他。孝公不欲仁政德治的儒家之道,而信霸道,与商鞅的法家思想相合,并在秦国推行最为彻底的变法运动。 商鞅在秦国前后实行了两次变法,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制度,实行了新制度,使得秦国很快强盛起来,成为战国时期第一等强国。其后,商鞅本人却遭到贵族保守派的诬陷,被处以车裂极刑。 名家 名家是以提倡循名责实为学说的流派,提倡「正名实」,正是「正彼此之是非,使名实相符」。战国期间,局势动荡、混乱。很多礼法名存实亡。名家由此崛起,强调事物应该「名乎其实」,藉以令天下一切事情走上正确的轨道。 名家注重辩论「名」与「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逻辑学。名家与各家不同之处,正是在於「正名实」的方法。他们主要是以逻辑原理来分析事物,而辩的内容,又多半是与政治实务无关的哲学问题。因此,名家的理论在中国五千年来的学术沿传里,一直被冠上一个「诡辩」的恶名。 名家的没落,除了因为不受上位者的支持之外,也因为弟子们并无能出前人的创新主张。 代表人物 公孙龙 公孙龙,赵国人,或曰魏人,有传字子秉。约生於周显四十四年,死於周惠公六年,生平与庄子、惠施、孟子、邹衍同时。公孙龙因为是「专决於名」,执名为实,他的辩论主要是语言的自身所展开,离开了具体、经验的事物辩论。 公孙龙善为同异之辩,达巅峰的境界,其主要辩论有:白马论、指物论、坚白论、名实论等。 惠施 惠施,生於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80年),传卒於公元前310年,战国中期宋国著名学者,名家鼻祖,与庄子为友,曾做过魏(梁惠王)的相国;后惠施联合齐、楚的活动遭到失败,被张仪驱逐。 惠施才思敏捷,博学善辩,长於雄辩与逻辑推理,曾与桓团、公孙龙等辩者掀起了名辩的高潮,故有「惠施以之辩给,万石以之讷慎」。 阴阳家 阴阳家在自然观上,利用《周易》经传的阴阳观念,提出了宇宙演化论;又从《尚书》的「九州划分」进而提出「大九州」说,认为中国为赤显神州,内有小九州,外则为「大九州」之一。 在历史观上,则把《尚书》的五行观改造为「五德终始」,又称「五德转移」。「五德」指五行的属性,即土德、木德、金德、水德、火德。按阴阳家的说法,宇宙万物与五行对应,各具其德,而天道的运行,人世的变迁,王朝的更替等,则是「五德转移」的结果。其目的在为当时的社会变革进行论证。 在政治伦理上,阴阳家认为「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赞成儒家仁义学说。同时强调「因阴阳之大顺」,包含若干天文、历法、气象和地理学的知识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汉初阴阳家还存在,武帝罢百家后,部分内容融入儒家思想体系、部分内容为原始道教所吸收,作为独立学派的阴阳家便不在了。 代表人物: 邹衍 邹衍(约公元前305年至公元前240年),齐国人,阴阳家的代表人物,因其学问迂大而宏辩,人称为谈天衍,又称邹子。 旧史所载他的事迹有所谬误,但可肯定他是战国晚期人。邹衍曾游学稷下学宫,以学问重於齐。到魏,受到魏惠王郊迎。到赵,平原君待之以宾主之礼。到燕,燕昭王亲自为他在前面扫尘,听他讲学,为他筑竭石宫,执弟子礼。故此有史推测他可能死在长平之战后。 邹衍的著作《邹子》和《邹子终始》,据说有十余万言,但早已夫失。现只有《吕氏春秋》、司马迁《史记》的一些段落可见其思想。 纵横家 「纵」指「合纵」,「横」指「连横」。 所谓「合纵」,指战国时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联合抗秦的外交策略。 所谓「连横」,指以上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的外交策略。 「纵」与「横」的来历,据说是因南北向称为「纵」,东西向称为「横」。六国结盟为南北向的联合,故称「合纵」;六国分别与秦国结盟为东西向的联合,故称「连横」。所谓「纵横家」,指鼓吹「合纵」或「连横」外交策略的人物。 称苏秦和张仪为最著名的纵横家,没有苏、张,就不存在合纵与连横,自然也就不会有所谓纵横学和纵横家。苏秦和张仪学说多散见於史书之中,而少有专著。 代表人物: 苏秦 苏秦字季子。战国时东周洛阳人。学纵横之术游说各国,初至秦说惠王,不用。乃东至赵、燕、韩、魏、齐、楚,游说六国合纵御秦。他相六国,归居於赵,被赵封为武安君。其后秦使人诳齐、魏伐赵,六国不能合作,合纵瓦解。 他入燕转入齐,为齐客卿。与齐大夫争宠,被人杀死。一说他自燕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燕得以破齐,后反间活动暴露,被齐车裂而死。 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今佚。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保存有苏秦的书信和游说辞十六章,与《史记?苏秦列传》有所不同。 张仪 张仪是魏国人,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於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公元前328年,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於秦。当年,张仪为秦相。 惠文君於十三年(公元前325年)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啮桑相会,随即免相。次年,张仪相於魏,更元八年,又相於秦。 十二年,张仪相於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后,武王即位,与张仪有隙,他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记载,就在这一年五月卒於魏。《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今已亡佚。 杂家 严格说来,「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也并不自命为「杂家」的流派。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代表人物: 吕不韦 吕不韦原籍卫国濮阳人,战国后期著名政治家,担任秦相国十三年,为秦最后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吕不韦长期卖贵,积累大量家产。但他不满足於大商人的地位,一直在寻找机会,投身政界。 有一年,他到赵国都城邯郸去作生意,结识了秦国公子异人。当时异人为人质於赵,处境也不太好,吕不韦则以为「奇货可居」,先是以金钱和美女予之,博得异人的欢心。接著,游说华阳夫人之姊,以贿赂买通秦孝文王之后华阳夫人,立以为太子。 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死后,公子异人得以回国即位,是谓秦庄襄王,封吕不韦为国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秦庄襄王死,秦王嬴政即位,吕不韦被尊为「仲父」,代秦王摄政。 秦王政亲政后,吕不韦被免职。先居河南,后徒蜀郡。秦王政十二年在往蜀郡的途中自杀。著名的《吕氏春秋》就是他组织门客编写的。 农家 农家者流,出於农稷之官。其言多重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故有八政:一曰食,二曰 货。连孔子亦曰:「所重民食。」故可见此为其所长。 农家主张与民同耕,进而论及君民并耕,此可说是一个很大的自由平等之观念,故不免引起重视「正名」的儒者之反对,认为这是弃君臣之义,徇耕稼之利,而乱上下之序。 因农家书多为农圃之技,而非学理,故能免於秦始皇之《焚书令》。但其最高之理想为与民同耕,虽为一平等阶级口号,但亦不容於儒者,是故其著多亡佚。 代表人物: 许行 许行是鲁国的农业专家,亦为先秦诸子农家的代表人物,为神农之言者。 他的事迹大多不可考。据《孟子?滕文公》所载,他曾自楚至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更与之处。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跟许行学其术。 另外,许行主以数量为标准画市价。 小说家 小说家者之起源,当盖出於稗官,即出於以说故事为生者。其意多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传载舆人之诵,诗美询於刍荛。 古时之人以圣人在上,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而庶人多以之谤之。而至孟春,徇木铎以求歌谣,巡省观人诗,以知风俗。过则正之,失则改之,道听途说,靡不毕纪。 小说家者能代表平民社会之四方风俗。然亦因其之小道,而不为世人所重,终致弗灭。 代表人物: 虞初 虞初为西汉河南洛阳人。其事迹多已散佚。据《史记》、《汉志》所载,虞初於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衣使者。而在《郊祀志》有载:「雒阳虞初等以方词阻匈奴、大宛。」 虞初虽为西汉人,其功於小说家者为汇编丛谈之小说。据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可见虞初在整编小说上的地位。 虞初著有《虞初周说》,内容为其所辑小说之汇编,篇类近千,非汇编而何。然卷帙浩繁,尤易散失,故其书亡佚亦早。 兵家 兵家是中国古代对战略家与军事家的通称,又特指先秦对战略与战争研究的派别。兵家的重要著作有《孙子兵法》、《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六韬》、《三略》和《尉缭子》等。兵家集大成者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国自古以来兵家一直是受到重视的。兵书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兵书产生於西周,成熟於春秋。 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是兵法的关键。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关系到一国或一民族的生死存 亡或被人奴役的大事。兵法也可以将它看成既是一部如何统治国家,制定国家战略的指引;又是一部如何领兵打仗,制定战争战略与策略的书本。 代表人物: 孙武 孙武齐国人,字长卿,春秋时兵法家。曾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阖闾,经伍子胥的推荐,被任命为将,率吴军攻破楚国。 他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提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注重了解情况,全面地分析敌我、众寡、强弱、虚实、攻守、进退等矛盾双方,并通过对战争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以克敌制胜。他还提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强调了战略战术上的「奇正相生」和灵活运用。 孙武著作有《孙子兵法》一书,为中国最杰出的兵书,并深受世界各地所重视。 孙膑 齐国阿鄄人,孙武的后代,大致与商鞅、孟轲同时,为战国时兵法家。他曾与庞涓同学 特别写作:法家 韩非子是战国思想家中的一位后起人物,如史记所说,“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十馀万言”(老庄申韩列传)。他的思想渊源是相当复杂的,即他源于前期法家如申不害、商鞅、慎到者有之,源于墨家、老、庄者有之,源于其师荀子者又有之。他以前的法家多是政治家,如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他们的悲剧,在他的孤愤、说难二篇中表现得最明显。他实在是惮于变法事业家(能法之士)的前途,而宁愿作为一个变法的思想家(智术之士)。然而问题并不简当,他虽然把智术之士与能法之士区别开来,但法术在当时也是干忌的,结果他并没有逃出法家的命运,依然被药死于秦。这一结局和吴起、商鞅之遭受射裂而死,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由此可以理解,没落氏族贵族在临终时是怎样的专横,阶级斗争是怎样的难以协调。孤愤篇曾道破了这个悲剧: “智术之士,必远见而明察;不明察,不能躅(zhu二声)私。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姦。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非谓重人也。重人也者,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家谓公族之巨室),力能得其君,此所谓重人也。智术之士明察,听用且烛重人之阴情;能法之士劲直,听用且矫重人之奸行。故智术能法之士用,则贵重之臣必在绳之外矣。是智法之士与当途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智法之士和贵重阶级“势不两立”之说,乃是法家对于历史的清醒的总结。 现在我们再来看韩非子的思想渊源。 一、韩非子的思想是法家的集成,这是容易知道的。在前节里,我们已经看到申不害言“法”,但颇重视“术”;慎到言“法”,同时也重视“势”。韩非的法术论,就把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认为三者是不可分离的东西。在定法篇,韩非批判了申、商而论证了术与法之不可偏废。他认为,“申不害言术”,“公孙鞅为法”,术者,“人主之所执也”;法者,“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苟“徒术而无法”,势必至如申不害“托万乘之劲韩,十七年而不至于霸王者,虽用术于上,法不勤饰于官之患也”,反之,若公孙鞅“徒法而无术”,虽使“其(秦)国富而兵强,然而无术以知姦,则以其富强也资人臣而已矣。……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主无术以知姦也。……故乘强秦之资,数十年而不至于帝王者,法虽勤饰于官,主无术于上之患也。” 上面说的“战胜则大臣尊,益地则私封立”,在韩非以为是由于无术,实陈上这是历史的必然,已进入封建制的社会形态了。法、术之外,法家还有一种“势”论(“垫”谓政权);慎到即前期法家中以言“势”见称的人。慎子设喻“飞龙乘云,腾蛇游霿。云罢,霧霁,而龙蛇与螾螘同矣,则失其所乘也”,而归结到“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诎贤者”(难势,详见前引)。韩非赞同慎子的势论,所以特作难势专篇为他辩护,借以明“抱法处势”,不恃尧、舜而治,以此论证法治优于人治,而法与势相得益彰。 为什么法家有此崇拜权力的思想呢?这不仅是尚贤思想的反对潮流,而且正如韩非子孤愤篇的论旨,是因为当时氏族贵族的权力难胜(所谓五不胜之数),谋胜之者则非死于吏诛,必死于私剑。因此,法家的崇拜权力论,实由于法术之士与贵重氏族“不可两存”的道理。韩非子基于慎子的传统思想,更发展为“贤势不相容”之说,而主张以法绳势: “夫贤之为势不可禁,而势之为道也无不禁;以不可禁之贤与无不禁之势,此矛盾之说也。夫贤势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磨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持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相去亦远矣。”(难势) 慎到重权力(势)诎贤者之论,是针对权力为没落氏族的不肖者所把持而发的。当时一般儒者期待尧、舜到来,只知道景慕上世。然而在法家看来,势与贤虽然是矛盾的,但是作为权力手段的势又是不可缺少的。韩非子更进一步,提出“抱法处势”的命题,他以为有了这一专制政权,一个中主也可以使天下大治,说“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则万不失矣”,“势者,胜众之资也”。因此,他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抱法处势”,政权巩固,那就不待尧、舜也可以致治。荀子说“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庄子天下篇说“齐万物以为首……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虑,……无用圣贤,夫块不失道”,即指这样的理论。 二、韩非的思想不仅源于法家,而且源于墨子、老子与荀子。源于老子者,主要是自然天道观、先王的否定论、仁义无是非论,史记说他“归本于黄、老”,是有道理的。他的解老喻老二篇,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例如解老篇说: “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物有理不可以相薄。物有理不可以相薄,故理之为物之制。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故不得不化。” “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 他基于这样改造了的自然天道观,为他的法理具备了充足的理由,叫做“理定而物易割”,他说,“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事之功形矣。而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规矩便是法家的逻辑根据。 因此,在韩非子那里,老子的“无为而治”,转而为“中主守法而治”;老子的“去私抱朴”,转而为“去私”“抱法”;老子的非仁义的思想,转而为“言先王之仁义无益于治,明吾法度,必吾赏罚”,“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入主之必及仲尼”(五蠹);老子的对立物同一的观念,转而为“执一以静”。总之,老子玄学的方法论,韩非子都倒转来用之于明功求利的耕战方面。最妙的是他把老子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转用之以颂扬利器,所谓“势重者,人主之渊也”,“权势不可以借人”。(内储说下) 三、韩非子思想源于墨子者,不仅在于名理之承继,如墨子名理之法仪与法家法度之法术,就有类似之点。更重要的是,韩非接受了墨家所具有的显族贵族的阶级意识。墨子“兴利除害”与“富国利民”的学说,其中心论点在于非命强力,贵贱无常。然而这在墨子只是教义的宣传,而到了法家手里便发展而为实际运动的政策,例如韩非子说: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 韩非子与其他法家一样,把墨子的“非命”的观点接受下来,而把其非攻主张否定。因此,法家“耕战”之说(即所谓“礼堕而修耕战”),就和墨子的思想有了区别。《商君书·慎法》也说:“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从历史发展讲来,是力非命的思想,在墨子是以国民为形式,以显族为内容(如富之贵之的贤者),在法家则赤裸裸地在形式与内容上为显族贵族讲话。 复次,墨子尚贤与非命二篇,在理论上同情了国民阶级,主张赖劳力以生,反对旧氏族的“非所学而能”之“面目美好”者所谓“亲戚”,而到了法家,以“尽地力”出发,倡“利民萌,便众庶”之道,在政治实践上和氏族量族形成所谓“不可两立”的矛盾。《韩非子·问田》明白地说出了以上二点。 “堂溪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圣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疆。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篷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 这说明了法家以显族贵族身分和氏族贵族斗争的危殆途径。为什么在中国古代社会有这样的激烈斗争呢?非常显明,因为西周是“维新”的奴隶制社会,不是古典的奴隶制社会。维新历史所不可避免的长期内乱,即因为维新历史的统治者是旧的。中国古代社会——从西周以至战国,就支配于这样的历史法则。它没有王政时代与显族土地私有时代的严格的交替,而是把王政时代的氏族组织保存下来,在土地国有的制度上,实行城市(国)与农村(野)的分裂,并以城市统治农村(古代社会的特征)。古代法家即感于“活的发展不足”而主张尽地力、便众庶;感于“死的束缚”而主张贵贱皆齐之于法。韩非在这一点不过是一个综合 法家思想的集成人物。 法家走着堂溪公所指出的危殆的途径,而且走了二百年之久。道家“全遂之道”正反映了在这一斗争史中的另一侧面,所谓“逍遥游”正是古代东方神秘主义的一种表现。我们看了托尔斯泰——俄国十九世纪上半叶革命的镜子——最后求之于“东方制度的不动性”,而向宗教寻找安慰,也可以理解建立自然天道观而反映氏族制灭亡的老、庄的复古思想在中国古代维新史上的地位(参看老子章)。韩非子便不同了,他答覆堂溪公说: “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问田) 这段话显然依据贱臣民萌的实陈主张,发展了墨子反对氏族贵族的原则。 韩非子这一贱臣所取的“齐民萌、便众庶”之道,其说在“齐” (字见上释),实质上是显族贵族的古代的“平均思想”,这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我们不能以其有专制君主的权力思想而否定其积极的因素。 四、韩非思想源于荀子者,不仅在于韩非子是他的直接弟子,而且更在于荀子的唯物论思想影响了韩非。韩非归本黄、老而超出老、庄,实非偶然。 荀子谓“古今异情,其以治乱者异道”(非相),斥责那些高谈千古而欺骗人者为妄人。他朴素地把先王还元于文王、周公同时说明了文王、周公的制度在于“以类分”。韩非子更进而把历史归还历史,否定了荀子的“师法”,主张“事异而备异”。荀子还承认分、辨、别、养之“礼”,韩非子则转而否认分、辨、别、养,而大谈“法”。因为在实际上,荀子的“礼”的历史理论,已经接近于“法”的观点了。 《韩非子·显学篇》所谓“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显然是荀子学说的传统,但韩非也学荀子理想先王的方法,倒过来反讲先王不羞贫贱,不左亲族,贵在明法,借以为“重言”(庄子语)。 “尧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启有五观,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诛者,皆父兄子弟之亲也,而所杀亡其身,残破其家者何也?以其害国伤民败法圮类也。观其所举,或在山林薮泽岩穴之间,或在囹圄緤绁纒索之中,或在割烹芻牧饭牛之事,然明主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身安名尊。”(说疑) 韩非居然能在先王历史中寻出什么亲族不如卑贱之论,这可以说是学于荀子而背荀子的大胆言论,这个反对命题,实在是历史变革时代有所为而发的名论。 复次,荀子的性恶论和积习说,已与功利主义相接近,他评论各学派之所蔽皆从政治的利害观点出发,韩非子的狭隘的功利思想正是荀子传统的发展,例如: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问辩) 这种以功利观点而批判儒、墨与辩者的话,颇近于荀子非十二子之说。但韩非又和荀子不同,更以“富者”的立场而批评各家,很素朴地代表了私有土地的显族的功利观(力与俭),他说: “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丧三月,世主以为俭而礼之。儒者破家而葬,赁子而偿,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夫是墨子之俭,将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将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漆雕之议,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世主以为廉而礼之。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夫是漆雕之廉,将非宋荣之恕也;是宋荣之宽,将非漆雕之暴也。今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今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安得无乱乎?……今世之学士语治者,多曰:‘与贫穷地,以实无资。’今夫与人相若也,无丰年旁入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若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今上徵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不可得也。……夫吏之所税,耕者也;而上之所养,学士也。……所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显学) 韩非不但反对徵富施贫,而且主张“侈而惰者贫,力而俭者富”。他就基于这一富者功利的竞争心,来批判诸家,非议养士。这固然是由于战国末养士制度所激起的反对理论,但从社会根源说来,则赞美了小生产性的土地私有制,这便和荀子相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