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夷与徐国-处于商周时期 (2)

淮夷与徐国-处于商周时期 (2) 第一章 古代的淮安(上) 第一节 石器时代 下草湾和青莲岗的人类足迹 195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杨钟健教授等，在今盱眙县和泗洪县交界处的怀洪新河下草湾引河东岸，发现了一段人类股骨化石。经过研究分析，此股骨属晚期智人,,新人，距今约4万年，其体质形态已十分接近现代人。1981年春，考古工作者在下草湾附近的火石岭，找到了一处与下草湾新人同时期的细石器文化遗址，出土有刮削器、尖状器等石器。专家们认为这大致是下草湾新人的文化遗存。这时期的社会形态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妇女是氏族公社共产制家庭的主人，‎‎负责管理公共家务和氏族部落的事务。 大约距今六七千年前，在楚州的青莲岗、盱眙的范家岗、市区的钵池山等地，居住着一批氏族部落。这些部落大都是长期定居在河流岸边或近水台地上，形成人口众多规模较大的母系氏族公社。其居住的房屋主要为长方形和圆形的地面建筑，低矮简陋。住地附近有氏族公共墓地。 在经济上，己出现种植稻谷的原始农业，还有畜牧饲养业。狩猎与采集在经济上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他们把石头磨制成光滑的石斧、石锛、石犁、石刀，把兽骨制作成各种打猎工具和生活用具，如骨镖、骨刺、骨针、骨槌等。他们学会烧制多种陶器，有的红陶钵内壁还绘有彩 色的图案。当时的婚姻形态是族外对偶婚制，夫与妻属于两个不同的母系氏族，父亲与其子女也分属于两个氏族，而母亲与其子女、兄弟与姊妹则是同一个氏族。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当低，构成财物的物品也少，随葬器物有少量的陶器和石器，还出现了男女合葬墓，可见婚姻形态已相对稳定。这种文化类型，因1951年在今楚州区青莲岗首次发现，所以被命名为"青莲岗文化"。它是江淮地区母系氏族社会繁荣阶段的文化的典型代。 大汶口文化与龙山文化类型 延至距今5000年左右，生活在淮安境内的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解体，演变到父系氏族阶段。在洪泽的共和、盱眙的管镇、涟水的笪巷等地，都出土了父系氏族村落遗址。大村落附近往往还分散着一些小村落。他们改进生产工具，大力发展农业，同时发展畜牧业。饲养的家畜有牛、羊、猪、狗等。出土的陶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质地坚硬细密，器形规则，表明制陶技术有较大的进步。还出现了夫妻合葬墓，男性居中，女性处于一侧，随葬品也多偏置于男方。这说明妇女的社会地位已经下降，男子在财产上和家庭中已处于支配地位。这种文化形态，与大汉 口中晚期文化颇为相近。 大约距今4000到5000年，淮安境内的先民进人了"龙山文化"时期。同期的文化遗址遍布全市，而以泗洪的驼龙寺、盱眙的范家岗及涟水的杨庄遗址比较突出。出土的器物表明，农业生产有进一步发展。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器壁厚薄均匀，造 型美观，以黑陶为主。墓葬的等级差别十分显著，大多数墓圹狭小，无随葬品，有的随葬品只有三五件，而少数大墓却有大量的随葬品。这反映氏族成员内部出现了贫富悬殊。在沭阳万匹遗址龙山文化层中，还发现3座非正常性死亡墓葬，死者葬式零乱，尸骨残缺，并相互迭压，作挣扎状态，显然是被处死的战俘或奴隶。这表明该时期本区境内的居民已进人第一个阶段社会,,奴隶社会。而这时期的淮安地区，正是传说中的东夷的聚居地之一。 第二节 商周时期 淮夷与徐国 淮安在夏商周时期是淮夷、徐戎的活动范围。淮夷是聚居在淮河中下游地区的一个土著民族，属于东夷大郡族。沭阳万匹遗址的上层，有典型的商周时期淮夷的墓葬群，这批墓葬中，有一座殉葬仆人和猎犬的大墓。该墓随葬器物丰富，除大量陶器外，还有不少青铜器，如铜戈、铜矛等，表明墓主人具有较高的身份地位，其生前可能是负责征战的军事首领。同时期的古遗址各县都有，如金湖的时墩、磨脐墩，盱眙的六郎墩、大墩子、潘墩，涟水的杨庄遗址等，均属其文化遗存。 徐是夏代初年伯益后裔的赢姓封国之一。伯益也写作"伯翳"，佐禹王治水有功。夏王朝建立时，封伯翳次子若木于徐为徐氏，徐国从此立国。《汉(地理志上(临淮郡》记载:"徐(县)，故国，盈姓"，故城叫"大徐城"，在今泗洪县临淮头附近。该县境内的挂剑台、半城、香城、龟墩、穆墩等，都是古徐国的遗址。徐国封域在淮水、泗水之间一带地方，成为淮夷的方国部落的诸侯之长。夏朝末年，徐君费昌反对夏桀的暴政，后成为商汤的卿士，商汤又"封费氏之庶子于淮、泗之间徐地，以奉伯益之祖，复命为伯，使主淮夷。 从诸多的徐文化遗址得知，徐人创造了发达的农牧渔猎业。种植的农作物有:稻、麦、粟等，并开始饲养狗、牛、马、羊、猪等家畜。农牧渔猎工具用料有:石器、骨器、铜器等。制陶业也是色彩斑斓的。陶器种类繁多，还创造了彩陶，其图案多为水波纹、鱼网纹、贝壳纹等。纺织业也颇为发达。金文中有"淮夷旧我帛贿人"，说明这一带的丝织业在当时远近闻名。前些年，在金湖、泗洪、盱眙、洪泽等地，陆续出土大量的郢爱、蚁鼻钱和"郢爱"金板。说明徐国商贸业亦很兴旺。 徐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徐国制作的青铜器。就目前出土的有铭徐器来看，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技艺高超。其申青铜乐器音色优美，造型独特，纹饰繁复，堪称同时代的最高技艺。 商王朝统治时期，徐君与商王关系一直密切。 周朝立国之初，武庚叛乱，徐与奄、蒲姑、淮夷等17国也联合反周，被周公旦击败，并北迁鲁国境内安置。在淮、泗之间的徐人又被周王朝封为徐国。西周中期以后，徐的势力逐渐强盛，成为九夷盟主("九"是众多之意)，徐君诞在周穆王时先被"赐命为伯"，继则自行僭号称徐偃王，徐人也称为驹王，他曾率领淮夷等东方夷人反周，打到黄河附近。徐偃王以"好行仁义"著称，一度称雄江淮，史载他"处汉(水)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当时，周穆王正在西北各地巡狩，征犬戎、西戎，得知徐偃王反叛，立即合楚国、六国等讨伐徐，"偃王 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徐国又臣服于周王朝。后复封徐偃王之子宗于徐。周厉王、周宣王时，徐国再度崛起，曾进兵中原。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西周对淮夷、徐国用兵，征伐失败，损失惨重。《史记(周本记》载:"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后徐国又臣服于周王朝。 延至春秋时期，随着南方楚国、吴国的强盛，和北方齐、鲁等大国势力的南下，徐国在不断的争斗中逐渐由盛而衰。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吴公子光(吴王阖庐)刺杀吴王僚夺得壬位，僚的儿子公子掩余和烛庸分别从徐、钟吾(今宿豫县东北)逃往楚国，阖庐借机对徐、钟吾用兵，徐君章禹坚守都城(顾炎武认为，此时的徐国都城，就是沉沦的泗州城)，阖庐令军士堰蓄淮河，"防山以水之"，以水灌徐城，徐君章禹仓皇弃城西逃楚国，国遂亡。 丰于交通灌溉之利 《尚书(禹贡》述九州贡道:扬州贡道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徐州贡道则是"浮于淮泗，达于河。"显然，二州贡道以淮安境内淮、泗交汇处的泗口为转轴。周敬五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然后经由泗水北上 淮之间还有一条重要的陆上争霸，邗沟人淮处末口也在淮安境。春秋战国时期，江 交通干道,,善道。这条干道大致从今南京江北岸至天长汊涧、盱眙旧铺、穆店以达古善道(盱眙县城北)，然后过淮河经个泗洪半城、青阳等地北上。盱城向东南还有一条经东阳城(今盱眙东阳乡)达扬州的辅线。诸侯国常在这一线入盟、争战。如周襄王七年(公元前645年)，"楚人败徐于娄林";周灵王四年(公元前568年)，"鲁仲孙蔑、卫孙林父会吴于善道"。周景王十九年(公元前526年)，"徐子及郊人、莒人会齐侯，盟于蒲隧。"吴季札会盟的篆书铭文铜匝，是1985年在盱眙县旧铺出土的。1982年在穆店则出土了著名的陈璋圆壶(燕王室重器)。娄林(今睢宁境)、蒲隧(约当今宿迁、睢宁境)、善道、穆店、旧铺，都在这一条古交通干道上。 商周时期，淮安境属青州。《周礼》载:"青州数日孟诸，川日淮泗，浸日沂沭。"浸，《辞源》解释为"引以灌溉之水"。淮安境内的古老湖泊硕项湖和桑墟湖都在沂沭水下游。又据《淮系年表》记载，古徐国的蒲姑陂(在今宿迁、泗洪县境)，是淮河流域最早的灌溉设施之一。可见，商周时期，淮安不仅扼交通要津，而且富灌溉之利。所以《淮系年表(序言》称，古淮河中下游地区，"交通灌溉之利甲于全国"。无怪乎春秋战国时期的淮安地区，成为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域。 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的兴起 淮河的主要支流，如泗水、汴水、涡水、颖水等，上游都接近黄河，淮安位于淮河下游，离黄海和长江尾闾很近，邗沟开凿以前，南船北上，系由长江入黄海，由云梯关溯淮而上，至淮阴故城，向北可由泗水而达齐鲁，向西可由涡、颖等水直达皖豫而人中原。所以，在以自然河道作为交通主动脉的上古时代，控扼淮水、泗水咽喉的淮阴城最早兴起并繁荣起来。几乎同时兴起的是位于泗水入淮处大清口的泗口镇。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沟通江、淮，南入长江茱萸湾，北达淮河末口，然后人淮水、泗水北上，与晋定公、鲁哀公等会盟于黄池。此后，邗沟入淮处末口迅速兴起了一个重要城镇,,北辰镇，它就是历史文化名城淮安的前身。 先秦两汉时期，淮阴城、泗口镇和北辰镇，各据冲要，同为南达长江、北达河济、西出中原之绾毂，三位一体，缺一不可，而淮阴故城居中策应，襟带二口，并西控长淮。 在这时朔中，淮阴故城最为繁荣，为淮、泗水下游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中心。1978年，在淮阴故城以东数里的高庄战国墓中，出土了大型铜饰马车，从其制作之精美分析，墓主人生前地位很高，应为王侯。同时可知，这一带在战国时期就有相当宽阔的驰道，是舟车通达的重要都会。秦灭楚以后，曾作为上卿甘罗的封地，在这里筑"甘罗城"。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又以这里作为淮阴县的治所，其辖境东达黄海之滨。当时，"淮阴市"商业非常繁荣，商业是城市居民的一个主要谋生手段，家住淮阴城的韩信微时，就因为"不能治生商贾"，而落得从人乞食。 泗口镇作为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也屡屡出现于史传。西汉景帝前元三年(前154年)，吴、楚等七诸侯王叛乱，叛军出淮泗口，周亚夫派弓高侯率轻骑兵抄叛军之后，袭取泗口镇，断绝其后方运输线，叛乱终被平定。 交通发达，经济繁荣，文化必定昌盛，即所谓"地灵出人杰"。唐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李邑在《淮阴娑罗树碑文》中描述淮阴城是"江海通津，淮楚巨防";"胜引飞辔，商旅接舻";"《七发》枚乘之丘，。三杰'楚王之窟"，就是对当初"淮阴市"这一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的生动写照。而同时期的泗口镇和北辰镇，不仅城市规模小，而且不及淮阴城繁荣。 第三节 秦汉时期 秦末淮境的反秦起义 战国之初，越国灭吴，觊觎已久的楚国乘机"广地至泗上"，占有淮安市境内的淮北之地。经过一段时间的争斗，楚国又灭掉越国和鲁国，市境全属楚国。周赧王十四年(前301年)，齐国联合秦国击败楚国，齐又占有淮北。三十一年，楚又取齐淮北。此后，直至秦灭楚前，市境皆 为楚国所有，且为楚国郢都居民播迁之地。 秦统一后，由于滥用民力，不顾人民死活，不仅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也激起了以楚国为代表的原六国贵族势力的强烈不满，故当时在故楚地流传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谣。并最终在楚地首先点燃了反秦起义的烈火。淮安境域及其周围地区，作为楚遗民重要聚居地，'揭竿而起响应陈胜者尤为突出。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徐县(县治没入洪泽湖中)人丁疾聚众起义，并率领起义军围攻东海。后兵败不知所终。同时，凌县(县治在今泗阳县城北)人秦嘉也揭竿响应，他率义军围攻东海郡守于郯，迫东海郡守投降，并进而占据彭城。陈胜派武平君畔作为秦嘉的监军，嘉自立为大司马，不愿意受制于人，假传陈胜王之命，将畔杀死。听 到陈胜失败的消息，立景驹为楚王。后起义队伍相互火并，秦嘉在抗拒项梁的战斗中，被项梁击败而战死。所部被项梁吞并。 此间，东阳人陈婴也聚众起义。陈婴原是东阳县令史，为人信谨，有能耐有威望。东阳少年杀死县令响应陈胜起义，立婴为长，迅速聚众2万人，义众又要推立陈婴为王。陈母对婴说:"自我作你家妇，从未闻你家先代出过贵人。现在暴得大名，不吉利，不如附属他人，事成可以封侯，事败也容易隐匿，因为不是众目睽睽的人物。"婴谨遵母训，对拥戴者说:"现在下相(今宿迁)人项梁已在吴中起义，并率兵过江。项氏世世为将，在楚国非常有名，我等现在要举大事，非以他为将不可。我们依靠名族，一定会灭亡暴秦!"遂将所部归属项梁。陈胜死后，项梁在淮北民间找到当牧童的楚怀王孙子名叫心的为怀王，陈婴被封为楚国上柱国，辅佐怀王，定都于盱眙(三个月后迁都彭城)。后项羽逐杀义帝，陈婴愤而归汉，并成为汉开国功臣，被封为安侯，都棠邑(今六合县境)。 此外，著名的大军事家韩信，也是在项梁义军打到淮上之际，仗剑从戎，投奔项梁。项梁、项羽的义军，成为推翻秦王朝最精锐的主力部队。 两汉的经济、政治状况 优越的自然条件得以较好的利 秦汉时朔，特别是汉朝的承平之世，淮安地区 用。西汉初期，吴王濞曾利用淮扬水利条件，发展灌溉农业，高邮湖、洪泽湖地区，是其重要的垦殖区。《汉书(广陵厉王传》:汉宣帝时，"夺(厉)王射陂草田以赋贫民"。说明流经洪泽湖区的射水(今盱眙维桥河)已被拦蓄为陂塘灌溉农田。东汉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下邳相张禹开徐县蒲阳玻，陂水宽二十里，长约百里，开水门灌溉。"邻郡贫者归之千余户，室庐相属，其下成市，后岁垦至千余顷，民用温给。据考证，张禹所开的蒲阳陂，即在今泗洪县归仁集、西陈集和泗阳县洋河镇一线，所灌溉的范围则主要在其南部的安河流域，直至半城、龙集以下的古淮水以北、今洪泽湖的部分水域(时皆为滨淮陆地)。章和(公元87-88年)年间，广陵太守马棱"兴复湖陂，溉田二万顷"。时射陂一带属广陵郡，为马棱复兴的灌区之一。汉献帝建安初年，广陵太守陈登筑高家堰30里，遏淮河洪水，以保护农田，名捍淮堰。并筑破釜塘溉田，使得"粳稻丰饶"。 这个时期，生产力水平有了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得以广泛使用。泗洪重岗出土的西汉画像石就刻有"二牛拉一犁"的生产场面。这些条件曾造成秦汉时期淮安农业经济的繁荣。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曾形象地描述道:"(百姓)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螺蛤，不待贾而足，地艺饶食，无饥谨之患。"颇有鱼米之乡的景象。 关于这时期的工商业，从《史记(淮阴侯列传》中可以看出:秦代"淮阴市"中，有一群妇女专门从事丝绦的漂洗加工，还有专门从事屠宰，出卖肉类的场所。而韩信因"不能治生商贾"而贫穷潦倒。其次，在数以百计的秦汉村落遗址中，还有不少制陶、冶铁、织布、酿酒等方面的实物或图案，在一些古城址和古屯区，还出土该时期的大量货币，有的一处就出土数百公斤。这些都说明当时手工业作坊和商业的繁荣。 正因为如此，这一带王族地主、官僚地主和豪强地主众多。在涟水三里墩、洪泽岔河、泗阳贾家墩、泗洪凤凰墩、重岗等汉墓群中，出土了非常丰富的器物和画像石，不仅显示墓主人具有较高的地位，拥有充盈的财富，还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穷奢极欲、荒淫无耻的生活。如凤凰墩出土的《车马出巡图》、《烹饪图》、《祝寿画》，三里墩出土 的裸体的"二女争夫"铜塑等，就是这种生活的生动写照。 东汉后期，政治极端腐败，宦官、外威争相专权，豪强地主势力膨胀，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在黄巾起义之前的40多年间，江淮一带就发生过多次农民起义，并波及今市境，永和三年(公元138年)夏，九江郡蔡伯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一度占领东阳、海西等11座城邑。广陵张婴领导的起义军;活跃于徐、扬二州之境，前后达十几年。本初元年(公元146年)秋，庐江农民军攻打盱眙城。黄巾起义以后，包括淮安的"八州之人莫不响应"。黄巾军在各地杀官吏，烧官府，摧毁豪强地主的田庄，没收他们的土地和财物，开仓济贫。 黄巾军被镇压后，广陵太守陈登还曾招抚"海贼"薛州之族万余户。紧接着便是军阀混战，陶谦、吕布、刘备、袁术、曹操等曾程度不同地在淮安采取进军事行动。初平四年(公元193年)由于董卓之乱，洛阳等地流民东徙，"多依徐土，曹操至，坑杀数十万人于泗水，水为不流"，徐县、下相等地"鸡犬尽绝，邑无行人。" 秦汉时期的文化和汉末的人文现象 秦汉时期淮安居民创造出绚丽多彩的文化。绘画和工艺美术都具有较高的水平，这从大量的出土文物中得到反映。另外东汉时期，佛教己传到本区。在泗阳出土的画像石刻中，就有反映佛教的内容。 在文学方面，有汉赋大家枚乘、枚皋父子。枚乘完成从楚辞到汉赋的过渡，是汉赋的代表作家之一，与司马相如并称"枚马"。他的代表作《七发》，不仅寓意深博，气势恢宏，辞藻典丽，而且是枚乘首创的汉赋形式，被后世人称为"七体"。其子枚皋，文思敏捷，可倚马作露布，"倚马可待"一词即源出于此。其他代表作家还有"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陈琳善作章、表、书、记，他任曹操的侍从官时，军国书檄，多出自他与阮禹之手。陈琳也善为诗赋，所作《饮马长城窟行》，反映人民疾苫，读之催人泪下。 秦汉时期，淮安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和贵族富户众多，造成了文化的昌盛，形成了人文蔚起的局面。俗话说:"乱世出英雄"。这种人文蔚起的局面;在东汉末年和三国鼎立时期，以及西晋初朝，得以充分的显现，可谓群雄啊起如春笋。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就产生了十多位出将入相、彪炳史册的历史名人。如下邳淮浦县(今涟水县)陈氏家族。首先出了个陈球。他幼习儒学，精于律法，官至太尉、永乐少府，因谋诛宦官不慎事泄，被下狱迫害而死。陈球的儿子陈禹为吴郡太守，陈琮为汝阳太守，侄儿陈畦为沛王相，一门显赫。淮浦陈氏家族还出了个了不起的人物，就是前面提到的筑捍淮堰、修破釜塘的陈登。陈登(约公元164到201)，字元龙，是汉灵帝名臣陈球的侄孙、沛王相陈畦之子。陈登受祖、父辈薰陶，"少有扶世济民之志，博览载籍，雅有文艺，旧典文章，莫不贯通。"建安二年(公元197年)， 曹操以陈登为广陵(治射阳，今淮安境)太守。陈登助曹击杀反复无常的吕布，加封伏波将军。在广陵太守任上，两次打败孙策北上的军队。建安五年迁东城太守，广陵郡吏民都拔郡跟随。不久病卒，年仅38岁。陈登调离广陵后，广陵很快为孙权占据。后来曹操征吴，每临江长叹，恨不早用陈元龙之计。陈登死后，许范、刘备等共论天下士，共同赞誉陈元龙豪气包容湖海，文武胆略，当从古贤中求之，当时人是很难有与之匹比的。 东汉末年，射阳县还出了臧曼、臧洪父子。减曼曾任卢奴令，后为扬州刺史，一手镇压了会稽许昭的数万起义军。后又为匈奴中郎将，率兵戍边，上书申述睦邻的意义，并受命出使匈奴。为著名良吏。 臧洪(?-196)字子源，董卓进京乱政，洪与一批刺史、太守大会酸枣。臧洪被推为盟主，设坛歃血为盟。后见知于袁绍，为东郡太守。建安元年，曹操围张超于雍丘，臧洪闻讯，徒跣号泣，向袁绍求救，袁不予救兵，张超在城破时自刎。臧洪愤而不与袁绍通和。绍怒而攻洪，可历年不下。后城被袁绍攻破，城中却无一人叛逃，男女七八千相枕而死。袁绍抓到臧洪，劝降不成，终于将其斩杀。当时在场的臧洪同乡、东郡丞陈容站起来，抗声说:"将军举大事，而专诛忠义，岂合天意?今与臧洪同日死，不与将军同日生!"也被推出斩首。 时淮安境域还有广陵郡海西(今涟水北境)徐氏。徐淑，宇伯进，幼年随父在京城求学，饱读儒家经典，阳嘉五年(136年)被举为茂才，后迁为琅琊都尉，官至度辽将军，是一位出色的边防守将。 徐淑之子徐缪，字孟玉，博学多才，初任广陵太守，升任荆州刺史。后死于太常任上。 徐缪族人徐宣，为曹操门下督，魏文帝即位后，徐宣作为"社稷之臣"，历任御史中丞、城门校尉、司隶校尉、散骑常侍，迁尚书。明帝即位后，封津阳亭侯，领中军，迁左仆射，后加侍中、光禄大夫。青龙四年卒，明帝诏书中称他为"柱石臣"。 东阳陈矫父子也位极人臣。陈矫的(?-237)，字季弼，明帝时，晋封光禄大夫，迁司徒。 陈矫子陈本，西晋时历任郡守，列九卿，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陈本弟陈骞，魏元帝时，为车骑将军，迁侍中，大将军，出为都督扬州诸军事，假黄。晋武帝时迁太尉，转大司马。 还有一个淮阴县人步骘。步骘帕(?,,248)，宇子山，曾任孙吴骠骑将军，领冀州牧，代陆逊抚荆州、冀州，后代陆逊为丞相。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 南北对峙的前沿重镇 在魏晋南北朝360多年中，淮安地区几乎都处于战争和对峙的前沿。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场上的成败利钝，淮安时而属南，时而属北，时而以淮河为界分属南北。淮河南屏大江，北蔽中原。因此，沿淮的合肥、寿阳、盱眙、淮阴和角城(今泅阳县和淮阴区交界处的三岔、李口附近)，都是军事重镇，5个军事重镇有3 个在本区境内。盱眙城位于淮河中游，众山环峙，临淮守险，上接寿阳、合肥，下邻淮阴，北上可抄近遮断泗水，南下可直达建康对岸江边。淮阴城北对泗口，"东接山阳(今楚州区淮城镇)，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资，西有盱眙、寿阳之镇"，实为"淮南之源本也"。这段引文中的江都是指今扬州城，是当时经济繁荣的全国性大都会。海西则是指今涟水县北境和灌南县境的海西县，是淮北盐的主要产地和集散中心，是食盐官营时代的经济重地。角城位于古泗水尾闾的分岔处，分岔以下分别叫大清河、小清河，大清河为主流和主航道，其入淮处叫大清口，也叫淮泗口;小清河人淮处则叫小清口。角城控扼泗水，紧滨淮河，翼夹二川。当时，南人长江必经邗沟，北伐中原必由泗水，加之原淮河两岸地区土壤肥沃，水利条件好，宜稻宜麦，有垦殖之利。因此淮阴和角城更是"南必得而后进取有资，北必得而后饰运无阻"的要塞之地。所以南北双方，守者都委以大将，攻者都遣以重兵。 对峙时期的重大战事 该时期在三大重镇及其附近发生的战事数以百起，其中较著名的有:东晋、前秦淮阴之战，北魏、刘宋盱眙之战，北周、陈泗水之战等。 东晋太元三年(公元378年)，前秦派俱难、彭超率步骑7万进攻淮阴、上盱眙。谢玄腹背受敌，暂时退守广陵。俱难、彭超占领淮阴、盱眙后，次年五月又挥师东向，以主力6万攻晋将田洛于三阿(今金湖县境)。东晋京城震恐，增派水陆部队出援，谢玄亦自广陵救援三阿，激战俱难、彭超，获得大胜。谢玄与田洛遂乘胜追击，斩将截敌，率兵5万围攻盱眙，并大败前秦军于君川，迫俱难等弃守盱眙，退守淮阴。谢玄命何谦之等率舟师乘潮而上，夜焚浮桥，前秦将领邵保战死，俱难、彭超仅以身免，前秦军退到淮河以北。此役暂时压下了前秦的气焰，延缓了其对东晋施加更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步伐。 南朝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自广陵北返，以数十万兵力攻打盱眙，辅国将军臧质与盱眙太守沈璞一起，率领不到4000名将士，坚守孤城。北魏兵连月强攻，死伤染病过半，也禾攻下盱眙城，遂于次年春被迫退兵。刘宋军保卫盱眙城的胜利，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 北周建德七年(公元578年)，陈大将吴明彻攻周吕梁得手，又攻徐州，拦蓄泗水准备灌徐州城。周命大将王轨驰援。轨秘密派兵于泗口遍打木桩，以铁索贯穿车轮横截水流，断敌船路，并准备潜赴决堰。明彻闻讯人惊，急破堰撤退。企图乘决水之势入淮，然终被车轮、木桩所 阻。王轨伏兵四起围困，明彻及其将士全部被俘。以后，淮境就全为北周占领。 侨置郡县和石鳖屯田 西晋永嘉年间(公元307一313年)，因中原大乱，本区居民纷纷避地江南，散居武进、常熟等地，后来还在这一带置立临淮、淮陵、东海等侨郡侨县。同时，中原的士族大量向江淮地区迁移，淮阴一带是首先到达的地区。东晋名将祖逖，就曾 "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永嘉以后，又陆续有过多次较大的迁移，如永和九年(公元353年)，姚襄徙屯盱眙，"招掠流民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宋明帝时，宋失淮北，又有大量流民移居江淮之间。由于流民南迁太多，曾先后在江淮地区侨置许多北方州郡，以为安置。东晋和整个南北朝时期，在淮阴、盱眙、山阳等地，先后侨置过徐、青、幽、冀、并、南兖、北兖等州和东平、阳平等郡，侨置县就更多了。 本时期，淮阴上下作为大规模的南北战争的前沿，经常出现"江淮之间，赤地千里"的凄凉景象。但是作战的双方仍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积极通过战争的间隙，屯兵垦田，积蓄稻谷，作为军粮。魏正始初(约公元240到，241年)，大将邓艾为了对付吴国，修白水塘，立8斗门，置屯兵49所，开垦水田12000顷。还修筑了石鳖城，用以积谷护屯。 邓艾所筑的石鳖城，历经两晋，特别是南北朝，一直是屯田积谷的中心。据考证，古石鳖域位于三角村(今洪泽县新集)、衡阳阜一线，这里有一条古道，宋《嘉定山阳县志》称其"向为边兵横趋大仪之路。"石鳖城即在这条古道上。 石鳖屯区的范围，按屯田12000顷计算，约合800平方公里。如果再加上屯军的营房、活动场地、道路等，大约在850平方公里左右，这个面积，约当今新河(今楚州区里运河西)、白马湖、宝应湖以西，新三河以北，苏北灌总渠以南的地域。洪泽县考古调查也表明，该县汉、魏、晋文化遗址非常丰富，已挖掘的22处遗址中，汉、魏、晋址就占了11处。这11处遗址，几乎笼罩了该县的整个湖东地区，出土器物有各种陶器，还有兵器、陶窑，以及大量的两汉钱币。这些都显露了军队驻扎在此屯田的痕迹。 邓艾以后，晋建兴元年，琅琊王司马睿以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率千人北伐。祖逖到了淮阴，一面铸造兵器，在石鳖等地屯田积谷，一面招募和训练军队，而后出泗口北上。 东晋永和八年(公元352年)起，北中郎将荀羡先后镇守淮阴、下邳，他在石鳖等地大兴屯田，以为北伐之资，"公私利之"。永和九年十二月，姚襄渡过淮河，屯兵盱眙，招掠流民7万余人，设立官吏治理，从事农副业生产，紧邻盱眙的石鳖一带也安置了流民从事生产。 萧齐时，齐将周山图出于战略考虑，上书奏请于石鳖城立阳平郡。故齐、梁时，仍称"阳平石鳖，田稻丰饶。" 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北齐一度占有淮南地。乾明(公元560年)初，谷价昂贵，尚书左丞苏珍芝又建议修石鳖等屯，结果每年收获数十万石，"自是淮南军防廪粮充足"。 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陈大将吴明彻北伐，收复淮南各郡，得到阳平石鳖的粮食，解决了军粮不足的问题。同时又抚慰安置流民，就近耕种于石鳖等屯，使军饷民食得到可靠的保障。 第二章 古代的淮安(下) 第一节 隋唐五代时期 大运河的疏凿和隋末农民起义 隋唐五代时期，政治统一的时间较长。由于安定环境得以较长时间的保持，从而造成了经济的持续发和重新繁荣。其间，大运河对两淮的繁荣产生了巨大作用。然而在当时，劳民最甚、对本区影响最大的，也大运河的开凿。 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征发河南、淮北诸百余万人开挖通济渠，自洛阳至泗州(今盱眙城对岸)，接谷、洛、黄、汴诸水，以达淮水。通济渠是引汴水入淮的，故入淮处又称汴河口。接着又征发淮南民10余万将邗沟改道取直。汴河口和末口之间，是由200里淮河连接的。依此计算，隋大运河在今市境总长近300里。开河的标准很高，"渠广四十步(20丈)，旁皆筑御道，树以柳。在修河时"丁男不供，始役妇人。"且劳动条件差，强度大，大量民工死在工地上。隋政府用来载运民工死尸的车子"相望于道"，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图景!大运河是用隋代劳动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开凿出来的。 大运河沿线又修筑了40多所豪华宏丽的离宫别馆。位于今盱眙第一山的都梁宫，即是其中之一。它周回二里，有宫殿三重，长廊环回。还有亭台楼阁、流泉曲水等胜迹佳处。如流杯殿、回望殿、钓鱼台、七眼泉等。此后，隋炀帝曾3次南巡，由于摇役、供应等等，使包括楚州、泗州的运河沿线人民不堪其扰。 隋炀帝的好大喜功，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终于导致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业七年，东海彭孝才起义，活动于淮北地区。紧接着杜伏威义军由山东南下江淮之间，孟让义军也进人本区境，楚州、泗州人民纷纷投人这两支起义队伍。杜伏威军在江淮之间，多次击败隋王朝的部队，并曾攻占、焚毁安宜县城(今金湖县境)。孟让义军曾占据盱眙都梁宫，队伍发展到10余万人，后因轻敌被隋将王世充击溃退走。大业十三年，臧君相在沭阳起义，杀死隋朝官吏，置沭州，后又攻下海州。这儿支起义军有力地打击了隋王朝的统治，成为推翻隋王朝的重要力量。 然而，就隋炀帝疏凿大运河之举而论，其历史功绩自不可没。唐诗人皮日休《汴河怀古》诗对此事的评价比较公允，令人信服:"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唐代的水利建设与农业生产 唐代初年，为了发展生产，复苏经济，巩固其统治，着力改善生产条件。破釜塘和白水塘于大业末年受到破坏，这时也得以修复。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为扩大灌溉面积，又在白水塘以北"开置羡塘，与白水塘合"。后又于羡塘以北开置茶陂。从陂塘的分布范围看，唐代白水塘地区屯垦的面积，远比魏晋南北朝时期大。唐穆宗时，在白水塘东岸先后开挖了棠梨泾、青州泾、徐州泾、太府泾、竹子泾等较大的灌溉渠道，以便于屯垦。据考证:青州泾即青州涧，新中国成立初期还在使用。竹子泾则是今草泽河的前身，历1300年还在发挥作用。这一时期，在科学用水方面，有了长足的迸步。为了节约用水，确保漕运和灌溉用水，唐元和间(公元806到812年)，还在运河两岸开挖了一系列泄水塘，名归水澳，使水得以重复利用。此间，还在今周桥附近创置萧家闸。据《天下郡国利病书》云:其作用是" 蓄水以灌堰西之‎‎田，西畴水足，再徐灌东田，乃因势以行水而为之利也。"这种轮灌法，不仅在于节约用水，更重要的是，使低田和高田同样可以得到灌溉。这是水利技术的重要进步。 唐初，白水塘地区实行民屯，到唐肃宗上元(公元760至761年)年间，实行官屯。为此，唐王朝在楚州(淮安)设置了淮南营田副使和营田判官，专司其事，以加强对官屯田的管理。根据《唐楚州使院石柱题名记》等史料推测，唐代白水塘地区的官屯，起码在唐末农民起义爆发之初，还在继续着。其后废弛，南唐时多听由民间垦种。 水运和楚、泗二州的繁荣 唐代的酒运量比前代为大，天宝年间，每年高达400多万石。这些粮食，大部分来自江淮及其以南地区，大多必须经过运河，辗转而达京师。其中，位于楚扬运河人淮处末口的楚州，位于通济渠人淮处汗口的泗州，是漕运要津。 唐代，淮北海盐生产逐渐发展，涟水成为全国四大盐场之一。为了适应需要，唐垂拱四年(公元688年)，唐王朝开凿了北起海州，中经今灌南、涟水等地的运盐河(时名新漕渠、官河)，淮北盐经由运盐河人淮河和大运河，然后转运各地，供给官民食用。此外，纺织业比较发达，贡品有货布、芒布。 隋唐时期，运河上漕船、盐船和其它商船千帆相接，四时不断;与泗水并行的 途"。从而促进了沿线的楚州(即山阳县城)、泗州及淮陆上干道也是"商旅辐辏其 阴、泗口、洪泽、龟山、盱眙等城镇的繁荣。其中，又以楚州和泗州为盛，是运河沿线的两座名城。 因为泗水的水运干线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被通济渠所取代，所以，献出现淮阴和泗口的地位被泗州和盱眙所取代的局面。正是在这种大的地理变迁的历史背景之下，出现了楚州治所由淮阴故城迁到山阳县城和淮阴县先后数次并人山阳县。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置楚州，治所在淮阴故城，开皇十二年移治山阳县。淮阴县第一次并大是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入唐后分置;第二次并入是在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历43年而又分置。这两次合并和分置，从侧面反映了位于末口，辖有淮阴、山阳、盐城、安宜数县的楚州城，已经取代了淮阴故城，成为区域性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唐代的楚州城，是著名的近海港口城市，商品贸易很兴旺，开元寺、龙兴寺、紫霄宫前有热闹非凡的庙市，吸引着海内外商人，甚至大食山本、新罗等国的商人，都远涉重洋到此贸易。时楚州有新罗坊，即为新罗商人聚居之地。草市、鱼市也熙熙攘攘。到了夜晚，城边的运河里，众多的过往船只"连樯月下泊"，准备在此过北辰堰。城内则"千灯夜市喧"。很多达官显贵则"缇骑朱旗入楚城"。他们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宴饮游乐，诗酒唱酬，为名城的升平景象增添几多色彩。时开元寺、东岳庙、紫霄宫、宴花楼等处，都是文人学士雅集留连之所。楚州以其繁华，被白居易赞为"淮水东南第一州"。 与楚州城近在咫尺的淮阴城，城内楼台簇簇，城外帆墙如林;其夜景更充满朦胧的美:"秋灯点点淮阴市，楚客联樯宿淮水"、"灯影半临水，筝声多在船"、"酒酣 夜别淮阴市，阴‎‎照高楼一曲歌"…‥透过这些诗词，仿佛听到了唐代著名女诗人、歌唱家刘采春等人婉转哀艳的吟唱。 经过隋唐两朝的发展，泗州城也颇为繁华壮观，它"端衢四达，廨宇双峙，双阙云耸，琼台中天"。很有一些壮观的建筑物。南来北往的豪商巨贾则"多游利于此"。边塞甚至外域的"越商胡贾"都前来经营。城中还设有大型的中转仓，闽越和江淮地区漕粮及其贡品，多到此卸货回程。泗州还设有淮口盐铁院，由中央派出的盐铁官掌管江淮海地区的盐铁经营，防止奸商从中渔利。隔淮相对的盱眙是一个依山面水、风景秀丽的城市，更是骚人墨客题诗咏叹，尽显文采风流的佳处。"何因不归去?淮上对秋山。"从侧面反映了泗州、盱眙繁华竞逐、风光旖旎的独特魁力。 战乱对楚、泗二州的影晌 安史之乱时，"乱兵不及江淮"。肃宗以后，淮上军阀割据，有的公开反叛朝廷，"其民始罹毒矣。"盱眙、淮阴、泗口、涟水、沭阳、楚州、泗州等地，都受到过军阀的破坏。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庞勋戍卒起义，围攻泗州达7个月之久。其间，义军攻陷盱眙都梁城，据淮口，截断湾运路线;又南破滁、和二州，北陷沭阳，直逼海州、宿州，唐王朝震恐，派3万人进援泗州，结果被义军全歼。后义军受挫，方撤围而去。信宗广明元年(880年)，黄巢义军由采石北上，经盱眙一带，没有逗留，对市境影响不大。 五代时，沿淮有过几次军事纷争，其中周显德五年(公元958年)一次最为残酷。这年正月，周世宗率兵攻南唐楚州，遭到守城军民的顽强抵抗，攻44天不克。城破后，"周兵怒甚，杀戮殆尽"。楚州遭到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唐代的楚州诗人 唐代是诗歌的国度，故唐代楚州的文化，亦以诗歌为特色。知名的诗人有吉中字、赵假、刘采春等。 吉中孚(约公元740-798)，楚州山阳县(今淮安市楚州区)人。他能文善诗，与当时的诗人卢纶、钱起、司空曙等齐名，为"大历十才子"之一。中孚少年出游，爱鄱阳湖风光，于是客居鄱阳。初为道士，大约过了35岁，终于过够了隐逸出世的生活。还俗后，到长安拜见宰相，由朝臣推荐给皇上，备受奖掖，遂步人仕途。曾任校书和户部侍郎。后因双亲老迈，弃官归乡，孝养父母。 吉中孚的诗文，同时代人评价很高。卢纶赞他"侍郎文章宗，杰出淮楚灵"。《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诗一卷。吉中孚的妻子张夫人，也会写诗，然流传下来的很少。《全唐诗》仅收录了她的一首《拜新月》。 赵嘏(806-854)，字承祜，楚州山阳县人。太和七年(公元833年)，参加进士考试落第，遂流寓长安，达8年之久。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再太长安，举乡贡进士。但大约直到宣宗大中初年(公元847年)才入仕。为渭南(今陕西省渭南县)县尉。唐宣宗素闻赵能诗，曾问宰相:"赵嘏诗人，曾为好官否?可取其诗来。"读赵 诗，见其咏秦诗中"徒知六国随斤斧，莫有群儒定是非"句，很不高兴。所以赵嘏一直屈居下僚，颇不得意，年四十即卒于任上。 赵嘏是晚唐著名诗人，长于七律，其《长安秋望》中。残星几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句，颇为杜牧所赞赏，因此赵嘏被人艳称为"赵倚楼"，"一日名动京师，三日传满天下"。今有《渭南诗集》传世。 刘采春，淮阴人，伶工之妻。《全唐诗》一共收了她的6首《望夫曲》，每首四句，明白如话，通俗易懂:"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短短20字，却生动地再现了少妇思念远游丈夫的迫切心情。大诗人元镇赞赏她:"言词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选词能唱《望夫歌》。当时，"采春一唱是曲，闺妇、行人莫不涟泣"。繁华与哀艳往往是绾结在一起的。 僧伽与泗州普照王寺 唐代，楚、泗二州的佛教文化也颇有特色。寺庙以僧伽和尚创建的泗州普照王寺最为著名，香火久盛不衰，举国闻名。何以致此,首先是因为历代帝王的崇信和馈赠。僧伽坐化前，中宗即封他为"国师"，并敕泗州寺为"普光王寺"(因避武后讳，改"照"为"光")，还"敕恩度弟子三人，慧岸、慧俨、木叉各赐衣盂，令嗣香火。"据宋《高僧传》载，坐化后，"帝惨悼黯然"，"敕有司给绢三百匹，俾归葬淮上，令群官祖送，士庶填合"。长庆二年，皇帝加封僧伽为证圣大师"，后来唐信宗又封僧伽的高徒木叉为'真相大师"。五代时，"天下凡造精庐，必立(僧)伽真相，牖日大圣僧伽和尚"。 其次是由于名人的崇信和吹捧。唐代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要数李白，他赞扬僧伽"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意清净，机棱棱，亦不减，亦不增，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猢狲藤。嗟予落魄江淮久，罕遇真僧说空有。一言忏尽波罗彝，再礼浑除犯轻垢"。其他如，"李北海莒、胡著作浩各为碑颂德。" 泗州寺的香火隆盛，还与古泗州是交通咽喉密切相关。往来舟揖必登塔拜祭，慷慨解囊，敬香施财，不惜重赀，并相沿成俗。"越商胡贾脱身罪，硅璧满盘宁计资。清淮无波平如席，欹柱倾扶半天赤。"当年施舍之豪，香火之盛的情景，谁都能从这诗句中想象出来。其后黄河夺淮，淮域水灾渐盛，人们对泗州大圣的礼拜就更勤了。 第二节 宋元时期 沿淮复线运河的开凿 隋开大运河，其楚州和泗州之间，系利用自然河道淮河连接的，而泗州以下，特别是洪泽洼地区，淮水宽阔，白居易诗云:"淮水东南阔，无风渡亦难。"皇甫端题《洪泽馆》诗:"底事洪泽壁，空留黄绢词。年年淮水上，行客不胜悲。"郡反映了行旅在这一带航行的艰难和危险，而此段河道中的山阳湾段，由于泗水的汇人，水流尤为迅急，更被往来舟揖视为畏途险境。 北宋时期，年漕运量高达600万甚至800万石，创我国古代漕运之最。由于漕运量的增加，过往舟楫的增多，每年在楚、泗二州之间的淮河险途上损失的舟船，也猛增到170艘左右。因此，开河避淮便显得更加迫切。沿淮河右岸开凿的复线运河亦随之诞生。从雍熙元年(公元984年)到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的100年中，复线运河分期施工，陆续完竣通航，"免风涛覆溺之患"。数百年谋求的避淮工程终于获得了成功。 当时，楚、泗二州之间的淮河右岸，依次排列着淮阴、洪泽、龟山等较有名的城镇，复线运河的开凿，就是以淮阴、洪泽、龟山三大城镇为分野，分期分段完成的。 首先开凿的是楚州到淮阴的沙河运河。据《宋史(河渠志》载:"楚州北山阳湾尤迅急，多有沉溺之患。雍熙中(公元984一987年)转运使刘蟠议开沙河以避淮水之险，未克而受代。乔维岳继之，开河自楚州至淮阴凡六十里，舟行便之。" 《宋史(乔维岳传》又载:"又建安北至淮总五堰，运舟所至，十经上下，重载者皆卸粮而过，舟时坏失粮，纲卒缘此为好，潜有侵盗，维岳始命创二斗门于西河第三堰，二门相距逾五十步，覆以厦屋，设悬门积水，候潮平乃泄之。建横桥，岸上筑土累石，以牢其址。自是弊尽革，而运舟往来无滞矣"。因沙河运河在淮扬运河之西，故称"西河"。沙河至今清江浦及其以西地方，地势渐高，为延缓河床比降，保证河道水位，必须设置闸、堰，明代陈喧就是这样做的。所以，乔维岳在沙河(西河)上置堰创二斗门也是因地制宜，顺乎情理的。二斗门的设置与现代船闸的原理是相同的，可以说，它是现代船闸的前身。 继沙河运河之后开凿的是淮阴至洪泽镇的洪泽新河，又称洪泽渠。据《宋史(河渠志》及有关人物传记载，开洪泽渠是由马仲甫首倡，由许元实施，皮公弼复浚。开河时间，在公元l049年至1054年之间，开河长度为60里。 最后开凿的是自洪泽镇至龟山镇的龟山运河。《宋史(河渠志》元丰六年正月)"发运使罗拯复欲自洪泽而上凿龟山里河以达于淮，帝深然之。会发运使蒋之奇人对，建言:。上有清汴，下有洪泽，而风浪之脸上百里，淮迩岁溺公私之载不可计，凡诸道转输，涉湖行江已数千里，而覆败于此百里间，良为可惜，宜自龟山蛇浦下属洪泽，凿左肋为复河，取淮为源，不置堰闸，可免风涛覆溺之患'。帝遣都水监丞陈佑甫经度。佑甫言:'往年田斐任淮南提刑，尝言开河之利，其后淮阴至洪泽竟开新河，独洪泽以上未克兴役。今既不用闸蓄水，惟随淮面高下开深河底月l淮通流，形势为便，但工费浩大'。帝日:'费虽大，利亦博矣'。佑甫曰:"异时淮中岁失百七十艘，若捐数年所损之费，足济此役。'帝日:'损费尚小，如人命何!'乃调夫十万开治。"遂于"六年正月戊辰开龟山运河，二月乙未告成，长五十七里，阔十五丈，深一丈五尺"。"既成，命(蒋)之奇撰记，刻石龟山"。这条复河，至元代运河改道之初还在使用。 北宋时期的农业经济 水利设施得到修复和增建。北宋前期，沭水宣泄不畅，位于其下游的沭阳、涟水等县水患频仍，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沈括任沭阳主簿，"疏沭水，为百渠九 堰"，使7000顷积潦洼地变成了能排能灌的上等良田。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又由朝廷统一部署，在市境内兴修了白马塘(今金湖县境)、渡塘沟、龙兴浦(今楚州区境)、青州涧(今洪泽县境)等水利设施。在涟水县境内，唐代开凿的运盐河也得到大规模的疏浚，使之畅通无阻。朝廷对疏浚此河很重视，河成后，哲宗皇帝赐名"通涟河"。通涟河不仅运盐，还便利了灌溉。 由于社会安定和政府采取一些鼓励扶持垦殖的政策，加上水利设施的增修，北宋初期，大量的无主荒田得到垦种。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以后，政府又从福建引进耐早、早熟、适应性强的"占城稻"加以推广。这对两淮稻米产区实现稳产高产起了重要作用。"黄柑紫蟹见江海，红稻白鱼饱儿女"。这时期的淮境依然是鱼米之乡。 北宋时期的工商业 北宋时期，两淮沿海是重要的食盐产地，其中涟水海口场平均年销盐115000余石，海州惠泽(今灌南县境)等3场达477000余石。这些盐供销到徐、光、泗、寿州，以及江南的苏、杭、湖、常、润州与江阴军。这些地区多利用送酒粮的回空船，到淮北盐集散地涟水运回食盐。那时贩私盐的很多，屡禁不止。有些大盐枭甚 拭经过淮上，曾被政敌诬以贩私盐至搞武装贩运，强行"闯关过卡。宋熙宁间，苏 而险遭朝廷惩处。 楚、泗等州的酿酒业也得到发展，开始学会酿制曲酒，当时有大酒、小酒之分。一般乡镇都有经营酿制业的"酒户"。天禧(公元1017到1021年)初，小酒户被下令停废，此后，酿制业主要被一些大户控制，并受到税收政策的保护。丝、麻编织亦较发达，生产的绢、绫、苎布和孔雀布还作为贡赋，每年都有规定的上缴额。元丰(1078至1085年)年间，楚、泗二州每年各需上贡绢10匹。 南宋时期的南北战争及其影响 北宋末年，波及本区的宋江起义的烽火刚刚平息，接着，金兵又大举南下，北宋灭亡。楚、泗二州遂成为南宋与金元对峙的前沿，再度受到兵火的长期荼毒。从宋高宗建炎(公元1127至1130年)初到宋金"绍兴和议"成立，10多年中，本区几乎无岁没有战事。此后，"隆兴和议"与"嘉定和议"前，也都有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战事。宋嘉定十一年(公元1218年)以后的10多年中，以参加"红袄军"起家的李全拥兵自重，飞扬跋扈于淮河南北，且反复无常，时而归顺南宋，时而投降蒙古，本区备受蹂躏，而以楚州、涟水为最甚。旋又遭到蒙古军队铁蹄的践踏，楚、泗二州大地再度成为"兵马走廊"。其中较有影响的战事有:赵立保卫楚州之战，魏胜淮阴抗金之战等。尤以赵立保卫楚州之战最为惨酷壮烈。 金兵在占领海州、泗州、淮阳军等州、军后，从建炎三年冬开始，几次攻楚州不克。次年5月，金兀术又想借道楚州北上，遭到楚州守将赵立的严正拒绝。兀术大怒，以重兵强攻，并断宋兵粮道。城内无粮，军民以树皮充饥，击退金兵无数次 迸攻。在一次城‎‎头督战中，赵立不幸被敌"飞杀"击杀。后其部将程括仍率部奋战。城破后，全体军民扶伤巷战，"虽妇人女子，亦挽贼俱溺于水"，故几乎全部罹难。 人民痛恨侵略者的蹂躏，纷纷组织抵抗。尤袤《淮民谣》诗写道:"东府买舟船，西府买器械。问依欲何为?团结山水寨。"这首诗，反映了楚州、泗州一带人民结寨自保的情况。更有组织义军，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的。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兵将南侵，宿迁人魏胜聚义士300人渡过淮河，攻取淮北重镇涟水、海州。人民纷纷参战，义军迅速壮大。金兵5次进攻，企图夺回海州，最后一次集中20万兵力，都被魏胜和协同作战的官军挫败，充分显示出人民战争的伟力。后魏胜在淮阴抗金之战中，因敌众援绝，在撤退时，中箭落马而死。南丧乱后，安集亦未久。死者积如麻，生者能几?!荒村日西斜，破屋两三家。""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晚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淮村兵后》等诗，是兵燹后的农村景象的生动写照。在淮北泗水沿线，甚至出现文天祥所咏叹的"清野百年久"的长期萧条。 宋金议和与边境贸易 苟且偷安的南宋王朝害怕民众的抗金斗争逾"度"，无意组织积极抵抗，以收复失地，洗雪国耻，只想以民脂民膏来讨好侵略者，宁息边衅。 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高宗在战场捷报频传的情况下，与臭名昭著的奸相秦侩的谗言一拍即合，强令退兵议和，罢免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等人兵权，并对岳飞等横加陷害，与金人签订了"绍兴和议":宋对金奉表称臣，金册封宋主为皇帝;宋每年向金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宋、金领土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等等。后宋孝宗时，"隆兴和议"成，改为银20万两、绢20万匹。开禧北伐失败后，又议和，增加为银、绢各30万。 为了按时交纳岁贡，宋在盱眙宝积山建立岁币库，储放每年送往金国的岁币，按规定，每年春季把岁币送到淮河对岸的泗州向金人交纳。 当然，每次和议成立后，宋、金两国都照例开放边界，开展边境贸易。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绍兴和议"成立后，南宋在盱眙、金国在泗州，先后设置榷场，开展边贸活动。一旦兵戎相见，照例关闭边界。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隆兴和议"后，金国在泗州、涟水，南宋在楚州、盱眙等地分别设置榷场。这些榷场，都是官营的，经营者必须向官府交纳关税。 为了保护国家的关税收入，严禁私下交易或偷渡逃税。绍兴十二年，宋廷即曾下诏两淮漕臣，"严禁私渡过淮之人稍有透漏。"绍兴二十九年，金主完颜亮下令撤除两国边境其他各榷场，只保留泗州榷场，每五日一次开场;南宋旋即也撤除其他榷场，只留盱眙榷场。金国于泗州榷场增场屋200间，宋遂亦于盱眙增置如金国泗州，并创渡淮需持官发木牌例，这种木牌又叫"关子牌"。对商旅逾期不归者，则以私渡论处。 但是，由于边境贸易的暴利驱使，一些商贩遂贿赂官府，私渡过淮。装载"茶货钱宝"的商船，原先是"自楚州差人坐押至洪泽(镇)止，行运河便可稽考。今乃以固水为名，于淮阴县列小舟不下千余只，一才车船人淮，经过北岸直人清河，无所 不往，所失朝廷‎‎课利不可数计"，宋廷忙下令严禁。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宋廷还派出3名官员，专门查禁由高邮到两淮和盱眙的私渡船只。但是屡禁不止，特别是住在楚州和盱眙一带的本地商贩、船民，渡淮如履平地，称私自渡淮贸易为"骑淮"。一段时间，宋廷决定大力发展骑兵，战马腾贵，盱眙、楚州的私贩者便"骑淮"贩马。"沿边恶少多以平市买马为名，越境作过，渭之。骑淮'，又渭之。跳河'，往往出境偷马，时致喧闹。"这虽可能造成边衅，但对于当时淮安养马业的发展，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边境贸易的开放，对淮境经济的复苏，无疑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第三节 明至清中叶 明代的淮安大移民 元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占领淮河两岸的大片地域。同年，置淮安府，领海、泗、安东三州，山阳、清河、沭阳、盐城、桃源、赣榆、天长、盱眙8县。旋又以泗州、盱眙、天长改隶风阳府;并降安东州为县，仍隶淮安府，以邳州、睢宁、宿迁县改隶淮安府。时淮安府共辖二州九县。 战乱使淮安及其周围地区人口逃毙殆尽，亟待移民充实。同时，江南地区的地主阶级人士有很多依附张士诚。故明朝初年，政治上的一项重要措施，是进行强制性的大规模的移民。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迁苏、松、杭、嘉、湖诸府之民4000余户至临濠垦田。又移江南民14万户于风阳府。泗州、盱眙为交通要道，经明末大乱，人口锐减，时均属凤阳府，故迁移的14万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安置于泗州和盱眙。此后百余年中，又陆续将江南的人民迁徙到淮安府境。这就是淮安民间传说中的"红巾赶散"。如涟水、淮阴望族朱姓，就是明洪武年间整族整族地"奉旨"迁来的。其中一族坐的是包铁头大船，后人在涟水、淮阴"九朱"中以"铁船头朱"加以区别。涟水孙氏、张氏，灌南汤氏，以及金湖等地约70%左右的居民，其先人也多为洪武年间从苏南迁来的。又据民国《泗阳县志》载，元末明初，由苏南迁来的有翁、朱、卢、吴等25氏族，其中由苏州迁来的有21族。 明中叶，实行"中盐法"，晋、徽商来淮业盐，并就地定居繁衍。涟水望族程氏，"先世本歙人也，明季始迁安东。耀南县城新安镇，是明朝中叶安徽新安商人在此兴集命名的。高沟地区的汪、程、吴等姓，其先也是安徽歙县人，也是因经商就地「居的。淮安河下镇是著名的徽商、晋商聚居地。 这些移民与淮安土著居民一起，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相互婚配，对准安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代的军防建设 淮安作为黄淮运交汇处咽喉重镇，也是军队驻防的重点城市。在明代淮安不仅驻有淮安卫、大河卫，还有督漕总兵官所率相当数量的护漕兵丁。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民壮(亦称民兵)组织。时淮安府各县民壮，少则200余名，多达580名。各县民壮都有专门的训练场地，每年 都要进行集训。开始时分为三班，"一班在官守城，二班归农。"后来"归农者极少"，多成为长年服役，不仅守城，还充当捕快和吹手侍从等杂差。 同时，统治者还不惜耗费巨大的财力物力，营造区域性中心城堡---淮安城。因此，在本区的古城中，以淮安府城最为坚牢高峻，易守难攻，素有"铁打淮安城"的口碑。准安城分为旧城、新城、夹城(亦称联城)，俗称"淮安三城"。 三城之兴，各有起始，而以旧城最早。旧城始筑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公元405-418年)，唐、宋时代屡有修治。宋孝宗时，陈敏重加修葺，金国的使臣过淮，见楚州城雉堞坚新，称为"银铸城"。"元至正间，江淮间兵乱，守臣因土城之旧，稍加补筑。"明王朝建立之初，增修，包砌砖石，并在四周修建了城楼敌台。明初增修的旧城周回11里，东西径、南北径都是525丈，基本是正方形，城高30尺。有5座城门，东日观风门，南日迎远门，西日望云门，北日朝宗门，西南稍北有门曰清风门。后清‎‎风门堵闭，4门名称亦更改:东曰瞻岱门，南曰迎董门，西曰庆成门，北曰承恩门。四门皆有子城，城上有城楼，又有角楼3座，窝铺53座，还有3座水门。嗣后，明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均有规模不等的修治。特别是道光二十二年(公元1842年)漕督周天爵又新建2座炮台、4座过街楼，意在使城防增强对洋枪洋炮的抗御能力。 淮安新城在旧城北一里多，"高二丈八尺，围七里零二十丈，东西径三百二十六丈，南北径三百三十四丈，为门五:东曰望洋，西曰览运，南曰迎薰，北曰拱极，小北门曰戴辰。门各有楼，惟小北门无。东西有子城，角楼四，南北水门二，窝铺四十八座，雉堞一千二百座"。按:新城就是古北辰镇地，西瞰运河，北俯长淮，东南接马家荡。元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张士诚部将史文炳守淮安时始筑土城。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淮安卫指挥时禹取宝应废城砖石力口以包修，后明永乐、正德、隆庆、万历，清乾隆、咸丰中均进行过修治。 淮安夹城(亦称联城)在新、旧二城之间，东长二百五十六丈三尺，起旧城东北隅，接新城东南隅;西长二百二十五丈五尺，起旧城西北隅，接新城西南隅。有四座城门，东南曰天衢门，东北曰阜成门，西南曰平成门，西北亦曰天衢门，东西域有4座水门。开始修筑时高只有一丈四五尺，后加高六七尺，加厚四五尺，有4座城楼。联城本为运道经临之地，粮船屯集之所。嘉靖间倭寇犯境，三十九年(公元1560年)，漕运都御史章焕奏准建造。明万历二十三年、清乾隆九年，先后加筑、修新。其后岁久渐圮。 淮安三城西接运河，北阻黄淮，三城一体，首尾呼应，有固若金汤之誉。这在全国都极少见，故淮安三城名扬四海。明代倭寇、清代太平军和捻军，都知难而止，未能将其攻克。 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筑于明代的淮安新城藏军洞。《重修山阳县志》卷十九记载:"藏军洞在新城东门外"。又云"新城东门楼下有地洞，深不可量，周环丈余，乃创城时建，从地下直达柳浦湾，去城三十里。万历末年，农人浚菊花沟，见砖壁，毁之不穷，即地上量度之，直至新城东门下，始知为藏军洞也。"2000年，市地震局请省地震局专家以高级仪器在地面探测，证明藏军洞仍在地下，且大部保存较为完好。西起新城东门，东至今楚州区季桥乡境(柳浦湾属之)，近15公里长，其宽度一般为3一4米，还有岔道，岔道最宽处有近10米。 构筑这么长的地下通道用以行兵、藏兵，很显然，主要是用来夹击攻城之敌的。此洞在明嘉靖年间抗倭时，曾藏兵设伏于内，对倭寇实施有效夹击，并取得抗倭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清江浦的兴起 宋乔维岳开的沙河，至元末已是河床淤塞，闸坝湮废了。明永乐间，平江伯陈喧总督漕运之初，往来船只均是至淮安新城(河下)盘五坝人淮。漕船由新城东门外东北的仁、义二坝入淮，官民商船由西门外西北的礼、智、信三坝入淮。过坝时，重载之船必须把货物剥卸下来，将空船拖过坝，再把货物装上。入淮后逆水而上，至清日入黄河。这一段水流特别迅急，每船往往要用上百个纤夫拉，故"逾淮达清河，劳费甚钜"。 为了"免过坝及风涛之险"，陈喧进行了走访和实地勘察，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循宋乔维岳所开沙河故道，自淮安城西管家湖，凿渠20里，导引湖水由鸭陈口大淮，这条漕河被命名为"清江浦"。为了节制水位，还在清江浦上建了移风、清江、 长期的宋金战争，便楚州、泗州一带人民毙逃殆尽，十不遗一。楚州保卫战之后不久的绍兴六年，韩世忠驻节楚州时，楚州城及其周围地区已成为无人区，田园荒芜，屋舍尽被破坏。幸好有几万从淮阳军(今邓县)志愿跟随来的老百姓，在韩世忠和梁红玉的统一安置下落了户，楚州才又炊烟渐稠。其它滨淮重镇，也有类似遭遇。 经过战乱的农村也是一片凄凉。绍兴(公元1131到1161年)中，淮南老百姓多避乱逃散，淮南营田副使王实一次就"括闲田三万顷，给六军耕种"。"淮福兴、新庄四道闸。清江市的兴起，即缘起清江浦河的开凿。 陈喧主持漕政时，推行了一种"支运"。即在淮安、徐州、临清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筑中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的漕粮。"令江西、湖广、浙江民运百五十万石于淮安仓，苏、松、宁、池、卢、安、广德民运粮二百七十四万石于徐州仓，应天;常、镇、淮、扬、凤、六、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令官军接运入京、通二仓"。据谈迁《北游录》载，明代的淮安转搬仓建于清江浦，有40区仓房，皆"坚基广厚，倍于常制"。转搬仓由户部的派出机关---户部分司(今清晏园即其旧址)监理。 此后，这里又创办了全国最大的内河湾船厂---清江督造船厂。清江船厂的厂址，在清江浦河南岸，处于山阳、清河二县之间，其中心位置东去山阳县城、西去清河县城各30里，大致在旧城区之内。清江船厂后来发展到拥有4个大厂、80个分厂，工匠牙役商人近万，厂房工棚延绵20余里的规模。清江船厂由工部的派出机构工部分司(今市区纪家楼一带)监理。 在陈喧总漕之前，今市区大部地段还是人烟较少的"闲旷之地"，自清江浦疏凿、四道闸修建、转搬仓落成、造船厂投产之后，这里遂变得热闹非凡:江西、湖广、浙江的粮船要到此卸粮以入转搬仓，其它路过的粮船要到此停泊稽延，运粮官军要在此辗转忙碌，造船的工匠牙役、官佐兵弁在此食役卜居，往来的商贾在此招 摇过市，争相渔利…。往日的"闲旷之地"，很快便成为"侨民宿贾，巨室鳞次"的通商大埠了。"清江浦"也因此成为这一这通埠的名称，而清江浦河则与淮扬运河一起，被称为"里运河"了。即使经过明末清初的军事政治大动乱，清江浦作为交通枢纽、军事要冲，仍"居人数万家，夹河二十里"。到清乾隆年间，清江浦达于鼎盛，乾隆四十年，人口50余万。仅从这一数字中，即可想见其当时的繁华。因古末口而兴起的淮安城，其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为清江浦所取代。 淮安和明清漕运 漕运是事关"国脉"、事关国家稳定的要务。为了保证漕运的畅通和漕粮运输的安全，于淮安设置督管漕事的大臣，"凡湖广、江西、浙江、江南之粮艘，衔尾而至山阳，经湾督盘查，以次出运河。虽山东、河南粮艘不经此地，亦皆遥禀戒约，故漕政通乎七省，而山阳实咽喉要地也。" 关于负责漕运的职官，明朝初年设有漕运使，不久罢去，而以勋爵大臣负责。永乐中设漕运总兵官，一般为正二品衔。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以漕运不继，始以副都御史王站为总督漕运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及徐、和、滁三州，驻节淮安，与总兵官同理漕务，称为文、武二院，而总兵仍居总漕之上。万历年间，李三才任总督漕运事，三才性格刚毅而雄辩，且文武全才，漕运总兵官、新建伯王承勋对他很是敬畏，不敢与他分庭抗礼。不久，李三才又上奏朝廷说，海运停废已久，漕运总兵官没有必要再设置，朝廷遂采纳他的建议，将漕运总兵裁撤，而专任文职。 每年年初，总漕巡视扬州，经理瓜洲至淮安的湾船过闸事宜，总兵官到徐州督管漕船过百步洪、徐州洪等，理湾参政管押赴京。所渭"督催有御史、郎中，押运有参政，监兑、理刑管洪、管厂(造船厂)，管闸有主事，驻山阳(楚州区)、清河(淮阴区)。"其后，参将、郎中、御史及催趱、主事五员奉裁，惟留漕运理刑，刑部主事一员专驻山阳。 清朝立国之初，在淮安设总督湾运部院兼巡抚事。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设满洲侍郎一员，与总漕同驻淮安，名为总理。顺治十八年，在凤阳另设巡抚，总漕专管漕政，而将总理撤回，刑部理刑亦裁撤。总漕一般由从一品大员担任。惟漕储道至康熙四年才裁撤。而各省则有督粮道，皆遥相隶属。还有监兑、押运府佐等官。雍正中，设巡视南漕御史二员驻山阳，后又以一员驻山阳，一员驻济宁。 漕运之法，明永乐间，平江伯陈喧主持漕政时，对湾运制度进行了改革，推行了一种叫"支运"的制度，即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运河沿线重镇，分别建有转搬粮仓，各自接纳指定地区的民船送来漕粮，然后再分别派官军承运到指定的地点。 宣德六年，又采纳陈喧的建议，实行兑运，"令民运至淮安、瓜洲，兑与卫所，官军运载至北，给与路费耗米。"是为兑运。成化七年(公元1471年)，又有改兑之议。 清初，湾政沿袭明制，用旗下长运。"长运者，令瓜、淮兑运军船往各州县水次领兑，民加过江脚耗，视远近为差。"然积久弊生。两江总督陶澍说:"湾政首禁浮收，而浮收之原由于旗下之索加帮费;旗丁之索费，又由于沿途公用，及通仓胥 役、催趱员弁索费于旗下。故历届兑漕，州县有协济之款，积久视为应得，更思逐渐加增，以倡率停兑为挟制之端，以勒措通关，为刁难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虎而鼠，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则玩易官府，欺凌民船，霸道横行，莫敢正视，旗下之爪牙也。卫官在淮，奉法惟谨，不率则漕督椭其章服而扑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兑期，互为狼狈，又旗下之羽翼也。此辈既托词多取于州县，州县亦必藉口浮取于小民，加五加三，风筛雨耗……此在民之害也。"清中叶，由于会通河淤塞，"而胶莱故道又难猝复，借黄转搬诸法行之又不能无弊。"于是道光皇帝采纳了英河、陶澍、贾长路等人的建议，恢复海运，由上海雇商船经由海道将江南漕米转运到京城。自此河运渐废，改兑制度亦形告寝。 江南各省湾船到淮时间，一般都是在农历十一月以后和第二年三月份以前。一到此时，各地漕船每加船结为一帮，在押运同知、通判，以及帮长干总、帮办武举等带领下，云集于淮关，待漕运总督亲自盘查，发给签条后，方得过清江浦附近四道闸入淮入黄。 就漕运数量言，明代一般每年450万石，最高达640多万石。清代一般每年为400万石，最高也未超过500万石。从宋至明、清，湾运量的递降，并不是因为封建统治者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而主要是因为自宋以后，特别是明中叶以后，黄河夺淮日趋严重，运道日益艰难，不能承受更大的运输量。明清两代，因运道经常淤浅，只能用吃水不超过三尺的浅底船运粮，每船只能装三四百石。由于运载量小，运军多，加之漕船经常毁于风涛，故运费特别高昂。这些运费都加在农民头 上，农民已经不堪承受。 淮安榷关的设置 位于板闸的淮安榷关之设始于明代，起初止有商税，没有"船钞"。永乐十四年，设户部钞关于淮安城西北厢的版闸。又允许工部分司设卡抽分，以弥补清江督造船厂造船经费的不足;允许户部分司淮安转搬仓征收储粮税。工部抽分和户部储粮的税卡均设在清江浦。 延至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因"钞法"难以实施，年年不能完成预定的征收，实行改革。淮关"船钞量船之大小修广而差其额，谓之"船料"。凡本色钞三百万余两、钱六百余万文，折色船料正余银二万二千七百余两。此淮榷改钞为银之始末也。"成化元年(公元1465年)，淮安钞关被裁撤，七年复设。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经奏准，淮关自当年始，将超额征收的银两全部上交充公帑。 榷关官员，初差御史及户部官员监收，景泰六年(公元1455年)撤回户部主事，令淮安府委派同知等官监收，有时又令巡按御史兼管。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专差南京户部委派一位官员监收，每年更换一次，以免积久弊生。清顺治年间，淮关监督满族、汉族各一员，接着又特命内府人员出任，不由户部推派，另外派"笔帖式"一员为副手。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淮关监督准泰奏请"笔帖式"二员来关帮办， 名曰"委员"。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又增设巡检一员，以加强护税。护税武装，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拨千总一员带兵守护淮关金库。 船至关前，必须先完税，经检验后，方能开闸放行。清郭瑷《淮阴竹枝词》生动地吟道: 百子堂前漕复漕，天妮闸下浪如山。 篙师鳞次踏霜立，小吏披裘放早关。 淮关岁征额，在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以前，基本未变，为23000两。天启三年起，因为清军侵扰，及后来镇压农民起义等，先后增加了"辽饷银"、"新饷银"、"代补银、桃二邑误派辽饰银"、"助饷银"、"练饷银"等，共达77875两多，比正额多了2.4倍。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正额税仍为23000两。而将明天启以后递加饷银减半征收，为27000余两，两项合计为50047两多。顺治八年又增加到58300两，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因办铜(造铜钱)不敷，加银一万七百六十九两凑买铜斤，岁额遂为六万九千六十九两。"后又陆续增加到"十一万九千五百二十三两有奇"。 户郡储粮税缘于明永乐间漕粮都以民运。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设淮安常盈仓于清江浦，岁储江南漕粮70万余石，"后以漕粮改兑，俱用军丁长运，而转运之制遂罢。淮仓所储米麦无几，专给江北庐、凤、淮、扬四府运军行胡等粮。万历八年，题准将淮安府四税银并商税银俱属淮仓户部征收，于是管仓兼管抽税。清康熙间，王渔洋为船政同知，以十里之间，三处设卡收税，增弊而病商，令"商贩裹足"，向漕督帅颜保建议，上奏朝廷合并收税，获准。九年(公元1670年)，遂将淮仓户部征收的"四税银"、"商税银"共308叨两8钱，归并淮关一起征收。 工部抽分厂关由工部都水司官一员督理。凡竹木钉铁油麻等造船物资，实行三十税一。初无定额，每年大约1.2万两左右。后来因课额不敷所用，兼税及船只、货物，有"抽分"、"余羡"、"船钞"，还为兼济河工经费，而增收"由闸"、"石价"、"梁头"、"扣利"、"折夫"等名目，年额共51225两多。 淮关还统辖宿迁关、庙湾口(今阜宁县城)。连同淮关，通计五关正额银254363两多，加上报解盈余银，每年为364363两多。 至清中叶，淮安榷关官吏贪黩，管理混乱，远近闻名。关于胥吏多方苛索、徇私舞弊之情况，清黄钧宰《金壶七墨》中记述了一件很典型的事:"淮关额税二十万，而岁征于商者，莫知其数，自监督左右，下至环关而居者，靡衣鲜食，咸取给焉。钧宰归自清‎‎江，早关未放，时方严寒，舟子商人，股栗以待。久之，众拥一少年盛服至，次第报验讫，则官舫华仆，持柬讨关，少年皆领之。最后至一破舟，载货浮于所报，少年怒，嗾从者话之，鞭苔交下，豕牵其人而去。或问:。少年官乎?'舟子日:"噫嘻远哉!老于车者识轮轴，老于舟者知舵木，是人姓名曰老谷，关督司阎妻弟之仆也'。"淮关监督看门人的妻弟之仆，竟能如此作威作福，逞论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