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死不瞑目

宋教仁死不瞑目 1913年3月20日，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32岁的宋教仁在上海北站，在北上京都的火车即将鸣笛而去的刹那，喋血于几声沉闷的枪声。直到今日，宋教仁案幕后的真凶仍是一个谜。但可以确认的是，宋教仁死于政治暗杀。这对醉心于宪法的他而言，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宋教仁临终之前，给远在北京的袁世凯留下遗嘱，希望他保障民权、确立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孙中山在宋教仁死后，亲自撰写了一副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留血，公真第一人～”可见，宋教仁生前之理想，生后之，都离不开“宪法”二字。然而，他和他热衷的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 清朝倒台之后的政治家对形式上的共和制度热情并不高，他们热衷的是枪杆子。当政治人物之间出现分歧时，指导他们搁置争议的不是宪法，而是暗杀，袁世凯想用，黄兴想用，孙中山也想用。一连串的政治暗杀说明:在一个宪法不曾至高无上的国家，政客之间的争斗，极易变成一批人反对另一批人的斗争。 其实，放眼全球，政敌并不总是以你死我活的方式从事政治斗争的。早在宋教仁被刺前100年，美国人在一场肮脏的政治斗争中虽然贬损了政治的颜面，却确立了彪炳史册的违宪审查制度，让宪政散发出夺目的光芒。 1800年秋冬时节，联邦党人输掉了总统和议会两大选举，失去了执政地位。失落的联邦党领袖―总统亚当斯和国务卿马歇尔，决定在1801年3月3日下野之前，安排本党人士占据重要位置，给共和党领袖杰斐逊领导的下一届政府掺沙子。恰巧，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递交了辞呈，亚当斯总统迫不及待地任命了尚在国务卿任上的马歇尔。 下野前倒数第三天，亚当斯总统促使联邦党人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部法律，根据这部法律，总统可以任命42名下一届总统无法替换的治安法官。3月3日午夜之前，亚当斯总统和马歇尔在匆忙之中，走完了任命42名治安法官应有的全部程序。因为太匆忙了，包括马伯里在内的17个倒霉蛋的任命状没有及时发送出去。 第二天一早，新总统杰斐逊上任了，他命令自己的搭档―新国务卿麦迪逊，将这17封任命状像蛛丝一样轻轻抹去。马伯里恼了，他以麦迪逊违反《司法法》为名起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强迫麦迪逊交出任命状。 人们以为马伯里胜券在握，毕竟，新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马歇尔是联邦党人，和他是一个阵营的战友。然而，马歇尔没有利用老总统给他的司法权，和自己的“战友”马伯里一起痛击共和党人，而是用我们叹为观止的法律技巧和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驳回了马伯里的诉讼请求。他说，马伯里所依据的《司法法》违反了宪法，是无效的。 这就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刀光剑影的政治斗争没有了，伟大的违宪审查制度诞生了。世人看到的，不是一场狭隘的党同伐异的闹剧，而是一座宪法至上的“丰碑”，“碑文”上写着:法院是宪法的守护神。 我们再看看宋教仁案。残酷的政治斗争，非但没有像宋教仁所期待的那样迎来宪法的至尊地位，反而迎来了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原本可以纳入法治轨道、按照宪政原则予以解决的政治斗争，最终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枪炮战争。大炮一响，袁世凯立即宣布国民党非法，并解散国会。时日不久，宋教仁孜孜以求的内阁制流产了，他短暂的政治生命中最为珍视的宪法，也像昙花，还没怒放，就凋谢了。 如果宋教仁地下有知，一定死不瞑目。 编 辑/孙琼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