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权威资料]

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不尴不尬，活到了五十岁。 上，父母在堂。那些老亲戚，就像是存活了几十年的大树，分支繁茂，树叶多到数不清;下，儿孙健康，儿女亲家好像更亲密;左，一母同胞，姐姐一支，一大家子。哥哥弟弟，一根藤上的葫芦娃，不多不少，共有七人。侄男侄女，更像被提出土的花生棵，一嘟噜一嘟噜;右，乡里乡亲，姑舅叔，打断骨头连着筋，平时见面也就点头微笑，看似没有深交，而一旦有红白喜事，这些人，必然会穿梭其中，支撑全局。环顾四周，盘根错节，情况复杂。同学、同事、朋友、熟人，或亲密，或疏远，但是这个圈子里的人，你不敢说不认识。 关键是有那么一小撮人，或者就是那么为数不多的儿个人，你甚至都叫不出他们的名和姓，更不用说跟他们关系的远和疏。实际上，完全可以说没关系，仅仅因为某件事，有过一面之缘，时间或长或短。而人世问事，就是如此微妙而奇特，你会深刻地记着是什么时候什么事，跟这个人产生过联系，他们的音容笑貌，在你脑海中的形象，甚至比上下左右的那些人更清晰，更牢固，更持久。 我没有改行当秘书之前，一直在城关小学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这个职位，没有教师的分明和单纯，但也没有校长和书记的权力那么充分。处于上传下达的中枢缓冲点。但多少好像还有一点办事的便利。这样，这个江苏女人就找上我了。 她矮胖，瓷实，短发，大眼。尤其是她的嘴唇，肥。上下身的衣着，跟西海固农村妇女没有两样。她见我的时候，那上衣两面肩膀上，明显地带着她的职业特点，落满了丝丝缕缕的碎屑。她是弹棉花织网套的。她找我办的事，就 是两个孩子的入学。上世纪八十年代，择校生这个词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直至现在。 “我们从江苏到这儿来，也是为了讨生活。政府开办学校，就是为了让孩子上学，我们的两个孩子，难道不是中国的孩子,” 说实话，在她的那两片肥厚的嘴唇快速地开合中，她所说的每句话我不可能完全听懂。但足她努力说出来的半方言半普通话，还是让我明白了其中的核心。尤其是他们的孩子，我知道“应该是中国的孩子”。而我们的学校，是政府所办的小学，顺理成章，给了他们两个孩子入学的手续。 也许，她是准备来打蘑菇战和持久战的，也许还在眼眶里蓄满了必要的泪水。但是现在没用了，这出乎她的意料。所以，她扑上来，抓着我的手，急切地说:“我姓邹。邹家华的邹。店在人民街体育场对面，你如果要缝被子褥子，尽管来。”我苦笑。我不需要。临走，她回过头，小声叮咛:“你一定要来。我拿来不方便”。最后这句话让我不放心。我知道，那时候为了择校，请客吃饭，送礼成风。她绝对干得出来。让这个外地女人，腋下夹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人被套送到学校来，会让其他人笑掉大牙的。 所以，闲暇时间，我专门去了体育场，果然看到了“邹玲玲被套店”的招牌，并进去小坐了一会儿，见到了她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也半知半解地知道了她的不易。男人病亡，夫家赶她出门，寡妇拉娃娃，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栖身在这样狭窄、昏暗的房千里弹棉花，织网套，赚钱供孩子上学。也许是我的真诚表白，让她相信，我确实不是一个利用职务之便捞取好处的人，她表示不会做出给我送网套这样的行为了。从此别过，再无牵扯。 直到十多年之后，新建的名都商厦隆重开业，和家人一起去凑热闹，才又见到了这位名叫邹玲玲的江苏女人。她已经不再弹棉花织网套了，而是在商厦租了很大的店面，开起了“邹玲玲婷美精品内衣店”。她没有忘记自己叫邹玲 玲，也知道婷美的名头在外，所以她的店名才这样不伦不类。我虽不清楚这十多年来她是如何走过的，但在我的生活范围和生存经验里，也多少知道这十多年来个体经营是怎么发展的。那么多熟人、朋友、亲人的窘迫境遇、含着眼泪的屈辱，为赚取一分钱而流淌着满脸的汗水。她能走到现在，走到这步天地，其辛苦心酸是不难想见的。没想到，她竟然还记得我，认得我。看见身边站着妻子，她搬过凳子，爬上跳下，翻箱倒柜，百拿不厌，百试不烦，直到妻子露出满意的笑容，她才两手一摊，说:“总算报答了你一回”。 这一次，我甚至都没有太过坚持，就接受了她的一整套婷美塑身内衣、文胸和内裤。当初的那一丝悲悯和举手之劳，十多年后还是得到了结结实实的回报。 谁说我不是一个利用职权而谋取私利的人呢, 但是这个姓高的浙江温州男人，我确实不知道他的名字。知道姓，是因为在所有的谈判、应酬、交流中，人人都称呼他“高老板”。我之所以能够到现在还清晰地记着他，是因为他左手中指上戴着的那枚硕大无比的四方形的闪烁着耀眼刺目光芒的钻戒，还有他右手手腕上不时滑动的金灿灿的黄金手链。他用了人所共知的手段，拿下了我们全县中小学校校服的供应权。他到我们学校来，也仅仅是核实学生数据，分出男女，列出每个年级有多少人，男女各有多少。对于校服的款式、用料、价格，他的说法是:“请看教育局的文件。”至于优惠条件，是为学校的每个教师免费定做一套“校服”。学生的校服是不用也不可能量身定做的，但是教师必须人人量体裁衣。 作为这件交易的附带福利，在进行完所有的议程之后，他提出“请你们校委会成员一起坐坐”。校委会成员，拢了归齐，也就九个人，加上他，刚好十人一桌。但是坐到饭桌前的却有十二人。多出的是两位女士，却并非浙江人，更不是温州的，而是土生土长、但我们谁也不曾认识的固原 女人。“哈哈，不要见外，是我固原的两位女朋友。啊，女朋友。” 这顿饭，吃得我眼界大开。尽管我每天生活、工作在固原，但我并不知道，固原还有那么高档的所在，有那样奢华的饭局，有那些稀奇古怪的菜单。要知道，那是九十年代之初的固原，而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小学教员，是属于山珍海味认不全的那种人。 令我和我的领导、同事们感到如沐春风、如醉如痴的是宴席间的喝酒。那两位同乡女士，劝酒的方式花样翻新，固原普通话比吴依软语的江南鸟语更让人心旌摇荡。而那葱白玉手，每每轻拂脸颊时，同时带动了热血的沸腾，每个人脸红心跳，并非都是因为酒醉的原因。而喝不下去酒时，她们会撩起原本就紧紧包裹着臀部的短裙，叉开两条圆润、白皙、修长的大腿，跨骑在你曲坐着的腿上，用高挺、酥软的乳房，紧压你的嘴唇。“既然酒喝不下去，那就喝喝奶醒醒酒。哈哈哈。”高老板高翘着他那戴着钻戒和手链的双手，带头鼓掌。 每个男人，内心里都有着好色、淫秽、肮脏的一面。但没有一个人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这一点。但同样的，就跟每个人在私下方便的时候，偷偷地喜欢自己粪便的味道一样，在一定的时间和场合里，这种劣根性就会流露出来。所以，那顿饭，每个男人都不胜酒力，都乐于接受“喝奶醒酒”的待遇。“这个无所谓啦。在我们南方，吃花酒是很平常的事情。”高老板解释。他接着说:“我在这里做生意，全仰仗各位的支持，但又不能把各位请到浙江去，只能这样来招待了。” 这样惊心动魄的饭局持续到很晚。那时候对于高老板这样的人，本地人只能是羡慕嫉妒恨，就给了他们一个明显带有蔑视的词:暴发户。真遗憾直到现在我们才准确表达出来一个含义混杂但响亮的词:土豪。酒席间我不无真诚但也不无妒忌地对高老板说:“你戴着这样招眼的东西在大街上走，小心有人砍手。”高老板短暂沉默，思虑片刻，好像酒 桌边的所有人、所有事瞬间消失，与他无关。然后，左手抚摸右手，低声对我说:“你的提醒是对的。但不这样做不行。人生地不熟，谁知道你的底细和实力,怎么会平白无故地把生意给你做,除了真金白银和女人美色，很多事情是摆不平的。你够朋友，喝了这杯酒。” 咣。碰杯走了一个。 灯火渐暗，杯盘狼藉，酒终人散，皆大欢喜。两位女士搀扶着高老板离去，很快隐没于空旷寂寥的夜色里。 再次听到高老板的消息，是他已经去世很久之后。据说是和一位女性死在桑拿房里。具体情况不知。对于这样一个仅有一面之缘的人，似乎也不宜深究。 我从学校调离，来到权力机关担任秘书，是在1999年，离新世纪只有一年时间。这个时候，正是固原转型升级，从农业大县，向工业化和城镇化迈进的关键时期。矛盾最为集中和突出的，是城市改造拆迁。当时《物权法》还处在征求阶段，因此对于征地、拆迁基本上都是按照土政策来进行的，根本没有什么法律依据。对于政府而言，要不折不扣地实现城市改造的目标，而财政又捉襟见肘，补偿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看人下菜，因此遗留下不少祸根，造成上访人员剧增。而我，是行政秘书这行的一员新兵，根本没有经过历练，怎知其中深浅,我就是这时候遇到那位不知名姓的老人的。 那是上午，领导、同事全都进村入户，做宣传动员去了，留下我这样一个新来者守着电话。老人摸摸索索地进了办公室。一瞬间，我有些恍惚和惊异，有如梦境，见到了我刚刚去世的爷爷。他戴着一顶西海固老年人特有的八瓣瓜皮帽。这种帽子，由八片黑色的碎布连缀而成，顶端是一枚被布包裹着的圆形纽扣，内里是整片的白色衬布。拿下来看，活脱脱是被拦腰切开的西瓜，俗称瓜皮帽。时序才进农历九月，他已经穿上了黑色的、有那种手工编结的布纽扣的棉袄，下身自然也是宽腰大裆的黑棉裤。就跟专意模仿爷爷一 样，他的手里，也撑着一根曲里拐弯、自己动手制作的拐杖。怎么说呢,那皱纹环绕的、充满了浊泪的眼睛，那深陷下去、紧紧包裹着凹进去嘴唇的双颊、那下巴上干枯、花白、长短不齐的胡须，跟爷爷的毫无二致。应该说，一方面是因为我初到人大常委会这样的国家权力机关，尚有工作的激情和热情，另一方面，是这个老人同爷爷神似有关。我慌忙搀扶着老人坐到沙发上，把他手中的拐杖拿过去，轻轻地靠到沙发的旁边，又赶忙找来一次性纸杯，倒上热水，这才坐到他的身旁，敛声细气地问老人家有什么事。 不出所料，老人是来上访的。关于拆迁。 活到七老八十了，活到黄土壅到脖子了，快要入上了，遭了罪了。人老祖辈住的老屋，要拆掉，要开发，要盖商场。咱们平头老百姓，啥都不懂，也要听政府的。答应拆。但是天底下的大道理，多少懂一些。你拆了我的房，总得给我住的地方。不能让人住在露天地里。眼看着天寒地冻，老人娃娃，总得有个安置的办法。说了个期限，该搬的搬了，该挪的挪了。说是给补偿款，没见着一分。老婆子对家里的贡献大，舍不得个穷家。舍不得她那些坛坛罐罐，死守着不出屋:儿子是个二杆子，没见着钱不离窝。结果，推土机把老婆子推到土里了，儿子和警察闹，抓到里面了。剩下我这个两步路都走不利索的孤老头子，干嚎都没眼泪了。你领导年轻，还没经过个啥大事。这事儿跟你说说，你给出出主意。 我能出个什么主意,我只能给老人说，我这里是什么机关，管什么事情。他这样的事情，应该到什么地方去申诉。但是老人说:“信访局，政府办，都去过了。都没有个好答复。听别人说，人大是管政府的。这个我信了。官冉大、本事再厉害的人，都应该有个管他的地方。就是皇帝，也才是个天子，还有老天管他嘛。所以我就来了。” 我不能给老人介绍人大与政府的关系，也不能给他办一个民主法制建设的短训班。我只能像对待我爷爷的询问那 样，给他解释我为什么不能解决他的问题。老人听明白了，没辙了。最后说:“小伙子，你是个热心人，也是个好人。我今天本来是想寻死的，准备好撵老婆子去呢。但是我不能在你跟前寻死，我不能给你惹麻烦。我走了。”我给了他拐杖，搀扶着他下楼，把他送到机关门外的大街边。不知怎么的，我掏出了十元钱，招手拦了一辆出租车，把老人送了上去，然后告诉了司机该去的地方。从这里到羊坊村，十块钱绰绰有余。老人再没说一句话，坐在车内低头沉默着。司机应该想到这是孙子在送爷爷，爽快地说:“放心，保证送到。” 出租车迅捷地开走了，我望着出租车，看了半天，才怏怏不乐地回到了办公室。令我惊愕的是:在老人坐过的黑漆皮沙发上，明显地留下了屁股坐过的沙土痕迹。望着，望着，眼睛突然一酸，泪水无声地流淌了下来。 再也没有见过那位老人。但每次想起爷爷，就会想到他，想到他的那些话，他的那些事。 这么几十年来，在我的生活、生命中出现的人和事，不知道有多少。那么多熟悉的、朋友的、同学的、亲人的事，搅扰得我整天东奔西跑，寝食难安，身心疲惫。事情有办成的，有没办成的;有得到赞赏和好处的，也有得罪了人、反目成仇的;欢喜着他们的欢喜，悲苦着他们的悲苦。因为在这些人和事之间，总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下的一些东西。甚至有一些人和事，还要绞尽脑汁地将它们遗忘，以免伤到自己的内心。而如果不爱，就伤不到我的心。我知道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你作为具有血缘亲情和亲密关系的人对上下左右的人应尽的义务和所担当的责任，这就是你作为生活中的人与周边四围的人斡旋应酬应该付出的代价和相应得到的回报。 但是这些人，这些与我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他们的存在与否，跟我没有丝毫的关联，这里面既不存在什么爱与恨，也没有本质上的付出或责任，但是为什么却久久不能忘 怀，每当想起，还会心起微澜，思虑良久。邹玲玲不幸的遭遇和对生活的坚韧，高老板肥财外露的张扬和飞来的横祸，上访老人悲苦无告和对人的心存善意，对我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告诫，更是一种良善的培育。而作为存在的另一方，我在他们的心中，同样也是一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人。可是我的所作所为，一言一动，也会成为一种参照，或灵光一现，在他们的内心引起一种柔软的念想吧。既如此，要做人，时时处处，敢不放下身段，真诚待人，以卑微的姿态、悲悯的情怀，尊重那每一个有尊严、有人格、独特而不可复制的高贵心灵吗, 文档资料: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完整下载 完整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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