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读后感

引 言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孟浩然 有人说：“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然而，在书写历史 的成千上万、多姿多彩的人群中，真正能够在绚丽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个人印 记的为数是多么的少啊！李鸿章生活在“四海变秋气”的封建末世，长期沉 浮在腐朽与神奇、黑暗与光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激烈搏斗的漩涡之中。 他在生前和死后，人们始终对之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有的给他戴上“东方 伸斯麦”、“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桂冠，有的则斥之日“李二先生是汉奸”、 “乱世之奸雄”。他在晚清政坛上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起了什么作用呢？ 溢美违背历史真实，因义愤而贬损不能推进科学。那就让我们遵循实事求是 的原则，多层次、多角度地审视一下他那奇幻般的生涯吧。 李鸿章传 一、「读书但愿登科第」 “庐郡望族” 按照传统习俗，过了阴历年初一，初五便是新春里最重要的日子，因为 正月初五是“财神”生日，人们一年的财运似乎都是由“财神”决定的。清 道光三年正月初五，即公历1823年2月15日，正当人们忙着置酒席、接“财 神”、欢庆“财神”生日的时候，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磨店乡（现属肥东县） 李氏宗族更是欢声笑语，沉浸在喜悦的气氛之中，因为又有一个小小的生命 呱呱坠地了。这位在“财神”诞辰降临人世的婴儿，就是后来在晚清政治舞 台上烜赫一时的李鸿章。 李鸿章先世本姓许，自江右湖口迁至合肥。合肥位于长江、淮河之间， 在美丽富饶的巢湖北岸，属于巢芜盆地，土地广沃，溏水停注， 旱涝保 收，“民物殷富，俗尚勤俭而崇节义”。李鸿章八世祖许迎溪与同庄李心庄 既是姻亲，又是好友。心庄无子，请求收养迎溪次子慎所为嗣，迎溪慨然允 诺，慎所遂改袭李姓。因而李门祖规： 许李二姓不通婚，而与族外之李则不禁。李氏“世耕读以为业”，初“清 贫无田”，至鸿章高祖时，以所谓“勤俭成家，有田二顷”。 从“清贫无田”到拥有二百亩土地，表明李氏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地主。 但因李氏有钱无势，缺少政治靠山，“乡曲豪强屡见欺凌，数起讼端”。鸿 章曾祖李椿“和众能言，不畏强御，申辩得直，然后安居焉。”①鸿章祖父名 殿华，字庆庵，“肆武游痒”，两应乡试落第后，便放弃猎取功名念头，退 居乡间课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男耕妇织，督课勿懈。”② 殿华凭藉祖先余荫，虽然继承了一些土地财产，但因李氏宗族繁衍，家大业 小，在析居分爨时，殿华一支“推多受寡”③，分得的土地财产不多。所以 在现存文献中，往往有殿华役使佃户、雇工和家境穷困的似相牴牾的记载。 殿华之子追忆说：“凡田亩近坟冢，春耕[其父]必督佃户雇工坟旁多留隙地， 无主者亦培土于其冢，使无倾塌。”④殿华之孙却描绘出另一番情景：“前 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惟有支吾以 对。支吾终非久长之计， 即向亲友商借，惜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 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 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⑤殿华可能是个小地主。在封建社会中， 这种小地主家庭，是典型的所谓“耕读之家”。 殿华生育四子，依次为文煜、文瑜、文球、文安。长子文煜，字晴岚， 库生。据说他“居家孝友，博学能文，⋯⋯名望重于士林，早有经师宿儒之 誉”。他因家贫就馆于外者6年，之后“闭门收徒，兼课子弟”，对李氏宗 族的崛起，作出了重要贡献。沈葆桢说：“李氏书香之盛，英才之多，位业 之隆，门闾之大，谓非由公一人创兴而起者欤！”①他著有《晴岚文集》20 余卷。次子文瑜，喜好吟咏作赋。三子文球，著有《妙香亭文集》。四子文 安，即是鸿章父亲，本名文玕，字式和，号玉泉，别号愚荃，生于1802年（嘉 ① ④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亲赋》，《李光禄公遗》，卷 1，第 1、4页。 ② ③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 50，孝友传一，第 31、30页。 ⑤ 李鸿章：《致鹤章弟》，《李鸿章尺牍》，第 34页。 ① 沈葆桢：《李睹岚赠公家传》，《合肥李氏宗谱》，卷 15，第 6页。 庆六年）。文安启蒙后，与其兄一起读书，殿华“时亲督课，每作文脱稿”， “必先阅，指其瑕疵”。文安兄弟每当“早起问安及夜读归卧”，殿华“或 为讲书史懿训，或为述失曾祖暨先祖盛德”②。文安8岁时受业于李龙桥，因 “师有家务”，而自身“少又多病，至年十二仅读四子书及毛诗，而未能成 诵。”殿华忧心如焚，让他回来跟着长兄文煜读书。文煜教授自己的兄弟， 自然严格认真，每年从正月初三开学，直至除夕始辍。文安也自知“资性中 下”，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有所长进，因而摆脱家务，遏制邪欲，专心攻读。 他在《寄弟书》中追忆说： 仆少本慵愚，惟耽章句。米盐烦碎，七字未亲。声色繁华，四魔早却（吃 喝嫖赌，仆尝谓之四魔）。虽得天之独厚， 家督自有担承。实所见之尚超， 细务慨从推脱。是以毕志读书，专攻进取⋯⋯③ 文安除了就学于其兄外，还曾先后拜童培山，杨静闲、汪子庄等为师。 庐阳书院山长杨静闲，擅长制艺，文安说自己“制艺得力于[杨]师者最多”④。 从1822年起，文安一面刻苦读书，一面开馆授徒。殿华督促文安兄弟潜心攻 读，企图使他们通过科举途径攀龙附凤，攫取功名。所以当丈煜、文安考取 秀才时，殿华曾亲自送场。1825年文安初次参加江南乡试，殿华盼子成龙心 切，又亲自将爱子达到南京，并与之一起参观名胜古迹。文安此次南京之游， 既开阔了眼界，又因考试落榜而羞愧万分。此后，文安曾多次赴南京应试， 结果都名落孙山。这对于一个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士子来说，在精神上的打击 是巨大的。深受痛苦折磨的文安，常常借酒烧愁，赋诗自嘲： 年来落魄多贪酒， 老去猖狂半在诗。①他慨叹自己功名未立，深感负疚多端，因而“暮鼓听 以惊心，晨钟动而猛省，追维前事，托诸短吟，自誉自嘲”，写成《自讼十 五首》。 难得群公盼转青，识韩御李旧恩铭。 祗今虚费黉宫粟，潦倒风尘两鬓星，②他在这首诗的自往中写道：“予 屡试优等，一膺鹗荐，颇邀诸宗工赏识，山长杨静闲、汪子庄二先生极相器 重，祗今偃蹇青巾，有负藻鉴多矣。”③这位“双鬓已皤，一中仍旧”的李文 安，经过锲而不舍的专攻迸取，终于在1834年考中举人，4年后又成了戊戌 科进士，朝考入选，分发刑部任职，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在封建 社会里，“权”能转化“钱”，政治上得势，同经济上致富是密不可分的。 一向以“力田习武”为业的李氏宗族，由于文安“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 族。”④ 李文安是一位遵循儒家道德和治略的官僚士大夫。据说他“内行尤笃， 事亲至孝。⋯⋯为人刚方厚重，然诺不欺，所至皆敬慕之。”在刑部任职18 年，审理案件认真负责，公正不阿，“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因 “倔强不苟合”，得不到上司赏识和提拔。他在掌管提牢厅期间，严禁吏卒 ② 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亲赋》，《李光禄公遗集》，卷 1，第 2、4页。 ③ 《李光禄公遗集》，卷 7，第 19—20页。 ④ 李文安：《都门望云思亲赋》，《李光禄公遗集》，卷 1，第 2页。 ① ②李文安：《自讼十五首》，《李光禄公遗集》，卷 5，第 2页。 ③ 李文安：《自讼十五首》，《李光禄公遗集》，卷 5，第 2页。 ④ 《李光禄公遗集》，卷 8，第 2页。 虐待囚犯，“捐置衣被药饵，夏席冬粥，躬自监视，狱无瘐毙”。著有《贯 垣纪事诗》一卷，后为“刑官刊布之以为法。”①他“少喜作赋”，“性耽章 句”。前者殊非所谓“先正根柢之学”，而后者却是带着“圣贤”标记的“科 举之学”。 文安夫人李氏，系合肥李洪谟（字腾霄）之女，“秉性淑慎，教子义方”， 堪称封建式的贤妻良母。她生6男2女，“尺布寸缕，拮据经营”。有人担 心她家人口众多，生活艰难，而她却坦然以对，声称：“吾教诸子发愤读书， 皆嶷疑有立，岂忧贫哉！”她克服经济上的种种困难，让诸子“发愤读书”， 沿着“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走下去。 李文安的6个儿子，依次为瀚章、鸿章、鹤章、蕴章、凤章、昭庆，皆 用其别号“愚荃”“茎”字取号。他的子孙为避亲讳，凡函牍家书，遇请安 字样时，皆以“绥”易安。 瀚章本名章锐，号筱荃，生于1821年（道光元年），文安说他“性本敦 笃”，“幼弥精勤”。因父亲在京任职，他作为长子挑起家庭重担，侍奉祖 父，照顾弟妹。他既“百口荷一身”，“日日役米薪”；又秉持庭训，专攻 举业。他虽然“斐流自成章，所富在多文”，怎奈科场不顺，乡试受挫。1848 年文安还赋诗寄情说：“愿即策远志，捷足出风尘。”②不料，第二年即获得 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分发湖南。据说，湖广总督裕泰一见李瀚章，“奇 之，曰：‘他日继吾位业必李令也。’”③ 鹤章排行第三，本名章谈，号季荃，1825年（道光五年）生。 凛贡生出身。据说他“生而英毅，自幼读书，颖迈不群”，博通经史， 有意在科举仕途上与两位兄长一比高低。然而，他志大才疏， 屡应乡试不第。 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抱着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放弃举业，专心“研摩经 世致用之学，锐意奋于功名。”①他通过举办团练镇压农民起义的途径，终于 挤进了清朝统治阶级行列。 蕴章排行第四，本名章钧，号和荃，1829年（道光九年）生。 “年十二病目已而盲”，被迫放弃通过科举门径登上仕途的打算，据说， 他“性孝友”，能够“先意承志”，深得双亲的欢心。他“以残废之身”留 在家中，照料一切，免除了作官在外的兄弟们的内顾之忧。当然，他因“好 谈经世务善理财”，也曾外出作过瀚章、鸿章的帮手②。 凤章排行第五，本名章铨，号稚荃，资质中人，个性倔强， 落笔潦草， 曾随其父入京读书，弱冠南旋应试不果。他“究心于经世有用之书”，帮助 其父办过团练，总理过霆军营务，还在江南制造总局作过事。他后来“乞假 引退，侨居芜湖”③，专心经营土地、商业和高利贷事业，成为鸿章兄弟中的 首富。 昭庆排行第六，本名章钊，号幼荃，1835年（道光十五年） 生。监生出身。据说，他“少通经史，博学能文，持躬端正，文字得雄 ① 李鸿章：《葛洲墓志》，《李文忠公遗集》，卷 4，第 1 — 2、3页。 ② 李文安：《怀锐儿》，《李光禄公遗集》，卷 5，第 16、17页。 ① 李同松：《王考季荃府君行状》，《合肥李氏宗谱》，卷 15，第 20页。 ② 刘秉璋：《清故中宪大夫候选道李公墓志铭》，《合肥李氏宗谱》，卷 15，第 26页。 ③ 徐都：《李稚荃光禄公家传》，《合肥李氏宗谱》，卷 15，第 27页。 直气”④，但在科举仕途上却不甚得意，只好花钱买了个员外郎头衔，以求进 身。他后因投靠曾国藩，讲求兵法，驰逐军旅， 才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长女生于1828年（道光八年），是一位典型的大家闺秀，“生平静穆专 一，居恒默默，不苟皆笑”，能承欢父母，调和兄弟，“患难提携”。鸿章 赞扬她“静正有须眉丈夫风”。她嫁给同县张绍棠，张家较富裕，经常在经 济上接济鸿章兄弟。后来，鸿章满怀感激之情地回忆道：“吾兄弟宦学，家 屡空，奔走称贷。妹之舅以妹贤，又伟视吾兄弟，不待求请，辄资给之。吾 兄弟婚宦之需，张氏之佽居多。”① 次女玉娥，嫁给同邑费日启。她喜读《纲鉴》，通群书，善吟咏，著有 《养性斋全集》。 出生在这样家庭的李鸿章，在生活道路的选择上不能不深深打上家庭的 烙印。首先，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经济状况桔据，政治权势不大， 具有较为强烈地提高家庭政治、经济地位的愿望。其次，这个家庭推崇懦家 伦理道德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希望子孙“策远志”，“出风尘”，成 为清朝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 ④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 48，武功传三，第 3 — 5页。 ① 李鸿章：《浩封一品夫人亡妹张夫人家传》，《李文忠公遗集》，卷 4，第 32、31页。 “少年科第” 鸿章在文安诸子中，排行第二，本名章铜，字渐甫，号少荃，晚年自号 仪叟。他踏上人生旅途之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末世、清王朝面临深刻 的政治经济危机、西方殖民主义者把侵略触角伸进神州大地之时，社会环境 的薰陶，家庭出身的影响，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少年时期的鸿章把自己 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期望有朝一日通过科举的门径登上仕途，挤进统治 阶级的行列。他的启蒙教育，是由严父兼良师李文安进行的。1828年6岁伪 鸿章开始在父亲开设的家馆中学习。书房叫棣华书屋，又叫棣书屋，是一所 方塘花树环绕的水阁：“门临方塘，水光照屋。菊花三径，杨柳数株。”过 去他的父辈们曾在“水阁谈经，柳堂论艺”①，而今，这个水阁柳堂又成了他 们小字辈切磋学问的场所。1834年当父亲到费氏墨庄就馆时，12岁的鸿章也 陪同前往攻读。1835、1836、1838年其父连续三年赴京会试，无暇授徒，鸿 章便拜堂伯父仿仙为师。此外，鸿章还曾“从徐明经游”②。那时的鸿章，由 于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应付科举考试上，所以目光只局限于应制时文和试帖诗 等，还谈不上什么学术性研究。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没有受到当时社会上流 行的学术思想的影响。鸦片战争前后，作为封建政治、经济反映的文化，主 要是汉学、宋学、桐城派古文和与之相对立的今文经学。鸿章的三位导师， 无不崇尚宋学，有的还兼治桐城派古文，喜爱诗赋。其父致函仿仙说： 第近来学者之弊，舍本逐末，有才无行，举动尽皆浮妄， 文章不求根柢， 纵能文获微名，终非令器所成，亦几何矣， 足下少有至性，早濡节母之教， 沈深经术，发为文章有序有物，砺节砥行，不苟取与，不与外事，早为乡里 推重，经师人师，津梁后学，表正里闾，使同里诸子知所宗仰，不至流为外 间坏习，幸甚，幸甚。③ 这封信中所说的，既是其父的学术见解，又是对仿仙学术观点的首肯。 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 首先，文安批评的“舍本逐末，有才无行”的学者，不是别人，正是汉 学家。“弃本贵末”④是宋学家方东树对汉学家的评语。宋学家认为，读经应 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而汉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毛举细故，埋 头考证，“众口一舌，不出于训诂、小学、名物、”，“于圣人躬行求 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煞”①。 其次，文安赞赏仿仙的，并非是什么别的东西，而恰恰是他崇尚宋学和 桐城派古文：“沈深经术，发为文章育序有物”。他认为，要阐发儒家典籍 的义理，读书就“先须沈潜体玩，熟读熟思，以求实得要，洞悉古人立心制 行，与人经世实在处，断不可诵言忘味，至赏奇析疑时，斯收丽泽之益。”② 而仿仙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才得到“沈深经术”的定评。他说仿仙“发为文 章有序有物”，无非是肯定仿仙为文遵循了桐城派的义法说。义法说，是桐 城派文论的重心。“义”指“言有物”，“法”指“言有序”。 ① 李文安：《乙已仲春都门寓宅寄示诸子侄》，《李光禄公遗集》，卷 5，第 6页。 ② 李鸿章：《致三弟》，《李鸿章尺牍》，第 1页。 ③ 李文安：《寄兄书》，《李光禄公遗集》，卷 7，第 27页。 ④ 《汉学商兑》序例。 ① 《汉学商兑》序例。 ② 李文安：《寄玉坪六弟书》，《李光禄公遗集》，卷 7，第 17页。 宋学家认为“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中”③。“经济之学”，又称经世致用 之学。研寻义理、经济之学，必须著意经史。李文安也正是这样训勉鸿章等 人的。他致函玉坪说： 我辈经济学问，仍须根柢经史。⋯⋯读书果能贯通，自能致用，真实见 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余阅锐、铜等文赋， 气焰尚好，功夫亦熟，只见地未 尽高超，未尽踏实。故前书示以用功之法，须著意经史，惊弟早见之矣！④ 鸿章的另一位老师徐明经，虽然生平不详，但崇尚宋学却无疑义。 鸿章致函鹤章说： 兄少时从徐明经游，常告读经之法。穷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骛。读经以 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 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弟亦不妨照此行之， 经学之道， 不患不精焉。①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这是宋学家的主张，鸿章得 之于徐明经，又传之于李鹤章，这表明他对此说深信不疑，并且是身体力行 的。 鸿章天资聪颖，加上良师督导，在义理、经济之学和制艺技巧方面进步 较快。1840年考中秀才，岁试时曾被滋园学使拔取第一。1842年年届20的 鸿章，长得身躯颀长，精焊之色，露于眉字。他回首往事，展望未来，百感 交集，诗兴泉涌，于是有《二十自述》七言律诗之作。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 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救人酬。 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 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丈夫事业正当时，一误流光悔后迟。 壮志不消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闻鸡不觉身先舞，对镜方知颊有髭。 昔日儿童今弱冠，浮生碌碌竞何为。② 这是《二十自述》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两首，作者孤芳自赏、受宠若惊和 追逐功名而仕途蹉跎的悲喜交集的心境，跃然纸上。 人生惟有青春好，世事须防白首催。 万里请缨终子少，千秋献策贾生推。③作者决意克服“因循”积习，珍惜 青春年华，“辛勤读五车”，争作像西汉终军、贾谊那样弱冠扬声的人物。 1843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时任京宫的父亲望子成龙，函催 鸿章入都，准备来年顺天乡试。鸿章谨遵父命，毅然北上，并作《入都》诗 10首，以抒发胸怀。 一肩行李又吟囊，检点诗书喜欲狂。 帆影波痕淮浦月，马蹄草色蓟门霜。 ③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④ 《李尤禄公遗集》，卷 7，第 17页。 ① 李鸿章：《致三弟》，《李鸿章尺牍》，第 1页。 ② 《李文忠公遗集》，卷 6，第 1页。 ③ 《李文忠公遗集》，卷 6，第 1页。 故人共赠纯仁麦，荆妇同持陆贾装。 自愧长安居不易，翻教食指累高堂。 鸿章首次离开故乡，奔赴首都，欣喜欲狂。夫人周氏（何时结婚待考） 帮助打点行装，亲朋挚友馈赠饯行，离思深情，悠然不尽。告别庐阳八景之 一的淮浦春融，在满天霜华的季节到达地处华北平原的蓟门，沿途泛舟策马， 观赏波光草色，令人心旷神估。但当发现京中薪桂米珠而家庭经济拮据时， 愁怅抑郁之情又油然而生。 《人都》诗其余9首的主题，一是决意争取科举功名，二是希望访求师 友。 “丈夫只手把吴钧，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吏，三千里外欲封侯。” “出山志在登鳌顶，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即今馆阁须才日，是我文章报国年。”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 篇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① 据说在李鸿章的存诗中，《入都》10首，“为世所传诵”②。一个行装 寒伧而气字轩昂的弱冠书生，怀着访求师友、猎取功名的强烈愿望，千里迢 迢，跋山涉水，奔赴名利之都，其心境，其行踪，正是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 达的士子们所向往的，因而反映其心境和行踪的诗篇，“为世所传诵”，就 是不难理解的了。李鸿章在故乡结识的几位朋友，都是象他那样怀才不遇、 困顿场屋的土子，诸如“学宗宋儒”的蒯德模、王学懋，蒯德标等，鸿章因 人都而赋诗话别： 共战名场秋月白，联吟旅馆夜灯红。 天涯到处皆倾盖，知已今惟属蒯通。 “读书但愿登科第，得不为荣失便羞。” “伤心犹未脱蓝袍，空叹吾庐岁月滔。” “临别一言须郑重，他年惟望殴金鳌。” “途穷不用太拘墟，入世原无愤可掳。” “他日燕台南望处，天涯须报李陵书。”①鸿章的留别诗，以依依惜别的 心情，缕述了昔日共战名场的情景，勉励好友立志蹑金鳌夺龙头，期望大家 一如既往，心心相印。 鸿章这时虽有几位共战名场的朋友，但却没有结交过著名的文人学士， 及至从乡野进入作为清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才交游渐广，视野开阔，并 因得到名师指导，学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鸿章抵京后，先住安徽会馆，后移居狮子胡同马文虎家。鸿章在《享母》 函中说：“马君温厚诚笃，年逾五旬，精神尚矍铄，评阅诗文，则高谈阔论， 竟日无倦态，与男意气相投，足堪告慰者也。京中繁华富贵之气，触目皆是。 惟男作客此间，万不敢背庭训而稍涉浮华也。”①鸿章抵京不久，便以年家子 ① 《李文忠公遗集》。卷 6，第 1 — 3页。 ② 《清诗汇》，卷 149，第 1页，李鸿章诗话。 ① 《李文忠公遗集》，卷 6，第 3 — 4页。 ① 《李鸿章心牍》，第 13页。 进谒曾国藩。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以戊戌翰林供职京 师，与鸿章父亲为戊戌同年。1844年鸿章应顺天恩科乡试，“三场文墨，差 堪自满”②，结果中试第48名举人。鸿章致函瀚章等说：“北闹中试，蒙曾 涤生夫子荐馆于何仲高幕府”，“居停系初年翰林，学问渊博，晨昏清讲， 实获吾心。公子亦少年好学。”“安砚此间，差堪告慰。”③鸿章一面教授居 停公子，一面准备会试。当时在京“各地应举文人，组织文社于九条胡同三 号，慕曾涤生夫子之名，请渠出任社长，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诗八首。”④ 鸿章通过这个文社既同各地士子交游问学，又经常向曾国藩请教诗文。1845 年鸿章参加恩科会试，曾国藩出任本科会试同考宫。鸿章虽然会试落第，但 诗文却博得曾氏青睐。鸿章在《禀母》函中说：“初次会试，男以诗文受知 于曾夫子，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学。”⑤后来曾国藩曾对瀚 章说：“令弟少荃，自乙末之际（指1845、1846年），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⑥ 曾国藩曾从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吴廷栋等讲习理学，向治古文经学、 精通考据的刘传莹请教考据学，并承袭桐城派姚鼐之说而治古文，“务为通 儒之学”，在士林中颇有名气。他认为“为学之术”有四，即义理、考据、 辞章和经济。其中“义理之学”处于首要地位，“经济之学”包括在“义理” 之内。“义理之学”讲的是“明礼”、“遵礼”、“守礼”，“经济之学” 则是以礼经世治民，实行“礼治”。“辞章”是用以载道，阐扬“义理”的。 “考据之学”即汉学，原本是“义理之学”，即宋学的冤家对头。他主张“于 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叩付一哄”，应“兼取二者之长”，以汉 学作为充实宋学的工具，以考据作为“明礼”的手段。鸿章说曾国落“为学 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 旨以礼为归。常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①曾氏“规切友 朋，劝诫后进，一以此意竟竟焉。”②由此可见，李鸿章先后就学的四位导师： 文安、仿仙、徐明经和曾国藩，学术见解依稀相似，因而他所受教育是一脉 相承的。李鸿章受业于曾门后，发愤攻读经史，以“求义理经世之学”，并 “习制举文”。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丁未）鸿章再次参加会试，出场后给 母亲写信说：“男春闱仍应经试，此番文墨，较上科稍为遂心，不稳能侥幸 否？前日偕诸好友游通州，返京启蒙上皇恩泽赐游北海。通州天然胜景，北 海以匠工争巧，眩人耳目，履其地竟流连不忍去也。”③稍为遂心的文墨和赏 心悦目的美景，相映成趣，使鸿章飘然若仙了。不出所料，鸿章果然脱颖而 出，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后改翰林院庶吉士。此次会试正考宫潘世 恩， 副考宫杜受田、朱凤标、福济等，座师孙锵鸣。是科状元为张之万。是 ② 李鸿章：《禀母》，《李鸿章尺牍》，第 14页。 ③ 李鸿章：《寄瀚章》、《寄弟》，《李鸿章尺牍》，第 15页。 ④ 李鸿章：《禀母》，《李鸿章尺犊》，第 13页。 ⑤ 《李鸿章尺牍》，第 13页。 ⑥ 曾国藩：《与李小泉》，《曾文正公书札》，卷 3，第 35页。 ① 李鸿章：《皇清诰授光禄大夫、赠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曾 国藩年谱》附荣哀录，神道碑，第 91页。 ② 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第 11页。 ③ 李鸿章：《禀母》，《李鸿章尺牍》，第 17—18页。 科同年有不少是曾门弟子，鸿章感叹道：“诸好友均高中，曾夫子门下可谓 盛矣。”④曾国藩在丁未科进士中，对李鸿章、郭嵩焘、帅远 、陈鼐四人 非常器重。他致函李瀚章说：“丁未馆选后，仆以少荃及筠仙、帅逸斋、陈 作梅四人皆伟器，私目为丁未四君子。”① 鸿章春闱告捷，文安欣喜若狂。1846年因鸿章袒父殿华去世， 文安丁 优守制，从京城返回家乡，不久入浙江学政赵光幕。喜讯传来，文安喜而赋 诗： 年少许交天下士，书香聊慰阿翁期。 天恩高厚臣家渥，不愧科名要慎思。② 文安看到丁未会墨后，对鸿章“首艺入选”所表现出来的才华，颇感自 豪，并击节赞赏： 少年气象自峥嵘，翘秀居然荷匠成。 老辈传衣原特识，儒生报国在和声。 品题尤重师庭誉，文字先邀海内名。 盛世辟门资拜献，要恩什帛有殊荣。③ 翌年，文安服丧期满，重返北京，从此约有5年光景，文安与鸿章同在 京城做官。1850年庶吉士散馆，鸿章以成绩优异而改授翰林院编修。他在《禀 母》函中说：“挂榜之日，男托大人洪福，名列二院编修。男出辞馆席，承 何公（仲高）至诚款留。故席虽辞，仍安身幕府。现已入院视事。”④中进士、 做翰林，是鸿章“少年科第”的顶峰，在仕途上“一路扶摇”⑤的起点。翰林 院是朝廷储备人材之地，掌管朝廷制浩、文史修撰一类工作。“翰林官七品， 甚卑，然为天子文学侍从，故仪制同于大臣。”按清制只有翰林出身的大臣， 才能人阁为大学士，死后乃得溢文。“故论者终以翰林为清品云”①。从1851 年起，鸿章累充武英殿纂修，国史馆协修。 做翰林、纂修等，比较清闲，又能接触宫内藏书。鸿章利用职务之便， 潜心经史，曾写成《通鉴》一书②，并以亲身体会谆谆教导兄弟、子侄。 朱子家训内有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兄意亦然。⋯⋯ 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③。 （考试）得失常事，不足虑，总以发愤读书为主。史宜日日看，不可间 断。读经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 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侄能 听余言，毋论考试之得失， 他日必能成一“有用之人。④ 鸿章不仅著意经史，而且喜好艺文。他认为“文墨能定人生夭寿”，关 乎人的寿命长短。“盖长于新奇藻丽，短于含蓄雍容，以之取科第则有余， ④ 李鸿章：《禀母》，《李鸿章尺牍》，第 14—15页。 ① 《曾文正公书礼》，卷 3，第 39页。 ② 李文安：《嘉禾幕中得鸿儿春闱捷音喜赋》《李光禄公遗集》，卷 5，第 14页。 ③ 李文安：《阅丁未年会墨见鸿儿首艺入选》，《李光禄公遗集》，卷 5，第 14页。 ④ 《李鸿章尺牍》，第 18页。 ⑤ 吴永：《皮子西狩谈》，卷 4，第 I07页。 ① 朱克敬：《翰林仪品记》，《瞑庵二识》，卷 2。 ② 《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卷首，张士珩叙。 ③ 李鸿章：《致三弟》，《李鸿章尺牍》，第 1页。 ④ 李鸿章：《谕侄》，《李鸿章尺牍》，第 1 — 2页。 享天年则不足。”他反对雕章琢句而内容空虚的文风，赞赏以委曲婉转、平 易流畅的文体宣扬纲常伦理、孔孟程朱之道的唐宋八家和桐城派古文。他把 两者比喻为“出水芙蓉”和“苍松翠柏”。他说：“出水芙蓉，光华夺目， 曾几何时，无复当初颜色。苍松翠柏，视似平常，而百年不谢也。”⑤他特别 推崇唐代古文大家韩愈的《论佛骨表》和北宋古文大家苏轼的《代张方平谏 用兵书》。他曾致函其弟说： 余平生最喜读者，为韩愈《论佛骨表》，取其气盛也。三弟可常常阅之。⋯⋯ 苏拭《代张方平谏用兵书》，言之非常庸 快，余亦常读。① 《论沸骨表》意在“尊儒排佛”。819年唐宪宗派人把藏在凤翔县法门 寺护国真身塔内的释迦牟尼的指骨迎进长安皇宫供奉三天，韩愈愤然上表， 斥责礼佛求福之虚妄，要求将此骨“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宪宗本想藉此 祈求长寿，而韩愈却偏偏说信佛的皇帝都得短命。宪宗一怒之下，将韩愈贬 为潮州刺史。这就是韩愈和着血泪写成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 千”的绝唱的由来。《代张方平谏用兵书》意在宣扬“好兵者必亡”。当时 西夏扰边，宋神宗派兵进击。以太子少师致仕的张方平建议神宗。“绝意兵 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李鸿章认为前者“气盛”，后者“言之非 常痛快”，说明他十分欣赏韩、苏的文采和见解。李鸿章既喜欢阅读唐宋古 文大家的名著，又热衷于舞文弄墨，宣扬唐宋八家和桐城派古文的理论基石 ——“文以载道”论。他曾精心写成《文以载道赋》，吹嘘北宋理学家周敦 颐“文以载道一言，发前人未传之秘，实圣贤之通矩，记籍之枢辖也。”他 认为“六经为载道之书，后世祖述，为文因时递变，而揆道则一”。这就是 说，文学是为“道”服务的，是“道”的载体，历代文学虽然文体各异，但 是在宣扬封建的伦理纲常、孔孟之道方面却是一致的。 ⑤ 李鸿章：《寄弟》，《李鸿章尺牍》，第 13—14页。 ① 李鸿章：《致三弟》，《李鸿章尺牍》，第 3页。 二「以儒生而起家军旅」 帮办安徽团练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 来，前程似锦。他本想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 去，怎奈“生于末世这偏消”，一场突发的社会震荡使他不得不以儒生而充 军旅。 1851年1月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群众，在广西桂平紫荆山麓金田村树旗 造反，建号太平大国，军曰太平军， 只经过两年多的战斗，便从广西一隅跃 进到长江流域，奠都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峙的农民政权， 并开始北伐与西征。随着太平天国的蓬勃发展，大江南北，黄河上下，和边 疆各挨人民纷纷举起义旗。它们彼此呼应，相互激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 清高潮。 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全国范围的反清狂飚①，使以刚刚戴上皇冠的咸丰帝为 道的满汉地主阶级统治集团面对着一个风声鹤唳、兵慌马乱的局面。竭尽全 力镇压农民造反，保住清王朝的反动先治，成为咸丰一代一切重要的出 发点。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往绿营兵腐朽不堪，“文武以避主贼为固 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②。正当地主阶级现有当权势力无力挽救危局之际， 一股新的反革命势力却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 有些政治地位不高的汉族地 主士绅“同仇奋义”，举办团练，协助清军镇压群众，屡建奇功。面对这种 严酷现实，咸丰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 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王朝卖命；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 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 “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并为此而在南北众多省份任命了一大 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 1853年 2月 24日从武汉顺江东下的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 抚蒋文庆。3月 1日尚未接到皖抚毙命奏报的咸丰诏谕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前 往安徽，会同蒋文庆、周天爵办理团练防剿事宜。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 德人，以翰林院编修改御史，累转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他是一位 “状貌严毅”、力崇程朱理学的封建官僚，深知此次回籍办理团练防剿事宜， 艰险异常， 性命难保。他“自知不返”，告别老母，悲痛欲绝。据说他“别 母痛哭不能起”。吕贤基以李鸿章籍隶安徽，熟悉乡情，奏请随营帮办一切。 地主阶级的立场和传统的儒家道德观念驱使鸿章遵照清廷意旨，离别翰苑， 返回家乡，去扼杀造反的农民。 关于吕贤基奏请李鸿章随营帮办之事，鸿章的学生和部属刘秉璋的儿子 有过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 李文忠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吕文节（贤基溢号） 草疏言事，时人弗之奇也。洪（秀全）杨（秀清）得武昌，顺流而下， 沿江戒严，安庆续陷，闻于朝，文忠方在海王村书肆中，遇同乡某君谓之曰： “尚不知省城失耶，而作此不急之务也？”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怂恿 ① 清朝官府和地主大人诬蔑反清群众为“赋”、“匪”、”逆”等，以下有关引文中此类字样均应作如是 观。 ② 《剿平粤匪方略》，卷 34，第 12页。 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文忠归，翻检书籍，审查时势，惨淡经 营，而得长篇。书成已深夜，幸居距文节宅不远，使人持往，不致误翌晨封 奏。文忠倦卧，迨醒日已过午。当时京朝宫不得见本日朝报，心念昨事，驾 车往见文节。及门，闻合家哭声如有丧者。登堂，文节自内跳而出曰：“君 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是日，文节召对，上大哭，文节 亦伏地哭。其后，文忠和何莲舫诗中有“追枪同胞烈士魂”，指文节也。又 曰：“谏草商量盾吾圉，伏蒲涕泣感君恩”，记是事也。①不久，李鸿章便遵 旨随同吕贤基星夜就道，奔赴安徽，从此开始了“宛转随人盖九年”②的坎坷 历程。是时，廷旨周天爵署理皖抚，而周则在宿州疏请迁省治于庐州府，并 言军机吏洽难以兼顾。于是，咸丰改派李嘉端为巡抚，命周天爵以兵部侍郎 衔办理防剿事宜，并命吕贤基会同周天爵、李嘉端练兵团勇。咸丰原想依靠 这三位大员以“靖寇氛而固疆圉”，稳定安徽局势。但是随同吕贤基赴皖的 袁甲三却另有看法，他上疏断言“皖省军务紧要，现办防剿诸臣难持全局。’ 他认为周、吕、李三人皆属庸庸者流，周天爵是一位体弱多病的八旬老翁， “一遇事急，立时呕血”，并且“注意淮北，而于淮南势难兼顾”。吕贤基 虽然“一片热肠”，但因“书生谈兵，鲜合机宜”，对于周天爵的军事布置， “亦断不能赞一辞”。李嘉端“任事太锐，思虑恐难周详”，并且与周天爵 气机不通，呼应不灵。特别令人优虑的，是一省之中三帅并立，各争雄长， “事权不一”，“动多掣时”，加之兵力单薄，而安徽“门户太多，处处空 虚”，实难抵御造反农民的进攻①。袁甲三的，可谓中肯之论。当时安徽 外有建都南京的太平天国的威逼；内有风起云涌的以捻党为主体的群众反抗 斗争。1853年5月李嘉端向咸丰诉苦说：安徽各地“土匪啸聚，少者数百人， 多者数千人，一股甫平，一股又起，几无完善之区。”但全省能够动用的兵 额却不过4千余人，“加以调遗溃散之余，兵力益形单弱”。像庐州这样的 重镇，也只有守兵50余名，“其招募之勇一千余名，未经训练，器械不齐， 断难任以防剿；又以经费不充，大有欲散之势。”② 安徽也同江南其他某些阶级斗争激烈的省区一样，地主士绅纷纷举办团 练，站到反对农民斗争的最前线。其中凶悍著名的有：桐城马三俊，庐江吴 廷香、吴长庆（字筱轩，世袭云骑尉出身）父子，合肥张树声（字振轩，廪 生）和张树珊（字海珂）兄弟、周盛波（字海舲）和周盛传（字薪如）兄弟、 刘铭传（宁省三）、潘鼎新（字琴轩，举人）、解光亮、李鹤章等人。据说 “庐郡团练整齐”，同远在京师的李文安有着密切关系。他基于阶级本能， “寄 信回里，劝谕乡人先为恩患预防之计”③。团练头子们筑圩练兵，自称圩主， 所谓“寇至则相助，寇去则相攻”，有的“藉团练之名，擅作威福，甚至草 管人民，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①。 抵达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样内外交江的局面，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 的。他虽然血气方刚，有意大显身手，力挽狂澜，但怎亲自己无权、无兵、 ① 刘体智：《异辞录》，卷 1，第 6 — 7页。 ② 《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 36页。 ① 袁甲三：《陈明皖省军务情形并请派统领人员折》，《袁端敏公集》，奏议，卷 2，第 15页。 ② 李嘉端：《请拨饷以济军需》，《皖抚疏稿》，第 2木，第 1 — 6页。 ③ 光绪《续修庐州府志》，卷 34，宦绩传二，第 12页。 ① 《福济传》，《清史列传》，卷 55，第 3页。 无饷，又系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因而展望前途，忧心仲忡。他先入 周夭爵幕。是时太平天国正忙于巩固南京周围的阵地，尚未派兵北伐，西征； 而安徽境内的捻军却一跃而起，成为当地抗清的主力。捻军原称捻党，捻党 起于清朝初年，本为淮河两岸以穷苦群众为主体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结社，以 后逐渐扩展到山东、河南、苏北等地。“河南之归、陈、南、汝、光，江苏 之徐，山东之充、沂、曹所在有之，而安徽之凤、颍、泗为甚，凤、颍所辖 蒙、毫、寿为尤。”②成员有农民、盐贩、船夫、渔夫、手工业工人、饥民、 流氓无产者、裁撤兵勇和知识分子等等。起初主要从事抗粮、抗差、吃大户、 杀富济贫等经济斗争，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活动时往往数十人或数百人为 一股，谓之一捻。各部自号为捻，不相统一。各部首领通称捻头或趟主，而 捻众“居则为民，出则为捻”③。随着太平军跃进长江流域，安徽、河南等地 的贫苦群众纷纷结捻响应，开展反清斗争，从而使捻党迅速地向捻军转化。 奉命“专司防剿”的周天爵，便把“剿办” 皖北捻军、防止其与太平军联合放在首位。追随周天爵的李鸿章，也自 觉地把刀锋指向了皖北捻军。李文安在家书中曾说：“叠接家信，家乡土匪 滋扰，幸团练办有眉目，稍得安靖。⋯⋯鸿儿随敬修（周天爵字敬修）抚军 剿办土匪，现未得信，胜负若何，弟甚悬注。”①这表明李文安既站在造反群 众的对立面，又担心自己儿子受到造反群众的惩罚。可惜的是，造反群众没 能击毙李鸿章， 反而被这个刽子手投入血泊之中。 李鸿章随同周天爵主要参予了两次较大的绞杀捻军的战役。 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遇龄起义。定远为九省通衢，捻军活跃地区。 陆遐龄（约 1803—1853）是定远县荒陂桥旗杆村（现属长丰县沛河乡） 人，为地主家庭出身的武秀才，因受到某个案件株连被关押在安庆监狱。1853 年2月太平军首克安庆，把他从监狱中拯救出来，并派他返回定远组织群众 起兵响应。约在3月上旬，陆在家乡造反，竖立“随天大王百战百胜等旗”， 聚众万余，打击土豪， 抗击清军。据时人记载，定远知县督兵进犯，“两战 两败”，而城内团练，更“事同儿戏”，甚至公然乘机渔利，“有用竹枪一 支，开支公项八百文者”。②是时，合肥夏村夏金书联络陆遇龄“约期大举”， 南北呼应。李鹤章闻讯，立即率领团练百余人前往围捅，杀害金书父子，解 散千余，“增立东北乡团防”③，堵塞了陆遐龄南下的通路。接着李鸿章、李 鹤章督团随同周天爵在定远荒陂桥、寿州东乡等地击败陆遐龄起义军。4月 中旬周天爵诱捕并杀害了陆遐龄父子。周天爵奏奖李鹤章六品衔。 另一次是镇压多达4千亲人、活跃于颍州、蒙城、毫州交界地区的陈学 曾、纪黑壮起义。据记载： （咸丰三年三月）有巨捻陈学曾、纪黑壮等啸聚颍州之王市集，官军节 次被挫，周天爵率编修李鸿章督团堵剿。④ 5月初安徽巡抚李嘉端行抵庐州，不久即将李鸿章从周天爵 ② 《剿平捻匪方略》，首卷，序言。 ③ 王定安：《求阙斋弟子记》，卷 12，剿捻中，第 18页。 ① 李文安：《寄运昌、芸农、遯菴诸兄、玉坪六弟书》，《李光禄公遗集》，卷 7，第 30页。 ② 耕石老农：《皖碧吟》，其九，《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6册，第 428页。 ③ 《李鹤章传》，《清史列传》，卷 65，第 49—50页。 ④ 《重修安徽通志》，卷 102，第 11页。 处调来，协办团练。这位新任皖抚，把“靖内变而御外侮”①作为首要任 务。所谓“靖内变”，就是镇压境内以捻军为主体的群众斗争。所谓“御外 侮”，就是堵截太平军进入安徽。其实，本地的造反群众已经搞得他们顾此 失彼，疲于奔命，哪还有什么力量阻止太平军破门而入呢？就在李嘉端行抵 庐州不久，太平天国先后派兵大举北伐和西征，而安徽则首当其冲。率先挺 进安徽的，是以林凤祥、李开芳为首的北伐军。5月 10日北伐军占领滁州， 18日北伐军攻克临淮关，直逼凤阳。面对北伐军的凌厉攻势，李嘉端等胆颤 心惊，寝食难安，哀叹：“现在凤阳以南均无重兵，各城团练亦单，一无足 恃。”因而一面吁请咸丰速调江西、湖北官兵赶赴庐州救应，“并堵贼回窜 之路”②；一面表示要“号召兵勇亲援凤阳”。他令候补直隶州知州李登洲带 勇3百先行，继令户部主事王正谊于梁园镇会合李鸿章，“号召练勇，劝借 军饷”，他随后带兵2百余名陆续进发③。5月 28日北伐军一举攻下凤阳。 刚刚带勇进至定远、凤阳交界的李登洲，忽闻凤阳失守，手下“民夫尽逃”， 又怕所带合肥乡勇“恩归骤散”④，于是率部慌忙退却。李嘉端“一筹莫展， 五内如焚”⑤，踟蹰于护城驿。他虽然没有勇气率兵直逼凤阳，但又“不能 不虚张声势”。他令王正谊、李鸿章“分谕各团首，自店埠至麻布桥排日点 验练勇，使枪炮之声联络不绝。”⑥只是由于北伐军继续北上，并没有挥师南 下，李嘉端、李鸿章才得以逃脱灭顶之灾。 正当北伐军挺进豫皖边界之际，胡以晃等统率的西征军又长驱入皖。6 月10日北伐军和西征军分别占领毫州和安庆，使李嘉端等陷于两路牵制、腹 背受敌、风声鹤唳、远近惶惶的窘境。虽然北伐军不久即弃毫州，攻人河南， 但是安庆却变成西征军的大本营。此后一连四个月，西征军采取南攻北守的 方针，兵锋直指江西，而在皖北则没有什么大规模军事行动。李嘉端为了阻 止西征军北上夺取庐州，进而与北伐军会合，慌忙派遣张印塘、李鸿章分别 带勇驻防集贤关和运漕、东关。集贤关系安庆北面的重要战略据点。运潜、 东关既是巢湖一带和庐州门户，又是漕粮的集散地和运输孔道。西征军为了 取得粮食以接济安庆和南京，进占运潜，迫使李鸿章带勇退防东关。9月李 嘉端奏称：“编修李鸿章自四月带勇驻守东关，正当炎热之时，弹压巡防不 辞况瘁。此番运潜击贼，虽未大挫凶锋，而数月勤劳，亦堪嘉奖。现仍分守 要隘，与镇臣玉山互为声援。合无仰恳天恩，赏给六品顶戴、蓝翎， 以示鼓 励。”①其实，李鸿章何尝有什么堪称嘉奖的功绩，有的主要却是恇怯逃跑或 “专以浪战为能”②的记录。李嘉端此举，纯粹是老官僚讳败为胜、掩人耳目 的惯伎。时人赋诗揭露了所谓李鸿章“弹压巡防、不辞况瘁”的真相。 灯花燎乱成三豕（李鸿章守运漕，上流有放河灯者，李惊为贼至，退兵 山上），草木惊疑是八公（寿春镇守上窑，有好民三人伪为贼之谍者以恐乡 民，总戎见之回寿春）。寇自穷奔宫自葸，行辕处处系花骢（大僚多备好马 ① 李嘉端，《贼拢江北分兵堵御折》，《皖抚疏稿》，第 3本，第 3页。 ② 《皖抚疏稿》，第 2本，第 14—16页。 ③ 李嘉端：《号召兵勇亲援凤阳片》，《皖抚疏稿》，第 3本，第 1 — 9页。 ④ ⑤李嘉端：《凤阳失守待兵恢复折》，《皖抚疏稿》，第 3本，第 22—25页。 ⑥ 李嘉端：《贼北波淮收复凤阳折》，《皖抚疏稿》，第 3本，第 29—30页。 ① 李嘉端：《剿办股匪文武出力员弁请奖折附片》，《皖抚疏稿》，第 6本，第 44—47页。 ② 刘体智：《异辞录》，卷 1，第 24页。 为奔走计）。③ 邀功致败沈天险（李鸿章守东关，乃险要之地，其乡勇闻贼至迎击三十 里外，败卒冲动本营，遂失巢县），畏死穷奔 向坦途（寿春中营同时奔归庐州，遂弃巢县而不顾）。① 就在李嘉端为李鸿章请功后不久，石达开奉命到达安庆，主持西征战事。 石达开在皖北改守为攻，派兵进取集贤关、桐城， 清兵勇望风而溃。是时吕 贤基驻守舒城，“身旁无一兵”②，成了光杆司令。据说李鸿章曾经赶来与吕 贤基“议守御”，及至太平军兵临城下，他便立即抛下主帅骑马逃之夭夭了。 11月胡以晃督师攻占舒城，昌贤基走投无路，投水身死。12月胡以晃挥 师直取庐州。新任皖抚江忠源固守待援。江忠源，湖南新宁人，字常孺，号 岷椎，湘军核心人物，曾国藩的“骨肉至交”。时李鸿章率勇驻扎合肥冈子 集。江、李彼此不熟，曾国藩从中撮合，希望他们“鍼芥契合”。曾国藩既 致书江氏力荐：“李少泉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 ③又函告鸿章：“岷樵到庐，求贤孔殷。足下及鹤翁（吕贤基）、午翁（袁甲 三）如有所知，幸尽告之。”④由于江忠源抵庐后两天即被困于孤城、致使曾 氏的希望化成泡影。李鸿章本想援救江氏和庐州，但却力不从心。他亲自晋 见率军来援的舒兴阿，表示“所有先经团练之壮丁，今愿自备口食，随同官 兵击贼自效”。舒兴阿奏称：“臣查该绅士深明大义，当即面为奖励，并令 其作速调集壮丁听候，约期随同进剿。”⑤是时援军麇至，咸丰命和春总统城 外援军万余，但因西征军奋勇战斗和清方“将帅不相能”，“接军远壁且败”， 翌年1月庐州终于易手。江忠源投水毙命。鸿章北撤，家园被毁。凡此种种， 使鸿章耿耿于怀，遗恨难消，直到咸丰九年还写有“当时愧乏蚍蜉救，投阁 何须解客嘲”的诗句。① 太平军西征军攻克庐州之后，“以此通北路之援，扼江淮之险，南则联 络舒、桐，东则策应和、巢”②，从而巩固了太平天国在皖北的统治地区。咸 丰急派福济为安徽巡抚，令其会同和春等力挽皖北危局。福济，满洲镶白旗 人，始必禄氏，字元修，道光进士， 是个典型的贵族老爷，既缺少应变之才， 又不懂用兵之道。他曾任丁未科进士副考官，是李鸿章的座师。福济抵任， 召鸿章入幕， 对其“训植尤深且厚”。李鸿章因切盼找到新的政治靠山，也 一意奉承福济。是时咸丰命令福济、和春尽快设法攻克庐州。但因庐州军民 婴城固守和天朝援军、粮饷源源而来，致使清军连连受挫。 于是福济、和春改变强攻庐州的作法，决定采取“歼其外援殆尽， 然后 乘其内蹙而攻之”的战略，分军进犯东南的合山、巢县和西南的舒城。李鸿 章“时在庐州戎幕，慷慨请行，福巡抚壮之”，③令其率领千总莫清云会同佐 ③ 耕石老少，《皖碧吟》，其九，《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6册，第 428页。 ① 耕石老农：《皖碧吟》其十六，《太平天国之料丛编简辑》，第 6册，第 43页。 ② 戴均衡：《草茅一得》，上卷，《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 379页。 ③ 曾国藩：《与江岷樵》，《曾文正公书札》，卷 3，第 35页。 ④ 曾国藩：《与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 4，第 20页。 ⑤ 《咸丰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舒兴阿又奏》，《剿平粤匪方略》，卷 73，第 5页。 ① 李鸿章：《感事述怀呈滌生师》，《李文忠公遗集》，卷 6，第 7页。 ② 李滨：《中兴别记》，卷 23，《太平天国汇编》，第 2册，上，第 377页。 ③ 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卷 3，《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 1册，第 50—51页。 领吉顺统带吉林马队绕道攻取含山。1855年2月鸿章督兵勇侵占含山，残杀 太平军总制罗繡光和战士千余人，因功赏知府衔，随即配合副都统忠泰进攻 巢县，遭到守军的顽强抵抗。正当双方军队相持不下形成胶着状态的时候， 是年7月，李文安突然死于合肥军次。李文安系因户部左侍郎王茂荫奏保， 而于1854年回籍督带练勇的，先驻临淮，后转战庐州、巢湖一带。据说李文 安“体肥，会当夏令，辄痛饮，且露宿于外，无疾而终。”所以李鸿章“和 何莲舫诗有句云：‘锦囊未敢忘三矢，荩箧何曾有一钱’，盖记实也。”④ 文安临死前，还念念不忘与造反农民为敌，手书训谕鸿章兄弟说：“贼势猖 撅，民不聊生。吾父子世受国恩，此贼不灭，何以家为，汝辈努力以成吾志。” ①鸿章闻讣奔丧，暂离军营。是时巢县太平军万人猛扑焦湖清军营垒，忠泰全 军覆没，仅以身免，李鸿章因不在军中而拣了一条性命。8月进援庐州的太 平军与清军在柘皋展开激战。李鸿章惊惶失措，带勇先溃，受到和春的讥讽 和谴责。时在和春戎幕的萧盛远记其事说： （太平军）直奔柘皋，攻扑官军营垒，为围魏救赵之计。 保升以道府用之翰林院编修李鸿章，闻贼大至，带勇先溃， 以致富军营 垒数十座均被破人，兵勇死者不可胜计，仅存河洲镇总兵吉顺一营。贼众彻 夜环攻，⋯⋯势已危急。和提军闻此警信，即亲带精兵数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