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文化：道可道，非常道

中国道文化：道可道，非常道 “ 道”，最早由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出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随后，孔子在《周易?系辞传》里有句非常有名的话来诠释„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由此成为中国古典哲学里最重要的范畴之一。由„道‟而衍生出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哲学概念，在文革中，„形而上学‟被引入现实政治意识形态中，一句„形而上学猖獗‟，使许多理论工作者成为政治运动中的牺牲品()。在八十年代的高中《唯物辨证法》、《政治经济学》两科课程中，对„形而上‟与„形而下‟这对哲学概念有相当的篇幅。 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周易?系辞传》，都源出《周易》，《易》被列为中国文化的源头，这已经是勿庸置疑的基本观点。当代汉语„理论‟一词，尽管可以被理解为„道‟，但其哲学内涵却异常苍白，没有春秋笔法所包含的„万一‟，所以说，用„理论‟一词来论述古典哲学中„道‟这个概念，是无能为力的。无能为力的原因，主要是我们没有能力读懂《周易》。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这句话是春秋笔法，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呢,我的解读是:孔子直截了当的承认，我孔子的学说来源于《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我的解读是:“《易》里面的义理，是可以执行的，那是非同寻常的哲学道理(哲学/国学 )。《易》里面涉及的名词，那是非同寻常的哲学名词。”孔子和老子的学问，都来源于《易》，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各自表达了对《易》理的独特理解，一定意义上，《道德经》、《论语》、《诗经》、《周礼》、《尚书》都是《易》的另类表达形式。另类表达形式，就是老子、孔子各自导„道‟的成果。孔子一句“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概括能力，明显高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非常道”用于用于哲学概念，所指的就是„解《易》之道‟; “非常道” 用于执政，指的是„天下为公‟之道;“非常道”用于读书，指的是解读„春秋笔法之道‟。以上三个“非常道”，最要紧的是解读„春秋笔法之道‟。《诗经?卷耳》是一首非常重要的文章，起首的一章说:“采采卷耳，不盈倾筐。嗟我怀人，置彼周行。”这里有个重要概念„周行‟， „周‟说的是《周易》，孔子说“吾从周”;„行‟的理解就非常复杂了，主要指两钟理解，读HANG音，理解为涵意;读XIN音，理解为人性、信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性、信仰‟，合成则成为„仁、信‟， „仁‟、„信‟是儒学的两个重要哲学概念，《论语》在谈„仁‟的概念时有„里仁为美‟，在谈„信‟的时候有„民无信不立‟，这些重要的观点，归于中国语言按发音来组建新词语的原理，这个原理，一是春秋笔法，一个就是易理。《诗经?鹊巢》说:“之子于归，百两御之;之子于归，百两将之;之子于归，百两成之。”这个„两‟，大的方面来将，说的就是„春秋笔法‟和„易理‟;就《易》理上说，说的是„刚‟与„柔‟、„阴‟与„阳‟、„吉‟与„凶‟、„学‟与„习‟、„道‟与„德‟等两两之易。 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壮大、衰落的周而复始，无不被汉字、汉语所左右，具体来说，无不被依据《易》理造出的文字和读音所左右。只要用汉字，只要讲汉语，你都在用易理在说话，用易理造出的汉字表达你的主张。尽管《易》理读不懂，他已经化入了一个个汉字中;尽管春秋笔法失传，他已经化成了千百个成语、千万篇传世的华章。 „春秋笔法‟和《易》，就是中华文明独特的“非常道”:智慧在其中，传奇在其中，可以君子万年，可以经营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