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巨贪哪来的胆？-云南日报

村官巨贪哪来的胆？-云南日报 遇到征地、城中村改造，没有村民小组长的签字，或许真会遇到肠梗阻。滇池路杨家社区卢家地居民小组记李某和小组长卢某就干了这样的事，开发商不惜拿出100万元“打点”两名村官。不仅城里的村官存在贪污受贿，农村的村干部也频传违法。而在省外，甚至有村支书受贿近千万。为何小小村官也能大贪巨贪,昨日，西山法院法官李文华剖析了原因。 案例点击 NO.1 地产老板 百万元送村官 2010年4月，昆明某地产公司在滇池路西山区第28号片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为顺利拿到这个项目，公司老总王某不惜花重金“打点”两名村官。 王某决定一次性拿出100万元，送给当时的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杨家社区卢家地居民小组书记李某50万元、小组长卢某50万元(两名村官均已判刑)，收到王某的好处费后，该地产公司在城中村拆迁过程中，两名村官给其开绿灯，还劝说村民要配合好开发商的拆迁工作。 NO.2 村民补偿款 一半送村官 2010年至2011年期间，石林县生态工业集中区龙源风力发电项目征用到石林县西街口镇宜奈村委会的土地，当年的村委会主任冯某协助石林县西街口镇政府开展征地补偿工作。 2010年10月第一期征地过程中，冯某利用参与征地的职务便利，将属于宜奈村委会所有的4.5亩召夸塘水库坝埂记在自己名下，将属于宜奈村委会所有的5.55亩老路记在父亲名下，两块土地补偿款8万多元装进自己口袋。村民李某承包村委会荒山29亩被征用，获得16万多元补偿款，李某送了冯某8.3万元才拿到这笔补偿款。 2011年4月第二期征地过程中，冯某以村民李某、黄某的名字虚报7亩多土地，补偿款10多万元占为己有。 昆明中院审理认为:冯某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征地工作的便利，骗取、侵吞征地补偿款20余万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同时，冯某向李某索取8.3万元，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昆明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冯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NO.3 代村民签字 捞30万 2008年7月24日，嵩明县政府召开会议，确定预留村组开发用地作为村组集体资产，由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按照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收益价格补偿收购后按照程序供地，出让中按照规定缴纳税费，产生的收益返还村集体，土地出让时在同等条件下体现村组意愿。 嵩明东北街社区居委会第四居民小组经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2010年8月6日，居民小组组长张某代表村小组与昆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诸某签订合同书，将土地交由昆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 2010年8月,张某在嵩明县盟台东路老汽车站路口收受诸某、刘某(昆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诸某丈夫)30万元。 2013年12月31日，张某得知检察院调查相关案件，向诸某退还贿赂款10万元;2014年1月27日，张某向嵩明县检察院退缴了涉案款。 昆明中院审理认为，张某利用居民小组长的职务便利，在村组预留土地的安置、签订协议过程中，非法收受他人3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昆明中院终审判决:张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涉案赃款予以没收。 NO.4 村支书 8年收了960万 安徽合肥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原村支书刘怀寅利用职务之便，2001年至2008年期间，在征地、土地补偿费、提供方面，对开发商、承包商等“鼎力相助”，并从中大收渔利。先后有11家开发商、承包商为表示感谢到其办公室、茶楼等地送“好处费”，先后收受贿赂960多万元。 最终，合肥中院判处刘怀寅无期徒刑。 法官 小官何以大贪, 西山法院法官李文华说: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一些城中村、城郊村，村官犯罪主要集中在拆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中，在偏远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则主要集中在截留惠农补贴、五保金、低保金等项目上。“现在农业税废除，各类种粮补贴力度又在加大，当上级往下拨款时，很多名目农民都不知道。而且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有的村官就盯上了这些人的应得款„漏洞?，通过造假名单、做假账等方法，套骗国家补贴款，虚报、冒领比较严重。”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矿产等资源市场价值激增，村官权力的„含金量?急剧膨胀，导致很多人去争当村官。”李文华说，“一些征地项目对农民来说并不公平，乡镇政府需要村官的配合，起到中间人的调节作用。农民和政府、开发商不直接面对面，村官„垄断?信息资源，可以从中找到有利可图之处。” 何能独揽大权, 李文华说，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及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但现实中，村民自治往往变成“村委会自治”，“村委会自治”又经常表现为个别村官一个人说了算。 “一是缺少监督,二是家长制作风。”在剖析村官腐败原因时,李文华说,主要是因为早期社区居委会作为集体代表,在集体资产的管理决策中缺少监督力量,让村干部变成“土皇帝”,导致监督存在“真空”状态。 谁来监督他们,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村民监督。其他法规也规定，在村官日常权力运行中，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土地征用由国土部门管等等，可谓方方面面都有监督者。 李文华说，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其实是“多家管谁都没有管，导致监督失控。”村官往往在村里工作时间长,树立了一定的威信,造成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局面,加之当前村级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监督也不够,造成村官独揽大权、无人过问。 本报记者 柏立诚 遇到征地、城中村改造，没有村民小组长的签字，或许真会遇到肠梗阻。滇池路杨家社区卢家地居民小组书记李某和小组长卢某就干了这样的事，开发商不惜拿出100万元“打点”两名村官。不仅城里的村官存在贪污受贿，农村的村干部也频传违法。而在省外，甚至有村支书受贿近千万。为何小小村官也能大贪巨贪,昨日，西山法院法官李文华剖析了原因。 案例点击 NO.1 地产老板 百万元送村官 2010年4月，昆明某地产公司在滇池路西山区第28号片区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为顺利拿到这个项目，公司老总王某不惜花重金“打点”两名村官。 王某决定一次性拿出100万元，送给当时的西山区福海街道办事处杨家社区卢家地居民小组书记李某50万元、小组长卢某50万元(两名村官均已判刑)，收到王某的好处费后，该地产公司在城中村拆迁过程中，两名村官给其开绿灯，还劝说村民要配合好开发商的拆迁工作。 NO.2 村民补偿款 一半送村官 2010年至2011年期间，石林县生态工业集中区龙源风力发电项目征用到石林县西街口镇宜奈村委会的土地，当年的村委会主任冯某协助石林县西街口镇政府开展征地补偿工作。 2010年10月第一期征地过程中，冯某利用参与征地的职务便利，将属于宜奈村委会所有的4.5亩召夸塘水库坝埂记在自己名下，将属于宜奈村委会所有的5.55亩老路记在父亲名下，两块土地补偿款8万多元装进自己口袋。村民李某承包村委会荒山29亩被征用，获得16万多元补偿款，李某送了冯某8.3万元才拿到这笔补偿款。 2011年4月第二期征地过程中，冯某以村民李某、黄某的名字虚报7亩多土地，补偿款10多万元占为己有。 昆明中院审理认为:冯某利用协助政府从事征地工作的便利，骗取、侵吞征地补偿款20余万元，其行为构成贪污罪。同时，冯某向李某索取8.3万元，应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昆明中院作出终审判决:冯某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1年。 NO.3 代表村民签字 捞30万 2008年7月24日，嵩明县政府召开会议，确定预留村组开发用地作为村组集体资产，由县土地储备交易中心按照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收益价格补偿收购后按照程序供地，出让中按照规定缴纳税费，产生的收益返还村集体，土地出让时在同等条件下体现村组意愿。 嵩明东北街社区居委会第四居民小组经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2010年8月6日，居民小组组长张某代表村小组与昆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诸某签订合同书，将土地交由昆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发。 2010年8月,张某在嵩明县盟台东路老汽车站路口收受诸某、刘某(昆明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东、诸某丈夫)30万元。 2013年12月31日，张某得知检察院调查相关案件，向诸某退还贿赂款10万元;2014年1月27日，张某向嵩明县检察院退缴了涉案款。 昆明中院审理认为，张某利用居民小组长的职务便利，在村组预留土地的安置方案、签订协议过程中，非法收受他人30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昆明中院终审判决:张某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涉案赃款予以没收。 NO.4 村支书 8年收了960万 安徽合肥庐阳区海棠街道藕塘社区原村支书刘怀寅利用职务之便，2001年至2008年期间，在征地、土地补偿费、提供工程方面，对开发商、承包商等“鼎力相助”，并从中大收渔利。先后有11家开发商、承包商为表示感谢到其办公室、茶楼等地送“好处费”，先后收受贿赂960多万元。 最终，合肥中院判处刘怀寅无期徒刑。 法官分析 小官何以大贪, 西山法院法官李文华说: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和一些城中村、城郊村，村官犯罪主要集中在拆迁、征地和项目建设中，在偏远和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则主要集中在截留惠农补贴、五保金、低保金等项目上。“现在农业税废除，各类种粮补贴力度又在加大，当上级往下拨款时，很多名目农民都不知道。而且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有的村官就盯上了这些人的应 得款„漏洞?，通过造假名单、做假账等方法，套骗国家补贴款，虚报、冒领比较严重。”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土地、矿产等资源市场价值激增，村官权力的„含金量?急剧膨胀，导致很多人去争当村官。”李文华说，“一些征地项目对农民来说并不公平，乡镇政府需要村官的配合，起到中间人的调节作用。农民和政府、开发商不直接面对面，村官„垄断?信息资源，可以从中找到有利可图之处。” 何能独揽大权, 李文华说，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及征地补偿费的使用、分配方案等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村民会议，但现实中，村民自治往往变成“村委会自治”，“村委会自治”又经常表现为个别村官一个人说了算。 “一是缺少监督,二是家长制作风。”在剖析村官腐败原因时,李文华说,主要是因为早期社区居委会作为集体代表,在集体资产的管理决策中缺少监督力量,让村干部变成“土皇帝”,导致监督存在“真空”状态。 谁来监督他们, 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向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接受村民监督。其他法规也规定，在村官日常权力运行中，民政部门管选举、农委管集体资产和离任审计、违法违纪归纪检监察、土地征用由国土部门管等等，可谓方方面面都有监督者。 李文华说，看上去有不少部门管理，其实是“多家管谁都没有管，导致监督失控。”村官往往在村里工作时间长,树立了一定的威信,造成说一不二、独断专行的局面,加之当前村级管理体制不够健全，监督也不够,造成村官独揽大权、无人过问。 本报记者 柏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