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烈文、周腾虎与曾国藩[文档资料]

赵烈文、周腾虎与曾国藩[文档资料] 赵烈文、周腾虎与曾国藩 本文档格式为WORD,感谢你的阅读。 赵烈文既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和心爱弟子，又是晚年曾国藩无话不谈的朋友。赵烈文能和曾国藩发生交集，就是四姐夫周腾虎(字,甫，也写作韬甫)推荐的。 咸丰十一年(1861)冬天，赵烈文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不久，朝廷命曾国藩举荐人才，曾国藩特别保举了六个人，其中称赵烈文“博览群书，留心时务”，朝廷诏令咨送曾国藩大营录用。这样，赵烈文就从一个社会闲散人员，变成在吏部注册的国家候补官员了。 一年之后，赵烈文又以县丞保叙。 然而，就在赵烈文的人生翻开新的篇章，一切都觉得越来越美好的时候，周腾虎却于同治元年(1862)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病逝。 八月四日赵烈文得知周腾虎病逝消息后，顿时“惊怛欲绝”。之后他放下手头所有工作，谢绝一切来客，关起门来哭了个昏天黑地。哭完之后，他开始记当天的日记，其中写道:“惟君与吾之情，非复常交可拟，中道舍我，天之酷虐至此，夫复何言～” 八月六日，赵烈文又在寓所为周腾虎设立灵位，并作《哭,甫文》予以祭奠: 呜呼周君～年不半百，事无一成，而竟死邪～上天酷虐，不遗典型，祸胡止邪，邦之虚邪，家之恤邪，而至此邪～君之襟怀，炳于日星;君之性情，厚于胶醇;君之品 类，贵于兼金。尽君之美，罄纸不足，痛不能言，但有一哭。 古人有言，生我父母，知我鲍叔。噫嗟余生，终老离索。君之交游，万杰千英。癖谬所耽，而余独深。况余与君，趋道各异。何图高明，不我遐弃。 君得异书，必以示余，君有至言，必以诏余。茫茫之情，孰则继余,毕生之悲，孰则起余,名山幽岩，江流川原，君今已死，孰与游观,秘册高文，奇论异作，君今已死，孰与探索,呜呼哀哉～„„ 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六日，赵烈文追述自己早年的师承关系时，对他和周腾虎的师生关系述得更加直接明白:“癸丑年遭乱(咸丰三年二月太平军攻克金陵后，前锋曾抵达镇江和扬州，苏州、常州告急――笔者注)，吾时年二十二岁，遂辍举业，稍探古学，常请益于族兄伯厚(赵振祚)先生及诸友人周君,甫(周腾虎)、刘君开孙(刘翰清)、龚君孝拱(龚橙)，至今稍有知识，二三子与有力焉～” 另外，周腾虎和赵烈文都懂得医道，都能开方治病。咸丰十年(1860)九月二十六日的《能静居日记》，也有“,甫来访，谈医理，遂以《神农本经》一部见惠”之类内容。 周腾虎的“奇士”称号，是赵烈文亲自封给他的，并得到了曾国藩等人的普遍认可。 光绪四年(1878)四月七日，赵烈文所撰《有清奇士周先生墓表》一文是这样说的:“烈生平善游，今天下行省十八，历其十一，所至见名儒硕士、豪杰长者以百计;公卿监司、郡邑守长以千计，皆未能奇。奇者乃在里,，则周先生韬甫当之矣。” 所有这些，都表明赵烈文和周腾虎之间的关系，确实比较特殊;他们的情谊之厚，确实“非复常交可拟”。而以 周腾虎这样的瑰奇磊落之士，对于赵烈文的思想性行，发生很大的左右作用，也就殆无可疑。 周腾虎去世十七年后，赵烈文写了一篇纪念长文《有清奇士周先生墓表》，既对周腾虎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进行了全面，又对周腾虎这个“奇人”所做的“奇事”做了生动描述。 周腾虎二十出头，刚离开校门，就到陕西省凤翔县协助父亲工作。凤翔是个大县，工作非常繁忙，身为一县之长的周父却“老耽诗酒，不治事”，所有政务都靠周腾虎处理。周腾虎这个刚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居然把凤翔县治理成了远近闻名的“模范”县:“政无巨细皆洽”。当时的陕西巡抚是大名鼎鼎的林则徐。他觉得周腾虎是个了不起的青年才俊，周父去世后，就将他招入幕中。林则徐是一个“负世厚望”的人，他的幕中可谓人才济济，但周腾虎入幕后，只要他提出什么意见和建议，林则徐“未尝不释然忘其位”。 离开陕西后，周腾虎在四川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到淮南从事盐务管理和改革工作。在此之前，淮南盐政管理十分混乱，周腾虎一来，就“上书鹾使者，言当更革状”。领导不仅完整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委托他全权负责此项工作，周腾虎“遂以寒生业鹾”。不到一年，就赚了“数百万”。 钱多有时并不是好事。周腾虎暴富后，“舍华屋，荐珍馔，交游狎至”，花钱如流水。他还在办公桌后面放置一个装满白银的大木柜，交代会计人员:只要是他的朋友要钱用，就让他们随意拿，拿多少都不要过问。歌舞宴会，更是“一日辄数十金”。 周腾虎有个少年同乡，受周腾虎委派，负责管理某个业所，这个纨绔子弟竟然“夜召妓，数辈裸逐室中”。有天清晨周腾虎偶尔路过这个业所，见此情景，却不以为怪，只是笑着说了句:“少年豪乃尔～”连句责备的话都没有。 不久农民起义爆发，天下大乱，“鹾事大败”。周腾虎不仅事业受挫，而且欠了一屁股债。但他自觉承担还债责任，不要朋友出一分钱。 太平军攻占金陵后，长江水运中断，清政府饷源枯竭，在清军江北大营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闻韬甫名，召与计事”。 周腾虎应邀到雷以,幕府工作后，与早就在这里工作的钱江共同建议开征厘金。所谓厘金，就是征收行商的货物过境税和坐商的商品交易税。自此以后，厘金风行全国并成为清政府的重要财源，其征收数额也逐渐超过地丁和漕银收入。清政府后来能将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主要就是依靠此项收入。赵烈文《有清奇士周先生墓表》说:“韬甫首建策，征商税，纳者以厘计(指议创厘金)，饷大裕，数十年间海内踵行之，虽名臣巨公勿能变也。” 但不久周腾虎就离雷以,而去，原因是雷以,将钱江杀了。 雷以,为什么要杀钱江,原来钱江这个人也和周腾虎一样，虽有本事却不知道夹紧尾巴做人。他不仅负才使气，睥睨同僚，而且言谈锋势凌人，常常出口伤人。特别是捐厘抽饷初见成效之后，他更是恃功自傲，不再把雷以,放在眼里。雷以,原本就是个得鱼忘筌、忘恩负义之人，对钱江的所作所为自然难以容忍。有一天雷以,宴会下属，计议军事，钱江竟借酒使性，当着众同事的面含沙射影，指桑骂槐，让雷以,大失面子(这个钱江就像三国时的祢衡，结局也同)。雷以,制止他，钱江不仅不听，反而骂得更凶更难听。早就憋了一肚子气的雷以,忍无可忍，就下令将钱江杀了，然后以“跋扈狂肆、谋不轨闻”奏闻(《清史稿?雷以,传》)，这不过是“欲加之罪”而已。钱江是个名人，雷以,杀了他，自知难免舆论谴责，不得不诬以谋反的罪名。 对钱江之死，陈其元的《钱东平创厘捐法》不仅写得更详细，而且表示了深深同情和惋惜: 当是时，江之名闻天下，然江恃功而骄，使气益甚。玩同幕于股掌，视诸官如奴隶，咄嗟呼叱，无所顾忌。于是上下交恶，谮毁日至，雷公亦稍稍疏之，胶漆而冰炭矣。江愈怒，即于雷公亦面加讥斥，雷积忿日久，第钦其才，姑含容之。一日饮次，议论相左，雷加诮让，江使酒大骂，雷怒甚，在旁者又怂恿之，立即斩首。乃以江跋扈狂肆，将谋不轨奏焉。冤矣。使当日江稍委蛇，必可不死。使雷公左右有略与周旋者，亦不至于死。(《庸闲斋》卷十二) 雷以,杀钱江时，周腾虎并不在场。他知道此事后，异常气愤，特意找上门去，指着雷以,的鼻子大骂了一通:“你若之为，奚可与一日处,我所以来，为欲明大义，解倒悬尔，岂助若～”说完扬长而去。 众人都替周腾虎捏把汗，但雷以,最终不敢为难他。 当时天下大乱，各统兵将帅都知道人才的重要，千方百计搜求、网罗有本事的人。只要听说周腾虎来了，统兵将帅们无不“倒屣迎之”，周腾虎于是“抵掌群帅间，声名藉甚”。 咸丰五年(1855)，周腾虎来到江西星子县，投身曾国藩南康大营。曾国藩和周腾虎见面交谈后，即“一见倾倒，出知交上”。 周腾虎就是在江西星子向曾国藩推荐赵烈文的。 当时的曾国藩，既遭遇了九江之败，又与江西地方官员斗得死去活来，正处于人生最灰暗阶段，是他这辈子最倒霉的时候，周腾虎却能在困境中识英雄，认定他可以成就一番大业，眼光确实厉害。 同治六年(1867)六月十六日，曾国藩和赵烈文回忆往事时，还特意提到这件事:“,甫始到余江西军中，即言自古成事，皆用心人。某遍历下游无一人知此，必致溃败后 已。公虽兵微将寡，然成事者必公也。余时深佩其用心一语。其论世超出寻常者甚多，不可谓非异才。” 但周腾虎此次在曾国藩大营待的时间也不长，因为不久之后，他就奉曾国藩之命，与郭嵩焘一起赴浙江办差去了。 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十二日，赵烈文去江西曾国藩大营应聘，在江西省余干县一个叫瑞洪的地方，正巧遇上离赣赴浙的郭嵩焘与周腾虎，他们两人是去浙江筹办淮盐浙运事项。 所谓淮盐浙运，就是江西向食淮盐，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建都金陵后，水路中断，淮盐无法运抵江西，当地百姓只好改食从四川、广东等地偷运过来的私盐，不仅给百姓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国家盐税收入也随之流失。为挽回江西盐利和筹集军饷，咸丰五年(1855)四月曾国藩奏请在江西改销浙盐，获得批准。郭嵩焘与周腾虎就是受曾国藩委派，专程赶赴杭州，会同浙江巡抚何桂清等当地官员协商办理淮盐浙运具体事项。此后数年，淮盐浙运所得饷银获利甚丰，成为曾国藩和江西地方当局的重要财源。 淮盐浙运一事办理妥当后，周腾虎母亲去世，他回家丁忧(赵烈文第一次进入曾国藩幕府，也因母亲生病和去世，只待了一个月就回到江苏――笔者注)。在此期间，清军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手下筹办军饷的某位负责人，经常向周腾虎问计，周每次都能给对方有益指导。周腾虎还给广东某大员献计，让他在广东开征烟土税，每月增饷银二十万。 周腾虎做这些虽然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周腾虎不仅“笑谢勿受”，而且“拱手去之”。 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陷周腾虎家乡常州时，周腾虎在江苏巡抚徐有壬幕府工作(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他当即自告奋勇招募兵勇负责收复常州。然而兵勇尚未募齐，周腾虎正在翻阅募兵名册，苏州就被太平军攻克，结果 常州收复未成，周腾虎和儿子却一起成了太平军的俘虏;和春、徐有壬等清朝大员则相继死于太平军的这次进攻。 周腾虎是个脑瓜子特别好用的人，不久之后，他就成功逃了出来。他是怎么逃脱的，赵烈文没有详细介绍，只说“以计得脱”。 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赵烈文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之后，周腾虎也于当年冬天来到安庆，再次投身曾国藩幕府。 他和曾国藩相聚后，似乎有说不完的话:“每论事，穷日夜不舍，左右亲近任枢机管事者，经旬不得见。” 在曾国藩幕府，周腾虎不仅顾盼自雄，而且“好为盛气质贵人”，加之“识最高，辩论如刃出匣”，因而让许多人感到不爽。 周腾虎还总是得理不让人，凡事都要争个是非曲直。一时如果争不出结果，便“血上注面，正赤如鸡冠”，这就使得那些看不惯他的人更为恼怒。 曾国藩知道周腾虎难与自己的身边人共事，就找了份差事，让他专程去上海办理。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日记记载了这件事:“,甫将赴上海催饷，禀辞鬯谈，余勉之以维持风教，勿自菲薄，引顾亭林《日知录》‘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一节以勖之。”可见当时周腾虎与周围同事的关系搞得相当紧张，他自己也很灰心丧气。 第二年四月十七日，周腾虎回安庆述职，附带送赵烈文家眷来安庆，但不到一月又离去。 五月十日，赵烈文送周腾虎乘船去上海，不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随着中西贸易逐年增加，西班牙等西方国家的大量不同种类的银元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西方人带着满船银元来中国购买茶叶、生丝和瓷器的同时，也换回中国的银锭或生银。到了道光年间，外国银元不仅在东南沿海各省畅通无阻，并且不断向内地渗透，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严重损 失。巨额白银外流，银价暴涨，危及国计民生，暴露了中国币制的混乱与不完善。朝野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如焚，他们纷纷提议改革币制，主张自铸银元。 第一个提出自铸银元的是林则徐。道光十三年(1833)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目睹了外国银元给中国经济带来的种种危害，就上奏朝廷，委婉地提出了自铸银钱的建议。 咸丰五年(1855)，周腾虎在其著作《铸银钱说》中，不仅公开发出了“铸造银钱”的呐喊，而且提出了明确的实施办法:“宜准洋银分两铸造银钱，„„一仿洋银之式变其文字，以为中国宝货。„„银钱铸成之后，准今之洋钱之价出入，取其盈余给工值火耗外，尚可以通有无，足国用，赡军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此之谓矣。” 此后许多有识之士相继提出了改革币制的建议。 林则徐、周腾虎等人的建议和呐喊，虽未被清政府马上采纳，但他们发出的声音，还是起到了振聋发聩、醒人耳目的作用，林、周等人也因此成了近代中国币制改革的先觉者，使中国的近代货币思想初露端倪。 正因为周腾虎有如此之高的经济才能，所以早在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浙江会稽籍御史宗稷辰在保举左宗棠的同一个保案里，就将常州周腾虎、管晏，桂林唐启华名列其中，说他们“策议深沉，才识过人”。又说他们“皆关心时务，今尚郁郁伏处田间。诚能破格招贤，连茹并进，则得一人可以平数州，得数人可以清一路”(《清史稿?宗稷辰传》)。 宗稷辰保奏周腾虎后，朝廷要征用他，不巧的是遇上周腾虎母亲去世，结果失去了良机。至于曾国藩后来的保举，则是主观上欲爱之客观上反害之，最后竟导致周腾虎暴卒于由沪返皖的轮船上，使曾国藩痛悔不已。如同治元年(1862)八月初三日，曾国藩得知周腾虎去世消息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接少荃(李鸿章，当时在上海带兵打 仗)上海信，知周,甫在沪沦逝。老年一膺荐牍，遽被参劾，抑郁潦倒以死。悠悠毁誉，竟足杀人，良可怜伤。” 读过曾国藩日记的人都知道，他的日记文字是相当简要的。听到某位友人或同事去世，能在日记中记上一笔，就已非常难得，把事情记完整并加上自己的评论和感叹，更是少之又少。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三日，曾国藩听到胡林翼去世消息后，在日记中也只是写道:“巳正接信，知胡宫保于八月廿六日亥时去世，哀痛不已。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似斯人者哉～”记周腾虎去世消息竟与胡林翼同样多文字，所记内容也基本相同，由此可见曾国藩是多么同情周腾虎的遭遇，并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并自责。 同治元年(1862)九月一日，曾国藩复赵烈文哥哥赵熙文信中，再次沉重写道:“韬甫潦倒半生，遽埋玉树，人世泛泛悠悠之口，乃能枉杀磊磊落落之才，足为扼腕。” 对一个普通幕僚的死，曾国藩如此痛悔，虽与他的不慎保荐导致周腾虎遽被参劾有关，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失去了周腾虎这个难得的人才而感到痛惜。 在曾国藩日记中是可以找到佐证的。如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二十四日的日记写道:“酉刻，与,甫鬯谈。,甫颇习夷务，所言亦晓鬯事理。” 可见曾国藩对周腾虎的才能确实非常看重，很希望他能为己所用 另外，对周腾虎敢在自己面前说真话的勇气，曾国藩也十分欣赏。如咸丰十一年(1861)六月二十八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与少荃久谈，至二更三点始散。论及余之短处，总是儒(同‘懦’)缓，与往年周,甫所论略同。” 曾国藩知道自己的智商很一般，性格也比较懦缓，做事缺乏魄力，但除了周腾虎和李鸿章，再没有人敢当面指出这一点。 而从上面所引曾国藩日记原话可知，周腾虎不仅敢当面指出曾国藩的性格弱点，而且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这自然会给曾国藩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周腾虎去世时，他的家属均在南昌。同治元年(1862)八月十二日，赵烈文流着泪向曾国藩请假，专程赶赴南昌接四姐一家来安庆。此后三十余年，直到赵烈文去世，他不仅主动承担了照顾四姐一家生活，将她们带在身边居住，而且对周腾虎大儿子周孟舆的关心爱护，更是超过了对自己的儿子，这一切都说明他和周腾虎的情谊深厚，确实有逾寻常。 (本文材料未注明出处者，全都来源于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和《落花春雨巢日记》，文中恕不一一注明。《能静居日记》岳麓书社2013年版，《落花春雨巢日记》尚未点校出版) 感谢你的阅读和下载 *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本文若侵犯了您的权益，请留言或者发站内信息。我将尽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