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修得同船渡

百年修得同船渡 长风文学 澳大利亚向对外投资的中国公司敞开大门。 澳大利亚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主要是供应各种商品和资源，推动亚洲飞速发展，《金融时报》2012年初的报道称。前首相保罗?基廷(Paul Keating)要是听到这一描述无疑会感到高兴，10多年前他就常说澳大利亚首先是亚洲国家。无论澳大利亚将政治或安全核心放在哪里，在经济上已经是亚洲强国，主要贸易伙伴如今也大都属于这一地区。 目前，澳大利亚有四分之一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这一数字是伴随两国约40年的全面外交关系而稳定增长实现的。虽然其中也有农产品，但澳大利亚向北输送给中国这个世界最急需能源的国家的，绝大多数是金属、矿石和能源。对很多中国公司来说，从南半球买煤要比从物流混乱的国内买煤效率更高，相比应付政府部门，从港口进原材料也比从内陆省份进更方便。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现在是澳大利亚的主要投资国之一。不过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的投资方式与在其他发达国家投资市场显著不同。不同于欧洲或美国，在澳大利亚，绝大多数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通过并购而不是设立新企业(这是在欧盟投资的主导方式)进行的，而且投资基本上来自那几家最大的国有资源和能源公司。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08年增长了10倍，毕马威公司与悉尼大学2012年联合发布的显示。截至2011年末，中国的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了4247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澳直接投资在2006至2012年间共计达到450亿美元。这一时 期，中国投资者在澳投资的平均交易规模比所有其他地区都大:2006年以来完成的116起交易中，几乎有一半金额超过1亿美元，其中80%是在采矿和能源领域。此外，有90多起交易属于中国国有企业并购澳大利亚上市公司。 通过澳大利亚，可以看到中国投资会在几年时间内对世界各地经济体带来怎样的改变。相比任何其他国家，从欧洲到北美，澳大利亚与中国公司和中国经济维持的关系是最深入最紧密的。 这一投资有着明显的好处。澳大利亚GDP涨幅的一半来自其与中国的联系。没有这些投资，澳大利亚可能会陷入与欧洲各经济体同样的困境，这几年的增速仅微高于1%。 更加和谐 中国公司对外投资面临各种挑战，在澳大利亚也不例外，需要熟悉当地决策者和商界人士。最高调也最有代表性的案例，就是中信泰富和中冶集团矿业公司在澳大利亚西部的巨额铁矿石投资项目。2006年首次公布时，该项目预计耗资25亿美元，随后增至71亿美元，现在则可能达78亿美元。 在2012年8月一份关于该项目再次延迟的报告中，中信泰富列出了公司及其合伙企业经历的一长串问题，包括中信泰富认为澳大利亚实施的过严、澳元升值、劳动力成本高昂和工党政府2011年引入了碳税和采矿税。最后一条是将中国技术转移到当地市场的难度，事实表明，实施其实比原来预想的要难得多。 尽管公司经验丰富，但“在澳大利亚的环境中工作对他们来说真的很有挑战性。”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张极井在《澳大利亚人报》2012年8月17日的一篇报道中如是说。但他也表示，该项目对公司很重要，即使延迟也会继续下去。 自2000年中以来，关于中国是全球主要对外投资国的说法一直不断。随着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中国的海外并购和活动引发的激动更是节节攀升。然而过去五年，无论是国 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绝大多数中国公司的态度都是谨慎的。 他们对外投资的胃口以及推动这些投资的依据变得日益明确和强烈，但对大多数潜在投资者而言，走出国门的道路仍将困难重重。在澳大利亚，中国投资的诉求(寻求自然资源)相对简单，情况因此也简单一些。 欧洲这一世界最大单一市场虽然非常诱人，但成员国之间复杂的差异性对中国企业进入造成了很大阻碍。在美国，政治壁垒仍然坚不可摧。奥巴马总统2012年9月阻止了中国对一个风电场项目的投资。即便在澳大利亚，华为投标巨型全国宽带项目遭拒也显示政治问题还没有完全消失。在不同调查中，中国企业表示他们想要进行更多的对外投资，但实施中面临着巨大障碍。 中国在广袤的澳大利亚西部地区的投资几乎全部集中于矿产业。中国和当地资源公司很有可能会比预期地更快地进行更加和谐的合作，因为如果要想满足彼此的需求，除此之外它们别无选择。一方面，发展中的经济嗷嗷待哺需要资源来维持;另一方面，庞大而又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资本支持，因而会迫使双方从目前的困难中找到解决方法。 这可能好比两个人躺进了同一张床。既然已经躺在上面了，最好还是成功利用它。如果确实成功，它将告诉世界其他地区如何从“中国制造”时代慢慢转变为“中国所有”的时代。(作者系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