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维史陀指神话的流传通常是经过原始民族语言长年累月...

李維史陀指神話的流傳通常是經過原始民族語言長年累月的口說陳述,過程中內容可能被刪減或改以其他文字語言重新紀錄,因而逐漸的脫離原本的宗教脈絡。 他將科學思想區分為兩種典型模式,其一為具體性科學,另一為抽象性科學。前者為初始人類的思考模式,後者為當代科學家的思考模式,兩者的主要差異在於對其所從事的工作之分類方式不同。具體性分類上,如食物、動物,以提供知識工具來解釋概念和關係,這些分類可以透過知覺感官而被觀察到。而抽象分類上,則無法藉由感官知覺來觀察,如社會關係、經濟基礎、電子、細胞、原子等。Levi-Strauss認為具體性科學乃是初始科學而非未發展完成的當代科學,亦即,兩種科學屬性有根本的差異。 李維史陀為結構人類學家,認為人是一種意旨性生物,同樣地與結構主義語言學者認為符號與相應的客體之間的關係是非約定性的,因此符號並不反應客體,特別是圖騰現象中的規則,圖騰的命名與分類系統的運用價值是來自於它們的形式特性,當人類對動植物進行分類時便是將秩序強加給自然和社會,因此圖騰崇拜就是原始人類實踐其理智功能重要的手段,親族制度則可以看作是圖騰團體的邏輯轉換,也就是說人類心靈賦予外界規則的能力就是文化創造的本質。 原始社會以氏族為基本的社會結構,以血緣為紐帶的各個氏族集團在追溯自己的遠祖時,往往把他們想像為某一類動物或植物,這些動植物便是他們的圖騰。圖騰被作為本氏族的標記,認為它的盛衰象徵本氏族的盛衰,所以要保護並崇拜圖騰。 結構分析的方法,『圖騰制』中所提及的程序 1、把我們所要研究的對象,界定為兩個或多個真實或假設項目之間的 關係。 2、作一個表列出這些項目間可能的排列組合。 3、以此表來分析一般對象。只有這樣做才能得到項目間的種種關係。 研究者在開始時所考慮的經驗現象,只不過是許多可能組合中的一 種。先把這些可能組合的完整體系建構出來,才可能看出其結構。 《野性的思維》通過各種翔實的素材對“原始人”的思維結構、社會結構、神話結構等進行考察,集中體現了李維史陀的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的中心論題、基本方法、理論內涵和哲學價值。而且系統深入地研究了未開化人類的“具體性”與“整體性”思維的特點,認為未開化人的具體思維與開化人的抽象思維沒有高下之分,而是互相平行發展,各司其職。人類的藝術活動與科學活動即與這兩種思維方式相符。 李維史陀將結構主義的觀點應用至神話的詮釋。他認為一系列神話中單獨的一則故事(也就是「話語」) 並沒有一個獨立、固有的意義。若欲理解任何一則故事,我們必須透過它在整個神話體系(也就是「語言」本身)中的位置以及它和同系列其他故事間的異同得知。 這是結構主義論者從細節進行到大架構很典型的過程,而這個過程將特殊的單獨作品放置於一個更廣泛的結構背景。這個較廣泛的結構或許是某位作家的文集,也可能是寫作該主題類型的傳統手法(比方說,討論狄更斯的小說《艱苦時代》(Hard Times)如何偏離了傳統小說的寫法,反倒和通俗劇或民謠等較主流的類型相近),或是在辨識的過程中發現的基本「二元對立結構」。在這樣的觀念下,一個表意的系統(signifying system)是種很廣泛的概念,它可以是任何有組織架構,且具文化意義的一組符號。歸類在此範疇下的現象種類多元,文學作品、部落中的儀式(比方說畢業典禮或是祈雨舞)、時尚潮流(衣著、食物、生活型態等)、車子的款式、分類廣告的內容等等。對結構主義論者來說,我們所屬的文化可以根據這些原則像語言一樣被我們「解讀」,因為文化是由許多具有意義且能夠有系統地操作的網狀體系所構築。這些網狀體系透過「符碼」運作,構成一個由符號架設起來的系統,他們如同語言能傳情達意,而且他們能被結構主義論者或符號學家解讀、解碼。 舉例來說,流行時尚也能同語言一般被「解讀」。欲將不同風格的項目混搭成一個完整的「造型」必須根據複雜的合成法則,我們不會隨便將晚禮服和拖鞋搭配在一塊兒,或是穿著軍裝參與講座等等。同樣地,個別的要素、符號意義都是從整個大結構的脈絡衍生出來的。當然,很多時裝是在「刻意」破壞這樣的原則之下成形,但是破壞規則這樣刻意嘲弄的「呈現方式」也必須在有先前的「規則」或傳統法則存在下才能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