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巡抚与黄河治理

山东巡抚与黄河治理 摘 要: 咸丰五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围绕黄河流向、督府迁址及权限等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展开了二十余年的争论。在此过程中，山东巡抚的治河权客观上得到增强，河政体制与前清相比也发生较大变化。时局的变化、吏治的腐败也成为制约河政体制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晚清; 山东; 黄河河政 中图分类号: K25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6604(2012)01-0035-06 收稿日期: 2011-06-20, 作者简介:高中华，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及中共党史研究。, ?关于围绕黄河流向的详细争论参见高中华《祈天忧民――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救助史论》(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三章第二节“围绕黄河流向引发的中央与地方之争”。 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后，下游河道决口愈加频繁。自同治初年直至清末(1862―1911年)，山东有43个年份发生黄河决溢，不仅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土地大片荒芜，而且致使地方政权控制力日趋下降，改变了山东社会的历史走向。关于黄河治理的专题研究，学术界已有一系列成果。其中，《清代黄河的治理》,1,等从自然变迁的角度用科技史的方法分析治理黄河的过程及原因;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版)、姚汉源《京杭运河史》(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1998年版)等对黄河河政管理体制作了总体性论述。与其他水利专题史研究相比，关于晚清山东河政体制的研究仍有其薄弱之处。本文拟对晚清时期黄河治理的过程及河政体制的变化作一初步分析，探讨山东巡防与这一体制的关系及相互影响。, 一、 山东巡抚与邻省之间 关于黄河流向之争,? 咸丰五年黄河决口河南铜瓦厢，北流山东，夺大清河入渤海。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围绕是否堵复缺口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大致可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从咸丰五年至同治二年，清政府无暇他顾，黄河处于漫流状态，黄河改道山东入海的局面基本形成。咸丰五年六月黄河改道山东入海，当时清政府集中精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无暇顾及黄河泛滥，更无多余财力拨付治河，故未及时提出明确的治河。七月，咸丰帝颁布谕旨:, 黄流泛滥，……现值军务未平，饷糈不继，一时断难兴筑。若能因势利导，设法疏消，使横流有所归宿，通畅入海，不至旁趋无定，则附近民田庐舍，尚可保卫。所有兰阳漫口，即可暂行缓堵,2,1127。 面对黄流泛滥和民众“荡析离居”的局面，清政府唯一可做的即是让山东巡抚“因势利导”，使黄河顺流入海的主要原因就是“军务未平，饷糈不继”。至咸丰十年，有人提议“就黄河改道，劝捐筑堤”，使黄河经由大清河通畅入海，使沿河居民免受黄灾。但此提议遭到一些官僚的反对，他们以“惟事关大局，究竟有无窒碍，必须通盘筹计”,2,1193-1194为由，极力阻止。此时，英法联军已兵临北京城下，咸丰帝无暇顾及河政之事，将筑堤之议束之高阁。, 第二阶段从同治三年至光绪十年，清政府一边围绕黄河流向进行争论，一边开始组织修筑新河堤防，处于边争论边筑堤的状态，治河成效低。, 同治三年，清政府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可以腾出手治理黄河了，但在治黄方案上存有着很大分歧。围绕黄河的流向，从中央到地方先后出现了两次大的争论，分别是同治七年至十一年(1868―1872年)和光绪十二年至十三年(1886―1887年)。起初，关于黄河的流 向，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三种不同，即顺山东入海、复古道、古道分水三分，后来分流说并入复古道说，成为两种意见。, 起初，山东巡抚、东河河督和漕运总督等均持“顺流说”，坚持黄河复故道的官僚并不多，因为此时他们还未认识到黄河决口对运河尤其是山东的危害。同治七年十二月，山东巡抚丁宝桢、东河河道总督苏廷魁、漕运总督张之万、两江总督马新贻等九人联名上中央政府，坚持顺流入海，反对挽河归道，并提出三点理由:首先是财力不济，“中原军务初年，库藏空虚，巨款难筹”;其次是治河不易，“荥工在河之南岸，地处上游。兰工在河之北岸，地处下游。论其形势，自应先堵荥泽，后堵兰阳，势难同时并举……荥口分溜无多，大溜仍有兰口直注利津牡蛎口入海。奔腾澎湃，势若建瓴。其水面之宽，跌塘之深，施工之难，较之荥工，自增数倍”;最后则是管河工之难，“若再添募数十万之丁夫，聚集沿黄数千里间。倘驾驭失宜，滋生事端，尤为可虑”,2,1326。, 此时丁宝桢等尚未觉察到黄河水灾对运河的影响。黄河和运河水灾具有极强的并发性，一般称为黄运水灾或黄运洪灾。黄河决口小至运河不畅，大至运河决口，形成规模不等的黄运洪灾。运河之治废直接影响到漕运之畅通与否，漕运之畅通与否又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足见运河之兴废对清朝政权至关重要。咸丰五年之前，运河是由长江过淮河经黄河至京师。咸丰五年后，运河则需经山东黄河段借黄济运，山东中西部地区成为黄运交汇处，共流经16州县，全长800余里，黄河山东段对运河的影响日益加重，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黄运水灾直接影响到漕运，更主要是影响到山东的安危，以山东巡抚为代的官僚集团对黄河流向的态度开始转变。,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丁宝桢会同漕运总督文彬联合上书，力主黄河复归故道从淮河入海，他提到数条理由:, 再四筹思，诸多窒碍。似仍以堵合铜瓦厢使河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彼此相衡，计有四便。就现有之河身，不须弃地业民，其便一。因旧存之堤岸培修，不烦创筑，其便二。厅汛裁撤未久，制度犹可查考，人才亦尚有遗留，其便三。漕艘灌塘渡黄，不虑阻阂。即船数米数，逐渐扩充，无难徐复旧规，其便四,2,1394。 此时主张复古道的官员除了丁宝桢外，还有东河总督李鹤年、直隶总督李鸿章等人。丁宝桢提出的四条复淮徐故道的理由看似有一番道理，但时距黄河改道已有17年，黄河故道堤防坝埽已遭到严重破坏，其“便二”亦成不便;而其所言“便三”，制度虽可查考，但时过境迁，即使恢复，也难以发挥其效能;所言“便四”，即使有利于漕运，而漕运由河运改向海运的大势已定。这样，其“四便”中的“三便”都大打折扣，颇欠说服力。不过此时，清朝统治者对复古派的意见仍未完全否定。, 除此之外，以山东巡抚为代表的官僚集团曾一度提出“分流说”。光绪九年，黄河泛滥严重，山东巡抚陈士杰提出开马颊河以分减黄流，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地势和民情不宜为由极力抵制(《清德宗实录》第3卷)。光绪十二年，山东巡抚张曜提出利用淮徐故道分水三分，以减轻下游水患，称黄河全河挽归故道，势难实行，分水入两河，事尚可办。后来，分流派归入复故派，坚持黄河从淮河入海。对于“分流说”，不仅江南实力派反对，而且直隶等邻省也多持异议，这也是分流说不能持久的主要原因。同时，筑堤之议逐渐提上日程，并开始付诸实践，也是分流不成的一个主要因素。光绪九年黄河决口，山东数十州县受灾甚重，出现全省性黄河大水灾，清政府派总督仓场侍郎游百川赶赴山东，与山东巡抚陈士杰一道督办治河工程。游百川巡视黄河两岸之后，奏报治河之法，请修筑黄河下游两岸长堤，复于其内筑缕堤，使黄河水不致泛滥，并请疏浚小清河，分黄河水入海。中央政府准奏。当年，山东巡抚开始组织民工修筑长提。次年五月大堤完工，长约,1 000余里。河堤的完工对防洪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因为工程仓促而就，致使河工多有纰漏，日后危害逐渐显现。, 在黄河流向问题上，江南地方官僚集团坚决反对黄河回复故道，并且在清政府内部逐 渐占上风。光绪十三年黄河再次漫溢，直接威胁到漕运。光绪帝急忙下令访求治河方略。江苏籍官员及江南同乡友好、门生故吏也屡次致函户部尚书翁同,及工部尚书潘祖荫，请求密切关注苏北地区水道疏浚问题。为此，翁同,和潘祖荫联合拟就《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历述黄河复归故道有“二大患”和“五可虑”，称为保全漕运和课盐之计，“现在水势断不能入黄河故道”，否则“东南大局，何堪设想”～该奏折既有对黄河灾情的忧虑，也有维护江南经济利益的考虑,2,2021-2023。如果说，中央政府起初对各种治河意见尚举无定措，对各种分歧未置可否，多是因为没有精力和财力，那么，翁同,的上奏则对光绪帝的最后定夺起了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