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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星高照,何处灵山 中国已不同于中东或非洲，由上海、北京牵头，好些大城市在竭力模仿发达国家。尽管还有河南文柚村的卖血艾滋，尽管各处工地、煤矿死人不断，尽管千百万农民工有说不尽的进城血泪，但一部分人，也不只是少数富豪，毕竟在开始享受这个“没有血腥的战争和革命”的“历史的终结”。大家急急忙忙于工作，平平淡淡过日子，食、衣、住、行大体解决之后，性、健、寿、娱提上日程。文化特征之一便是影星、歌星、球星(体育明星)、节目主持星的四星高照。霓虹灯海，曼舞轻歌，消费宣传，铺天盖地，并通过电视屏幕和诸多报刊刺激着整个中国。革命史诗已经逝去，散文时代无限延伸。今日最家喻户晓的名字是什么,章子怡、巩俐;今天在美国最有名的中国人是谁,姚明。 人是有意识的动物，并有目的地生活着。但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呢,小车豪宅,美食鲜衣,名利双收,为民为国,一切变得不大清楚或很不清楚。我在十年前一篇文章中说: 如今，一面是科技发达，寿命延长，衣食住行不断改善;另一面是精神失落，道德困顿，名利纠缠，真情难得。人活着究竟为什么,变得愈加难解。也正因为此，出现了“返朴归真”的各种原教旨主义呐喊，出现了追溯孔孟、崇奉理学的国学新潮……到底“应该”站在哪里呢,是冷心冷面恭喜发财而将其他搁置,是义愤填膺指斥物欲横流、人心丧尽,还是根本不必理会这些，一心营建自己或物质或精神的安乐窝,看来，只有各人自己去选择了。历史总是让各种潮流相互撞击激荡，左旋右拐，来开辟道路。这道路也就充满了偶然。其中，作为个体的人的悲欢离合、苦难幸福，更是千奇百变，难以确定。而这，不也就是所谓“命运”么,记得一位以凶残著名的现代大人物说过一句颇堪玩味的话，大意是:战场伤亡，数字而已;舞台上演的悲剧只属于个人。战争轧毁了多少个心灵躯体，对历史却只是一堆血肉全无的数字。今日在市场狂潮中被淹没吞噬的心灵躯体何止千万，只是没有战争那么惨酷罢了。留下的仍然是一堆有关利润、效益、增长率的经济数字。所谓悲剧只属于个人，不也仍然一样么,个体虽呼喊着、挣扎着要去追回那只属于自己的生命，但历史无情，以百姓为刍狗，远不只是“滚滚东流长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而且对个体来说常常是“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于是只有“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了。(《明报月刊》，1995年) 高行健在《叩问死亡》中说: 你这一生，不是人踩你，就是你挤人。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好歹得找条出路。也不知这漫漫的长征，年复一年，何时有个终了,……等你回顾身后，除了若干日渐淡忘的回忆，竞一片模糊。 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片模糊”。因为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不见了，找不着了。但因为人总活着，总要活着，“吾之大患在吾有身”。“我厌恶我的身体”，却仍然有这身体。于是便拼命去挤去踩，同时也去找。特别是在中国，但你“回顾身后”，那上山下乡的漫长岁月，那流血牺牲的革命时代，对照今天似乎已“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你会感到什么呢,高兴,单调,快活,郁闷,郁闷的快活,快活的郁闷,明天呢,明天的目的和意义呢,“一片模糊”罢了。 于是，有“行为诗”的表演:著名行为诗人布莱勒(Julien Blaine)将在这儿演诗。诵诗点设于露天，与室外咖啡座浑然一体……布莱勒出场了。年约五十，一身黑装。诗人开演: “诗即纯，容不得装饰。”说着开始脱衣。脱光了上身和鞋袜。……随后诗人从手提袋中取出两只鸡。“从超市买的，正宗死鸡。”外加一只剥了皮的兔，也是刚从超市买的。末了，拿出诗稿往地上一铺，音乐响起，诗人开始朗诵: 每个诗人都知道/他是最后一位说话的人/而后又来一位，也自称最后说话之人/我戴上两只鸡(笔者注:诗人将鸡套在手上，像戴手套一样，并扭动臂部，开始舞蹈)/我气喘咻咻/我读/诗永恒地死去/人们前来收尸/摇动/抚摸尸体(挥舞死鸡，四处走动，舞迪斯科)/诗 人欲使之复活/然而，奇迹仅/针对他一人/其他的/——此刻，尸体，对于诗人。已成为肉与血/骨与筋/皮与毛/继续目睹尸体腐烂/尸已解体/发臭/奇臭无比/解体与发臭/——当它尚未化为泥——/便是生活(以目环视听众，高举死鸡，若有所思)/我穿上鸡(如履靴，穿鸡行走，且舞)/我舞/掴它耳光/或拥抱，或穿透/我气喘咻咻/我读，尸体以其，永恒的腐烂，不会化为，指甲与毛发，永远不/注定要吸/其恶臭/我索性大口/亲吻它发臭的血肉(诗人拿死兔，抱在胸前，如母亲搂婴儿。柔情注目，亲吻兔带血的嘴，下肢舞动)/怀抱兔儿/满怀柔情/我跳着舞…… 诗诵毕，掌声雷动。诗人刚退场，从右侧走来一位年逾八十的老人。手拄拐杖步履蹒跚。我们以为是诵诗的，心中油然起敬。老人却一言不发，缓缓走过:原来是过路的市民。诗坛与广场融为一体，除了麦克风，没有任何界定。(《读书》，2004年第4期第19-20页) 这是为了“反抗庸俗的现实”,是“指示艺术即生活，生活即艺术”,是在这人生无意义无价值中去寻找价值或意义,或者，在根本解构掉任何价值或意义,在“面具戴久了，皮肉粘连，揭不下来了”的“无意义的世界”中，以同样“无意义的反抗来对抗无意义的世界也多少证实这无意义的存在”。是耶非耶,如此而已,也仍然是在“一片模糊”之中。 庄子可能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发现了两大秘密:历史是场悲剧，人生是场悲剧。历史是悲剧在于“有机事必有机心”，科技进步必然带来无穷尽的欺诈和剥夺;在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中，身心被辗得粉碎。“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报，何事空立言。”阮籍佯狂避世，陶潜饮酒南山，但“灵山”就在醇酒妇人、山水自然中吗,或者就在今天声(music)色(sex)快乐或各种冒险之中, 人生是场悲剧，人生下来就搞不清楚到底人生是梦还是梦是人生。人们常说“浮生若梦”(李白)、“人间如梦”(苏轼)，那么又有何“灵山”可找,《世说新语》说，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云。伶日，我以天地为拣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人我裈中”。裈，裤也。这不有点像上述的现代行为诗人吗, 我欣赏高行健有三点。第一，是反对欧化语言，“我想做的事，恰恰是避开套用西方的欧化的句式句法”(高《没有主义》，第140页)。“灵山”不会在欧化的句法里。第二，当尼采已成为今日中国名流学者的最大偶像神灵时，高却说“尼采用超人来代替上帝，当其时，固然也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反抗。到浪漫主义早已终结的今天，自我再膨胀为上帝就令人可笑”(同上，第65页)。高避事(政治)避世(流浪)，逃避“主义”(意识形态)，竭力寻求自我和真实，却并不落脚在尼采贬斥庸人、以强凌弱的发狂“自我”中。因为这种哗众取宠的“自我”恰恰是活在别人世界里，成了廉价商品。高行健辛辣讽刺了一个人被关在闭馆的博物馆的展览厅内成了标准“艺术行为”，它被“精装的，用最时新的语汇加以评论”，一下子就成了世界新闻，出了大名，“足以令艺评家、艺术史家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地评论、论说、评论不已”(高《叩问死亡》)。 这当然不会是“灵山”。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有如卡夫卡，高行健只需写作，不求发表，不是为了拯救他人或个人泄愤。《灵山》写成可以搁置七年，压缩出版也被高拒绝。《灵山》就是他的“灵山”，提出人生无意义、世界无目的，既不归宿在蔑视群氓的高蹈自我中，也并不认同那貌似惊世骇俗实乃矫揉造作的现代行为艺术。它指向的是实实在在的人际此在，它指向了平凡日常生活。所以，我赞同胡耀恒的评论: “透过他的死亡，我们隐约看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们的终极关怀，对象是人民而非个人，关怀时间是长远的，而非当下的。”当然，也只是“隐约看到”而已。这是否也如高自己在对话中所说: 郎格里:可生命这价值是不确定，无法确定究竟有什么价值。 高:价值就在于活毕竟是一种享受……人又有其社会性，单独的个人脱离社会是无法生存的。(《没有主义》，第72-73页) “人又有其社会性”，不仅要性，更要爱;不只是自我，而且是人群。高说:“尼采在上个世纪宣告上帝死了，崇高的是自我。今天的中国文学大可不必用那个自我再来代替上帝。……我以为，我们的文学与其要西方那个迷醉的酒神，倒不如求得对自我和文学清醒的认识。这也包括不要把文学的价值估计过高，它只是人类文化的一个表象。文学家不是讨伐者，也不是头戴光环的圣徒，我们一旦从文学中清除了那种创世英雄和悲剧主角的不恰当的自我意识，便会有一个不故作姿态而实实在在的文学。”(《没有主义》，第102-103页) 我以为这是冷静、谦虚和实在的。“灵山”在哪里呢,在各人自己去寻找、去选择、去决断的平常生活中。而且，历史尚未终结，无论是世界还是中国，为社会不公，为弱势群体，还有大量事情要做。而且在科学中，在脑科学、在基因研究、在新药合成、在火星探测、在环境保护中，也在文学和艺术中，还大有人生价值和意义可寻。 他孑然一身，游荡了许久，终于迎面遇到一位拄着拐杖穿着长袍的长者，于是上前请教: “老人家，请问灵山在哪里,” “你从哪里来,”老者反问。 他说他从乌伊镇来。 “乌伊镇,”老者琢磨了一会，“河那边。” 他说他正是从河那边来的，是不是走错了路,老者耸眉道: “路并不错，错的是行路的人。” “老人家，您说的千真万确，”可他要问的是这灵山是不是在河这边, “说了在河那边就在河那边，”老者不胜耐烦。 他说可他已经从河那边到河这边来了。 “越走越远了，”老者口气坚定。 “那么，还得再回去,”他问，不免又自言自语，“真不明白。” “说得已经很明白了。”老者语气冰冷。(《灵山》，第76页) 高行健是冷的。他一点也不狂热。那么，四星高照，何处灵山,“灵山”不也就在这四星高照的此岸世界的行程中吗,只要你不被明星高照弄得晕头转向，不因而自我膨胀或失魂落魄，“灵山”，也就在你脚下。 2004年岁末于波镇 (责任编辑:庄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