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愚玩

我景仰东林党又痛其愚玩 ----------- 东林党是我国历史上名声最大的士大夫政治集团，他们在无锡东林书院以讲学活动为中心，评议时政，褒贬人物，在17世纪的江南拥有很高的声誉。书院的一首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从晚明以来，不胫而走，传遍大江南北，更因东林的旷世奇冤成为千古绝唱。 [IMAGE] 这副楹联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对后人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因为这不仅是东林党一代人的心声，也是几千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所追求的道义和良知。它所体现的“东林精神”不仅是无锡的，也是全国的;不仅是晚明的，也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然而，面对他们的遭遇，又不免发出历史的感叹:东林党这一批人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殉道者，他们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晚明王朝的整体利益献身亡命，蒙冤受屈，然而他们又滞留在理想化的境界，在实践中表现为无能又无奈，软弱、退缩，麻木不仁，直至遭受灭顶之灾。 他们在不当权的时候，訾议国政，抨击当局，赢得抱道忤时者的追随和民众的拥护。天启年间命运出现了转机，从在野的清流，一变而为主持朝政的主要力量，首辅刘一景、叶向高，吏部尚书赵南星，礼部尚书孙慎行，兵部尚书熊廷弼，都是东林党人或东林的支持者，可以说王朝的军事、政治、文化、监察和人事大权全都被东林掌握，《明史》记述此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可谓盛极一时。按理说，这是他们治理国政的最佳时机，然而，他们又坐失良机，很快丧失优势地位，短短四年就被宦官魏忠贤驱尽杀绝，全部覆没。 为什么这样一批声势显赫的饱学之士，不能提防一个目不识丁的宦官从背后举起的屠刀?这样一个苦心经营17年、中国历史上为时最久、影响最大的士大夫集团，失败得如此惨重?虽然皇帝有被宦官蒙蔽的客观原因，但不能不追究这一事态的主观因素，这是沉重的历史教训。 考察他们当权后，主要忙的是两件事:一是“搜举遗佚，布之庶位”，起用一大批在前朝失势的党人;再一件事是排斥异己，打击宿敌齐、楚、浙、宣昆党，凡是不合口味的都目为异类，加以排斥。东林内部又以乡里为界，分裂成许多小组织互相争吵。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想有所作为也很难成功。作为当权的群体力量，没有利用有利的时机，拿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把主要精力和才智都消耗在党派斗争上，这是招致失败的一大失误。在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对阉党的聚集力量麻木不仁，丧失警惕，而且提出一个错误的政策，那就是“笼络群阉”，姑息养奸，试图劝告魏忠贤不要干政，这无异是与虎谋皮。眼看阉党势力日益壮大，他们认识既不一致，行动又迟缓，放着兵部不抓，不用武力做后盾。在魏忠贤的爪牙插手内阁，首辅、吏部尚书相继被逐，次辅竟然胆怯得辞职，以图息事宁人。在大敌当前之际，没有反对最大的敌手，而是忙于提携同党和派系斗争，所以被阉党轻而易举地一举扑灭，肇成千古冤案。他们为官清廉，具有为理想献身的精神，然而人品使人景仰的，行为却不足为训，这反映了知识分子致命的弱点、缺陷和误区。所以东林党的兴亡，是一曲令人永远遗憾的悲歌，评价东林党人不得不经受理智与情感的撞击。 东林悲歌，对东林党人来说是悲壮的行为，对统治王朝来说就不是悲歌而是挽歌，因为像东林党人这样赤诚的，用自己的信念和道义来扶持王朝，挽救世道人心不惜肝脑涂地，最后却被他们所维护的统治者所屠杀。一个封建王朝到了屠杀忠臣赤子的时候，这个王朝的末日 也就来临了。 这样提出问题还由于这三点认识: 一、认识晚明和东林党所处时代的意义。众所周知，明朝亡在崇祯年间，但是清代人却说它亡于万历。哪有这样的评论呢?细想之下又不无道理。研究晚明在某种意义上比研究晚清更有典型意义，因为晚清已有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社会的变异离不开外部力量的渗透和参预，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向近代的过渡缺少动力，只有外部势力的挑战引起回应，才促使中国走向近代化，这种挑战——回应模式成为西方学者观察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主要观点，这确实反映了晚清社会变迁的复杂性。晚明不一样，处于17世纪的中国，不存在西方势力影响的问题，就是利玛窦传来的西方文化，仅仅局限上层的少数官员，对社会没有发生影响，《几何原理》译成中文后并未传播，更没有任何政治理论的引进，可以说晚明是没有受到西方近代化影响的原装的封建社会，考察这个时期的变化，有哪些到达封建社会所能容纳的极限，又有哪些可能越出常规而有所突破，为真正了解封建时代的国情和民情，提供了一个可资解剖的社会面，所以要认识传统社会近代化的演进规律，不能不重视晚明社会和东林党的研究。 清人根据什么要撇开明亡于崇祯的事实，认为明亡于万历呢?封建王朝的灭亡一般来说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农民不能按照原样的方式生活下去;再一种是统治机构不能按照原样统治下去。这两者不一定同时到来，万历王朝存在48年，共有农民起义30多起，大多是局部性的小打小闹，矛盾没有到沸腾点，这个王朝还能生存下去，但是统治机构却先期瘫痪。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缺官不补的情况相当惊人，监司、郡守旷年无官，朝中大员大半虚悬，都察院没有正官，内阁有时锁上大门，到万历后期中央六部只剩下一个刑部尚书赵涣，吏部、兵部、礼部、户部、工部都无专人负责，来往使臣无人接待，军饷无人解运，刑部长年不断狱，监狱长上青草，直弄得“职业尽失，上下解体”，这是历代王朝从没有过的现象，连晚清也没有弄到这种地步。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