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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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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试论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 黄承箱 摘要: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重视音乐等艺术教育,培养人的“艺术的兴趣”;他主张音乐教育要从小抓起,培养人才幼苗;他坚持“教学做合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非常丰富,值得总结。 关键词:陶行知音乐教育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办了很多学校,都重视音乐艺术教育;他普及大众教育,也重视音乐的普及;他培养了很多音乐专门人才。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都非常丰富,值得总结。本文就此做点...
试论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
试论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 黄承箱 摘要: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重视音乐等艺术教育,培养人的“艺术的兴趣”;他主张音乐教育要从小抓起,培养人才幼苗;他坚持“教学做合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收到良好的效果。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非常丰富,值得总结。 关键词:陶行知音乐教育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他一生办了很多学校,都重视音乐艺术教育;他普及大众教育,也重视音乐的普及;他培养了很多音乐专门人才。他的音乐教育思想和实践都非常丰富,值得总结。本文就此做点探讨。 一、艺术教育是重要的教育,音乐是人“心灵的呼声” 陶行知在其一生中,不论办学或进行社会教育,都把艺术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进行实施,培养人的艺术才能和兴趣,或提高人的艺术才能和兴趣,进而进行专门的培养。培养人的音乐才能和兴趣,是其重点之一。1927年,他在南京郊区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即晓庄师范,就提出了五大培养目标,即:康健的体魄;农人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这五项目标,相当于我们今天提出的德智体美劳。“艺术的兴趣”,即美育,作为其培养目标之一。在课程设置中,就有“艺术教学做”把音乐、美术作为必修课,要求师生“教学做”。1928年,在全国教育会议期间,他在《乡村小学、师范学校标准案》、《小学目标案》、《改革乡村教育案》等提案中,都提出这些目标,把“艺术的兴趣”作为全国中小学和师范的共同培养目标。1939年,他创办育才学校同样有这样的要求。他在总结育才创办两周年时说,育才集体创造是“创造健康之堡垒;创造艺术之环境;创造生产之园地;创造学问之气候”。“创造艺术之环境”,就是创造艺术化的校园,使环境与人内心的艺术感受统一起来,以此建校育人。他在育才专设了音乐、美术、戏剧、舞蹈、文学等组,把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结合起来,注重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注重艺术教育的实施。 陶行知为什么这样重视艺术教育,重视音乐等专门人才的培养?首先,陶行知是教育家,他要培养的是整个的人,是要“创造真善美之人格”;作为整个的人,要有“真善美之人格”,就不能没有美育,没有艺术,就不能不实施艺术教育。其次,陶行知主张生活教育,认为“生活即教育”。生活是艺术,艺术寓于生活,要过艺术的生活,即:受艺术的教育;要受艺术的教育,即:过艺术的生活。晚年他曾提出构建“健康、科学、艺术、劳动与民主织成之和谐的生活,即和谐的教育”。这种“和谐的生活”和“和谐的教育”,就包括艺术;艺术是构成和谐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第三,就音乐而言,他认为“音乐是大众心灵的呼声”,“每一个大众的心灵里都潜伏着音乐的种子”,人人都爱唱歌,人人都有音乐的爱好,应该给予指导。中国的音乐种类很多,有恋爱音乐,有工歌、有哀乐、有战斗音乐等。陶行知最爱的是战斗音乐, 认为它是斗争的武器。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写了《大众歌曲与大众唱歌团》,号召人们拿起音乐这个武器,唱大众歌曲,组织大众唱歌团,吹起战斗的号角,为自由而战,为平等而战,为生存而战。他说:“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是战斗的音乐,最伟大的文学是战斗的诗歌”。我们要战斗的音乐和战斗的诗歌来投入民族解放的伟大战斗。抗战胜利后,他提倡民主教育,强调把“音乐作为民众教育的手段”,“戏剧作为民众的教育的手段”,“绘画作为民众教育的手段”,以争取民主和平。第四,音乐是陶冶人性灵的工具,提高人精神素养的有效手段。这一点陶行知也充分予以肯定。1943年1月,他在重庆参加了一个音乐会,听了会上演奏的奥地利著名作曲家莫扎特的《安魂曲》,他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以致“眼泪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随眼泪而来的是浑身发出尼加拉瀑布差可比喻的力量”。随即他写信给育才学校全体同志,要他们都进城来听音乐会,听《安魂曲》;也要其夫人吴树琴同来。他说:“看这出戏可以抵得上新春之课,科学年之课,甚至于终身之课”。“在这出戏里,我们重新发现自己,会看见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创造,自己的命运——我看了《安魂曲》而魂不安。”可见陶行知对音乐对人性灵陶冶和教育作用的重视。当时育才正在开展创造年活动,而经济又十分困难,师生进城又要花一笔路费,陶行知认为,只要能听上《安魂曲》,这些都值得。 二、培养人才幼苗,音乐教育要从小抓起 1939年7月,陶行知在四川合川县古圣寺办了一所难童学校——育才学校,主要招收战区失学和无家可归的儿童入校学习,年龄一般在九、十岁至十五岁之间,进行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他根据儿童的兴趣和特长,分设音乐、戏剧、绘画、文学、社会和自然六个组,以后又增设了舞蹈组,分组学习特殊课程,给有特殊才能的儿童以特殊营养,使其获 得专门知识的基础,进而得到发展。按陶行知的说法,这叫“培养人才幼苗”。 关于音乐人才幼苗的培养,陶行知曾亲身感受到两件事,给他很大启发。一件是他从欧洲访问回国,途经红海,在轮船甲板上看到一个四岁的小女孩,在随着播音机播出的快乐的音乐跳舞,很合拍子,其情绪也和音乐相合,他很惊奇。于是,他商请船上人换一张悲哀乐曲的片子,他看到小姑娘不仅整个舞姿改变,情绪也立即由快乐变为严肃忧郁。他再商请换一张革命歌曲《马赛曲》的片子,他看到小姑娘听到音乐立即拿出拳头向甲板上的旅客挥动。由此,他感到这个小姑娘的音乐感受力是很强的;有音乐天才的人在四岁时就能发现,这给他很大启示。另一次,抗战开始后,他和音乐家任光在汉口临时保育院参观,发现难童中有一位害癞痢头的小朋友,很有音乐才能,他指挥唱歌与众不同,而且也很聪明,任光先生给他指示,他便随即学会。这件事也给他很大启发,认为这些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应该得到特殊的培养;教人要从小抓起。他在育才设音乐组,就是给这些有音乐特殊才能的儿童提供学习条件。设其它组也是同样,就是给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创设适宜的空间,引导其按照不同方向发展。他说:“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他有什么缺感,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就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于是我便发生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 培养人要从小抓起,这是陶行知的一贯思想和主张。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陶行知就积极主张创办幼稚园,“以正童蒙”。他在给江苏省长陈陶遗的信中就指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之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吾国人漠视 幼稚时代之重要,学校教育耗费精神,纠正幼稚时代已成之不良态度、习惯、倾向,可谓事倍功半。”强调六岁以前是人格陶冶最紧要时期。30年代,他又强调科学要从小抓起,引导小孩子玩科学的把戏,使小孩变成科学的小孩。他指出:要使中国变成科学的中国,必先造成科学的小孩。创办育才学校时他又从实际观察中发现小孩自小就有某种天赋,某种特殊才能;这种天赋才能在四五岁时就能表现出来。如果能对这些有特殊天赋才能的儿童加以引导,给予特殊的培养,就能使其成长发育,不致枯萎。从小抓起,就是有效的方法。育才学校音乐组就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如陈贻鑫、杜鸣心、熊克炎、陈复君、杨秉荪、程延庆、郭惠英、陶明兰等,都成为新中国第一代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指挥家。陈贻鑫、杜鸣心、熊克炎、陈复君等都任教中央音乐学院,为培养新一代音乐工作者做出了贡献。前面举到的在保育院发现有特殊音乐才能害癞痢头小孩就是陈贻鑫。 教人从小抓起,现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如何从早期发现人有某种特殊才能,并加以特殊的培养,这还不是每个教育工作者所能做到或认识的,我们还必须在这方面做些努力。 三、坚持“教学做合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对有特殊才能的人如何教育,如何培养,这是音乐教育中的又一个问题。陶行知是坚持“教学做合一”,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也是其教学论。 育才学校分设各组,因材施教,按陶行知的说法叫“教育天才难童”,其程度相当于小学和中学。课程设置有普通课程和特殊课程两种。所谓“普通课程”,就是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课程标准设置的课程;“特殊课程”,就是按照音乐、戏剧、绘画、舞蹈、文学、社会和自然各组特点开设的特修课。上课时间,普修课占三分之二,特修课占三分之一;以后又将前者增至四分之三,后者减为四分之一;各组还可略有伸缩。因是全年上课,虽有特修课,并不影响普通课程的学习进度和质量,而且普修课与特修课之间也可以打通,利用其自然联系的部分。在教学方法上,不管普修课还是特修课,都采用“教学做合一”,理论联系实际;在特修课中,尤注重实践。 当时育才音乐组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著名音乐家贺绿汀是音乐组主任。教师有常学镛(任虹)、姜瑞芝、潘述(卫禹平)、姚牧等。开设的课程有识谱、基本乐理、视唱练耳、钢琴、音乐欣赏等,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音乐理论教育和技能训练,使其从小练好基本功。试唱一开始就用法国的固定唱名法。贺主任不仅在业务上有严格的要求,还寓思想教育于专业教育之中,要求他们做有全面修养的音乐工作者,不做音乐“匠人”。皖南事变后,按照党的指示,贺绿汀和一批地下党员离开了育才,李陵和黎国荃先后任音乐组主任,他们都是著名的小提琴家;又请了范继森、巫一舟、夏之秋、胡然、朱崇志等老师来校任课或兼课,分别教授钢琴、和声、声乐和大提琴等课。还有一些著名的音乐家经常到校讲学或兼课。如:作曲家任光经常在校;著名的小提琴家马思聪1945年春到校开演奏会和讲学。由于受到名师的教授指点,音乐组学生音乐基础理论提高很快,基本功也比较扎实。 另一方面就是实践。陶行知经常安排他们到校外演出。边演边学,边学边演,在实践中锻炼提高。1940年12月下旬,进校才学习了一年半的育才音乐组同学,就应中苏友好协会和广播电台的邀请,在重庆举行了第一次音乐会和对苏广播。28日音乐会在中央电影制片厂礼堂举行。受陶行知的邀请,国共两党很多政要和文化界名人都来参加,如: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冯玉祥、何应钦、孔祥熙、郭沫若、田汉以及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官员和其他外宾。音乐会上,师生表演了中外乐曲和歌曲,如钢琴独奏和男女声二重唱等,受到热烈欢迎。尤其是十岁的小女孩刘幼雪同学,坐在琴凳上两腿悬空,端庄娴熟地弹奏高恩利特的《市场》和亨特尔 的《钟声》,更获得大家的喝采。演出结束后,周恩来当场为十五岁的陈贻鑫同学题写了“为新中国培养出一群新的音乐天才”的题词。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到火烧坡国际广播电台,参加对苏联广播音乐演出。从此,育才音乐组就走向社会,开始了他们的演出生活,经常举行音乐会,每场差不多都客满;社会“舆论甚佳”。陶行知用这种方式,一方面是展现成果,向社会作宣传;一方面部分门票收入也可弥补育才的经济困难。更主要的是他是用这种方式培养人才,以收理论和实践统一之效。育才戏剧、舞蹈、绘画各组也经常演出或举办画展。 通过举办音乐会,育才师生不仅受到锻炼,提高技艺,也增长了见识。育才经济困难,乐器不多,只有几架钢琴和几架手风琴(以后又买了六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在演出中他们有机会参观广播电台乐队,见识各种管弦乐器,也受到多种艺术的综合训练。同时在演出中也激发了师生的创作热情。他们先后创作了《在嘉陵江上》、《山村》、《战马》等几十首具有民族风格和激动人心的歌曲;后来唱遍全国的《太阳一出满天红》,也出于育才教师之手。他们还改编了一些管弦乐曲。每次演出都有他们自己创作的作品。陶行知是积极鼓励他们创作,并有严格要求。1944年,音乐组经常举行音乐会,有时差不多一个月就有一次。5月12日,陶行知在致陈贻鑫的信中指出:“集中精神准备5月31日之节目。创作要先由专家听过,而后演奏才不致出岔子。宁缺勿滥,以养成认真之态度。”又说:“创作是要完全独出心裁。依文章而论,我们知道,是不好有抄袭,大概音乐也是这样。倘使一篇创作也不能通过,也只好付之阙如,然后才能提高作品。所以,应该以练习名曲为主。”可见他对创作的严肃认真态度,也可看出他对名曲的重视。他对欧洲古典主义音乐家,像贝多芬、莫扎特的作曲,喜爱尤加,要求对其曲谱不能损坏,不能丢失。由此可见,陶行知是把学习、继承和创新有机的结合起来,尤其重视实践。这是他在音乐教育上的创造。 总之,陶行知的音乐教育思想是丰富的,音乐教育实践经验是宝贵的,值得借鉴。我们今天实施素质教育,中小学应开设音乐等艺术课,培养学生的艺术兴趣;发现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应创造条件给予特殊的培养,从早抓起,从小抓起;对音乐等艺术类课程教学,既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要注重实际训练,理论联系实际,加强技能技巧的培养,也要充分发挥其创造精神。 参考文献: [1]《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卷),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3。 [2]《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卷),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 [3]《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卷),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 黄承箱:苏州科技学院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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