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书大王”王秉诚的陪都传奇

“评大王”王秉诚的陪都传奇 “评书大王”王秉诚的陪都传奇 金昌婚庆 我从刘怀靖先生手里接过一块枣红色的小木头，造型有点像印章的印盒，他说:“这是我父亲早年说书用的醒木(惊堂木)，原来有两块，后来丢了一块，现在只剩这块了。”我捏着这块1940年代重庆“评书大王”王秉诚(原名刘玉声)的醒木，在刘怀靖书房飘窗的大理石窗台板上砸下，木石相击，其声清越。1940年代的好多夜晚，正是这样的砸板之声，响在山城老街的袍哥茶馆、潘文华中山四路的公馆、范绍增的范庄和老重庆的城市记忆深处。 “刘玉声”和“王秉诚”，一个人，两块招牌。一个写新闻，一个说评书，创下重庆新闻界和评书界的传奇。早在1940年代，刘玉声就在重庆的报纸上开写重庆掌故，同时又用王秉诚的艺名下海说书，好比一个双面剑侠，活跃在重庆最黑的夜晚。 妙笔 在刘怀靖先生保存至今的父亲影集中，刘玉声长生玉立、布衫飘逸的样子，让我们见识了重庆民国年代男性新闻记者的形像。无论是长袍马褂，还是西装革履，他穿在身上都很得体。1930年，他从朝天门顺江东下，去上海采访“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沿途拍下的照片，从夔门帆影到外白渡桥留影，展示了民国时期的一个山城青年才俊春风得意的好心情。 刘玉声很喜欢儿子刘怀靖，采访第六届全国运动会后，还从上海给他带回一部木头童车和一根糖做的拐棍。小时候，父亲牵着刘怀靖的手，耍遍重庆各报，因为父亲青年时代在上海公学毕业回重庆后就辗转在这些报社当 刘玉声在《商务日报》编“本地风光”副刊，主持读者信箱，回答一切关于重庆的问，深得读者追捧，江湖人称“重庆通”。1948年8月11日至12日在《重庆大众报晚刊》两天连载的公孙龙撰文《重庆新闻界第一奇人》，可能是第一篇关于刘玉声的传记。那“公孙龙”是重庆《中央日报》总 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后，中央媒体的 醒木 没活干，刘玉声就下海说书。最早下海是在药王庙(今筷子街)袍哥大爷易补荣的茶馆，这里记者多，他们一边喝茶，一边交换新闻线索。平时大家都喜欢听刘记者吹垮垮(即吹牛、摆龙门阵)，有人就激他说，你在下面说得白泡子翻翻的，可能坐到高台子上去讲，你娃腔都打不开。刘玉声应声说，我照样说得河翻水翻～于是他就改名王秉诚，登台说书。头天晚上，说的是阿拉伯民间传奇《天方夜谭》，说完接过老板开的钱一数，比记者一个月的工资还高。 但下海说书，岳父周氏家族不理解。周家是五世同堂、聚族而居的书香门弟，从现在实验剧场到新世纪百货公司，都是周家院落。岳父是秀才，听说周家女婿下海说书，大家都不信，这太丢人了，相当于现在听说一个白领去当棒棒(即挑夫)。于是，家里有人跑到茶馆伸进半边脸一看――哎呀，是真的～民国茶馆挂有孙中山像，刘玉声含着泪对画像说，“总理大人，我是凭劳动吃饭，在中华民国，我说个书都不行吗,”当时新闻里有“大学教授挑煤炭，新闻记者说评书”的说法，后半句说的就是刘玉声。 后来，他在茶馆坐正了，慢慢地越说越有名，还从茶馆说到电台，电台经常有听众点播他讲的重庆掌故。他也经常到上清寺的潘文华公馆说书。这天，他出了电台又到潘公馆说书，就说刚才在电台讲的重庆掌故，在座的有张岳军(即张群，民国元老)，他刚从成都到重庆拜望潘市长。讲完了，大家都哈哈大笑。只有张岳军没笑，很严肃。像张岳军这样的大人物，可能一般人的江湖笑话很难打动他。刘怀靖说:“这几年我才 想起，我老汉说张群不笑，可能多半是因为当时他出任四川省长，到渝游说潘文华反共，任务没完成，所以心事重重，哪笑得起来。” 潘文华到重庆解放后都是刘玉声的书迷，当时他官居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有天晚上，刘玉声正在中华路茶馆说书，看见潘文华叼起一根叶子烟竿进来听书，刘玉声也没停下来跟他打个招呼，只是略停一下。潘文华听了一阵，也走了，一点不惊动大家。 掌故 在刘怀靖保存至今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题名纪念册”上，跳高世界纪录是2.03米，远东纪录2米，全国纪录1.81米，当年本届全国纪录没有记载，但刘玉声本人后来却创造了全国评书艺人的一项“跳高”纪录，为此，他还和武林奇人吕紫剑谱写了一段“武救文”的佳话。 话说那天刘玉声在五一路鸦片烟馆啜两口，当时抽鸦片烟很普遍，一般人家，就是不抽烟，家里都要摆一副烟具待客。警察来抓烟客，众人四散，刘玉声见势不好，从二楼翻窗跳下，摔成重伤躺在地上，抓人的警察队长一看是著名的“评书大王”，就说:王老师，你跟到跑啥子嘛，我们再抓人，也不得抓你噻～ 刘怀靖说:“母亲和我赶到，把他送到金汤街市民医院(现在的重庆市妇幼保健医院)，要交几百元，我们没钱医，又拉回来。我现在都记得到母亲在一辆又破又烂的黄包车后面助推的样子。”后来从大阳沟路口一个药酒局请来一个医生，把脚捏了一下，说骨头碎了，不得了，要几百银元。大家一筹莫展，祖母拄着拐杖出去到长安寺求菩萨，在路上三步一磕头，碰到一个草药医生，见此情景，大为感动，就说我去帮你看儿子。他们到家，里面已有医生在看，草医问，是哪位医生,说是吕紫剑。草医一听，说吕大侠出马，没得问题，我告辞了。 “吕紫剑捏着父亲脚，把脚扳正，再用草纸包着的灰板条当夹板，用纱布缠好。父亲没叫一声。吕医生整完，放下几包药，说明天我再来。”第二天，吕是坐着自己的私人黄包车来的，派头很大，当时有黄包车都很吃皮(即很占优势，很吃得开)了，只有胡子昂那样的大老板才有小汽车。吕紫剑再要来，出诊费不晓得有好高，家人就围着他叫苦，家里有老有小，说书也挣不到几个钱，要他少收点医药费。吕紫剑说:“我是慕名而来，我分钱不收。”经过一个多月的免费医治，“评书大王”可以下床走动了。 1949年，刘玉声的鸦片也吃到头了。刘怀靖说:“是我去派出所登记的。我回家就说，老汉，我去派出所说了你抽鸦片。父亲一直抽鸦片，一直想戒，连烟灰熬水喝，都没戒脱，他听我去报告了，就说了一句，共产党办事最讲认真，从此就戒脱了。” 王秉诚在评书界对后代艺人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现任重庆市曲艺团顾问的著名评书艺术家徐?先生，曾与袁阔成、刘兰芳、田连元等被评为“全国评话评书十大名家”。2000年，王秉诚先生逝世45周年，徐?在其回忆文章《学者风度的说书人――王秉诚》中，勾画了一代“评书大王”不合时宜、卓而不群的身影: 重庆刚刚解放，市军管会文管会文艺处(后来的市文化局)派出专干，把戏曲曲艺界人士组织起来，学习文化、政治，成立了“重庆戏曲曲艺改进会”。为了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艺人有活动场所，又建立了大众游艺园。我初识王秉诚先生，是在大众园内，一次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座谈会上。评书艺人学习，王先生十有九不到。这次王先生终于姗姗来迟。负责领导学习的干部，及在座的“名家”高手，看见王先生从大众游艺园后门(今2路电车站旁拐角处)进来，纷纷起坐相迎。王先生一身白绸对襟，一手持杖(脚跛)，一手执精细的棕编白扇，飘然而至，入座前还向众人频频拱手，微笑不语，只用扇儿示意。坐了不多一会儿，大 约10分钟吧，就见他歪头在领导学习的干部身边低言几句，也不知干部听清没有，他便起身离去了。离去时，仍和进来时一样向众人拱手挥扇，含笑不言。 一代“评书大王”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1955年，刘玉声得了肺结核，刘怀靖说:“那天白天送去观音桥的医院，晚上接到电话，去世了。我写信给区文化局局长裴东篱说，刘玉声今天去世了，他的艺术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当时已是新中国干部的刘怀靖，很烦父亲的作派，比如文联8点开会，他要9点钟去，还有他说书要钱。最后，刘怀靖说:“几十年来我一直都在忏悔。” 一代评书大王，如此煞搁，叫人追念。这正是:妙笔重庆画乱世，醒木轻拍震九门。 (责任 金昌婚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