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综述 政治课论文

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综述张璐220160919790（外国语学院2016级学硕班翻译理论与实践）摘要：翻译社会学就是对翻译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社会行为人(即译者)进行社会语境下的的翻译研究。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翻译社会学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末，当前的方法论研究尚处于发展、完善阶段，国内仍处于起步阶段，主要借助于社会学方法论，研究翻译现象。本文在综述宏观模式、微观模式、宏观微观平衡模式与翻译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仍有大片空白亟需填补；未来的研究须回归文本，宏观微观相结合，建构具有自身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中国作为翻译需求大国，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须重视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研究，探索具有民族特点的翻译社会学方法论。关键词：翻译社会学；方法论；宏观；微观；宏观微观相平衡英国学者Tymoczko认为20世纪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文本研究延伸向两个无穷的次序：一是几乎无穷无尽地将语篇切分为越来越小的语言单位；二是几乎无穷无尽地将语篇与一层一层的语境相关联[1]。我们认为，翻译研究的微观研究路向与宏观研究路向也发生着同样的嬗变。目前的翻译研究的微观研究路向似乎走进了死胡同，无法向纵深发展；而翻译研究的宏观研究路向则朝着无限宽度和广度一路发展，其体现就是翻译研究从语言学方向转向文艺学方向，包容了翻译与文化、性别、政治、意识形态等。由此，我们认为翻译研究的终极转向将是“社会”，因为语言是人类的“栖居地”，而社会是语言和文化的“栖居地”。翻译社会学就是将翻译看作是社会行为的不可否认的一部分，看作是一种受社会诸因素调节的活动，并据此对翻译生产与再生产以及其社会行为人(即译者)进行社会语境下的分析的翻译研究。方法论一直是翻译研究的短板，社会语言学方法论研究亦是如此。由于翻译社会学自20世纪90年代末才出现[2]，根基尚浅，具有自己特色的方法论尚未出现。西方翻译界主要借助于社会学方法论，对翻译现象进行研究。然而，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学科的探索尚处于初始阶段，仅有零星篇章散见于各种学术报刊，而且不够系统深入，方法论研究更不必再提。因此，本文拟从社会学研究的宏观、微观、宏观微观模式出发，对国外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研究进行综述。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模式(model)是关于社会的总体映像。模式之于理论，犹如系统之于结构。模式之下可催生具有同种性质的多重理论。社会学研究模式可分为三种：宏观、微观、宏观微观相平衡。将上述三种模式运用于翻译研究，产生的翻译社会学研究的宏观方法论、微观方法论、和宏观微观相平衡的方法论。一、宏观模式与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学研究的宏观模式下，社会是一个结构谨严的整体，超人类结构(suprahumanstructures)得到重点关注。宏观模式可划分为有机体(功能)模式、进化模式和冲突模式三种。（一）有机体（功能）模式、进化模式与翻译研究有机体模式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其各个部分在“有机体”中占据一定的位置，并扮演各自的角色，服务于“有机体”的正常运转。这一角色即是“功能”，因此有机体模式也被称作“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翻译发挥着特殊的社会“边界”功能，如沟通不同语言、文化共同体、建构社会体制、维护社会秩序等。进化模式也是有机体模式的一种，原因在于它将社会视为不断进化的有机体，认为翻译是传播新观念、促进社会演化的重要力量。功能主义的关键概念是系统。系统要维护其内在秩序，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上，卢曼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系统理论(SST)。他认为，所有社会系统都是自生的，能够通过其子系统进行自我繁殖。每个社会系统都有其功能、效力、符码、程序和媒介。翻译也是一种社会系统，其首要功能是居间调解。翻译保障边界两边的社会互动，这就是效力。翻译将所有现象视为未调解(翻译)和已调解(翻译)，此即其二元系统代码：未经调解的就进行调解，调解不到位的就重新调解(重译)。翻译拥有灵活的程序，来反映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从一个翻译行动者到另一个翻译行动者的调解政策的变化。最后，每个翻译事件都有其媒介。[3]例如，语言是语际翻译的媒介，颜色是绘画中符际翻译的媒介。功能主义社会学虽然重要，但却忽视社会中的冲突和张力，及因之而起的社会变迁。作为其反动，冲突模式应运而生。（二）冲突模式与翻译研究冲突模式认为，社会自我平衡只是一种幻象。[4]比如，过去翻译常被比作桥梁。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翻译不仅跨越语言文化的鸿沟，有时还会加深这些鸿沟。因此，冲突模式尤其关心权力和意识形态这些操纵翻译行为的超级力量。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互动更加频繁、复杂和广泛，翻译成为争夺权力话语的一种重要资源。实际翻译活动中的译者总是选边站，自发认同(spontaneousconsent)社会场域中的主导一方。此外，冲突模式下，翻译是一种批评现象(criticalphenomenon)，能提供一些外来替代。翻译将目标系统话语与原文系统话语并置，这种并置可能增强主导话语，也可能通过质疑或提供替代方案摧毁它。因此，翻译给边缘话语提供了一种更好的发声和显身方式。二、微观模式与翻译社会学方法论微观模式淡化了社会传统、社会系统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对宏观模式的反动。宏观模式认为社会对个人行为施加影响，而微观模式认为社会是个体互动的结果而不是源泉。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的宏观模式认为翻译规范由社会传统和社会系统保障，而微观模式认为翻译规范由与翻译活动相关的社会行为体在互动过程中通过协商、再协商实现的。对翻译而言，比较重要的微观社会学模式有三种:解释学、符号互动论和民族学方法论。（一）解释学方法论与翻译研究解释学是马克斯·韦伯(MaxWeber)所倡导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人类的发展进程不断产生新事物，需要新概念来进行描述，这便是社会学的任务。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就是要通过分析行为体的典型动机和意图，从而形成一些关于社会行为及其结果的可能性命题，建构一种社会学研究的理想类型，也就是那种无法在现实中找到的研究现象。理想类型是社会实在的纯形式。由于真实现象总是会有各种复杂变化或缺陷，理想类型是真实类型的拔高，而真实类型则是理想类型的变体。[5]解释，即理解；解释学和理想类型对于描写翻译现象非常有用。例如，我们可以探究翻译的理想类型是什么?每种翻译行为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以至于人们认定这就是翻译?是否只有译者才能被包括在理想类型的翻译之中?其它行动者，如项目经理、编辑、出版人和客户是变体翻译类型吗?这对我们对理想翻译类型的看法有何正面和负面影响?理想类型中的翻译行动者的动机是什么?现实中的变体有哪些?这些都值得深思。（二）符号互动论与翻译研究符号互动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主要研究人们通过符号进行互动的方式，认为社会秩序由人们通过协商建立，而非超人类结构强加于人。对翻译有重要意义的是戈夫曼(ErvingGoffman)的剧场印象管理理论(dramaturgicalimpressionmanagementtheory)。戈夫曼把社会比作剧院，人们是剧院的演员。社会互动即是角色扮演和表演。每位扮演者都有其装扮,即外在形式(appearances)和行为方式(manner)。[6]戈夫曼的剧场途径对理解译者经验是非常合适的。译员在跨语言、跨文化的互动舞台上扮演一定的角色，穿上译员的行头，并按照译者的方式行事。因此，可以追问：译员角色扮演中的构成要素有哪些?译者的规定角色是什么?他们的装扮和行为方式有哪些?（三）民族学方法论与翻译研究民族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是起于胡塞尔和舒茨的现象学的一种微观模式。民族学方法论主要关注人们的日常活动和日常行为，及人们对这些行为的解释。[7]对译者前言的研究就类似于民族学方法论。翻译民族学方法论关注译者是如何看待翻译?译者以及他者如何通过翻译来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感?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是对民族学方法论的应用和发展。[8]一方面，它启发我们将翻译看做网络化的存在，译员与委托人、出版人、编辑、项目经理、审校人员、批评家、电脑都处在这种网络之中。另一方面，它使我们看到，除了人之外，技术(如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和口译设备)对翻译网络也十分重要。因此，拓展了翻译概念的外延，使其更符合社会实在。正如黄德先所言，行动者网络理论为翻译社会学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9]。三、宏观微观平衡模式与翻译社会学方法论宏观模式重视社会结构和功能，而微观模式重视单个的社会行为体。二者逐渐走向两个极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在宏观范式与微观范式、社会结构与个体行动者之间找到平衡。其中，布迪厄社会学就是突出代表。布迪厄认为，结构不是僵化的，而是柔和、灵活的。结构不只是限定个体的行动范围(或能动性)，而且也提供一种选择，使个体可以遵循、修改甚至反对这些结构性限制。[10]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的关键概念包括惯习(habitus)、场域(field)、资本(capital)。这三大概念可以构成一个等式：［(惯习)(资本)］+场域=实践。[11]也就是说，人的社会实践是人的性情倾向(即惯习)与人在场域中的地位(取决于其资本或经济、文化、社会和象征资本各自所占的比率)的互动，以及场域当前状态的结果。这一思想既考虑到个体中的社会因素，也兼顾了社会中的个体因素，能更好地解释译者行为。当然，布迪厄社会学关键词还包括(doxa)、幻象(illusio)等。标准(doxa)决定行为体是否有足够资本和惯习进入翻译场域，成为译者。译者在翻译场域中也需使用标准(doxa)来判断哪些是“不言自明的”，哪些是“可争论的”（disputable）。当然，行为体不会无缘无故地进行社会实践。凡行为必有目的，翻译行为必受到翻译场域中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幻象的驱使。这样，布迪厄社会学关键词就超脱了原有的“惯习、资本与场域”，而是“惯习、资本、场域、幻象、标准”共同构成的多面体。自此，平衡模式下的翻译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更强大的执行力。四、结语上文的引介表明，社会学与翻译的结合——翻译社会学在方法论方面多是借用社会学方法论。西方重视程度甚于国内，但整体研究尚未深化。这可以理解，原因在于：（1）、翻译学科的包容性使其多借助于人文学科的理论来解释自身。纵观翻译研究发展史，翻译学基本理论从语文学方向上解释原文、译文、原作作者、译者、译文读者止步不前。随着语言学、文艺学等的加持，翻译研究才重新焕发生机。翻译是一种社会现象，翻译研究终归要回归“社会学”，方法论研究亦是如此。（2）、真正对翻译社会学进行系统研究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且社会学理论纷繁复杂，学者们需要甄别能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才能着手研究。浩大，尽管翻译社会学已有约20年的研究历史，目前仍需继续开发。因此，翻译社会学方法论前景广阔。然而，目前来看，仍有两点需要注意：（1）、从方法论上讲，翻译虽是一种社会现象，但翻译研究仍需回归文本。社会学理论多架构宏大，翻译社会学也多注重宏观研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文本。这种离心式的发展或有可能落到泛泛而谈的境地。翻译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研究翻译的学科，而不是用翻译学研究社会的学科。需谨防翻译社会学变成“社会翻译学”，注重向心式研究。（2）、翻译社会学，作为翻译研究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在借用社会学方法论的前提下，须发展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法论。翻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仍是翻译，不可在借用社会学方法论时，异化自身的方法论研究，消解自身方法论的重要性。因此，作者认为：（1）、未来的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的研究方向应以宏观微观平衡模式为主，在挖掘其他社会学方法论时，注重布迪厄社会学方法论和翻译研究相结合。（2）、翻译社会学在国内而言尚处于新生时期。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翻译在宣传中国文化时扮演重要角色。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实践，必定能为翻译社会学方法论研究提供丰富翔实的语料。参考文献：[1]Tymoczko,M.ConnectingtheTwoInfiniteOrders:ResearchMethodsinTranslationStudies[A].Hermans,T.CrossculturalTransgressions:ResearchModelsinTranslationStudiesII[C].Manchester:St.Jerome,2002.9-25:11.[2]李红满.探索翻译研究的社会学途径——评介MichaelaWolf与AlexandraFukari的《建构翻译社会学》[J].中国翻译，2008（6）：30-33.[3]Hermans,Theo.TranslationinSystems:DescriptiveandSystem-orientedApproachesExplained[M].Manchester:St.JeromePublishing,1999:137-138.[4]樊义红.文学的民族认同特性及其文学性生成[D].南开大学，2012:43.[5]黄晓京,彭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J].读书，1986（1）：137-147.[6]GoffmanE.presentationofselfineverydaylife[J].ThreepennyReview,1959(3):655.[7]LynchM.Theoriginsofethnomethodology[J].PhilosophyofAnthropology&Sociology,2007:485-515.[8]HélèneBuzelinC.UnexpectedAllies:HowLatour'sNetworktheoryCouldComplementbourdieusianAnalysesinTranslationStudies[J].TranslatorStudie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2005(2):193-218.[9]黄德先.翻译的网络化存在[J].上海翻译，2006（4）：6-11.[10]邵璐.翻译社会学的迷思——布迪厄场域理论释解[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124-130.[11]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