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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明对启蒙运动的贡献

2017-10-26 5页 doc 33KB 6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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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明对启蒙运动的贡献第六讲儒家文明对启蒙运动的贡献一、现代性并非纯粹的“西方性”艾森斯塔特十分重视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论说现代性,认为是启蒙运动及其前后发生的几次大革命“开启了第二个轴心时代”,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的现代文明时代,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此就有了“现代性”。但他对现代性的根源问题的看法却似乎大有问题。他说:“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轴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
儒家文明对启蒙运动的贡献
第六讲儒家文明对启蒙运动的贡献一、现代性并非纯粹的“西方性”艾森斯塔特十分重视从政治文化角度来论说现代性,认为是启蒙运动及其前后发生的几次大革命“开启了第二个轴心时代”,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的现代文明时代,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此就有了“现代性”。但他对现代性的根源问题的看法却似乎大有问题。他说:“现代性,即现代文化和政治,是在伟大轴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这无异于是说,现代性纯粹是基督教文明自身的产物,或者说基督教文明在创造现代性方面是完全自足的,没有利用也无需利用任何外部的资源。当然,这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成见。但这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实际上是一种西欧中心论(认为当今世界一切好的东西都来自西方文明,西方人种最优越)。这些人似乎根本就不知道,或者说是完全忘记了:现代性的三个最基本的要素——科学化、工业化和民主化(当然关于现代性内涵的说法是多种多样的,如T.帕森斯说现代性有三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此说比较流行。其中,市场经济可以由工业化所涵盖,民主政治即民主化问题,而个人主义,就要看怎么说了,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理解,一般人们认同的是积极的个人主义,即文艺复兴所倡导的那种个人主义,而那种个人主义,实际上就是理性主义加自由主义,它不仅和科学化有密切的关联,而且还是其他两个现代性要素的基石。所以说到现代性的最本质的东西,概括得最好的还是这三个“化”,那是无论什么样的现代性理论都无法绕过去的)都和东方文明有着割不断的历史关联。比如早期现代欧洲的科学革命(科学化之滥觞),曾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阿拉伯和印度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的科学文化;英国的工业革命(工业化之母)又曾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有赖于欧洲从广大东方世界(包括印度、非洲和美洲)掠来的物质财富;欧洲的启蒙运动(政治民主化的意识形态基础),也曾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吸收过来自东方文明的精神养料……。他们似乎也忘记了这一基本事实,即自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起,人类世界的一体化进程便开始了,以往各传统文明之间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一种全球性的普遍交往关系发生了(当然ReOrient的作者AndreGunderFrank是不承认这一点的,但像他那样无视哥伦布和达伽马前后世界交往关系的质的变化,毕竟很难令人信服)。正是这一事变进程,使东西方各传统文明的精华荟萃第一次成为可能,也正是这种可能性,使当时最开放、最活跃、最富于进取性又具有某种独特的理性精神的西欧人得以洞察全球各色人群的深层心理,发掘出若干基本的普世伦理原则,并以此为依据锻造出一个崭新的现代文明。这里我们仅从欧洲启蒙运动的角度,谈谈作为东方的代表性文明之一的儒家文明在现代文明本质特征确立过程中的影响和贡献。二、法国启蒙学者从儒家文明中读出了什么?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者皮埃尔·勒鲁写过一本《论平等》,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法国革命把政治恰当地归结为三个神圣的词:自由、平等、博爱。”[]实际上,大革命以前的启蒙运动,宣传的主要也就是这些信条。其中最具根本意义的,应当说还只是“自由、平等”二者,因为“博爱”的内涵实际上就是自由与平等的一种综合,尽管这个综合是相当重要的,法国革命者把这个信条单列出来予以强调,是有其深刻的道理的(这个问题以后再谈)。作为启蒙思想核心信条的自由、平等观念,的确有其欧洲本土的历史渊源,具体说来主要源自盎格鲁-萨克逊的和法兰西的政治文化传统,其最重要的阐释者分别为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我们知道,法国的启蒙哲人一般都是极崇拜英国的(那里出过伟大的牛顿、洛克,还存在着令人神往的自由宪政),只极少数人如卢梭除外。但他们的眼光也绝非只盯着英国。西欧二百多年来的海外探险、殖民、贸易和传教活动,在大大加强各传统区域文明之间的联系交往的同时,也极大地开阔了法国启蒙哲人的学术视野。翻开启蒙旗手伏尔泰的《风俗论》(这部巨著使他荣膺“世界文化史之父”的称号),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惊叹当时西欧人人类文明史知识的广博。当时世界各大传统区域文明——中国儒家文明、南亚印度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及欧洲基督教文明,已全在他们的视域之中。这时的西欧人对域外文明的考察了解不仅极为广泛,而且相当精细,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世界性文化研究兴趣。同时,他们对人类文明的探讨也不是没有重点的。他们有一个重中之重的关注中心,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明。历史学家们甚至发现,在18世纪法国,启蒙哲人们对中国似乎比对英国更感兴趣。如法国学者维吉尔·比诺(VirgilPinot)称:“当人们翻阅18世纪法国思想家、经济学家撰写的作品、游记或报刊文章时,会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名字是如此频繁地出现,激起了那么多的赞誉之词。仅以此而论,中国似乎就比英国更受欢迎。”[]18世纪席卷法国的那场著名的“中国热”,于此可见一斑。关于这场“中国热”,学界已有过很多讨论,这里无需赘言,只想就其原委略述管见一二。谁都知道,欧洲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迷。这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欧洲基督教的一神教专制。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学的中国是开明专制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国民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显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陆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体现为宗教宽容)。重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魁奈(Quesney)则是另一位有名的中国迷。他几乎言必称孔子,对奉行儒学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颂扬备至,认为中国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完美楷模。他于1767年发表了《中国专制》一书,由此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雅号,叫做“欧洲的孔夫子”。重农学派为何推崇中国儒学?关于这个问题上海的学者谈敏有过比较深入的研究,但他的重点是研究儒家思想对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强调了其对法国重农学派理论的滋养,并由法国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学说的关联,进一步凸显了儒家思想对整个西方近代经济思想的奠基意义。这是儒家学说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如果还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分析,那么更值得我们重视的,还是托克维尔的有关看法。托克维尔认为,重农学派之所以推崇儒学,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他们所特别珍视的“平等”价值。在托克维尔看来,重农学派的著作最能体现法国大革命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因为“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由于这种平等在四周无法找到,他们便把眼光投向了遥远的中国,结果发现那里早已有了这样的东西,表现在:中国的“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法国文学批评家居斯塔夫·朗松(GustaveLanson)曾经指出,中国儒学之所以在18世纪法国广受欢迎,主要是其道德观迎合了当时法国人的精神需要——那是一种既非宗教教条强加于人、又非由超验原则演绎而成的道德观,它与客观实际、现实生活相联,能让一般人较容易做到;此外,中国的政治体制又是和儒家道德原则结为一体的,这种政治与道德的统一,也为对现实不满的法国人提供了一种榜样。[]换言之,中国的儒学和政治体制之所以受法国启蒙哲人青睐,是因为其富含一种人本主义的伦理学。在伏尔泰看来,这种伦理学“跟爱比克泰德(古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引者)的伦理学一样纯粹,一样严格,同时也一样合乎人情”。[]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相通了。三、中华文明对启蒙运动的推动作用的内在机理我们知道,伏尔泰和魁奈等启蒙学者所了解的中华文明并非真正的中华文明,至少不是中华文明的全部。事实上中华文明在他们那里,很大程度上是被不切实际地理想化了的。此外,也并不是所有的启蒙哲学都像他们那样迷恋中国,比如孟德斯鸠和卢梭就曾毫不客气地批判过中华文明的某些方面,而且相形之下,他们的看法要显得客观、准确得多。然而,如果就此认为西传的中华文明对于启蒙运动实际上毫无积极意义,却也有失公允。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学者包遵信先生曾有过一番妙析,不妨引述于次:“十八世纪西传的中国学术思想,主要是宋明理学,即便是孔子和原始儒家经典,也是经过理学重新塑造了的。理学当时在中国,已是气息奄奄,可是到了异域它竟成了新思潮的活力剂。如此奇谲迷人却并不可怪。每种文化都是有机的整体系统,哲学、伦理、宗教乃至某些原理、规范,它们的功能发挥都脱离不了文化整体的制约作用,这也就是某些人说的文化价值系统。文化价值系统与文化功能这种关系,借用中国哲学一句老话来说,就是‘体用无间’、‘体用一源’。一个观点,一种理论在另一文化系统中的作用,同它在母体文化中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甚而连原意也会变形。十八世纪那些在启蒙思潮中起过作用的中国哲学思想,已是脱离了本土,并从中国文化有机整体中游离了出来。‘天道自然’不再是因任自然的消极人生观,‘理’或‘天理’也和中国人念念不忘的纲常伦理脱了节。‘八卦图’如果不与占卜打卦的神秘系统绝缘,恐怕也不会启发莱布尼茨数学上的灵感,使他发现二进位制。这真象《庄子》中一个寓言讲的,同样一个药方,有人只能用它漂丝絮,有人却因它而得封侯,这叫‘所用之异也’。“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中国文化自身内容的价值,更不是说西方人对它的真谛一点也不了解。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称颂最力,他把孔子奉为人类道德的楷模,礼拜堂里供奉着孔老夫子的画像。他说:‘我曾经认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并作了摘要;我发现书中所说的是纯粹的道德。……孔子只诉之于道德,不宣传神怪,其中没有可哂的寓言。’(转引自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79页)说‘孔子只诉之于道德,不宣传神怪’,还是符合实际的。但他们总要将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给理想化,而这种理想化实际又是根据他们的语言和心理,根据他们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进行的。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他们是把中国文化某些内容给西化或欧化了。这种‘西化’或‘欧化’,不能简单地当作对中国文化的曲解,而是他们站在西方文化的价值系统中,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蒸馏。这样的蒸馏是两种文化交融汇合必不可少的过程,只有经过这样的过程,异质文化才能进入自己文化系统发挥作用。”[]包遵信看来是深知人类文化交往关系的个中奥秘的。他这番话清楚地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文化在西传18世纪法国的过程中,不仅发生了其中某些要素“游离”于整体中国文化系统之外的情形,而且还发生了当时法国启蒙思潮对整体中国文化系统的“蒸馏”行为。“游离”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国文化中某些带有民主性的成分(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者天地之心”、“民贵君轻”等人本、民本思想),摆脱本质上是反民主的整体中国文化系统的束缚而获得意义释放的过程;“蒸馏”,则是法国启蒙学者通过按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对整体中国文化系统进行的一种理想化的阐释。这种“蒸馏”行为虽然极不“科学”,却歪打正着地产生了类似“郢书燕说”的积极效果——也就是说,经过法国启蒙学者这么一“蒸馏”,中国儒学当中本来比较含糊、隐晦,而且在实践中又长期被扭曲、遮蔽了的一些普世价值,破天荒头一遭被明晰化、被提升、被凸显了出来,而且被当做代表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堂而皇之地参与了西欧人锻造现代文明的伟大实践。此外还有一个积极效果也不应被忽视,那就是儒学中内含的“自由”、“平等”精神的被发现,无疑也极大地鼓舞过法国的启蒙学者:试想,那群正东奔西突上下求索、要把自由平等一类信条确立为万世不易的普世价值的法国人,忽然发现中国人这个东方的代表性民族一直就在奉行这类信条,这时他们感受到的该是一种何等强烈的兴奋!原来果然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果然是“东西心理本自同”。相传伏尔泰曾说过一句话,这句话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原则的经典表达,大意是:尽管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尽管你的话实行起来会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但我愿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对此,哈佛的杜维明教授曾赞叹道:这是“非常健康的”思想,也是“很有生命力的对自由价值充满信心的陈述。”[]信心何来?很可能就来自对自由价值普世性的发现。应当说,自由与平等这一对价值不仅具有普世性,而且对于现代文明或现代性而言还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表面上看,它们好像只与政治有关,好像只涉及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实则不然。说到底,工业化和科学化不讲自由与平等同样也是不行的。比如,真正的工业化不能没有市场经济的支撑,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就离不开自由与平等价值的贯彻;搞科学如不贯彻学术自由、贯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也不可能有真正伟大的发明创造,等等。总之,对于现代性来说,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和“理性”的原则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这些原则的奠立过程中,东方文明客观上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另一方面也应看到,启蒙运动把自由与平等奠定为现代性的两大基石,同时就预设了现代性的全部内在矛盾性:因为现代性必须贯彻自由与平等,而这一对范畴本身就是一对极难调和的矛盾,现代性后来遭遇的种种困境其实均与此有关。但极难调和并不是不可调和,而且人类为完成现代化、为保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无论如何都必须协调好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此外,自由与平等的价值在现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肯定会遭遇到各种前现代因素的顽强抵抗(这一点似乎从来不为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者们所重视)。这就是说,现代性的这两大基本价值在被付诸实施的同时,既需要不断的内部调整,又需要经常的外部护卫。为此就必须设立一套制度,这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法治、市场经济、现代企业管理体制、民主选举制度、代议制政体、政党政治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的确是西欧人自己创造出来的,源自西欧人独特的生活经验,带有基督教文明的个性色彩。然而它们和自由平等之类普世价值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联,因为它们是西欧人在锻造现代性的过程中,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和试验,并且在付出了大量鲜血和生命的代价之后,才终于找到的一些能够有效地保障和贯彻那些普世价值的工具和手段。正因为如此,这些工具和手段,作为一种技术性很强的社会科学知识,像自然科学的各种合乎逻辑的研究成果一样,也具有某种普世性,是普世的现代文明中的一些十分关键的要素,因而也是一切立志现代化的民族必须学习和接受的东西。【思考题】1、 儒家文明对启蒙运动产生了怎样的推动作用?2、 怎样理解自由与平等这一对价值在现代文明中的基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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