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歧途_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

2013年第2期Voi．4No．2政治思想史JournaIoftheHistoryofPoliticaIThought总第14期SumNo．14中国现代政治思想步人歧途：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张文涛摘要：周毓英是19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思潮中的关键人物，他创办《社会主义月刊》鼓吹法西斯主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他在其法西斯主义宣传中强调“阶级协力”和“社会主义”，主张专制独裁；他通过所谓“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否定共产主义阶级革命学说，打通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关系。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集中袭用了社会主义思想系统中反对阶级斗争者的观念，积极迎合了国民党“清党”反共后当政者反对阶级斗争、追求专制独裁却又不敢公然反对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的矛盾心态。关键词：周毓英；《社会主义月刊》；阶级协力；法西斯主义；“清党”1930年代前期，受国内外政治气候的影响，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社会也甚嚣一时。有意思的是，在此期中国法西斯主义宣传中，形成完整法西斯主义理论体系的，却并非对法西斯主义闪烁其词、表里不一的蒋介石，也不是易劳逸所谓的“儒家法西斯主义”，而是小人物周毓英(1900一?)借《社会主义月刊》所宣扬的“阶级协力”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①作者简介：张文涛，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基金项目：本文写作得到教育部“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专项资金和北京师范大学优秀博士培育基金项目的资助(项目号：2010041)。①蒋介石～方面公开否认学习法西斯主义的必要，同时又私下对法西斯主义多有借鉴。参见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30年代中国政治》，《台湾政治大学史学丛刊》，1998年，第94页。易劳逸(LloydEEastman)对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研究可参见UoydEEastⅡm，“FaScisminKuornin—tangChim：TheBlueShirts，”吼泐Q船舶州y，№．49(Jan—Mar．，1972)，pp．1—31。59万方数据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2期中国法西斯主义历来是学界关注的重点，既有研究对周毓英及其所创办的《社会主义月刊》也鲜有遗漏，然均为零星的材料征引，尚缺乏视之为研究对象的系统论述。本文以周毓英和《社会主义月刊》为研究对象，希望在查漏补缺的意义上，加深对相关问的认识。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着重论述周毓英对法西斯主义的论证。一、周毓英和《社会主义月刊》中国法西斯主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重要议题，但建构其理论体系最为完整的周毓英却是名副其实的小人物。长期以来，学界对其生平知之甚少。台湾学者冯启宏就曾不无遗憾地指出，目前仅知周毓英在1926年曾加入左翼文学社团“创造社”，与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等人编辑过《创造》等杂志，其后一度被捕入狱。①对周氏生平，笔者另有专文详考，这里只选取他从左翼文学青年到法西斯主义宣传者的转变过程略做说明，以便进一步讨论。1926年，周毓英应老乡周全平的邀请加入创造社出版部，参与到左翼文艺运动之中。创造社期间，他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其人虽未在组织上加入中共，但思想却相当激进，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之时曾因被误认为共产党而入狱。②创造社后期，周毓英在与潘汉年围绕“普罗文学”的论战中甚至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和普罗文学正宗自居。③1930年，周毓英加入新成立的“左联”，期间他还自称以“左联执委”的身份担任过共产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的记者。④不过，1931年5月他就被“左联”以“完全放弃了联盟的工作”、“参加了反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叛徒”等为由开除。⑤至此，周毓英彻底①冯启宏：《法西斯主义与30年代中国政治》，《台湾政治大学史学丛刊》，第67—68页。②周毓英：《记后期的创造社》，载饶鸿兢等编：《创造社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665—674页。③1930年3月4日，周毓英在其新著《最后胜利》的校后中写道：“因平时反对以恋爱为主题的普罗文学，这次写‘最后胜利’，外间乃以‘真正普罗文学作品’相加。”见周毓英：《(最后胜利)校后》，上海乐群书店，1930年。对这场论战的专门研究可参见李跃飞：《左联成立前后“新兴作家”的姿态与心态——由周毓荚、潘汉年的论战来看》，《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6期，第241—247页。④周毓英：《记后期的创造社》，‘申报月刊》复刊，第3卷，第5期，1945年5月16日。⑤《开除周全平、叶灵风、周毓英的通告》，‘前哨(文学导报)》，1931年，第1卷，第2期，第15—16页。60万方数据张文涛：步入歧途：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1932年底，周毓英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其时，《东方杂志》组织了一次“新年梦想与”的征文活动，马寅初、梁漱溟等众多文化名人均积极应征，周毓英也以一名普通读者的身份参与其中。他在讲到自己1933年的梦想与计划时，希望能“办一个月刊定名《社会主义》与全国青年作思想上的往来，毫无顾虑地讨论一切学术问题、思想问题、社会问题和革命问题。”此时的周毓英已由先前激进的左翼青年摇身一变为南京政府的同道。他声称：“办月刊不在取政权，可能范围内还要帮政府，帮政府革命，梦想当道者不干涉。”①周毓英的这些表述印证了时人胡秋原的说法。胡秋原在其晚年著作《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中明确写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政府之刊物多有介绍及主张效法德意政体之文章，最初公开办以‘法西斯蒂’为名之杂志殆为周毓英(原创造社左翼作家)。”②这个以“法西斯蒂”为名的杂志，就是周毓英提到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份刊物首次在中国公开倡导法西斯主义。1933年3月，周毓英意在“帮政府革命”的《社会主义月刊》在上海创刊。从第7期起该刊加署“又名《民族与社会主义月刊》”的字样，以示与社会上所认知的社会主义有所区别。该刊隶属于上海的国民党CC系组织“干社”③。《社会主义月刊》截至1934年6月终刊，共出版2卷16期，刊出143篇文章，其中周毓英以本名和各种笔名发表的文章至少有52篇。1934年底，周毓英选取其中主要文章结集成《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一书出版。诚如此书标题“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所示，周毓英将法西斯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联系了起来，既有对纯理论的阐述，也有针对其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所提出的对策，二者共同组成周氏较为完整的法西斯主义理论体系。④这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法西斯主义宣传鼓噪之声有余、理论建树无多的背景下，尤显突出。①《新年的梦想>，《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1月1日。②胡秋原：《一百三十年来中国思想史纲》，台北：学术出版社，1983年，第134页。③CC系“于杜”核心成员黄静斋后来回忆。干杜”直属的外围组织时，就提到：“社会主义月刊社及其《社会主义月刊》，社长、主编为周毓英一人承担。”(黄静斋：‘国民党CC系的干社)，载柴夫主编：《cc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113页)④周毓英以法西斯主义为理论指导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论述，参见拙文：‘周毓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主义'，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zolo年，第50一63页。61万方数据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2期二、阶级协力：周毓英对法西斯主义的论证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在世人眼中的形象更趋恶化。与之相比，作为资本主义取代物、修正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则受到了普遍关注。在周毓英眼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被赋予社会主义的色彩，都成为推翻腐朽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但同时，于同一片社会主义天之下的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有着本质区别，乃至截然对立。这一切的关键均在阶级问题上，周毓英认为法西斯主义的精髓乃是“阶级协力”，而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只是在制造阶级斗争。正是通过所谓“阶级协力”，周毓英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阶级革命，论证了主张专制独裁的法西斯主义。在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周毓英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破产：“政治、经济、文化，一切都陷入无组织的状态，社会就好像一切都解体了”①。他断言：“资本主义的制度显然不能再适合于1930年以后的世界了。”②资本主义之所以破产，在周毓英看来主要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既有经济中的协力关系，造成了阶级的对立。他认为，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下，但生产与消费却总是平衡的，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协力的。资本主义出现后，虽然“帮助了人类需要上的满足”，但大量的产品被生产出来又如何供给社会消费成了大问题：“生产的太多消费不完”，“就产生了危机，大闹恐慌”。换言之，生产和消费间的平衡被资本主义打破，“人类互相协力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人们陷入内斗之中。③周氏进而将“协力经济活动”被破坏的原因归结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等思想传统。他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的协力关系”，“本来建筑在一种公平报偿的功利主义基础上，而与什么自由主义、平等主义绝对不能发生关系。资本主义如果与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发生关系，资本主义会马①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民族书局，1934年，第110页。②周毓英：《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旗》，《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民族书局，1934年，第34页。③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55—56页。62万方数据张文涛：步入歧途：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上死灭下去”。①周毓英后来在回应胡汉民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文章中还写道：“民主主义、自由主义，这些臭东西，已不是‘近代的’，快都成为过去了。社会要进化，这些妨碍进化的东西——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便不得不被时代掉入坟墓里去。”②周毓英此处所说的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主主义主要指向资本主义经济上自由主义和政治上的宪政民主，这成为他批判的重心所在。周毓英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极为危险，主张清理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自由主义。他从经济危机中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已矛盾到了极点”③，故而同意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一说，以为用这话“去批评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非常确当的”④。他进一步认为，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若再不和自由主义分手”，就只能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守着失业的灾难而饿死、冻死”，二是拼一次世界大战。⑤周毓英指出解救之法乃是清算“自由主义”，让“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分手”，使垄断的大权操之于“全体的国家”而非“自由的国民”。他并声称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离过程“在法西斯蒂革命的大道上表现的最正确、最切实”，且认为共产主义的苏俄“也采取了这条路”，不过仅能算作是“法西斯蒂旁支”。⑥正是在反对自由主义的意义上，周毓英坚信，“二十世纪的世界，将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剧烈斗争的场所”⑦。周毓英在将经济危机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自由主义后，又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机械地引向民主政治，进而为其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政治开路。资本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政治上的民主政治相伴而生，他就以为既然“法西斯蒂的产生在经济方面的历史基础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崩溃”，那么，在政治上也必然是“议会政治的没落”。⑧他认为人类之所以产生政治、需要国家，①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56—57页。②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123页。③周毓英：《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旗》，《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76页。④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59页。⑤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61页。⑥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62页。⑦周毓英：《人类的自由》，《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民族书局，1924年，第84页。⑧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63页。63万方数据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2期无非是“人类要执行彻底的协力主义以求的相互生存上的利益”，为执行协力主义必须要有“好的组织”，而“好的组织必须要善良的独裁’’，一切组织上的事务“都取决于一个公正贤明的领袖”。①他为此举例说：“社会上就是小到三个人的团结，三个人的协力，也免不了要独裁。”②周毓英进而对议会政治盖棺定论：议会政治虽在资本主义制度与封建制度“激烈斗争的时候”是个“巧妙的形式”，有积极的作用，但其最大作用却是为“资本家的剥削与垄断行动”提供“政治上的保障”。③换言之，议会政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制造与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其结果则是，周毓英借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路径，用专制独裁否定了政治民主。在批判资本主义之时，周毓英完全肯定共产主义的革命性，但在社会主义内部，他却极力批判共产主义的阶级革命方式。他虽认为在经济危机之后的世界大变革中“比较有奋斗精神，而能够推动革命成功的”只有两种势力：“第一是法西斯蒂；第二是布尔什维克”，且“从思想基础上说，法西斯蒂和布尔什维克分别是协力主义和共产主义”，两者“同是一个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不过布尔什维克和法西斯主义，一个表现的“左倾”，一个表现的“右倾”。但是，周毓英否认布尔什维克的“左倾”是革命之举，认为“胡乱的无产阶级暴动”只是“从根本上取消了革命的力量”。④周毓英承认并赞赏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他却反对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方式——阶级斗争。他肯定“百年前的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才开始成长起来”的时候，“就能够像解剖一头家兔一样的去解剖资本主义，注定了资本主义崩溃的命运，当然是一件伟大而智慧的工作”，但是“对于社会的组织，对于历史的进化，马克思植下了错误的见解：以阶级斗争代替了社会的组织，以唯物史观限制了历史的进化”，以致马克思在经济上的伟大发现不能取得任何“真正的成功”。⑤周毓英从否定阶级斗争的角度出发，进而视共产主义为资本主义向法西①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64—65页。②周毓英：《独裁与革命’，‘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民族书局，1934年，第13页。③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66—67页．④Sw(周毓英)：‘。世界大势所趋”——法西斯蒂'，‘社会主义月刊，，第l卷，第8期，第2页．⑤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77页．64万方数据张文涛：步入歧途：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斯主义的过渡和必要铺垫。他批判共产主义宣扬阶级斗争、通过工人罢工等方式完成革命是梦想，认为“罢工、暴动可以打击个别资本家”，但“想进一步的夺取政权那就变成梦想了”，因为统治者的国家机器对付抱着阶级斗争观念的工人绰绰有余，坚持阶级斗争乃是共产主义百年来一直失败的根源所在。①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周毓英还将阶级斗争的危害指向了对民族共同体的威胁：“尽全国的力量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尚不能成功于万一，马克思主义者却偏要以阶级斗争的面具来分散民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力量，这真是自己走上了死路。”②总之，在周毓英看来，阶级斗争对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事业而言乃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受其影响共产主义也只能走向绝路。周毓英通过批判阶级斗争，径直认为共产主义的活动只能是法西斯“革命”的预备。他认为，共产主义的活动在革命的破坏时期“能够显示出特殊的功能”，但在建设上却“低劣的无能”，只能在客观上对法西斯革命“尽着历史的帮助的作用”。③在主观上，共产主义不是法西斯主义的朋友，而是真正的敌人：“法西斯蒂与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是两种绝不相同的东西，即在阶级的观点上说，也是正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④他对此解释说，“法西斯蒂革命，是以社会新兴集团的强力来恢复社会的协力关系和组织关系，同时法西斯蒂本身也是建筑在这种协力主义与组织主义之上的”，“法西斯蒂主张全体民族、全体国家——甚至全体世界——的协力”，“所以法西斯蒂从来不像资本主义共产主义那样预存着阶级的偏见”。⑤他继而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出发，认为“阶级斗争绝不能使社会进化，而阶级协力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⑥。在从阶级斗争还是阶级协力的角度将共产主义置于法西斯主义截然对立的位置后，周毓英又区分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在周毓英看来，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追求是“现实的从解决社会矛盾方面人①周筑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79页。②周毓英：‘青年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民族书局，1934年，第22页。③周毓英：‘法西斯蒂的历史基础及其动向》，《社会主义月刊》，第2卷，第4期，第79页。④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115页。⑤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113页。⑥SW(周筑英)：‘。世界大势所趋”——法西斯蒂》，《社会主义月刊》，第1卷，第8期，第6页。65万方数据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2期手”，而“共产主义只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现实与空想之间，“有了法西斯蒂，马克思主义就连一点欺骗的作用都不能发生，法西斯蒂与马克思主义自然就变成了死敌”。①“在理论上，在事实上，法西斯蒂随时都要与一切空想的社会主义做敌对，尤其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能并存。”②事实上，周毓英也更倾向将打破主张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作为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性”来源。周毓英进而在其社会主义阵营中攘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地位。周毓英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他认定马克思在理论上唯物史观乃是宿命论，阶级斗争的革命手段为狭隘的自杀政策。③他攻击“马克思右手打倒了唯心论，又用左手把宿命论扶植了起来”④；他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视为“自杀政策”，认为其给予“社会主义的赏赐只有一个残酷的牺牲和惨暗的破灭”。⑤那么，什么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周毓英认为不能“再学马克思的样子”。他眼中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人类实行协力主义的共同生活，共同推进社会、发展生产，使社会全体都得到自由幸福，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他特别强调，这里“唯一的中心便是协力主义”。⑥至于如何实现，他的回答依旧是阶级协力：“在目前讲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协力。”⑦换言之，在周毓英看来，科学的社会主义乃是协力的社会主义，亦即他所宣传的法西斯主义。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周毓英批判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心全在于阶级问题，这也是他主张法西斯主义的根源所在。他明确认识到“共产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都站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⑧。在他看来，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取代资本主义、超越共产主义，其原因就在主张阶级协力。他明确指出①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130页。②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131页。③周毓英：《社会主义的现实》，《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民族书局，1934年，第346—347页。④周毓英：《社会主义的现实》，《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350页。⑤周毓英：《社会主义的现实》，《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352页。⑥周毓英：《社会主义的现实》，《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370页。⑦周毓英：《社会主义的现实》，《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371页。⑧周毓英：《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旗》，《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55页。66万方数据张文涛：步入歧途：周毓荚“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资本主义因为对阶级认识不正确“已经走上死路”，共产主义对阶级认识的不正确“走上了不可实现的绝路”，而主张阶级协力的法西斯主义则“可以拯救孤苦饥寒的农工阶级、失业群众，也可以给予产业的资本家以革命的前途”。①也正因为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在阶级问题上的差异，它们在周毓英眼中不同的前途：“欧战后新兴的法西斯蒂运动没有资本主义的保守成分，也没有共产主义那样的无原则的破坏，然而她却兼有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长处，法西斯蒂成功，自然是前进了。”②三、思想史脉络中的周毓英社会主义观周毓英的法西斯主义思想，通过强调“阶级协力”和社会主义，表达了主张专制独裁的政治欲求，此有其清晰的思想史脉络可循，亦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就其思想史脉络而言，他刻意对接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传统，集中地袭用了社会主义思想系统中反对阶级斗争者的观念——尤其是德意法西斯主义者；从时代背景来说，他积极迎合了国民党“清党”反共后当政者反对阶级斗争、追求专制独裁却又不敢公然反对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的矛盾心态。社会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源之一，孙中山本人一再声称其三民主义为社会主义。这大体上也是国民党人的共同认识，即使是“清党”反共后的蒋介石也在1929年4月的国民党第三次大会上重申“三民主义之为社会主义，总理在其遗著和讲演中已经反复说明”③。客观地讲，周毓英主张“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是有其凭借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为达其论证法西斯主义的目的，不惜刻意为之。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到了熟烂崩溃的阶段，社会主义的时代到来，其表现即为：“列宁主义在苏俄首先成功，接着墨索里尼主义在意大利，孙中山主义在中国，希特拉主义在德国也都先后成功了。”④周毓英罔顾中、俄、意、德四国政局变动的具体内容和性质，不问它们基本立场的差异乃至对立。很显然，他为主张专制独裁，批判民主宪政，故①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127一128页。②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112页。③蒋中正：《敬告全体党员诸同志》，《中央日报》，1929年3月16日，1张4版。④周毓英：《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旗》，《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30一31页。67万方数据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2期意回避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为了“社会主义”之名，竟然不顾法西斯国家镇压工人运动的反社会主义的之实。即使是赞赏列宁主义也别具用心，其前提乃是列宁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观点”、“采用新经济政策”，“稳定了革命的政权”。①可见他的着眼点依然是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他又称三民主义为“整个就是科学的大同主义”②，与其眼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则显系为三民主义的法西斯化张目。③从现实根源上讲，周毓英的法西斯主义强调社会主义和阶级协力，与“清党”反共后国民党意识形态转向密切。④不可否认，阶级斗争是近代中国不少政治群体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甚至加以批判的主要原因，对于“清党”反共后的国民党而言则更是如此。在1928年2月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宣称要将“共产党的理论和方法务要铲除净尽，不许留在本党，遗害中国”，阶级斗争学说当然是重中之重。在对具体工作的设想中，蒋介石更是立志要国民党“一反其意”，其中就有“为阶级斗争者代以全民众平等互助”之说。⑤周毓英对此了然于胸，更主动迎合道：“法西斯蒂正可说是现在中国革命的对症要药，普及于大部中国的共祸，没有法西斯蒂阶级协力主义便无法消除一般深入民心的阶级仇恨。”⑥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之后，国民党既要坚持三民主义的社会主义属性，又因反对中共阶级革命须从思想观念上清除阶级斗争理论。这无疑为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更为重要的是周毓英契合了蒋介石政权对专制独裁的追求。周毓英明确指称，“‘宪政’不是枪炮，‘民主’不是菩萨”，“相信政权开放之后，宪政民主实行之后”，“各种反动势力的乘机抬头，中国刚刚前进了一步的革命，不幸将退后千百步了”。⑦他公然声①周毓英：《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旗》，《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31页。②周毓英：《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旗》，《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32页。③周毓英法西斯化三民主义的主旨为：。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蒂为用”，对此问题的研究参见拙文：《周毓英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法西斯主义》，第38—44页。④对此问题，笔者曾在拙文《“借魂还尸”与“清党”反共——也论20世纪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115—120页)中有过初步探讨，可供参考．⑤蒋中正：《关于党务的提案》，《中央日报》，1928年2月12日，3张1版。⑥周毓英：《青年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24页。⑦周毓英：《青年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23—24页。68万方数据张文涛：步入歧途：周毓英“阶级协力”的社会主义观称“独裁为了革命，独裁不会有罪”①，明确主张“清除党内的自由主义分子”、“恢复总理制”，实行领袖独裁。②从思想渊源上看，周毓英的法西斯主义思想堪称德、意法西斯主义的翻版。周毓英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无一不与德、意法西斯相类。在德国、意大利尤其是德国法西斯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当作死敌，但又自称社会主义，甚至在宣传中大声疾呼要废除资本主义的主张司空见惯。值得指出的是，这种主张并不是德国纳粹党(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发明，更不是法西斯主义所独有。在1918年11月革命后的德国，这类自称社会主义却又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民主制的政治团体大量涌现，纳粹党不过是其中之一。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传播，反对主张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但又声称坚持社会主义者也所在多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自不必论，政治立场基本上与国民党相对的梁启超系知识分子更是典型。梁启超研究系人于1920年底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就明确主张“采资本主义之方法，以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反对阶级斗争。④10多年之后，在周毓英鼓吹法西斯主义之时，以张君劢等为代表继承梁启超政治思想衣钵的《再生》派学人，则继而完善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⑤同样是坚持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张君劢等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周毓英的法西斯主义，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思想史个案，周毓英的特殊意义恐怕还在于，他从一个亲马克思主义者到反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是如此的彻底。⑥①周毓英：《与胡汉民先生论法西斯蒂》，《法西斯蒂与中国革命》，第133页。②周毓英：《国民党恢复总理制与中国法西斯蒂的组织问题》，民族书局，1924年，第45页。③参见莱因啥德·屈恩尔：《法西斯主义剖析》，邸文、李广起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1—42页。④对此问题较新的研究参见杨键：《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之间——研究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1928—1927)》，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第8—24页。⑤对此问题专论参见翁贺凯：《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张君劢民族建国思想评传》，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31—184页。⑥周毓英的思想史个案并非孤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甚至很有代表性。如果我们比较宽泛地看，会发现不少后来国民党的理论家或者笔杆子都曾与马克思主义渊源颇深，比如，戴季陶、胡汉民、叶青乃至周毓英。他们为何背离乃至背叛马克思主义，其思想的内在理路何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目前学界对它的专门的综合性研究尚付之厥如。69万方数据政治思想史2013年第2期同一“社会主义”名目下的政治主张可能千差万别，在西方思想界如此，在中国思想界亦然。1919年，胡适就针对其时社会主义的传播状况说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用同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①社会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其本身就有巨大的文化资本效应，也正因为此其内部关系更趋复杂，在1930年代中国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后则更是如此。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周毓英借由阶级协力社会主义所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不过是“盗用了社会主义的术语、口号，偶尔还有其论点”，“将它们融入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包含了民族主义、精英主义和保守目的的意识形态框架”，最终将“社会主义的主要前提溶解为一种反动政治”，是“一种捍卫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现象”。②对比当初周毓英所说法西斯主义兼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长、而无其短的表述，历史却以事实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如此吊诡的结局实不禁令人唏嘘。(责任编辑翁贺凯)①胡适：《问题与主义》，《太平洋》，第2卷，第1期，第2页(文内页)。②马克·尼古拉斯：《法西斯主义》，袁柏顺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6页。70万方数据